美国在70年代之前和之后的增长模式十分不同，Tyler Cowen 在 The Great Stagnation 里提出过这个问题，后来 Robert Gordon在《美国增长的起落》里有更详尽的描述，

Cowen 指出的现象是清楚的，但他的分析不得要领，简单说，他认为原因是容易摘到的果子都已经摘掉了，新的增长点很难找，而他开出的药方是多多支持科研，指望从中冒出像汽车那样的足以掀起大消费浪潮的大创新，

问题是：

1）有没有迹象显示，自7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的创新活动减少了，或创新激励减弱了？依我看，众多线索都指向相反方向，

2）何以认为这种增长模式转变是个需要治疗的毛病，因而需要你来开药方？更具体的说，当你对一国经济表现做长时段比较时，GDP增长率是不是恰当指标？如果GDP增长率放缓是社会富裕化的自然结果，那又有什么可担心的？

完全有可能，GDP这种特定的度量方法，会倾向于高估某些类型的福利改进，而低估另一些类型的福利改进，而后者在富裕社会的增长中占比更高，因而在同等福利改进速度下，富裕社会测量到的增长率更低，

早先我曾指出这种可能性，为解决这个问题，更早时我还提出过一个类似恩格尔系数的指标，

当年读完 Cowen 那本书时，我的思考大概就停在这个位置，今天突然又想起这个问题，发现，其实我能在理论上证明，前面提到的低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这里的关键是生产函数中的要素特性，以及这种特性导致的边际成本曲线形状，会随社会富裕化而向特定方向改变，这一改变将导致GDP增长率对福利改进的系统性低估，

生产要素的一个关键特性，是它的竞用性（rivalry），即，当它被用于一件产品的生产时，多大程度上还能被用于另一件产品的生产，比如，一磅面粉，若被用来制造某个面包，就不能被用来制造另一个面包或其他任何东西了，所以面包生产中的面粉是完全竞用的，再如GPS信号，被一辆车用了，丝毫不影响其他车用，所以是完全不竞用的，

但竞用性不是二值的，有些要素介于两者之间，比如道路对于通行者，当拥挤度很低时，完全不竞用，通行人数到达某个程度时，开始显得有点拥挤，竞用性便出现了，拥挤到一定程度，每加入一位通行者必须挤出另一位，就成了完全竞用，

一个池塘对于钓鱼者的情况与此类似，

各种要素中有形原材料都是完全竞用的，机器厂房等有形资产通常是高度竞用的，有些是完全竞用的，无形资产的竞用性通常较低，比如专利权和著作权，完全不竞用，组织结构是竞用的，但程度比有形资产低，商誉也是低竞用的，知识的竞用性则随默会度而异，越是难以言传的默会知识，竞用性越高，越是显性知识，竞用性越低，

再来看产品，生产一种产品所用到的要素组合中，可能包括竞用程度不同的要素，假如我们为其中每种要素赋一个从0到1的竞用性值，并按其在成本中所占比例加权求和，便得到一个介于0到1之间的指标，不妨称为该产品的生产要素竞用强度（R），

这个指标的重要性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产品的边际成本曲线的形状，竞用强度越高，曲线越平缓，即单位生产成本随规模提高而下降速度较慢，竞用强度越低，曲线越陡峭，单位生产成本随规模提高而急剧下降，

依我看，一个很明显，在统计上也很容易验证的事实是：当一个社会从贫穷向中等收入发展时，其福利改进主要表现为有形产品消费量的增加，对应的生产增量大多是高竞用强度的，而在那些已经富裕的社会，福利改进主要表现既有消费品质量提升以及无形消费品和服务的增加，对应的生产增额大多是低竞用强度的，

进而，若生产增量所涉及产品是高竞用强度的，在数量上将更多表现为“价格不变，数量增加，金额增加”，因而GDP增长，反之，若生产增量所涉及产品是低竞用强度的，在数量上将更多表现为“价格不变，质量提高，金额不变”，或“价格降低，数量提高，金额不变”，因而GDP不变，

