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gzhou: 几周前读了Judea Pearl 的《为什么》，这书的导言和前几章很有欺骗性，让人感觉作者像个神棍，我差点就放弃了，幸亏现在年纪大了比较有耐心，而且刚好人在外面，iPad里也没有更好选择，就捏着鼻子读了下去，结果发现其实是本很不错的书，介绍的东西很有意思，也很重要，

他说的其实是这么个东西（这是我的解读，其他读者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这也得怪作者，他的表达方式确实很有问题）：

1）一项科学研究大概有这样几个步骤构成：提出一个（或一组）因果假设，采集实验或观察数据，用数学工具处理数据，分析检验处理结果是否支持假设，

2）问题是，在早先（大概二三十年前吧），数据处理部分与其他步骤在数学上是脱节的，它们没有被纳入一个统一的数学程序中，这是因为处理数据所用的经典统计学，系统性的排除了因果关系这个概念，

3）正因此，因果分析只存在于研究的非数学部分，通常是用自然语言表达的，未数学化的，这也意味着，提出假设这一步，并不能直接的导出对后续步骤的严格指引：该采集何种数据，该如何处理，该如何以处理结果验证假设，

4）这种脱节也意味着，没有明确的方法来识别和认定诸如共因关系和中介因子等在因果分析中极为关键的因素，

5）并不是说，科学研究因为这种脱节就没法做了，统计学毕竟只是研究者所用的数据工具之一，虽然各部分可能是脱节的，但人类理性能力可以把他们接合起来，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分析”，

6）问题是，这样的话，科学探索就没法自动化（因为各步骤没有被纳入统一的数学模型），而这正是强人工智能所需要的，一个真正的智能系统应该能自行探索世界，提出假设，采集数据，验证假设，并据此调整信念，而这一连串步骤须在一个统一的数学框架指导下持续迭代，唯如此，其对世界的认识才能在没有人工输入的情况下持续改进，

7）解决方案就是把因果关系以严格的数学语言（比如因果图）表示出来，并且置入用于处理数据、检验假设的数学模型中，比如把一般的贝叶斯网络换成因果贝叶斯网络（非因果的贝叶斯网络中，节点只表示状态，连接是无方向的，而在因果贝叶斯网络中，节点可以表示行动（或干预，或Pearl的do算子），连接是有向的），

Pearl自称，在促成上述转变的发展中，他和他的学生们做出了大量关键贡献，这我并不怀疑，但他的叙述方式总让人感觉这个转变被他说的比实际更具革命性，说的好像在此之前的研究者要么不关心因果关系，要么根本不知道怎么分析因果关系，这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只是早先没有办法把因果分析放进标准的统计工具包里而已，

@tertio 务个虚，脑子又转回归纳难题了，“归纳为什么是有用的呢？我现在的答案似乎变成了人择原理了：是因为我们只能生活在一个归纳法有用的世界里。

@whigzhou: 就是世界可理解性假设，我最近恰好说到过：【世界的某些局部与侧面一定比其整体更稳定、更一致、更少变，否则世界便是不可理解的】

@whigzhou: 若将把世界视为一部有限状态机，虽然可能状态是有限的，但自创世以来它却从未进入过两个相同状态

@whigzhou: 可是，如果你把世界的某个局部或某个侧面单拿出来，你可能会发现一部更有限的状态机，比整体有限的多，有限到你的头脑都能理解它

发现 Russell Roberts 的访谈真会掐时机，在弗里德曼死前两个多月采访了他，还是两个多小时的长篇访谈，科斯死前一年多又采访了他，两个老家伙都当时快说不动话了，

不知道下一个被他采访死的会是谁，Thomas Sowell?

听了科斯的访谈，发现张五常好多牛逼哄哄的话，其实都是在学科斯的舌，比如对博弈论的鄙视和攻击，科斯那辈人这么想可以理解，属于代沟问题，你一小后生也跟着起哄，就只能算无知了，

科斯对博弈论的攻击，看来只是他整体上反理论化倾向的一种表现，这种倾向里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所针对的一些具体现象也确实毛病不小，问题是科斯无法把这一倾向以某种自洽的形式表达出来，因而只能停留于一种好恶情绪，当然，科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表达，因为那需要一种更高层次的理论化，甚至比他反对的那种理论化更理论化，也就是哲学思考，

听了他的一些具体抱怨后，我琢磨着，他真正反对的，其实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理论化，

让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自下而上的理论化，毕竟这是我刚刚发明的一对术语，

比如你研究了一家牙膏制造商，从中得到一些有关牙膏生产（或分销/定价/成本结构……）洞见，你想，或许这些道理也可适用于其他牙膏制造商，于是你把更多牙膏制造商纳入你的研究，然后，你最初那些见解中，有些得到了保留，有些被排除了，有些可能被修正了，但只要其中一部分得到了保留，你就完成了对这些见解的一次*一般化*，得到了一些比这些原始见解更一般的*理论*，

此类过程可以反复迭代，你可以把研究扩大到日化品制造业，然后整个制造业，或整个化工产业，或所以营利性私人企业……

对这样的理论化，我想科斯是不会反对的，

他反对的其实是一种相反的过程，先发明一套概念和理论，然后用它去解释现实，当然在解释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需要将它具体化，于是便在理论内核外面衍生出一层又一层外围理论来解决使用内核理论时碰到的各种困难，这样的过程就是自上而下的理论化，

历史上，最典型的自上而下理论化就是牛顿体系的构建和扩展，

无需多言，这两种方向的理论化都是有价值的，恐怕科斯也无法反对牛顿体系创立的价值，

当然，他是在社会科学语境中谈这些事情的，

可是社会科学中的自上而下革命同样富有成果，边际分析，均衡，价格理论，达尔文主义，马尔萨斯，都是自上而下的方法，

科斯本人的最大贡献当然也是自上而下的，一个概念横空出世全面刷新了整个经济学学科，还部分刷新了政治学和法学，

可是他对此好像并不开心，他的一句名言是（大意）：科斯定理不是我发明的，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访谈中，他对受他启发而试图将他的见解理论化的那些努力显然十分不以为然，

可见哲学家还是有事情可做的，

@宁静投资-秦:是归纳和演绎吗？

@whigzhou: 和归纳/演绎没关系，自下而上就是奉行*最小程度一般化*原则，其最初洞见可能来自单一案例，而非归纳得来，然后小心翼翼的加以推广，每步推广的幅度不超出其能实际获取材料的范围

