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书的三部分结构很有意思，它让我推测你写作的过程和思考的过程可能是相反的：你是身在一个秩序解耦的大型社会，再去反推秩序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脚手架是怎么拆除的，是不是？

答：实际上，我所经历的顺序是3-1-2，首先，对现代大型社会和市场体系，我自然有着直接而真切的认识，早些年专注于经济领域的写作时，也曾着力写过许多市场带给我们的种种好处，然后，当我读到邓巴的理论时，被他的深刻见解所打动，意识到这是观察早期人类社会的一条重要线索，也和我的已有知识相容，接着，一个困惑就很自然的冒了出来：如何看待现代大社会与传统小社会的强烈反差？这促使我去关注那些曾被我熟视无睹、却默默支撑着现代社会的制度和文化元素，最终，循着这条线索，我发现我对文化与社会的许多认识被串了起来，结果便是这本书。

2，三部分的关系：第一部分是战争史，是暴力建立秩序的过程；第二部分是“软实力”，是暴力之外的共同体的构成因素；第三部分是第一二部分的反过程，就像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一样，是不是这样？

答：我选择略过这个问题。

3，书的三部分可以看到你的知识谱系，第三部分让人想起你做过程序员，大学学的是经济管理，大概大学时代对西方思想史、政治经济学有特别的兴趣；第一部分让人觉得你大概对人类学特别感兴趣；第二部分兼有人类学和世界史的背景。这些专业知识跟你的人生经历有什么关联？

答：历史和人类学是我的长期兴趣，这是两个有很多素材和故事却没多少理论的学科，对历史的兴趣在小孩子当中大概是很普遍的，但传统或主流的历史著作有个问题，就是它们很大程度上是浮于表面的政治史，很少能告诉你古人究竟是怎么过日子的，生活在古代社会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这就很难满足我的好奇心，年鉴学派也只是稍稍好一点，这方面的不满让我在成年后逐渐更偏爱人类学，其中理由依我看是很明显的。

至于理论方面，我受益最多的是经济学、博弈论和进化论，其中前两者和我的大学教育有关，我的专业虽然是信息系统，但也包含了许多经济学课程，进化理论则主要是靠自己的阅读。

4，你是怎么从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变成一个知道分子，现在又变成一个哲学家的？

答：我始终有一种抵抗专业化的倾向，并不是说专业化有什么不好，这只是我的个人选择，当然，这也是一种托辞，用来为自己未能混进专业学术圈作辩解。可是现在，要靠写作谋生就得有个头衔，免得在别人问“你是干嘛的？”时张口结舌，又因为我没有专业，就只好为自己挑了哲学家这顶帽子，因为依我看，哲学不是专业，而是一种态度。

5，好奇心从哪里来，你的大学生活，比如说水木清华bbs对你好奇心的养成有哪些帮助？课堂和图书馆呢？以前你在bbs上经常混哪个版？

答：我是1993年毕业的，那时国内还没有互联网，水木清华也是两年后才建立，我没混过。说实话，我所接受的大学教育质量很烂，除了经济学和产业史方面的一些课程引发了我的持久兴趣之外，在社会科学方面，我长期处于无头苍蝇的状态，没有多少有益的启发和点拨，清华图书馆虽然不小，但在缺乏数字化检索的情况下，其实是很难利用的，况且你根本不知道该读些什么，完全是瞎蒙瞎撞，回顾起来，我的大学生涯绝大部分是虚度的。

这一状况直到互联网可用之后才开始改变，转折点大概在98年左右，那时我已毕业多年，网上开始出现大量电子书，然后又有了亚马逊和当当，我的系统化阅读从那时才开始。

我接触BBS也是在那时，或者稍晚，混得最多的是万科周刊论坛。

6，在1990年代，经管是大学“最好”的专业之一，你是怎么从经管专业出来去做程序员的？当然程序员也是那时候最好的工种。

答：当时的清华基本上是个纯工科学校，经管学院的前身是应用数学系，我的专业是信息系统，所以除了一些经济和产业类课程之外，我受的是标准的工科训练，程序员是我们专业的典型职业方向之一，一点不算出格，呵呵。

当然，我的个人兴趣始终在社会科学方面，但因为前面说到的无头苍蝇状态，我觉得在学院里寻求发展我的这项兴趣是毫无意义的。

不过我想补充一句：科学与工程方面的训练和职业经历，对我此后的思考与写作确实很有帮助，这是我从学校教育中的主要受益。

7，那天沙龙你说你不像哲学家那样，有个终极问题然后去求解。我觉得你思考的也许不是终极问题，但是是基本问题，比如这本群居的艺术其实就是在思考人类大型社会是怎么形成的。你是何时开始思考这种基本问题的？最初写的文章发在哪里？在给《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还是《经济观察报》写东西之前，你在哪里写东西？你和黄章晋是怎么认识的（其实我是关心，在你开始你的类哲学思考的时候，在线上或线下有没有一个“知识共同体”，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评议彼此的想法）？

答：诸如此类的基本问题，或者叫宏大问题，从来不是我的思考起点，我的思考通常都是零敲碎打的，这一点你从我的博客和之前的两本书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只有在事后作阶段性回顾时，幸运的话，一个轮廓就会顺着某条线索、某个视角浮现出来，这个轮廓可能会显得比较宏大，结果就会导致一些听上去有点吓人的书名，但书名主要是用来唬人的，呵呵。