这是因为，若一种产品的竞用强度很低，边际生产成本随规模急剧下降，厂商就会倾向于低价扩大市场的策略，因为多卖出一份产品带来的额外成本很少，有时甚至为0，

【2021-12-19】

@叶子疏: 马斯洛金字塔的上层难以以单纯价格衡量的意思？大概主要是信息革命的非物质产品，例如在线电影，视频电话和互动网站比起前代产品如剧场演出几乎是免费提供

@whigzhou: 对，但不止于此，许多有形商品的生产函数中，低竞用性要素的成本比重也大幅提高了

@whigzhou: 比如有一类提高来自组织/管理变革导致的默会知识显性化，而显性化降低了知识的竞用性，进而让边际成本的下降更陡峭

@whigzhou: 一个容易理解的例子是连锁快餐业，原本，经营一家餐馆所需知识都是默会的，大多存储在老板脑子里，麦当劳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知识显性化，变成几千页的操作与培训手册，而显性化的知识可以低成本大量复制

@whigzhou: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机械化和自动化也是一种默会知识显性化的过程，比如，要让一台机器完成纺纱任务，你必须把纺纱过程的每个动作和给料步骤清晰描绘出来，经此描绘，知识即被显性化了

各国的长期增长走势是由波谷决定的，若把最近委内瑞拉的例子添进去，效果会更显著

（Douglass C. North & 《暴力与社会秩序》） ​​​​

【2021-12-02】

@whigzhou: 比委内瑞拉更近的例子是埃塞俄比亚

@格林黑风:辉总更喜欢大英帝国？可我觉得大英帝国治下的全球GDP增长率和财富增长率远低于大美帝国治下的时代啊。
穷国弱国的发展限制也是大美帝国时代更加宽松。

@whigzhou: 我看不能这么比，首先金本位时代和纸币时代增长很难通过GDP之类指标进行，更一般的说，GDP这种指标只适合于短期局部比较

@whigzhou: 其次，我更关注那些影响文化/制度有机体长期健康发展的因素，而不是阶段性增长速度之类的指标。

@whigzhou: 有关如何在大跨度上比较经济水平和评估发展速度，我曾提出过一种类似于恩格尔系数的思路：算算T1时刻的中等收入者需要花掉收入的多大比例才能过上与T0时刻中等收入者相当水平的生活

@whigzhou: 比较长期发展时，有一点值得注意：从长期看，币值似乎更多的锚定于必需品，这意味着，当发展主要体现为“非必需品的交易量增加”时，以货币度量的增长率会显得更低，这样，即便全要素生产率以恒定速率提高，GDP增长也会越来越慢

@whigzhou: 就是说，当增长主要体现为人们吃了更多食物、盖了更多房子、买了更多汽车时，在统计上常会表现为价格恒定、GDP提高，而当增长主要体现为人们享受了更多优质服务、去更多地方旅行、享受更方便的通信、玩了更多游戏时，在统计上更可能表现为价格降低、GDP不变

@Stimmung:那意味着旅行社、通信服务供应商、游戏制作发行etc. 的收入并没有增长，但却增加了供给。他们是在为人民服务吗？

@whigzhou: 对啊，不然怎么会有摩尔定律

@Stimmung: （接上）ceteris paribus, 技术进步使MC曲线下移，厂商相应增加供给，直到重新达到均衡。在此过程中真实收入增加

@whigzhou: 对，但是价格指数的加权方式会自动拉低那些价格下降快的产品的权重，因而低估这些产品带来的消费增长，至于GDP绝对值是否随此过程而提高或下降，还取决于其他因素，无法判定

@whigzhou: 其实我们最好换个角度来看这问题：能否找出一种价格指数，使得按该指数调整的GDP能够反映“真实”消费水平？我的回答是：不能。因为无论如何设计价格指数，都会扭曲“真实”消费，它要么无法反映成本下降带来的消费增加，要么不得不扭曲消费者对不同消费品的价值排序，后者同样是对“真实”的偏离。

@whigzhou: 也正因此，我提倡另一种比较方法

【2021-04-08】

终于看到有人表达了和我类似的看法，下面两段摘自Robert Gordon《美国增长的起落》第一章：

本书表明，有两个重要的原因足以解释为什么人均实际GDP大大低估了任意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特殊世纪中所取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一，GDP遗漏了生活质量的很多方面，这些对人们十分重要。这种遗漏的产生源于GDP指标的设计而非其理论缺陷，因为GDP测度的是在市场中交易的商品和服务，并没有包括那些对人们非常重要的非市场活动的价值。第二，即使作为衡量市场活动的指标，GDP增长也会被系统地低估，因为用于将当前货币支出转换为经通胀调整的不变价值美元的价格指数会高估价格增长。这一部分我们将超越实际GDP的界限拓展生活水平的概念，下一节讨论价格指数偏误的来源，最后用相关例子进行总结，说明人类活动中容易被GDP遗漏……