@whigzhou: 科斯反复宣扬的所谓真实世界经济学，大意便是如此，我也是听了这个访谈以后才弄明白

@同声翻译樱桃羊 我特马最烦一件事：给我留言或私信说“你们这个行业迟早被机器取代”云云。

@tertio: 即使是文本的机器翻译，bug也多得很，哪怕99%都翻译得很好，最后的1%才是大Boss

@whigzhou: 翻译困难的关键是，最佳翻译实际上需要掌握两个文化的全部公共知识（甚至还有一些不那么公共的知识），这是个浩大工程，哪怕AI有着最完美的学习机制，向它饲喂恰当材料也是个艰巨而漫长的任务

@whigzhou: 这一困难可帮助我们理解奎因的整体主义

@whigzhou: 而且语言演变非常快，要跟上时代，这部机器必须始终*生活*在这两种文化中，持续获得有效输入

@whigzhou: 而且这两种文化都分衍出了很多次级文化，有着不同的公共知识集，同一句话，收银员对顾客说，和物理学家对另一位物理学家说，意思可能完全不同

@whigzhou: DeepL 算是我见过最佳翻译软件了，可是翻译稍微偏门一点的东西还是不行，不忍卒读，我猜原因也不复杂，就是如果目标语种里与原文所谈论主题相关的语料太少，就不可能译的好，想想看，如果某个学科对中文世界是全新的，当一位肉人翻译尝试该学科的第一本书时，很多表达方式都需要他从头发明，要做好这件事所需要的知识量，远远超出我们通常对一位翻译所持的期待

@tertio:如果有好的模型，获取数据倒是不难，目前的难点还是基本模型有问题。

@whigzhou: 当前的模型肯定是偷懒走捷径的，但获取数据也不容易，问题不在量，而是切题性，最好的获取方法是让机器伪装成一个肉人，有着肉人一样的欲望和本能，过肉人一样的生活，像肉人那样与肉人交流

@whigzhou: 本能，欲望，地位，个体经历，关系史，社会情境，都构成了上下文的一部分，都会影响一条输入的含义

@tertio:这就触及到根本问题了，机器和人没有真实的互动只靠观察能否真正学会一门语言。

@whigzhou: 我看不能

昨天晚上本来想写个有关*社达*的帖子，因为我最近又好几次看到这个词，可是写到一半时却发现，我必须先解决一个哲学问题，话才说的下去，

这个问题是：一种科学理论，能否被用作道德辩护的工具？

或者更强的版本：积极提倡一种科学理论，这一做法本身是否构成了对某些行为（或状况/习俗/传统/制度/文化）的道德辩护？

具体到*社达*问题就是：倡导达尔文理论，并积极将其运用于人类与社会，是不是在为弱肉强食主义做道德辩护？

有些人，包括十年前的我，可能会说，根据休谟断头台原则，从经验认识得不出价值判断或道德法则，所以，无论达尔文主义是否能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某些行为（或状况/习俗/传统/制度/文化），都不会构成对它们的道德辩护，

逻辑上，这么说没错，

可是我们不是按逻辑来生活的，经验认识确实可能影响我们的价值与道德系统，这种影响可能以几种方式发生：

1）特定经验认识会改变我们对特定道德规范的乐观度，比如，当你用达尔文眼光重新考察了人类历史之后，你对某一特定道德规范的乐观程度可能就会改变，这里的乐观/悲观有两层意思：A）对该规范得到普遍遵循之可能性的评估，B）对遵循该规范的那些个体与社会之命运的评估，

假如你借助达尔文主义所获得的经验认识让你对某种道德规范变得极度悲观，你发现，这种规范要么没多少人会遵循，要么遵循它的人下场会很悲惨，那你就很可能抛弃这种道德观了，当然，这是一种*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而不是逻辑关系，逻辑上，你完全可以继续坚守那种道德观并坐等噩运降临或黑暗时代到来，

2）个人的道德系统是个庞杂的东西，其中包括很多相互独立的价值函数和道德法则，而不是由单一函数/法则计算演绎而成，这些组成元素以不同的优先级被组织在一个层次结构中，而它们之所以能被组织起来，是因为某些经验认识把它们关联了起来，所以，每当你获得一项新的经验认识时，这个结构便可能遭受冲击，此时会触发一个反思再平衡过程，各元素的关系被重新协调，其中某些可能被迫修正或抛弃，最终达致一个新的（罗尔斯所称的）反思平衡状态（reflective equilibrium），

举个例子：在你的价值体系中，古典音乐和印象派艺术是备受珍爱的，智能手机和摩托艇是激动人心的发明，而私人财产权是受鄙视的，雇佣关系是不道德的，

然后某一天，你认识到，若没有私人财产权和雇佣关系，那些你珍爱的东西，那些让你激动万分的玩意儿，全都不会存在，而假如今天就废除私人财产权和雇佣关系，这些已经存在的东西也很快会消失，

无论你出于何种缘故而获得了这一认识，也无论这一认识是否正确，问题是：获得这一认识之后，你的价值体系仍然会保持原封不动吗？

或许有人会，但依我看，很多人（恐怕绝大部分人）不会，我相信，一般人在此类情况下都会感受到巨大的价值冲击，并因而会做出反思调整，努力达致新平衡，

3）道德不只是个人的事情，有些道德原则会经由个体间的协调和同意过程而成为社会契约的一部分，正是这种可能性，促使人们进行道德争辩（而不仅仅是个人反思），因为任何个体都不得不生活在某一共同体中，所以他时不时就会面临这样的需要：努力说服其共同体伙伴接受自己青睐的道德原则，或放弃自己反对的那些原则，特别是当这些原则有望被纳入（或眼看就要被剔除出）社会契约时，

而正因为上述第2点，道德争辩与说服的一种常见方式，便是努力让对方获取某种你希望他获取的经验认识，以期在他头脑中触发一个反思再平衡过程，

所以，基于以上三条，一种用来引导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以及运用这一理论而获得的经验认识，尽管不能从逻辑上引出任何道德法则，却完全可能影响个人的道德观，以及共同体的道德规范，乃至社会契约——在此意义上（且仅仅是*在此意义上*），说一种科学理论（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可以用做道德辩护的工具，确实不算错，

再来看问题的更强版本：倡导一种经验性理论，这一做法本身是否可能构成了一种道德辩护？

依我看，这么说并非在所有可能情况下都完全没道理，

设想存在这样一种理论（T），一旦人们接受它的引导，运用它来认识世界，便有极大的可能获得这样一种经验认识（P）：任何奉行特定道德规范（M）的群体，都会遭受这样的命运（D）：在三代人之内灭绝，若多数人类群体奉行M，文明将在三代人之内毁灭，