我2008年到2012年之间为《21世纪经济报道》写评论，开始了职业写作，在此之前，我只是偶尔写写文章，主要发在自己的博客上，另外给《万科周刊》投过几篇稿。

我在网上的互动早先主要发生在万科周刊论坛，后来有一年多是牛博网，再后来是自己的博客，然后是微博。在万科论坛的几年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黄章晋老师，他们都很有见识，也经常讨论一些有意思的话题，不过，那算不上知识共同体，因为大家的兴趣其实非常不同，虽然热门话题会引来不少议论，但很少能深入下去，所以你会发现，每次有饭局，聊天的焦点很快就会自动滑向那少数几个已经被重复了无数遍的老话题上，这是观察交流质量的一个很好指标，说实话，回顾十几年来我所参与的互动，无论在哪个圈子或平台，无论线上线下，都是乏善可陈的。

当然，话说回来，能认识一些朋友，这本身也是很有价值的事情。

8，为什么人类学成为你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一定要把思考的上限推到那么久以前吗？在书中你援引的人类学成果都是西方的，这固然是因为人类学本来就是西方的学科，但人类学的西方视角会不会形成你思考问题时候的局限呢？比如书中说名字的出现在西方是很晚近的事情，可是据傅乐成的中国通史，中国在西周、乃至商代就有了姓、氏（不是一个概念），名字，后代文人还有号和字，中国人的名字在共同体中的作用显然已经不再简单是为称呼和收税的方便。

答：对于想多了解点人类社会的人，人类学是绕不开的，其他学科，比如经济学和政治学，可能有漂亮的理论，简洁的模型，但有关真实社会的素材却很少，这些理论和模型可以成为方便的推演起点，但是假如你不掌握大量素材，很可能会有意无意的把它们当成真实社会的进化起点，误以为某种『自然状态』果真普遍存在，社会契约的订立果真是重大历史转折点，那就太幼稚了，在我看来，大量阅读人类学材料是预防此类幼稚病的一个办法。

实际上，一种素材只要扎实可靠，我并不介意它来自哪个学科哪个学术传统，我个人对任何学科都没有情感包袱，这可能也是我们民科的一大优势吧，所以最大的局限倒是我自己的阅读视野，我相信这个局限肯定很严重，不需要具体的例证。

9，1972年作家柳青问他的女儿：“如果说秦始皇没有统一中国，一直延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纷争局面，中国现在会不会成为像欧洲一样的经济发达地区?”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战国变成秦国是小型社会变成大型社会的例子吗？上古时代，今天是中国的地方也是部落林立、征伐不断，为什么大一统对这个地方的人有那么强的内驱力？就算分裂时代每一个稍有实力的小国做的也还是大一统的梦。

答：假如春秋的封建系统能延续下去（它在战国已经差不多瓦解了），文化无疑会更繁荣，经济或许也会更发达，但即便如此，恐怕也很难指望从中发展出我们在西北欧所见到的宪政、法治，乃至整套市场制度，并由此引发工业革命，封建是宪政的良好土壤，但仅有土壤不够，还需要很多条件，其中有不少偶然性和运气成分，另外，周式封建和日耳曼封建虽然都被归为封建体系，但差异非常大，特别是在军事组织和财政安排上，这个话题太大，很难在此细讲。

10，西周的分封体系为什么玩不转的？按照你在书中的理论，分封亲友，让每个层级的核心人数都在邓巴数以内，这不应该是一个很稳固的体系吗？

答：应该说是玩转了，转了好几百年，一个转了好几百年的系统，总不能说它是完全无效或失败的，对吧。

当然，最终它还是崩溃了，而且是不可逆的崩溃了。要我说，原因有两个，首先，周式封建缺乏一种成熟的、常规化的机制来维持其成员实体之间的紧密合作和一致行动能力，以便共同对抗外敌和压服内部的秩序破坏者，所谓霸主和会盟都是非常松散和随意的，没有制度化，其次，华夏共同体与北方蛮族之间有着一条漫长而缺乏屏障的边疆，结果是，要么共同体很容易被外力摧毁，要么某些边缘诸侯会在与蛮族的长期对抗中脱颖而出成为压倒性强权，从而打破内部均衡。

11，秦的迅速解体，秦汉之间各路反叛者重以战国时代各国国号为号召，乃至汉重新拾起分封制，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对于郡县制这种社会架构方式消化不良吗？

答：秦的成功得益于它利用土地权利和军功晋升这两种强大激励工具而赢得了对平民的大规模动员能力，然而，作为帝国开创者，它在走向极权主义方面野心过大，而同时却不具备像现代极权主义那么高超的社会控制技术，特别是它对士大夫阶层的疏远和排斥，让它丧失了一项重要的组织资源。

相比之下，汉帝国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维持了对平民的动员能力，一方面收编了士大夫，让他们服务于帝国权力，维护官方意识形态，并运营上层官僚机器，士大夫与权力的这一紧密结合，构成了此后大一统帝国的最重要支柱。