……因此，价格指数忽略了新产品的福利收益以及新产品进入市场初期价格降低的福利提高效应。此外，在测度已有商品的质量方面还存在“质量偏误”。在任意给定月份，大部分电视机的型号都与前一个月的相同，价格指数测度的是已有型号任意月份环比价格的变动。但是，这将忽视能够以较小价格变动提供更大屏幕或更高清晰度图像的新型号的不断引入。消费者成群地停止购买旧型号而转向新型号，但是价格指数并没有考虑到质量价格比的提高。汽车燃油效率和家电能源效率的提高，如室内空调机和烘干机等，是官方价格指数中特别显著的质量偏误来源。

18世纪大清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江南，广东，福建），工资率也最低，这可能是揭示马尔萨斯型增长（俗称内卷化）的一个最直接明了的量化指标，显示了这种繁荣是通过不断追加劳动投入（同时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结果，这与西欧的情况恰好相反，在那里，最繁荣的北海地区，工资率也最高。（摘自Jan Luiten van Zanden《通往工业割命的漫长道路》第9章）

多年前我在《铁鎝与秧马》一文中也曾指出，劳动替代型工具在江南消失的最彻底，比如耕牛被铁鎝取代，马车被轿子取代，骡子被扁担取代……，这是内卷化的另一个指标

@eeskqiiq: 说好的江浙自古富裕呢[哼]

@whigzhou: 这跟富裕不矛盾，富的是那些靠非劳动资本吃饭的人，地租高，生意多，富人多，文化繁荣，这些都不假，而同时非熟练劳力报酬低，其生活水平更接近生存极限，这是传统经济创造繁荣的常规途径

@whigzhou: 历史上，斯密型增长和熊彼特型增长向来都是短期和局部的例外，直到工业革命

劳动生产率是个危险的概念，你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它误导，比如某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0倍，实际工资率却没涨，甚至下降了，很奇怪很不合理甚至很不公平是吧？但其实理由可能很平凡，设想一座年产值百亿美元的芯片，实现了完全自动化，变成无人工厂，只留下两位保安轮班巡逻，劳动生产率自然高的惊人，但没有任何理由涨工资，而且由于高薪高技能岗位消失了，该行业的实际工资率当然大幅下降，没什么不对劲，因为所谓劳动生产率，和工人技能和价值贡献程度可以完全没关系，而且对于任何非全要素生产率，该原理同样成立。

@whigzhou: 读过《大停滞?》 ★★ “这是Cowen作品里最差的一本，这家伙的经济学功力这回算是彻底暴露了，对消费和金融的理解都一塌糊涂，我看他还是谈文化更有趣一些。” http://t.cn/RA1Wck8

@慕容飞宇gg:那么 大停滞 这个主要论断你赞同吗？

@whigzhou: 不同意。我也看到一种停滞前景，但和他说的完全不是一码事，我看到的是：随着整个生产体系的进化，很可能越来越多人的人力资源在其中变得毫无价值，当这部分人的比例高到某个程度时，经济将不可避免陷于停滞

@whigzhou: 我不知道这个临界点何时到来，过去几年美国的劳动市场参与率在持续下降，或许部分体现了这一趋势，但我不确定其中多少可归因于制度（比如社会福利和最低工资），但从理论上说，即便消除所有制度障碍，越来越多人退出劳动市场也是完全可能的

@whigzhou: 有人认为教育制度的改进可以解决这问题，我不同意，教育最多能延缓这一过程，因为受制于人类硬件局限，教育的边际效果在不断下降，到某个程度之后，无论再追加多少教育也不可能把某些人的人力资源变得有市场价值了

@理客墙: ….你说的这现象早有文献研究到死了，Cowen还专门写了另一本书说这事。但这和停滞有什么必然联系？

@whigzhou: 理论上没有必然联系，我在《机器会将人挤出劳动市场吗？》里也说了，退出劳动市场的人，并非不可能靠非劳动要素报酬继续维持其消费能力

@whigzhou: 但从经验上看，当大部分人口退出劳动市场，要指望出现一种恰好分散均匀到足以维持消费繁荣的要素分配格局，依我看是不太可能的，我也看不出通过何种演变途径能达到这样的分配格局