同时，由于你可以安全的假定，你的绝大多数共同体伙伴都无法在价值上接受D这样的后果，因而你可以安全的预期：假如他们接受理论T，并得出与之相应的经验认识P，便有极高的概率会抛弃M，转而接受另一种道德规范（M’），

当然，上述信念链条的每一环都会打折扣，但至少理论上完全有可能，在打完这些折扣之后，你对你的共同体伙伴在接受T与抛弃M之间的关系，仍然足够确信——在且仅在此意义上，说倡导T就是在攻击M，或是在倡导M’，并非没有道理，

@whigzhou: 看过《人脑漫游》 我的评分：★★★★

这个系列总的来说质量挺高，可惜，最后一集还是晚节不保，在自由意志问题上掉进了那个很俗套的坑，或者叫里贝特谬论（详见丹内特《自由的进化》第8章），刚才又想了想，之所以那么多人前仆后继的掉进这个坑，是因为他们总是理不顺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总是不自觉的在整体与局部之间来回乱跳。

里贝特谬论的要点是，既然你要把『自我』这个黑箱打开，考察其工作机制，那就得抛弃『我如何如何』这种描述方式，而必须换成『部件A如何，部件B如何』叙事

里贝特谬论听起来就像『方向盘比汽车更早做出转向动作』，方向盘的动作怎么突然就独立出汽车的动作了呢？

道理其实很简单，人们在谈论机械系统时绝不会犯这种错误，可是一碰上自我和意识就麻烦了

另一个常犯此类错误的主题是意义，在考察某种事情的意义时，人们总希望挖掘出比它更深的意义，于是开始一个分解还原的过程，然后发现分解出的局部没什么意义，于是宣称最初看到的意义其实是虚假的

这就好比，你把一条狗大卸八块，发现每块都是死的，然后宣称狗根本不是活物

@衍生套利:还原论

@whigzhou: 不，还原论是很好且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这是取消主义，即：随着分解还原的进行，不断取消被还原的那些整体

@whigzhou: @Drunkplane-zny 问了我两个问题：
1）你老早就许诺说要好好写一写伦理学话题，怎么到现在还没兑现？
2）当我需要判断某个行为、某件事是否是对的，是否是合乎正义的，是否应该支持时，除了道德直觉，还能依靠什么？如果要依靠理性思辨，那么出发点应该在哪里？

一直没写是因为感觉可能没多少人爱看，所以出版商大概也不会感兴趣，也就是说没钱挣，所以只能等到哪天不那么缺钱了再说。

你出的题目很大，我先简单说几句：

1）道德判断首先和最终依靠的，是个人的道德直觉，

2）但这并不是说，理性在其中不能起作用，理由如下，

3）即便在同一件事情上，直觉也常常会相互冲突，因为一件事情有多个面相，分别触发不同直觉，而它们得出的判断可能不一致，

4）当两个直觉相互冲突时，便会引发一个斟酌，反思，权衡的过程，此时理性便开始工作了，这一点与人类意识的一般工作原理一样：意识往往是在大脑的不同功能模块得出相互冲突的解读或指示时，才被激活，否则我们的认知-行动过程便可能处于无意识的自动状态，同理，当道德直觉流畅无障碍的对某一事件做出反应时，理性将不被唤起，此时的反应是迅速、直接而朴素的，

5）斟酌反思的结果，可能是否定压制了一种直觉，而释放了另一种，也可能是陷入僵局因而放弃或延迟判断，在前一种情况下，被释放出的判断也可能因斟酌而弱化，比如从『简直不是人』弱化为『即便XXX，但这么做终究是不对的』，

6）理性也会因另一种需要而被唤起，当一件事情最初冲击到我们的道德直觉时，带来的信息常十分有限，缺乏细节，没有上下文，不知来龙去脉，此时，你可能满足于做一个简单反应，或放弃判断，但也可能，你会希望在了解更多之后再下判断，此时理性便开始工作了，

7）当上述质疑-斟酌-反思的过程反复发生，我们的直觉也会随之而改变，因为所谓直觉，只是一种被自动化了的快捷通路而已，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不能添加删除，比如两种直觉所触发的斟酌过程若总是得出相同的判断，那么，久而久之，它就变成了新的直觉，遇到类似情况便不再需要斟酌，

8）也就是说，运用理性的过程，也是在磨炼和重塑我们的直觉，让它们变得更丰富更sophisticated，

9）再回到我的第一点，我说『首先和最终』，意思是，道德判断起于直觉，且终于直觉，即，判断过程最初由直觉所启动，而判断结果的最终输出也由某个直觉所完成，理性在其中的作用（如上所述）是，权衡不同直觉，为直觉提供信息条件，调整直觉，但不是代替直觉输出判断，至少对我个人是这样，

10）在我看来，背离上一条的做法属于理性滥用，一种常见的滥用是无限类推，设想：假如某人的女朋友每次和他上床之前都要求他先付一笔钱，他可能会觉得她像个娼妓，并因此而得出一个与此相称的道德评判，可是，有些人会将此判断抽象为：以性合意换取物质利益等同于卖淫，进而类推：结婚要求彩礼或婚房的都是婊子，这个例子演示了，当我们放弃『终于直觉』的原则时，会发生什么，

先讲这么多。

@Drunkplane-zny: 这个话题显然很多可以讲的，比如“最开始的直觉来自哪里？”

@whigzhou: 至少有一种道德直觉根植于人类的污秽反应，童年期的社会化过程会在某些事情与污秽反应之间建立通路，我在这篇文章里曾有所涉及

@whigzhou: 或许有些通路无须教化而先天存在，比如对乱伦的本能嫌恶，不过这种情况可能十分罕见

@whigzhou: 听了个podcast，是Russell Roberts请Pete Boettke谈奥派经济学，谈到奥派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坚守时，两人就兴奋的不得了，沆瀣一气的大肆攻击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偏离者，其中Roberts的一句话最具代表性，翻译个大概：你不能说国会决定如何如何，国会没能力做决定，做决定的是一位位议员，集体决定只是从众多个体行动中涌现了出来而已。

直让人忍俊不禁，不知道把国会换作公司他们会怎么说。

而且持这种想法的人在奥派和libertarians里确实很多，这是个老话题了，不过既然提起，不妨再啰嗦几句。

倒不是我不喜欢方法论个人主义，相反，我还经常强调方法论个人主义，而且我也同意，大量谬误都是因偏离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导致的（所以你要想找一些攻击对象是很容易的），可是在我看来，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个好的出发点，一个随时提醒自己需要警惕的忠告，而不是这样一条禁律：禁止将人类个体以外的实体当作行动主体（agent）来谈论。