12，经历了大一统的汉代，合久必分的三国时代又说明了什么？人类是否有挣脱过于庞大的共同体本能？

答：创建和维持集权帝国都是非常艰难的任务，能维持几百年已经算很成功了，将其最终失败归于某种人类本能的看法，是我难以赞同的。

除了种种外力打击，帝国权力结构有着内在的腐蚀倾向，其中最致命的一点可能是激励资源的耗尽，就是说，随着代际更替，所有可以用作激励诱饵来吸引社会精英效忠权力机器的资源最终都将分配消耗殆尽，因为分配出去的特权如果不能继承，激励效果就太弱，如果可以继承，就会永远被占住，定期清洗也只能部分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清洗和对清洗的担忧会导致激烈的内部冲突，一不小心就崩盘了。

13，你似乎认为共同体越大越丰富越好？可是有很多小而美的共同体。

答：我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多层次共同体，在最低层次上是众多紧密而同质化的小型共同体，相互间和平竞争，最高层次上则是一个类似北约的大型安全共同体，保障内部和平与安全，并维持最低限度的宪法原则和互通性，同时并不要求成员之间高度同质化（无论是文化上还是制度上），也不对个人施加强义务。

像瑞士这样的小共同体确实很美好，但她们只能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存在于强权对峙的夹缝之中，或者强权所维持的和平秩序之下，假如国际社会果真是个丛林社会，而大国又有现代级别的武力，瑞士是无法存活的，安全永远是头号问题。

更极端的例子是阿米绪社群，他们本身也足够美好，但你很难想象，像他们这样彻底放弃了自卫权的和平主义者，假如脱离了美国的宪法秩序，来到更险恶的环境中，比如非洲和拉美，如何可能生存下去？事实上我们在盎格鲁世界之外确实见不到这样的美好小共同体。

14，用《群居的艺术》里的思考方法，你怎么看欧盟的成功和不成功？

答：从消除市场壁垒，提升互通性，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这几点看，欧盟都是建立多层次大型共同体的成功典范，然而，在欧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有着深厚的国家主义、福利主义和天真普世主义的传统，这些祸根正在不断腐蚀着欧盟的宪政、法治和市场制度，扼杀其创造活力，最终也会恶化其内部安全环境，而且这一趋势眼下还看不出有逆转的迹象，所以我对她的前景十分不乐观。

欧盟的例子或许会提醒世人：即便人类能够以完全和平自愿的方式建立起按以往标准衡量相当理想的大型共同体，也没有什么东西能确保它会继续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这是个令人无奈的现实。

15，就你书里呈现的构成大型社会过程，中国似乎绝大部分路都走完了，只差最后临门一脚。而这一脚似乎也不知道往哪里踢，因为普世主义在你看来是虚妄的。

答：这个问题风险太大，我还是不说了。

16，为什么你说推动和维护宪政的是二阶美德？

答：大型社会对个人的美德提出了一些要求，才能确保其成员之间维持最低限度的和平、合作与互惠关系，其中有些是一阶美德，意思是它们能直接引出合作性行为（相对于对抗性或剥夺性行为），比如诚实无欺的美德，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具合作性，更多互惠和利他，更少欺诈、纠纷和冲突，还有一些是二阶美德，比如对独立司法裁判机构的尊重，对个人自卫权（包括持枪权）的执着，对私人财产权的珍爱，这些美德并不直接引出合作性行为，有时甚至还会引出对抗性行为，然而它们却在维持宪政上起着重要作用，而宪政以及由宪政所支持的法治与市场体系，却可系统性的引出大量合作性行为，尽管这一因果关系不容易看清，却有着基础性地位。

17，青春的躁动这件事在什么样的群体里最具离心力？

答：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为那些行动能力强又富有野心的年轻人留出足够的上升通道，同时也没有向外输出压力的释放口，那么青春躁动就会形成一股危险的力量。

如果年轻一代的人口大大高出上一代人口，或者经济繁荣度下降，问题就尤为严重，因为上升通道因萧条而变窄，同时却有更多人需要挤进去。

18，在群居的人类社会，从来就有一些离群索居的人，比如狂生隐士竹林七贤，今天日本的宅男、食草男、中国的空巢青年。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答：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方面，人类是高度社会性动物，强社会性首先让我们建立了紧密合作的小共同体，继而又经历漫长过程发展出大型社会，而维系大社会的众多组织和制度元素同样高度依赖于我们的强社会性，但另一方面，当社会扩展到一定程度，分工日益精细化，在一个松耦合的市场体系之中，人际关系也可以变得十分单纯和简洁，结果就为宅男宅女创造了许多生态位，在市场中，一个人只要有一项谋生技能，就能在无须和外界发生很多关系的情况下舒适的生活下去。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生态位只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虽然过去几百年中这个部分可能扩大了许多，但仍然只是一部分，重要的是，提供这些生态位的那整套市场制度，仍然要求人们积极参与并努力维护它，而这些维护工作需要人们结成各种社团和组织，从事大量社会活动，因而仍然离不开个人的社会性，简言之，市场为宅男宅女创造了更好的生存机会，但只有一群宅男是建立不了市场的，也没有能力维护它。