@whigzhou: 传统低端劳动要素有一个自然特性：每个健康人都天然拥有，而且谁都不比谁多多少，因而当此类要素的市场价值高于零时，经济体自动实现了某种分配结构

@慕容飞宇gg:从消费的角度来说，衣食住行已经很久没有提高了，未来呢？

@whigzhou: Cowen看待消费的方式整个歪了，要拧过来很费劲，我就简单说几句，1）“很久没有明显提高”这个说法经不起仔细检查；2）假如每人多买三辆车，每天多吃三倍肉，倒是很符合Cowen的增长观，可是人们要的增长真是这种吗？

@whigzhou: 3）当某个层次某些类别的消费大致满足之后，人们就开始更多关注其他方面，开辟新的消费天地，而不会在原有消费组合上一味追求数量扩张；4）考虑到成本结构上的变化，旧消费组合的精致化、新消费领域的扩张/改善，其程度可能无法充分体现在GDP中，但只要这些改变正是消费者所要的，那又有什么不好？

@whigzhou: 举个稍稍极端的例子，假如延长寿命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达到这样的程度：一个人需要把医疗开支从其收入的20%提高到80%才能以让他再多活一年，按Cowen的标准，活101岁和100岁显然不算明显著改善，但人家就愿意这么做，你着啥急？

@鸥先生-:辉格老师最在意那些数据？

@whigzhou: 比较消费质量和长期生活水平的话，我提倡一种扩展的恩格尔系数，比较创新和投资活跃程度的话，最简单指标是Top100名单的更新频率

@whigzhou: 不过，若不是为了讨论方便而需要一种客观指标的话，我个人其实更注重直觉观感：新鲜好玩的东西是否还在不断冒出来？学术界是否还在不断产生富有启迪的新思想？企业家是否仍有机会创造激动人心的新事业？总之，只要文明继续繁荣下去的可能性不被扼杀，我就很满意了～

@whigzhou: 以国别比较考察制度与繁荣之间关系时，在面对小国特别是资源条件特殊的小国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奇特的情况，比如自由导致萧条和衰败，我虚构了一个极端案例，可以演示这种情况如何可能发生。设想一个像复活节岛那么偏僻的地方，被皇家海军用来囚禁战俘，并按普通监狱标准管理他们……

@whigzhou: 这些战俘当然享受不到什么自由，然后某天，皇家海军宣布撤离该岛并解放所有战俘，同时留下一套效能不亚于大英本土的司法系统来确保他们的自由，于是前战俘们享有了自由。起初若干年，社会繁荣了起来，可是当繁荣水平达到一些人能买得起一张远洋船票时，他们就离开了，直到所有人都离开，GDP降为0

@whigzhou: 在此过程中，从出现第一个买得起船票的人开始，该岛国的经济水平在统计上很可能表现为绝对下降，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而且所有用来衡量一个社会繁荣程度的指标，很可能全都是下降的

@whigzhou: 从这个案例可以衍生出各种有趣的版本，比如某国唯一值钱的资源是一座金矿，挖矿的是外国公司派来的机器人，本地人靠吃租过日子，原本有1000人，一场内战过后100人幸存下来，于是人均GDP大涨

@whigzhou: #读史笔记#在几十上百年这样的大跨度上，用GDP/收入/消费额之类的指标来衡量发展，除了用作横向比较外，意义似乎不大，恩格尔系数之类能体现消费结构变化的指标更能说明问题，比如可以设计这样一组指标：1）Ci是第i年中等收入消费者的典型消费组合，2）Pi=第i年的Cj价格/第i年中位收入(j=i-10)

@whigzhou: 计算第i年的Cj价格时，条件可放松为：买到的商品组合不必完全一致，功能上不差于它即可，因为10年前的东西可能已经是老古董，一般价钱买不到了

@whigzhou: 该指标大致体现了：对任意年份，一个中等收入者要想过上十年前那种生活，需要花掉他当前收入的多大比例，我觉得这是对长期发展的恰当度量

@whigzhou: 按传统指标，改进和发展最快的那些领域对生活的改善被远远低估了

@whigzhou: 比如某人每两年花3000换一部手机，每5年花10万换一部车，传统指标上显示不出什么变化，但10年前后的手机和车带给他的便利大为不同

【后记】更精细的度量可以针对各收入阶层分别进行。

@北望经济学园 @何钢HG: 1974年，Easterlin发表了关于#幸福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提出知名的Eaterlin悖论：在任意国家的某个时刻，富人比穷人要幸福；但在许多国家和社会，人们的平均幸福并未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多。后来他引用美国作为案例，1960-2010美国人均GNP增长了三倍，但幸福感却基本未变