依我看，一个实体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或在何种情境下）被当作行动主体来谈论，关键要看其行为是否表现的好像是在追求某些持久的目标，换句话说，假设它在追求某些持久目标，是否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描述和理解其行为。

设想一个池塘，水面上漂着一些落叶，将它们视为行动主体，对我们理解这些树叶的漂浮走向有任何帮助吗？好像没有。

再设想池塘里有一艘自动小艇，它被设计成一部落叶清扫机，会自动驶向离它最近的一片落叶，并将其拾进船舱，然后寻找下一片，那么，作为不知情观察者，将它视为行动主体，对理解其行为有帮助吗？当然有，否则你怎么解释它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向东？而且运动方向和风向/水流（或任何其他外部可见条件）都没有可辨认的关系？

公司呢？当然也是，不把它们当行动主体，你几乎无法谈论与之有关的任何市场现象。

现实中，确实存在大量对行动主体的错误认定，许多人都会不假思索的把种族，民族，国家，城市，社区，身份群体……当作行动主体来谈论，并且得出许多荒谬的说法，可那是因为，他们通常既没有论证这些实体在追求哪些持久的目标，也没有说明它们是通过何种机制而获得集体行动能力的，在特定情形下，选择与决定是如何做出的，不弄清这些事情，胡说八道当然就难以避免了。

回到国会这个例子，在国内事务上，我们确实很难说一个国会在持久的追求某些目标，众多短暂目标很快会因换届而抛弃或遗忘，可是在国际事务中，却常常能够辨认出一些持久目标，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比如二战中的几大交战国，难道你能说它们没有可辨认的目标？或者说，假定它们在追求某些目标，难道对你理解它们的战争行动没有帮助？

当然，有着如此众多被称为国家的实体，其中每个在何种程度上可被视为行动主体，是大不相同的，把索马里/阿富汗/利比亚当行动主体，就没多大意义，好在我不是本质主义者，从最合格的行动主体，到完全谈不上的行动主体，可以有大量中间形态。

对于公司/国会/军队这种由众多个体组成的实体，有人可能会以其中每个个体有着不同利益和目标，并且在行动时经常各行其是甚至相互冲突，而否认其主体资格，这种逻辑是无法成立的，因为以同样的理由，你也可以否认人类个体的主体资格，人类头脑中其实也存在着大量分立模块，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和理由，意识的关注点，决定的形成，意志的表达，都是这些模块竞争的结果（所谓斟酌便是此类竞争的过程），和国会或公司董事会里争吵不休最终形成决议的方式颇为相似，但是，只要它们拥有某种决策机制，能够在具体事情上做出决定，并且这些决定大致指向着某些持久稳定的目标，那么，假定它们具有主体性，就是有意义的。

既然割命割到他老人家头上了，今天就多说几句，休谟最令人惊奇的地方是，他太早熟了，而且超前时代也太多了，他10岁或12岁上爱丁堡大学（当时上大学年龄一般是14岁），一头扎进书堆，他说从教授那里根本听不到书上没有的东西，看书就行了，所以最后也没毕业。

休谟25岁开始写《人性论》，28岁完成，这迄今仍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包含了他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思想（依我看唯一没包含的是《自然宗教对话录》中的那些），可是此书出版后得到反应却十分冷淡，他失望之余反省了一下，是不是写的太难了？于是匿名给自己的书写了几篇书评，没用，于是他又从该书中抽出一些容易理解的点，写了两本较薄的书：《人类理解研究》和《道德原则研究》，这下反应好多了，可是也没好到那里去，至少没让他挣到钱，最后他只好放弃了，干脆说《人性论》是他年幼无知时的草率之作，不必认真对待。

休谟超前于时代的程度，可以这么说，一旦走出哲学圈之外，你就会发现，当代大部分学者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前休谟时代，包括像道金斯这样脑瓜还算灵光的，也不例外。

这也就难怪，真正让休谟在知识界赢得声望的，是他的社会/镇痔评论（这一点和当代作家的出名轨迹并无不同），而真正让他挣到钱的，则是六卷本《英格兰史》，前两卷反响就很好，所以写第三卷时出版商愿意预支1700镑稿费，当时一位体面白领的年薪也就200-300镑，长期困扰休谟的财务问题总算解决了，此时他已48岁高龄。

休谟长期陷于财务困境，是因为他被视为无神论者而无法获得大学教职，他三十多岁时声望已经很高，也多次被提名教职，可是都因为这个问题而被否了，甚至亚当斯密都在反对者之列，要知道，休谟在将斯密引介到学术圈的事情上出了大力，斯密给巴克勒公爵做游学导师（报酬是300镑终身年金）也是休谟推荐的，斯密因为做这导师而腾出了格拉斯哥大学的哲学讲席，很多人希望休谟接这个讲席，斯密却畏于镇痔正确压力而只能反对，但这件事并没有影响休谟对斯密的友情和继续帮助，其随和大度可见一斑。

休谟是史上排名第一的哲学家，这一点在圈内已有公论，不过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是，他其实也是一位重要镇痔学家，联邦挡人的一些核心思想便来自于他，随便举个例子，休谟认为共同体规模不能太小，因为太小往往意味着高度同质化，易于达成强共识，使得权力结构失去制衡，于是国家权力膨胀，个人自油被压制（当然，休谟本人并没有用这套词汇来表达这一思想，这是我的解读）。

信息量其实分两种，一种是绝对的，也就是热力学意义上的那种，另一种是相对的，或者叫主观的，大小取决于观察者关心的是什么，比如一页手稿，若视为一段文本，那么信息量顶多不过几K，若视为书法作品，那信息量就大多了，相当于在保持肉眼最佳观赏效果的条件下图片压缩结果的最小可能尺寸，若将其视为考古材料，那信息量就更大，因为所有原子级的数量/结构信息都有考古价值（比如用同位素分析测定纸张制造年份和造纸材料的来源地），甚至未来某种新考古技术或许还可利用亚原子级的信息，也未可知。

说明这种区别更直接的例子是白噪音，从绝对意义上讲，白噪音信息量最大，因为它完全没法无损的压缩，可是从通信/观赏者的主观角度讲，它不包含任何信息，准确的说，它没有传递任何他们可能会关心的信息。

@whigzhou: 我发现很多人被相对主义带歪了，Jordan Peterson可能是较新的一例，显式表达的相对主义听起来朴素而无辜：不同文化会形成不同的价值体系，它们对同样的事情会得出不同的价值/道德判断；fair enough，但这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斯宾诺莎和休谟早就表达的很清楚了，而且远更彻底：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何况文化群。