Q: 什么是旧石器食谱？

A：简单说，是对农业时代特有的食物总体上持怀疑态度，具体点说就是：

• 不吃：谷物、奶类、豆类、精制糖和植物油。
• 主要吃：肉（特别是脂肪比例较高的肉）、蛋、低糖高纤蔬菜、坚果、水果。

更多细节可参考维基Paleo Diet词条：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leolithic_diet

Q：那你现在吃些什么？

A：我实践的版本和标准定义有所不同，我喝少量酸奶，但排除了薯类，而按标准做法，旧石器食谱是可以包括薯类的；我也不完全排除豆类，特别是嫩豆和外皮比例较高的豆类，前者是因为我特别爱吃，后者是因为纤维量高；另外，和标准做法不同，我也不控制盐。

目前我的食谱大概是这样：

• 主食：牛羊猪肉、鸡鸭肉、鸡蛋、鱼；豇豆、菠菜、白菜、卷心菜、胡萝卜；
• 零食：常吃的有花生和瓜子；水果不多，折合每天不到一个梨；
• 饮料：每天三到四杯咖啡，两壶绿茶，约合三升水；红酒半杯；少量酸奶，每周不到一升；

一顿典型的正餐：

• 一块半牛排（225克）+一斤豇豆，或，
• 半只烤鸭+一斤菠菜，或，
• 五个鸡蛋+一两熏肉+一颗西兰花，或，
• 半斤红烧肉+两颗娃娃菜；

这是平时，上馆子或者周末改善时，会多吃不少。

Q：高脂低碳水的吃法不就是Atkins吗，旧石器食谱有何不同？

A：高脂低碳水这点上，两者确实很像，但Atkins主要关注食物的主营养成分（营养学上叫宏量营养素），不管这些成分是哪儿来的，而旧石器食谱则主要关注食材，所以两者在一些次要成分或微量元素上可能有较大差异。

而且，在主成分上，也有重要差异，Atkins对碳水的排除更彻底，所以不吃薯类，而旧石器排除奶类和豆类。

从上一条可以看出，我的食谱其实是在旧石器的基础上朝Atkins方向修正了一点。

Q：旧石器时代的人真是这么吃的吗？

A：不是。前农业时代，人类已到达所有大陆，所占据生态位千差万别，食谱当然很不一样，所谓旧石器食谱，充其量只可能与其中某些比较接近。

所以这个食谱里的所谓“旧石器”，恰当的理解是，它排除了一些农业时代特有的成分，而不是指它逼真模仿了前农业时代某个狩猎采集群体实际采用的特定食谱。所以我们不必过分细究这个名称，反正已经定义的够清楚了，叫什么名字无所谓。

Q：从小习惯了吃米面，突然戒掉不难受吗？

A：嗯，会有点难受，所以我不是一开始就完全杜绝米面的，经历了三个月的过渡期，在此期间逐渐减少米面，过渡期后半段用饼干代替米饭，因为饼干的量容易调节。

Q：容易做到吗？需要很大毅力才能坚持吗？

A：如果“坚持”是指控制食欲、忍着不吃的话，我觉得根本不需要坚持，很容易做到，相反，有时候要特意使劲吃才行，幸好我原本就爱吃肉而且不怕肥肉，不然的话倒是可能有点困难。

不过，我也并不是遵守的特别严格，和朋友聚餐或者过年回家这种场合就会失控，而且我原先喜欢吃点甜品，现在偶尔还吃一点，不过难得偏离一下关系不大。

Q：吃肉太多会不会蛋白质过量？

A：嗯，我也考虑过这问题，所以要吃肥一点，实际上，这个食谱的重点不是一味增加蛋白质，而是用脂肪代替碳水化合物作为主要能量来源，而蛋白质只须充足即可。

不过这一点对不爱吃肥肉的人确实可能构成障碍。

Q：效果怎么样？

A：感觉很好，容易观察到的效果是体重减掉了12公斤，身体状态也有所改善，不过这不太好描述，也可能只是错觉。

Q：失控的时候体重会反弹吗？

A：会，但也很容易再减回去，可以说非常容易，只要接下去几顿稍微少吃一点就行。

我的体会是，转换食谱之后，身体的代谢模式好像完全不同了，我猜可能是这样：以前吃高碳水饮食时，当血糖水平下降，身体就立即产生饥饿感，促使你去寻找食物，而现在，血糖水平下降时，身体优先消耗体内脂肪，同时也可能有饥饿感，但不如以前强烈。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没什么依据。

Q：有负面效果吗？

A：有过，主要是大便量不足，有段时间比以前少了大概一半，所以后来我大幅增加了高纤维蔬菜的量，一开始稍有点困难，比如把一斤多豇豆当饭吃，你可能也会不太习惯，不过大便量的问题倒好像是解决了。

当然，可能还会有其他我没察觉的负面效果。

Q：旧石器食谱的健康价值有科学依据吗？

A：假如“科学依据”是指系统性的经验证据、统计相关性和足够完整的因果链条，那就没有，至少我不认为现在已经有了。

但假如“科学依据”是指有点道理，而且这个道理和科学有点关系，那我认为确实有一点，那就是出于对进化原理的认识，对自然选择作用的信任，即，考虑到农业急剧改变了我们的食谱，我们怀疑，几千年的自然选择还来不及让人类充分适应农业食谱，而即便在某些方面有所适应，也可能是以牺牲另一些方面的健康为代价的。

