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但不至于这么乐观·之二·国家起源：定居农业 vs 商业
辉格
2012年5月20日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备受质疑，环境和暖化议题又额外增添了一层灰暗和悲观色调，在某些人眼里，80年代以来的繁荣与乐观似乎只是一场幻梦；在此背景下，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的《理性乐观派》不失为一副及时的清醒剂，他以直率而极具说服力的论述，清除了大量难以自圆的谬见和缺乏事实基础的悲观论调。

不过里德利在强调贸易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时，似乎有些矫枉过正，特别是其中两个观点比较惹眼：一是认为市场化的分工与交易在智人进化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二是认为在城市与国家起源中，贸易和商人扮演了核心和主动角色，而国家和国王们则是跟在他们后面的掠夺者和寄生虫，早期国家最终都因国家权力的肆虐而衰亡；第一点我在其他文章中已讨论过，本文谈谈第二点。

关于国家起源，传统的解释通常基于剩余和再分配：农业提高了生产率，带来剩余，而定居又让剩余积累成为可能，此时部落中的大人物便有机会控制剩余和执行再分配，并利用所控制资源供养一个脱离食物生产的专业阶层，于是大型永久性建筑、复杂昂贵的工具和武器、文字、艺术等等需要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文明产物便涌现了。

但剩余假说有个根本漏洞：生产率提高未必带来剩余，更可能被人口增长所耗尽，历史上多次生产率跃进仅在起初推动了分工和专业化，随后又因人口扩张而再度去分工和去专业化（也即内卷化（involution））；而反过来，生产率不提高也未必不能创造剩余，一些技术原始的渔猎社会也有大量剩余产品，并促成了奢侈品消费和阶层分化。（我在《专业化的起源：剩余vs占有激励》中更仔细的分析过这一点，可参考）

其实，让控制剩余从而供养专业化生产成为可行的，不是农业所带来的生产率，而是农业的定居和季节化特征，这两点为有组织的暴力掠夺活动提供了条件；在狩猎采集时代，食物生产的地点和时间皆高度分散和不确定，且收获与消费几乎同步，因而掠夺的收益率并不比自己去打猎高，而定居农业将产出集中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掠夺变得更有利了，而农业村落为了防卫也必须供养职业战士，于是便推动了掠夺团伙和村落争相发展自己的攻防和组织合作联盟的能力，或许最终推动了国家的起源。

可是，掠夺与防卫竞赛只能解释控制剩余和执行再分配的能力，却未能说明为何这些能力会被用来推动分工和专业化，用来生产各种文明产物？

里德利则颇具启发性的将考察国家起源的视角转向了贸易：贸易推动地区间分工，进而推动专业化，让部分人脱离食物生产，而商业活动的记账和契约需要促成了文字的起源；这一转向很有意思，似乎可以避开许多困难。

实际上，有许多强烈迹象表明，国家起源很可能与贸易存在密切关系，出现于苏美尔的已知最早城邦，已被确认为一个由高度发达的商业和金融活动所支撑的城市，而已知最早文字的主要用途，正是苏美尔人的商业和金融记账；阿兹特克帝国的经济基础直接建立在对地区间贸易的严密控制和垄断之上，中国第一个拥有文字的王朝殷商，也很可能以工商业而非农业为其权力基础，甚至“商人”这个词也源自该王朝的名号。（限于篇幅和专业能力，我直接陈述这些判断而没有罗列证据，反正不当作定论就是了，下同。）

以农业解释国家起源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农业未必与定居同步发展，早期农民由于缺乏保持土壤肥力的方法，更可能是游耕的，黄河流域的农业可能直到春秋之前仍采用游耕模式，而城市和城邦则早已出现，这就给国家起源的商业解释留出了空间；实际上，假定早期城市的主要职能是手工业和商业，与既有考古证据也是相容的。

或许有点违背直觉，早期农业社会比后来更成熟的农业更依赖地区间贸易，因为对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控制和适应能力尚未成熟，农业村落的产品结构和产量稳定性都难以独立维持生存所需，需要与外界维持一个较大的贸易量；比如，在学会牧场与耕地恰当搭配轮作之前，可能需要进口肉食，再如石器工具远不如金属工具耐用，需要持续稳定的石器供给，而适合做石器的石料并非随处可得。

像欧洲中世纪早期那种自足程度很高、只须极小贸易量即可自我维持的庄园，其实需要大量农业知识的积累，以及技术与工具的长足进步，才能在谷物、肉食、饲料、纤维、建材、燃料、工具、水源等等资源和产品结构上实现完美搭配，在起源之初是难以做到的，或许，正是农业起源催生了贸易需求，为贸易发展提供了动力，而两者继而又共同推动了国家的诞生。

那么，这两种动力中，哪个更关键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最好将组织和创建国家视为一桩生意，看看何种商业模式更可行；前面提到，农业的定居化和季节性为掠夺和占有提供了激励，但以早期农业的人口密度，要供养一支上百人的队伍，需要控制数百平方公里的领地，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县，在当时的武器、交通、通讯和组织手段下，是非常困难的。

相比之下，既然能组织起这样一支队伍，用它来控制若干原料产地、维持几条贸易线路、建立几个手工业和交易中心，倒可能容易一些，因为这些活动在中地理上呈相对集中的点线分布，果若如此，我们不妨设想，早期城邦的创建者，正是这样一些武装贸易组织；并且这一设想与农业解释可以并存：贸易带来的收益为组织提供控制和占有领地所需的人力和财力，令其不仅能够垄断领地内的大宗贸易，还能向农民征税。

国家的这一起源路径，似乎也得到一些事实的印证，各大文明的国家发展史中，城邦常先于农业领地而出现，而这些城邦的工商业规模，常大得与其人口和领地规模不相称，埃及或许是个例外，那大概是因为其农业因集中于狭长河谷而容易被控制；中古到近代航海殖民者的历史也是如此，他们首先建立的是卡法、果阿、澳门和香港这样的贸易据点，很久之后力量足够壮大时才寻求进入腹地，由华人武装海商在婆罗洲建立并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兰芳共和国，起初也只是个商业城邦。

话说回来，尽管从贸易角度考察国家起源是有益的，然而里德利看待商人与国家关系的方式却过于理想化了，他将商人视为分工与交易的推动者，而将国王视为跟在商人后面的掠夺者和寄生虫，而实际上，在国家建立之前的无政府状态中，平民商人和武装劫掠者是难以截然区分的，当时的人也不会做这样截然分明的自我定位，这是久已习惯了生活于国家秩序之下的现代人的偏见。

在部落时代，人们对待自己人、与本部落有结盟关系的友邻部落成员、陌生或敌对部落成员的态度完全不同，原则上外人都是敌人，想获得陌生部落的产品时，是对等交易还是暴力抢夺，全看当时的风险、时机和力量对比，因而地区间跨部落的运输和贸易将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要保护自己免遭抢劫、被交易对手公平对待、确保契约得到履行，都需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正如近古东南亚海上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下，商人都依靠自我武装并结成互助联盟，而这些武装组织一旦建立起来，便可能逐渐从具体的商业经营中脱离出来，而专以提供保护和秩序为其盈利基础，最终发展成为国家。

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商业组织先于暴力组织而发展，并因而认为和平交易是人类更古老更牢固的本性；更可能，他们原本就是一体的，武装组织与商业活动互为支撑、同步发展，直到国家成为一种以领地和税收为基础的普遍秩序提供者，商业才从中脱离而成为平民活动，这也意味着，在交易和掠夺之间，人性并不更偏爱其中任何一种，全看特定制度条件和博弈格局下怎么做更有利，对此过于乐观反倒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