这种元伦理上的主观主义，实际上也构成了支持宗教宽容和个人自由的哲学基础。

可是，被归为相对主义者的那群人（从具体言辞行动上表现出）的真实意思，根本不是这个，而是一种自我否定主义，即，让西方人全面抛弃自近代以来已确立为主流的那套价值传统，只有认清这一点，你才能理解为何相对主义者一边说『don’t judge』，一边使劲judge他们所认定的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当然，还有贪婪资本家，如果从相对主义可以得出don’t judge，那么他们的judge又凭的是什么？

从价值的主观性推出don’t judge，就好比从『每个人口味不同』推出『不许说任何食物不好吃』。

这里的逻辑谬误没什么深奥的，不过是脑筋混乱的随意乱跳而已，可是不少人就是被他们带歪了，他们被自我否定所带来的荒唐可怕结果吓坏了，于是连同主观主义一起抵制，可是主观主义何辜之有，它只是被相对主义者拿来做了一次幌子，跟他们的实际作为一根毛关系都没有

@whigzhou: 脑筋混乱的逻辑跳跃有个优势：你很难反驳它，因为当你试图反驳时，发现that’s even not wrong，根本无从驳起，好比有人从『每个人口味不同，所以对同一部电影打分可以千差万别』突然跳到『你们都别在豆瓣上打分，那毫无意义』，你又能说啥呢。

@whigzhou: 或者从『南北半球季节是相反的』跳到『谁都不许在冬天穿棉袄』

@庞贝女孩:他们说停止判断的时候判断依据的是笛卡尔的我思，我思本身不可被怀疑，每一个人的我思之我不是普遍的，自然具有主观性。根据悬搁判断的要求，我们悬搁的可以是对他人判断的判断，把他人的自我意识当作客观的东西去理解，容许多样性存在

@whigzhou: 理解或许导致延迟判断和同情，但不必导致认可或容忍

@whigzhou: 有些人好像会把自己的心路历程（或许这个短语不准确，姑且用着）混同于逻辑关系或因果关系，比如我在某种情境下依次冒出了一串念头，那么这些念头所指向的事情之间必定存在某种因果关系，或者，我在一个刺激序列下依次产生了若干信念，那么这些信念之间必定存在逻辑关系，以之前谈到的相对主义问题为例，某人在认识的『其他人可以拥有和自己极为不同的道德体系』时，极为震惊，于是对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坚持原有的道德观产生了动摇，进而对基于自身道德观而对他人做道德判断这种做法是否有意义产生了迟疑。

这种反应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会更进一步，宣称『不同人可以拥有不同道德体系』这一事实*逻辑的*要求我们放弃道德判断，而推动这一跳跃的原因，其实是有关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普遍主义假设：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观念转变经历，所以其他人在同样情况下当然也会有同样的反应。

原来相对主义是建立在普遍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呵呵。

@whigzhou: 相对主义的根源是普遍主义，这其实也不奇怪，与此类似的，虚无主义也是建立在本质主义基础之上的，这我早先谈到过

@whigzhou: 或许人类的共情能力让我们倾向于对主体间性持一种更为普遍主义的假设，这会不会意味着共情能力强的人更可能犯这种类型的错误呢？

@whigzhou: 刚才把我几年前写的那篇《“进化”还是“演化”？》  翻出来重读了一遍，发现当时漏写了一个要点，忘了回应Gould的那个醉汉理论（The Drunkard’s Walk），醉汉理论的意思是，进化过程（至少从大时间尺度看）就像一位醉汉在复杂性地图上随机游走，之所以在统计上会观察到复杂性最大值随时间递增的现象，只是因为生物体复杂性有个下限，低过下限就没法运转了，这就像一堵墙拦住了醉汉朝向左边的去路，所以游走所导致的随机性破纪录只能是破右边的纪录。

醉汉理论存在两大问题：

1）若要基于随机游走来解释复杂性最大值随时间递增，根本不需要那堵墙，即便左边不拦住，右边也会时而出现随机性破纪录的情况，因而在大时间跨度上，复杂性最大值仍然会随时间递增，左边被拦住只是会将两次破纪录之间的平均时间间隔缩短一些而已。

现实中，游走于复杂性地图上的不是一位而是千千万万醉汉，有多少游走在左边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有多少游走在复杂性最高纪录附近，它们中只要有一个朝右边再跨几步，就破纪录了。

2）代表复杂性下限的墙不止一堵，实际上，每一次元系统跃迁（metasystem transition）都会在旧墙的右侧构造一堵新墙，真核生物的复杂性下限远高于原核生物，多细胞生物远高于单细胞，真社会性巢群远高于昆虫个体，关键是，元系统跃迁往往不可逆，真核退不会原核，多细胞退不回单细胞，因而其所有后代的游走只能发生在新墙右侧，而新墙会不断被构造出来，这正是大时间尺度上复杂性提升的一种重要方式。

@abada张宏兵: 指定具体环境当然有方向，长期看环境随机那么进化就没有方向。局域看来环境有一定的稳定性，长期看来环境有不确定性、随机性，因此不确定的环境选择什么进化方向也是不确定的。

@whigzhou: 谈论方向性总是默认假定了最起码的环境稳定性，否则方向性这个概念只能废除

@whigzhou: 一颗种子发育成一棵大树的过程有方向性吗？环境温度上升到摄氏1000度呢？ 一枚飞行中的弹道导弹有方向性吗？要是地球被彗星撞飞呢？

@tertio:进化方向不需要环境稳定性就可以有。如果环境不停地在高温，低温之间转换，生物也不会来回重复之前的形态。

@whigzhou: 但气温不能高到1000度啊，所以我说『起码的稳定性』

@whigzhou: 而且方向性也不止是『不会来回重复之前的形态』，随机游走也不是重复

@whigzhou: 这事情远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要不我那篇文章写了那么长呢

@不是倪匡: 突然想起了以前輝總提過的“雪球隱喻”。

@whigzhou: 呵呵，重读右边这帖子，我发现当时并没有真正说清楚雪球隐喻的要点所在（都怪没人进一步追问我）

@whigzhou: 我提出雪球隐喻的宗旨，是为了回应环境决定论、遗传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之类的无谓帽子和错误二分法，该隐喻的要点是，随着行为主体的复杂度提升，行为表现中环境影响的成分逐渐降低，主体本身特性的影响逐渐提高，也就是说，对于好奇的外部观察者，若要理解主体的行为模式，随着雪球越滚越大，须更多关注其自身特性，这是个渐变过程，没有二分，也没有固定的影响比例。