但这只是对一般原理的信赖，没有统计和生理机制上的证据，至少还没有系统性的证据。所以我总是将这一食谱称为“我们这套迷信”，不过依我看，这是有点道理的迷信。

Q：这点道理听上去很空泛啊，你这么容易就被说服了？

A：嗯，如果只是这点道理的话，不足以让我做出这么大改变，我做出决定，是因为看到有人这么做了，听他说效果很好，而且我对他的见识和判断力相当信任，于是就想，不妨尝试一下吧。

Q：搜了下有关这食谱的文章，好浓一股有机教味道啊，您老不是整天反有机教吗？

A：如果你相信一样东西是好东西，总不能因为有机教徒也很热衷，就不要了吧？那好像有点不划算。

Q：你会向别人推荐这个食谱吗？

A：不会主动推荐，但假如你问我是否值得试试，我会说，值得，但需要满足一些条件：

1）你目前确实有健康问题（比如肥胖）需要对付，
2）你喜欢吃肉，而且不怕吃肥肉，
3）你能方便的凑齐所需食物，据我了解，这对上班族可能不太容易，我现在多半自己做，或者去熟食店买，还算方便。

Q：黄章晋说你两个月瘦了12公斤，有这么神奇？

A：黄章晋老师记性不好，实际上我上次和上上次见他时，已经瘦了很多，我是2014年7月开始转变食谱的，三个月后体重开始稳定下降，高峰期大约每周降0.5公斤，到现在一共降了12公斤，其中只有1.5公斤是最近两个月减掉的。

Q：为何将目光紧紧锁定在文化与社会的话题上？

A：我是个深度宅男，情商很低，社交很弱，不过，我的情商还没低到重度自闭症患者那种程度；这样的特性组合，让我很适合成为一位社会与文化的热心旁观者；许多在正常人眼里平凡无奇、理所当然、因而通常被忽视的事情，在我看来就会很有趣，所以也就会多琢磨一下。

要我说，人类社会确实很有趣。

Q：沐猿而冠指的是什么？被作为标题的寓意是什么？

A：这个书名的3/4来自成语“沐猴而冠”，1/4来自德斯蒙德·莫里斯的“裸猿”一词。

古人早已认识到，人与动物之区别，不止于生物学方面，更在于文化方面，并且他们常以“衣冠”来象征后者，所以才有孔子“被发左衽”一语，以及史家“衣冠南渡”之称，后世更有“知圣王之道，行于衣冠文物之邦”这样更明确的说法。

但同时他们也明白，仅仅移用衣冠这样的表面象征物，并不能让禽兽变成合格的人类，于是有了“衣冠禽兽”和“沐猴而冠”之类的贬义词，就是说，人类之文化特性，不仅表现在器物上，更表现在行为和心理上。

至于“裸猿”一词，其用意则恰好相反，旨在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人性之生物学方面，跟随一位动物学家的眼光，看看人类与其他动物有何不同。

我把这两个词捏在一起，是想强调：在人性的塑造中，生物和文化两方面的特性和过程是紧紧缠绕在一起、难以分离的，而且，假如我们以生物学的考察作为起点，对我们理解人性和文化都将十分有益。

我特别喜欢“沐猿而冠”里的“沐”字，这是个历时性动词，沐浴是一个延续了一段时间的过程，而非瞬间完成的动作，因而很适合用来表达我对文化和人性的进化观点，即，人之区分于禽兽的那些特性，是在漫长进化史上逐渐获得的，而且并非所有人都一样的。

Q：“文化如何塑造人性”这是您这本书的副标，您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

A：我用这句话试图表达三层含义：1）对个体而言，他所置身并成长于其中的那个文化，在他被组装成一个合格的人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提供了大量组件，这些组件的特性及其组合，构成了其“个性”（它是人性的实例）的重要部分。

2）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在漫长进化史中，既通过自身的行动创造着文化，也在不断被文化改造着，这一改造不仅体现在行为和心理方面，也体现在生理方面，比如我们创造的烹饪文化，缩短了我们的消化道，缩小了我们的牙齿、下颌和咀嚼肌。

3）由于不同族群创造了不同文化，因而其人性也会被塑造的有所不同，比如一些长期生活于畜牧文化中的族群，获得了乳糖耐受这一新的生理特性。

Q：《沐猿而冠》是您过去几年的专栏集结而成。您说这些文字您是写给自己的，以解您的困惑。如今，回过头再看这些文字，当时的解答还令您满意吗？解答是否依然适用于今天。

A：从大框架来说，目前多半还可以接受，毕竟这些文章是最近才挑选过的，不过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比如有关民族性的问题，我的看法已有所改变（更准确说，还在摇摆中），有关语言的看法，也始终没有稳定下来。

需要强调的是，过去几年我看待社会与文化的观念体系没有发生太大震荡，并不意味着我对它已经“满意”了，实际上，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我还很不满意，除了语言和民族问题，在诸如宗教、战争、国家起源、组织与权力等等问题上，远未形成清晰透彻的看法，而这些方面对于理解社会却是至关重要的。