@whigzhou: 若不是这样才怪了，说明人类神经机制出毛病了。每代新人成长起来时，其幸福感基准线当然要按当时的条件重新设定。

@tertio: 粗略地说，经济增长率提高的时候幸福感才应该会增加

@whigzhou: 最奇怪的是作者怎么不想想1960年和2010年报告幸福感的是两批人？若考虑这一点就谈不上什么悖论了

@自由_星空: 幸福感是主观、相对的吧。

@whigzhou: 任何概念，一旦有了一个度量方法，对于接受该度量方法的人，它就是客观的了，至于是绝对还是相对，要看该度量方法的类型，序数度量就是相对的，基数度量就绝对了

@whigzhou: “什么幸福解释模型更好”这个问题先搁置，仅用“免遭已知典型困苦和享受已知典型便利的能力”（这是“变得富裕”的结果）这一条，足以解释下列三种情况，毫无悖论：1）同一社会中富人幸福感高于穷人；2）贫穷社会幸福指数低于富裕社会；3）经济匀速同构增长不影响幸福指数。 @赵昱鲲 @猪头非

@whigzhou: 解释：1）同一社会富人穷人所参照的已知典型困苦集（P）与已知典型便利集（C）相同，而能力不同，故幸福感不同；2）贫穷社会人民了解一些富裕社会的典型便利，却不能享有，富裕社会人民了解一些贫穷社会的典型困苦，能轻易避免，故前者幸福指数低于后者；

@whigzhou: 3）经济匀速同构增长时，P与C和避免/获取它们的能力同步变化，因而幸福指数不变

@猪头非: 这样的话,P与C中所累积的久远以前的困苦和便利在不断进步的能力的作用下,会变得更加容易避免和更加容易实现.但为何这个部分没有在时间维度的幸福指数上反映出来?

@whigzhou: 因为人是朝前看的，不惯于忆苦思甜嘛，只会以当代状况为参照和基准，这是好事啊，否则人类的适应性就完蛋了

@猪头非: 第(2)点需假设穷国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足够通畅.对于穷国的上层人很合理,对于穷国下层人则值得商榷:穷国的下层人在和本国上层人比完之后,其他富国的情形到底知道多少;即使知道,又能追加多大

@whigzhou: 这种当代资讯条件下应该没问题，电视电影里能看到，而上层对发达社会的模仿证实了他们看到的是真的

@赵昱鲲: 对，关键是经济匀速同构增长中的“同构”。所以欧美国家经济匀速增长时，幸福感没有太大变化，但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一直是高速，但伴随着结构变化，于是幸福感也有变化。

@whigzhou: 还有个文化/价值变迁的因素，自我要求不同了，生活方式变了，收入翻几倍却大喊结不起婚养不起娃了

（续）

@whigzhou: 关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想到一点：父母对子女所负责任多的话，会提前感知到新生活方式的负担、焦虑和压力

@whigzhou: 许多新型享受，原本老一代人负担不起也不觉得很痛苦，因为他们需求偏好已被之前的条件塑造成型了，但为儿子考虑就不同了，更具前瞻性，也就更焦虑，这个我在讨论中美储蓄率差异时提到过 http://t.cn/zOmRwX5

@丫力山大的献头君 辉总认为通过改变文化（比如增强幸福的感受能力）是否比经济增长更有助于社会幸福群体比例的增加，学生在西藏农村时看到村民的幸福感并不比城市中汲汲于生的人差

@whigzhou: 说实话，我认为把幸福感作为宏观指标来观察和研究，实在没什么意思，将它与任何政策或制度联系起来更是不可接受

@whigzhou: 我参与幸福经济学讨论的唯一旨趣，就是想说明这一点，即：将总体幸福感水平视为值得追求的宏观指标，是荒谬的，也是不可容忍的（至少按个人主义价值观）。

@whigzhou: 比如，若研究证明：其它不变，用药物降低所有男性睾酮水平，或提高唐氏综合征患者比例，即可提高幸福感水平，然后呢？

@Azzssss: 所有的宏观指标都有这一问题

@whigzhou: 但程度很不一样，比如1000%或-20%的通胀率，失业率在两年内上升一倍，贸易量一年萎缩20%，这些肯定是值得避免的，可幸福感……就不好说了，比如焦虑感集体加强，可能只是出现了某种值得追求的新事物，有啥不好？