为说明这一点，让我从一颗钢珠开始，当我们考察一颗均质实心刚性浑圆的钢珠的运动规律（无论是自由下落，抛掷，斜坡滑落等）时，所考虑的几乎全部是外部条件（除了钢珠质量），此时，假如你愿意的话，可以说，我们持有一种高度环境决定论的立场。

现在把均质性这个条件去掉，钢珠各部位比重不同，于是观察者需要了解各部位比重如何不同，才能有效预测其运动轨迹。

再把实心这个条件去掉，空心钢球里套了一颗自由活动的小钢珠，轨迹会如何不同呢？

那么，若是将里面的小钢珠换成一个陀螺仪呢？或一个基于弹簧的储能机构呢？再加上一个指南针呢？

不难看出，随着钢珠内部结构的复杂化，观察者在预测其运动轨迹时所需要关注的信息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来自运动主体的自身特性，用蹩脚的术语说就是，这位观察者越来越倾向于『特性决定论』（在行为科学中的对应物就是基因决定论）了，可是很明显，这种『某某决定论』的说法是很不得要领的，徒增误解和混乱。

@whigzhou: 哦，突然想起来，我好想在某次读者见面会上试图说明这一观点，原话忘了，大意是，当我们比较因纽特人和科伊桑人的行为模式时，生态环境将是重要考虑，可是当我们比较当代澳洲人和阿根廷人的行为模式时，可能很少需要提到生态条件，之所以有这差别，便是因为后一对雪球已滚得非常大，远大于前一对。

@whigzhou: 所以，即便同一位人类学家，在分析这两组文化时，可能首先被指责为环境决定论者，然后又被指责为文化决定论者，可见这两顶帽子都不得要领

@Drunkplane-zny: 我听写了一个视频，关于相对主义、兼容论、决定论和自由意志。

@whigzhou: 讲主没有抓住问题的重点，他对自由意志的两种解读都是不对的，1）他说，若自由意志等于免于因果，则与决定论不容，这是错的，参见《自由的进化》第3章第5节『决定论世界中的无原因事件』

@whigzhou: 2）他说，若自由意志等于免于对欲望和选择的约束，则与决定论相容，这也不对，免于对欲望的约束是自由，不是自由意志，一个心智健全的奴隶也有自由意志，但没有自由，一块免于强制的石头或一只免于强制的海胆，显然都没有自由意志

@whigzhou: 决定论说的是此刻世界状态由上一刻世界状态完全决定，这里完全没涉及因果关系，后者是有关特定事件或世界某些特性的命题的

@whigzhou: 我一看到视频里出现多米诺骨牌就知道他对决定论的理解掉进了最常见的坑里，对决定论世界的最佳演示是康威生命世界，多米诺骨牌是最糟糕的误导

@挡不住的james5664：老旧哲学对决定论的定义是基于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思维模式，随着现代科学的进展，越来越显得幼稚。例如和决定论直接相关的关于“随机”的定义，有斯宾诺莎爱因斯坦之数学”上帝”视角的truly random，有人类算法视角的pseudo-random。

@whigzhou: 老旧哲学早已区分了物理上的非决定性（真随机）、统计上的无模式（伪随机）和认识论上的不确定性，依我看很『非此即彼黑白分明』嘛

@Ent_evo 读到一个低配版的脑机接口：一个帮盲人产生视力的装置叫Brainport，一边是摄像头，另一边是400个微小电极矩阵连在……舌头上。摄像头把拍摄到的东西转化成电流强弱，让舌头感知。一开始患者只会觉得在吃跳跳糖，但是经过训练慢慢就能把这种刺激想象成400像素的二维黑白图像。人脑的可塑性真是厉害啊 ​​​​

@Ent_evo:说类似这样的东西可能是未来人机交互的一个路线：现在电脑显示信息太依赖视觉，但是人脑很难同时看两个不同的东西。躯体就不同了，多任务家常便饭，光是维持坐姿就要监控上百条肌肉的状态。如果把身体感受器用上，那人能同时处理多得多的信息

@whigzhou: 实现背后视觉是我多年来的愿望

@whigzhou: 突然想到，通过此类技术所创造出的新型感觉，是为感质（qualia）迷信者解毒的一剂良药

@linsantu 发表了博文《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宗教信仰》（6月24日改自去年知乎回答，7月10日发表于腾讯大家）一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主义的时代，科学家（尤其是自然科学家）常常被视为理性与真理的化身。因此一般人在讨论“神 http://t.cn/R5gmmgp

@Drunkplane-zny: @whigzhou 辉总也许会对这文章感兴趣。我感觉挺有趣的。

@whigzhou: 这主要是个文化现象，不从文化方面入手没啥意思

@whigzhou: 我见过一些信仰调查问卷，基本观感是，通常它们的问题都问的很蠢，让我无从回答，比如『你认为上帝存在吗？』这种问题，若不澄清其操作性含义，便毫无意义，『你有宗教信仰吗？』也差不多，『你觉得下列哪顶帽子更适合你：无神论者、怀疑论者、不可知论者、基督徒……』稍微好一点，但信息量也不大。

@whigzhou: 假如1950年的一位数学家说自己是基督徒，2010年的一位数学家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依我看，这一不同表态对于我们判断他们在基本哲学立场上有何差异毫无帮助。

@whigzhou: 因为如何表态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喜欢『基督徒』和『无神论者』这两个词所沾上的文化气味

@whigzhou: 宗教信仰主要是一种文化认同，跟哲学立场没什么关系，或者说两者间关系是高度任意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规定了物理定律并通过这些定律运行世界』和无神论有什么经验上可辨认差异吗？反之，无神论者照样可以相信灵性、感质和各种天钩。

@whigzhou: 所以，假如你要把宗教当成一个哲学问题来问，那么你的问题就不能这么幼稚或暗含立场，假如你要把它当成文化认同问题来问，那么像『你经常去教堂吗？』『假如你没受过洗，你会在未来受洗吗？』『你常阅读圣经吗？』『教会生活对你重要吗？』『你希望自己的葬礼遵循基督教仪轨吗？』之类的问题会更好。

@whigzhou: 当代美国社会的语境中，信仰问题其实已经收窄到了其伦理方面，即，争议参与者所关切的，主要是其伦理方面，其中要点可表述为：在判定某一人类行动应该与否时，除了个人欲望、理性及其集体表达之外，是否存在某个更高（或最高）的外部指引，若是，它具体给出了哪些指引？