Q：今天，有很多人被文化束缚，也有一些人是文化叛逆者，您是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A：嗯，束缚和叛逆确是文化的重要主题。依我看，多数叛逆某一文化的人，其实往往正被另一种文化所束缚，今天我们回头看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叛逆青年，他们的行为方式是多么相似和步调一致，多么模式化，对各种外部刺激作出的反应，又是多么刻板且缺乏自省，类似的情况，在各种叛逆浪潮中都可以观察到。

注意，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摆出一副“都一个样”的玩世不恭姿态；诚然，每个人注定要被一种文化（或若干种文化的特定组合）所塑造，因而多少也难免被其所“束缚”，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或同一个人的不同时候）被束缚的程度是一样的，远非如此。

在我看来，多大程度上被束缚，取决于个人反思和自省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并非凭空而来，它恰恰来自于环境和历史经由进化过程而赋予我们的本能和文化特性，这些特性，是我们的反思、自省等理性活动得以进行的硬件和软件基础。

之所以有时我们会觉得被它们束缚了，是因为我们时而部分窥见却又不够了解自身的工作机制，就像一只猫，不明白自己所追逐的那条尾巴就是自己的一部分，因而无法将自己不同生理/心理层次上的本能、欲望、意图、理想、价值观协调起来。

所谓摆脱束缚，是且只能是通过反思和自省而达成协调，反思的结果可以是但不必是叛逆，而完全可能是理性审视之后对当前状态的再肯定，甚至可以是在认清和理解以往束缚着自己的那套传统之后，自觉而甘心情愿的去保守它。

Q：文化宽容和文化代沟，对构建人们专属的文化体系，拥有独特的文化人格有着怎样意义。

A：文化宽容是种现代事物，传统社会要求个人必须完全接受所在共同体的整套文化规范及其蕴含的价值观，这套规范深入生活每个毛孔。

在现代流动性大社会，这样的要求已不切实际，也不再必需，它只须要求个人接受维持和平共存所需要的最小规范，而在多数具体事情上，只要求在特定圈子、特定场合、特定关系中，遵循特定规范，而是否进入这些圈子、场合和关系，个人有着充分选择机会，这些选择所构成的组合，可让每个人拥有独特的文化人格。

当然，这是理想情况，并非每个现代社会都有如此开放和宽容，但幸运的是，至少在某些社会，事实已表明，人们可以创造这样的宽容条件，同时社会也足够安详。

代沟的存在则表明，即便个体选择可以人人不同的文化个性，但结果远非随机，协调的结果会结晶为时代潮流与风尚，而当文化进化足够快时，这些风尚在两代人之间便可产生巨大隔膜。

Q：探索人性是您长期以来特别钟爱的一个研究，而人性是文化和社会塑造出来的。这些年的探究，对于人性您有怎样的认识和理解？

A：人性是非常丰厚、饱满、层次化的，各种本能、欲望、动机、意图、信念、情感、价值观、道德感、宗教感……往往以相互对抗和抑制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人类感官和认知模式也非常多才多艺，让我们能够利用各种来源的信息，这些特性，使得我们对外部条件的细微变化异常敏感，条件略有变化，行为即可大不相同。

有关人性，最常见的错误认识是将其单调化，诸如性善/性恶之辩，我们天性善良，还是生来暴虐？贪婪、慈爱、好斗、好奇、好色、理性、合作、道德、宗教……，哪个算是我们的本性？此类单调化的追问毫无意义，只能将人引入歧途。

《沐猿而冠》中许多文章都曾以“读史笔记”为题发表于《长江日报》读书版，而撰写这个系列，最初便是受功虎先生所邀，在此特别感谢功虎先生，还有《长江日报·读周刊》编辑扁担先生。

下面是这次采访的问答记录：

Q: 你的阅读量很大，面很广，但有时候你还会看看电影，你的时间一般是怎么安排的？你的典型一天是怎样度过的？

A: 我的生活节奏有点像季节变换，每当进入一种状态，通常会在这一状态中持续几个月或半年一年，在此期间，我会专注于一件事情，可能是阅读、写作、写代码，也可能只是玩。

专注的意思是每天花在上面的时间会超过10个小时，最多可以到16小时。能这么做，是因为我坐在家里，免去了通勤负担，也很少有社交活动。

通常，我在将近中午时起床，早饭后先翻一翻邮箱和博客，刷一下豆瓣和微博，两点到五点是大块阅读时间，然后下楼扔垃圾，顺便在小区散个步，买点东西，接着在晚饭前再阅读两小时。

晚饭后到睡觉前是最大最完整的一块阅读或工作时间，不过晚饭时间弹性很大，如果自己做（我最近在实践的旧石器食谱较难在外面得到满足），可能要多花两小时。

近年来我还养成了饭后看一集美剧或英剧的习惯（如果是电影，就拆成两三次看），顺便喝几口红酒，主要是为了增进和女友亲密相处的机会。

Q: 从《自私的皮球》到《沐猿而冠》，好像都是你平时写的一些文章的合集。手头有没有一些你感兴趣的“大题目”，吸引你写专著？

A: 我的理解和思考是零星获得逐渐积累的，体现在写作上也就是零敲碎打的；零敲碎打的好处是激励链条短，反馈及时，因而容易让我将工作继续下去；另一个好处是可以把文字拆成一篇篇文章卖，你知道，文章比书卖得贵，而且还能卖两遍。