@慕容飞宇gg 到现在科学界还有不少人支持优生学吧，只不过不敢公开出来说罢了

@whigzhou: 优生学没什么不对，优生政策和优生法才是罪恶

下一块金砖在哪里？
辉格
2011年12月29日

最近，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EPFR）发表的数据显示，国际资本正在大量流出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跟踪这些市场的指数也相应的大幅下跌，高盛的分析师也认为，新兴市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这些看法，无疑给那些寄望于新兴市场的繁荣将全球经济拉出萧条的人们泼了一瓢冷水，不过与种种乐观论调相比，它们看来更贴近现实。

过去二十年的新兴市场繁荣，是后冷战时代全球化所导致的资源再配置过程的后果，中国和印度的人力资源、俄罗斯和巴西的自然资源，在此之前被深锁在坚固的要素壁垒之内，一旦壁垒拆除，便造成了一股全球性资源再配置洪流，这些资源在进入全新的配置结构后，其产出能力和资产价值皆成倍增长。

这一过程不仅带来产出增长，更倍增了这些资源拥有者的财富，也为完成再配置过程的企业家、资本市场和金融业带来了大量投资机会和丰厚的资本回报；这是一种特殊事件带来的特殊繁荣，为更好的认识它，最好把它与常规增长区分开来，来自生物进化史的类比或许能帮助我们做这种区分。

地质史上，间或会有一些重大地理事件给生物界带来一个特殊的进化阶段，比如板块移动造就的巴拿马地峡最终在250万年前把南北美洲连成一体，冰川进退曾反复打开和关闭连接亚洲和北美的白令陆桥，气候干湿变化曾反复开闭连接下撒哈拉非洲和欧亚大陆的撒哈拉屏障，海面升降也曾多次开闭直布罗陀海峡。

这些地理事件所导致的物种流动，都会在短期内造就一个进化飞跃期，大批物种兴衰更替和辐射进化的规模、幅度和速度，都远非其他时期所能比肩；试想，假如有若干天使站上帝身边观赏进化史，并热衷于对各物种的命运下注，那么上述地理事件发生之际，大概也是他们押注兴趣最浓厚的时候。

那些观察敏锐、对进化规律有着良好把握的天使，这也是一展身手的最佳时机，假如上帝允许，他们或许还会从天堂跳下来，给那些在新生态形势下有发展前途的种群指路、提供交通工具，甚至贷款，这时候，他们就不只是投机者，也是投资者和企业家了。

战后树立的几道铁幕，如同关闭的直布罗陀海峡，将其身后的地中海变成了几近干涸的盐湖和大片荒漠，而构成过去二十年新兴市场繁荣的主要动力，便是海峡开放后迅猛灌入的海水，而现在，这一过程似乎已经完成，08年危机或许就是这股洪流所遭遇的一次反弹——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由于后浪看不见海岸在哪里，浪潮常常会扑过头而遭遇反弹；这并不是说进化已经停止，创新和增长仍将持续，但它已进入常规阶段，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已经过去了。

这样，“下一块金砖在哪里”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哪里还有这种级别的壁垒？答案似乎很明显：已经找不出大陆级规模的单一壁垒；阻碍要素流动的障碍当然还有很多，但那些都是零星分散而错综复杂的，不是由单一力量所设置并控制的，因而也是难以指望在短期内突然拆除的；如此看来，未来的增长将以常规方式进行。

在常规阶段，增长潜力将再次回归到制度优势和创新体系，这一点正是过去十多年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新兴市场令人眩目的表现让他们以为制度基础并非那么重要，这种见解的极端表现是张五常的“五千年最好论”，他们因为看到地中海的鱼类种群增长迅猛，便错误的断言地中海有着鱼类发展的最佳环境条件，其实只不过是因为此前地中海的鱼都死绝了。

投资者和企业家们，需要尽快从开放洪流所带来的喜悦和振奋中清醒过来，重新将目光聚集到制度和创新等传统优势上来，如此才能将自己的策略建立在一个牢固而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那些在市场制度建设上取得了长足进步的国家，比如秘鲁和蒙古，那些以危机为契机改善了其市场制度的国家，比如韩国，那些面对危机不乞灵于干预和管制而坚守市场取向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和新西兰，在未来更值得看好。

重要的是，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是不是金砖并不重要，那是给投资者衡量投资机会用的指标，好的制度才是他们生活和事业的坚实保障，许多在过去二十年很少吸引投资者目光的国家，比如斯洛文尼亚，实际上在生活安康和经济繁荣上都取得了极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