@whigzhou: 多数坚守信仰者所意图坚守的，其实是这个，尽管他们自己往往也表达不清楚。

@海德沙龙 《阿米绪人的生意经》 在进步主义者眼里，阿米绪人恐怕是最落后、最愚昧、最守旧、最不开窍的一群人了，他们不看电视、不用手机、不开汽车，不领福利，醉心于17世纪的乡村生活，遵循着古老而朴素的教义，上学只上到八年级，然而也正是他们，在创办小企业上有着北美最出色的记录……

@whigzhou: 阿米绪人教会我很多事情，多得我都很难一一罗列，社会科学家总是抱怨社会无法做实验，可是阿米绪人的（还有摩门教徒的）经历难道不是很好的实验吗？还能指望更理想的实验条件吗？可是当他们无法将它与自己的社会理论协调起来时，他们宁愿假装没看见。

@whigzhou: 本文是又一项教益，在一个自由市场里，或者（用更古老的术语）资本主义体系里，信奉自由市场（或资本主义）的人会表现更好，更加成功吗？请看犹太人，请看耆那教徒，请看阿米绪人

@whigzhou: 这一同态迷信的另一种表现是：以为在自由市场里如鱼得水成就辉煌的商人企业家一定是亲市场爱市场的，现实告诉我们，这完全是一厢情愿

@whigzhou: 没有什么不言而喻的、先验的、普适的、永恒的、自动确立的价值，即所谓普世价值，只有从某些特定社会开始的，在某些特殊文化背景在孕育的，经由某条特定历史路径而被特定共同体接受的，并且仍然需要特定文化条件支撑的特殊价值。

@whigzhou: 当然，幸运的话，你可以努力推行你所珍爱的那套特殊价值，帮助它取得主导地位，令其普及于世，但这不是普世主义者说的普世价值。

@不知说些啥168: 人不能吃人肉是不是普世价值？

@whigzhou: 当然不是，除非你把以往众多食人族统统开除人籍

@whigzhou: 人文主义/启蒙主义/进步主义者曾（自觉或不自觉的）将普适价值论用作推行其特殊价值的策略工具，以为将其宣扬为普世价值，会为自己的推行措施赋予合法性和说服力，有时确有如此效果，但更多时候那只会带来失败，因为要让人相信普世价值，必须对人性和文化持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假定。

@whigzhou: 反殖民主义，威尔逊主义，联合国，非洲悲剧，阿拉伯之春，都是这一虚幻假定的产物，在天真民主派看来，只要拿掉坏蛋和暴君，移除障碍，热爱普世价值的人民便会自动建立美好家园

@whigzhou: 普世主义祸害极深，其内在困境在当前西方的共同体危机中已暴露无遗

@絮落红尘: 但一旦论点提出就自然有普世化倾向，否则说什么都加上一句所说不具有普遍性，这不是等于说了废话…

@whigzhou: 既然是默认前提，都可以省略，比如我是『狗肉好吃』当然默认是指『我觉得狗肉好吃』而不是『你们都该觉得狗肉好吃，不觉得不是人』

@疯旗Virus: 那你们是如何判断一件事情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又是如何使一个族群接受的呢？

@whigzhou: 特殊价值论不是价值虚无论，作为个体，你当然会持有某种特殊价值观，可以让你基于此而做判断

@构成单恋寂: 价值相对算不算一种普世价值

@whigzhou: 现实中的相对主义实际上是自我否定主义，特殊主义者承认存在不同价值体系，同时坚持自己的价值体系，相对主义者也承认存在不同价值体系，同时抛弃、否定、贬低自己所在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在西方白左中，相对主义表现为反西方、反现代、反文明

@只配叫猪_: 加了这么多规定，还是一般所言的普世价值吗。各种特殊价值之间有没有交集呢，这个交集是不是普世价值？

@whigzhou: 据我所知，没多少人如此理解普世价值

@只配叫猪_: 两种特殊价值的群体间是否可能订立契约，订约的共同理念基础是否是普世价值？如果人类文明存在趋势，主导趋势的理念是否可称为普世价值？

@whigzhou: 契约可以扩大共同体，推行某种特殊价值，但此类努力从未达到过近乎于普世的程度，远远没有

@只配叫猪_: 如果人类文明存在趋势，主导趋势的理念是否可称为普世价值？

@whigzhou: 历史或许表现出了某种趋势，但不是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必然，而『不言而喻、先验、自动确立』要求或暗示着这种必然性

@只配叫猪_:殖民和这个是什么关系呢

@whigzhou: 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所珍爱价值是普世的，那就可以指望其他共同体一有机会便欣然接受它，反之，我们只能努力让自己的共同体处于支配地位，才能确保我们的价值观得以盛行，至少安全存在下去

@只配叫猪_:我指的是双方订约所需的共同理念基础，至少守诺是双方都要认可的

@whigzhou: 契约关系的维持需要一大套价值观的保障，这组价值本身就是非常特殊的，远远没有接近过普世的程度

@whigzhou: 通俗的说，我们特殊主义者不自作多情，我们热爱自由，但不一厢情愿的以为别人也都热爱自由，所以为了确保自由，我们需要谋求或维持自由共同体的强大

@whigzhou: 你们不妨暂时离开你们通过自我选择而为自己构建的信息环境，随便找些小区居民问问，有几个把个人自由放在其价值序列靠前位置的？你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几个把个人自由视为重要价值的？

@窝头没吃饱:辉格老师觉得自然法是不存在的吗？

@whigzhou: 是的，洛克意义上的自然法不存在，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然法（如果可以这么叫的话）存在，两者的区分见旧文《（自然法vs实证法）vs（先验vs经验）》，另外还可参见我的《罗斯巴德批判》前两篇

@人造史诗:《独立宣言》第一句就是普世价值啊。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

@whigzhou: 像独立宣言这样的政治文件，不能指望他的严谨性，无论是道德哲学的，法学的，还是历史学的

@whigzhou: 序言里刚说完不言而喻，对国王的指控清单倒数第二条却是：他竭力招引印第安野蛮人（进犯我们边境），众所周知，这些印第安人的战争法则便是不分年龄性别状况的无差别屠戮

@whigzhou: 在国父们心目中，这个不言而喻对印第安野蛮人显然不成立

@whigzhou: 实际上，占据独立宣言大部分篇幅的对国王控诉绝大多数是胡扯，仅仅是宣传需要

@王蓬朋: 否则你无法解释作为奋斗的人的存在理由。独立宣言即使是一份政治宣传文件，即使没有学术性的严谨，但是你不能因此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人人生而平等，民主自由本来就是普世的，即使世界范围内无法实现但是其作为最完美的价值观，确实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whigzhou: 为何特殊价值就不值得为之奋斗？