当然，永远停留在零敲碎打状态也是不可取的，所以我时而会写几篇长文，阶段性的总结我在某个主题上的看法，或就某一领域给出一个稍稍体系化的表述；和上一本文集《自私的皮球》相比，我在《沐猿而冠》里大幅增加了各章导言的篇幅，便是此类努力的一种，未来，当这些导言变得越来越长时，我的文集或许也会变得越来越像一部专著。

确实有一些主题，你必须用很大篇幅才能连贯而完整的把想法说清楚，特别是当这个领域尚不存在一个你大致认可的理论框架时（否则你只须简单援引它即可）；目前我觉得有此必要的一个领域是伦理学，因为我所持有的那种契约主义框架和现有其他框架都十分不同，希望未来五六年内我有能力把它表述出来。

Q：上面这个问题换个问法：你对建构原创的理论体系有没有兴趣或野心？你很感兴趣的进化心理学方面，有没有你觉得比较大的开掘空间？

A: 我对体系化有一种强烈的畏惧，所以总是尽可能逃避这样的任务，实在逃不过去的，也会尽量限于回顾性的，而不是推导式的、建构式的那种。

相信我，时有所得是一种美妙的感觉。

进化心理学是个很好的理论纲领（我在拉卡托斯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不过它目前已较为成熟，未来更有意思、更激动人心的发展，将来自把进化思想运用于其他人类与社会领域的尝试，比如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宗教、艺术、国家起源，等等。

就我个人而言，我把自己定位为哲学家，而我为哲学家设定的目标是：描绘一幅世界图景；这样，我对特定学科的兴趣便取决于对如下问题的回答：它可能在我的那幅世界图景中扮演何种角色？

正因此，我对那些特别成熟的学科，兴趣反倒没那么浓厚，读上一两本、有个大致了解，也就满足了，因为它们在世界图景中的位置很容易明确，也不会有太大争议；最吸引我的，是那些有望带来颠覆性影响的开拓性领域，它们至少有可能在我的观念世界中造成一场或大或小的地震。

Q: 现在你遇到读者，他们会问你形形色色的问题，在他们和我心目中，你简直无所不知。你觉得自己有知识上的盲区吗？做一个“全知”的人你觉得有困难吗？有压力吗？

A: “无所不知”的印象，或许和我的自我定位有关，为了描绘世界图景，你必须把视野放得很宽，涉猎大量领域；但实际上，在多数领域，特别是那些被我视为“安全地带”的领域，我只是匆匆扫过，甚至仅仅满足于学校教育和大众传播环境留给我的东西，只有在那些“地震带”，才会流连徘徊，沉浸下去，探个究竟。

问题是，从地震带里冒出来的知识往往被大家认为是新鲜而“冷僻”的，于是有人就会惊叹：你懂得太多了，连这么冷僻的东西都知道；这种惊叹确实会给我一点压力，不过也算不上很大的困扰，可见我的脸皮还是蛮厚的。

在我视野之内，无疑还有大量的盲区，比如最近关注的语言问题，就还远没有理出个头绪，去年曾经涉猎过的国家起源问题，更是一片朦胧，再早时琢磨过的宗教问题，也因为一时想不清楚而暂且搁置了。

类似的盲区还很多，但这些都是拉姆斯菲尔德所谓的known unknown，而最大的盲区则是迄今还处于你视野之外的东西，即unknown unknown，那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开放地带。

Q: 你关心的东西都很“烧脑”，但这不妨碍你的粉丝越来越多，这说明什么问题？无论粉丝多少，你会不会有一种智力上的成就感或者优越感？

A: 我想这大概说明，一个人关注你、转发你的帖子可以有很多种理由，“知道你在说什么”、“对你谈论的主题有兴趣”未必是其重要理由，观点好像符合我的立场、其中一句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不明觉厉、时下大伙儿都在谈论这话题、连我关注的几个大V都转发了肯定很厉害……，这些或许是更常见的理由。

一些想法能够引起共鸣，这确实会给我带来智识上的快感和成就感，但这跟粉丝数量关系不大，老话说，得二三知己足矣，我现在至少有小几十位朋友可称得上知己，已经很满足了，而要得到这些知己，依我看小几千粉丝也就够了，再多恐怕带不来更多知己。

互联网创造了一个极为通畅的传播环境，所以你只要把想法公开发表，并让文本持久存在，那么，可能成为知己的人早晚会找到你。

不过话说回来，粉丝数跟钱关系挺大，而钱我是想要的，所以即便带不来更多知己，粉丝数持续增长也会让我高兴。

Q: 黄章晋他们很关心你这本书，做了大力推介，现在这书的销量怎么样？据你观察，主要是哪一类读者感兴趣？

A: 这次推介效果很好，预售阶段已卖掉将近七千本，我很满意了，所以我特别感谢黄章晋老师。这次买书的读者，我想主要就是大象公会的读者吧。

Q: 你现在还在“为了谋生不得不写代码”（黄章晋语）吗？你享受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吗？你今后会不会以思考和写作维生？