@xqmxqm:因为丧失了统战全天下的幻觉，发现一切得靠自己打出来，自然就容易缩（当然对基于宗教理由主张普世价值的人窝从来是尊重的

@whigzhou: 没错，普世主义往往就是用来给自己壮胆的，在实践中，基督徒在多数历史阶段其实并不奉行普世主义，口头上有，行动上没有

@whigzhou: 宗教改革后普世主义一度复兴，但经历连绵宗教战争后幸存下来的，行动上都放弃了普世主义

@whigzhou: 北美清教精神明显是特殊主义，旧大陆已堕落无可救药，转而寻求自我拯救，回到了早期基督徒『福音专属于一小撮上帝选民』的态度

@隐藏的火星人:有可能的普世主义的行动吗

@whigzhou: 有啊，很多，为阿拉伯之春欢呼，欧洲多元主义政策，默奶奶张开怀抱大迎难民

@意识形象:总有几个的公约数吧?自由?温饱?安全?这些总没人反对吧？

@whigzhou: 吃饱穿暖健康长寿男欢女爱儿孙绕膝，这些几近于生物本能的价值确实相当程度上是共通的，但人们谈论『普世价值』是通常不是指这些，而是关乎道德的那些，也就是鲁滨逊世界或伊甸园里没有的那些

@意识形象:我喜欢吃饱所以社会应该让每个人都吃饱否则他们要揭竿而起——我的最小公约数可以成为道德(道德并非虚无缥缈的其实也是资源分配方式的一种)的基石。实际上事实应该就是这样。

@whigzhou: 要是你喜欢一妻三妾并且相信至少一半男人都喜欢那怎么办？责令上帝改变出生性别比？

@whigzhou: 『否则他们要揭竿而起』？1960年的河南人揭竿而起了？1933年的乌克兰人呢？

@whigzhou: 英格兰历史上唯一一次大型揭竿而起发生在1381年，不是因为没吃饱，恰好相反，揭竿者是近代之前吃得最饱的农民，黑死病刚刚消灭了英格兰近一半人口，幸存农民条件大幅改善

@深大-子豪:辉总，冒昧问句，能否略微点评一下《无穷的开始：世界进步的本源》这本书？打扰了。

@whigzhou: 没读过，看了看介绍，感觉我不会有兴趣，这个人的念头听起来挺幼稚的

@whigzhou: 【不懂量子力学，我就随便嘀咕几句】1）多重世界，多么偷懒而幼稚的一张膏药啊，2）Deutsch对波普证伪主义的解读，好像还是很朴素的那种，3）同时推崇多重世界膏药和证伪主义，不觉得哪里有问题？4）有关模因已有了各种幼稚理论，Deutsch又添了一个，5）基因和模因居然能和多重世界扯上关系，惊了～

1）我把一些理论称为膏药，是因为我认为它们背离了可证伪性原则，

2）按我所采用的贝叶斯阐释，所谓可证伪性，就是能够就如何（结构性地）修正我们的贝叶斯信念网络有所建议，

3）科学是我们构建和调整信念网络的一种方法，库恩的范式可理解为信念网络的结构模式，它决定一个信念网络由哪些节点组成，

3.1）当然，范式的内容还包括如何为信念网络获取输入的操作性规范。

4）拉卡托斯的纲领可理解为多层信念网络，所谓硬核就是最底层的那些节点，拉卡托斯为如何在接受新输入后调整信念网络给出了原则性指导：优先尝试调整上层结构，尽量别动下层结构，

5）范式给出之后，特定科学理论/假说为节点间向量赋值，

6）接受证伪的不是单一节点或向量，而是整个多层信念网络，或某一特定网络的某个局部，通常是某个高度内聚的局部，

7）一场科学地震的震级，是指整个信念网络的多大一部分需要拆掉重建，

8）丹内特的波普造物就是一部自学习的贝叶斯推断机，

9）波普说的客观知识就是一个外部（外于人脑）贝叶斯网络，

10）科学supposed to be一部由科学社区共同维护的贝叶斯推断机，

11）丹内特说的格里高列造物就是一部学会利用外部贝叶斯网络的贝叶斯推断机，

@whigzhou: 最优化vs满意解，功利计算vs拇指法则，天堂墙外寻路者vs险恶世界幸存者，画出世界地图然后大步迈向天堂vs泥泞大雾中小步摸索，进步主义vs保守主义……所以这其实是个算法问题，在一个可行解分布极为稀疏且迷雾重重能见度极低的险恶世界中，保守主义是不二之选，可惜哈耶克死得太早没想明白这一点。

@whigzhou: 只要你是进化论者，就会认识到我们面临的选择空间中可行解分布极为稀疏，是进化算法帮我们找出了这些可行解孤岛，而不是世界恰好被上帝造得那么宜居，进步主义的乐观假定其实是一种幸存者偏见（喂，这才是幸存者偏见的正确用法，

@whigzhou: 只要你认识到人类认知局限，就会同意我们面对的（认识论上的）世界迷雾重重，能见度极低，随便乱走很危险。

@whigzhou: 在这两个前提下，就有了对待功利主义的两种态度：功利主义（至少流行的版本）总想在给定价值函数之后寻求最大化，保守派天然讨厌功利主义，因为我们不要最大化，世界太险恶，如何保住我们所珍视的东西才最重要，所以，在弄清进化如何带给我们这些珍宝之前，不如先找出一组拇指法则。

@whigzhou: 这些拇指法则只能从那些有幸成功保有了这些珍宝的前辈的实践中去寻找，（基于前述局限）不可能是从头算出来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功利主义算法对条件过于敏感，略微改变一个条件，或者稍稍多考虑一步，结论就可能完全翻转（黑话叫很混沌），如此便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可用的行动指导。

@战拖拉夫卡: “中国模式”到底是更接近于辉总所说的“功利最大化计算”，还是更接近于中国情境意义下的“拇指法则”？毕竟，摸石头过河这一策略也算得上实用主义范畴吧。需要甄别的是在中国现有路径依赖之上的实用主义，算是画地图大步迈向天堂还是在泥泞大雾中小步摸索？

@whigzhou: 彼之珍宝，吾之敝履

@whigzhou: 我说的保守主义/进步主义，是元政治哲学层次上的分野，不涉及保守的具体是什么东西，哈耶克没想明白的，正是这一层次之别

@whigzhou: 正如契约主义/普世主义之别，是元伦理层次上的分野，不涉及具体契约内容

@whigzhou: 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本身是契合保守主义的，问题是说这句话的人心目中的珍宝是什么？如果他的意思是“咱们就此散伙吧，让各省人民自己摸着石头爬向美国去”，那自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