我目前确实还在写代码，也确实部分依靠写代码获得的收入而生活，不过给我带来收入的，是我以前写的代码，还有我女友的写代码工作（她去年在我煽动下变成了码农），所以，黄老师这句话虽不算错，但不太精确。

我最近正在写的代码，是一个语义化的社交产品，是基于我对语言、知识和社交的理解而构思的，我相信它未来会展现出商业价值，但目前并未给我带来收入，而且我希望不远的将来有更专业的团队来接手代码工作。

我对当前生活状态很满意，首先是因为我有一位与之相爱的女友，其次是有条件安心而从容的做自己喜欢的事，同时生活也有保障。

我曾经认为在国内单靠写作难以维持一种让人满意的生活状态，过去七年中的一些时间段（我从2008年开始职业写作）也确实表明很可能是这样，不过近两年来，在得到一些媒体同仁（包括你们《长江日报》的编辑），特别是黄章晋老师的大力扶持之后，我逐渐相信未来单以写作为生也是可能的。

Q: 在你看来，婚姻是一门生意吗？婚姻这一文化现象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经济学、人类行为学的解释？

A: 婚姻确实是一门生意，否则就不会有媒婆来充当交易中介，不会有婚前的各种摸底、试探和谈判，还有一整套习俗和法律来确保双方履约。

但婚姻是一种通过契约来实施的长期一揽子交易，而不是一锤子买卖，正是这一差别，促使人们竭力否认婚姻的交易性质，正如我们在人情往来和师徒关系中，也会尽力掩盖这些关系的交易性质，以便将其与一锤子买卖划清界线。

指出婚姻的交易性质，是为了更好的分析和解释与之有关的心理和习俗，并不是要否认婚姻与家庭的情感成分，更不是要贬低它，相反，从交易出发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些情感。

Q: 婚姻的目的仅仅是孩子？人来到这个世上，除了做基因的接力棒，还有没有其他的存在意义？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个体生命的存在是一种宿命，必然是一种决定论的形式？

A: 婚姻的核心功能是合作抚养孩子，这么说的意思是：假如夫妻合作抚养孩子的需要不复存在，那么从文化演化的时间尺度上看，婚姻便会趋于瓦解。但这并非是在否认婚姻还可能承担着其他功能心理或文化上的功能，正如师徒关系的核心功能是教育和训练，但这一关系一旦建立，也可同时承担其他功能。

进化赋予了人类“感受意义”的能力，但并未给我们规定什么是意义，至于后一个问题，我唯一想说的是：生活是有意义的，但并不比你所感受到的更多，也不更少。

宿命论、决定论和必然性，是三件十分不同的东西。决定论是指：任一时刻的世界状态由其前一时刻状态完全决定；而宿命论的意思通常是：无论我怎么深思熟虑、怎么努力，都无法逃脱既定的命运。

宿命论和决定论是直接抵触的：首先，决定论并不暗示我们有能力预见未来，而假如我们无法预见未来，就不可能有意义的谈论“既定命运”，其次，决定论不认为我们的斟酌和努力是徒劳的，或者我们的选择不会影响未来，恰好相反，我们在当前时刻做出的斟酌和努力，作为世界状态的一部分，将（和世界状态的其他部分一起）直接决定下一时刻的世界状态，决定论只是说：我们在当前时刻会如何斟酌、如何努力、如何选择，乃由前一时刻的世界状态所完全决定。

之所以存在上述误解，我想是因为人们往往把自己的心理活动和行动排除于世界状态之外，而这是一种二元论的看法。

至于必然性，说的是一种因果关系，即，何种条件必定会引出何种后果。和常见的误解不同，它其实和决定论没什么关系，因为决定论谈论的是相继两个时刻的世界完整状态之间的关系，而必然性是有关因果关系的。

然而我们在谈论因果关系时，从来不会将世界完整状态作为因或果，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描绘世界完整状态，被我们当作因或果而加以谈论的，都是有关世界某个局部或某一方面的命题。

Q: 保留备胎是不是女人的天性？女人和男人都一样“花心”吗？

A: 备胎策略是人类女性的性策略库中的一件，这个策略库很庞大，所谓天性是指该策略库整体，而每位女性个体的策略组合只是其中一个子集，是否包含备胎策略，不能断言，但我相信几率不会很低。

需要强调的是，即便一位女性的策略组合中包括了备胎策略，也未必会动用它，因为不同策略在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优势，所以只要没有面临适当条件，她就可能不会动用它，假如她从未面临这种条件，就可能从未冒出过想要动用它的念头，这样的话，我们便没有丝毫理由说她是“花心”的。

所以我们不能泛泛的说男人女人是“花心”的，恰当的说法是：人类男女的性策略组合，都有着机会主义、分散投资和配偶多样化的倾向，但男女的策略有着重要区别，男性在数量策略上几乎是没有上限的，而女性的备胎策略是极为有限和保守的。

Q: 你曾经说过，人类的性选择，是男女双向进行的，具体该怎么理解？这种模式与动物界区别大吗？

A: 其他动物的性选择（如果有的话）通常是雌性对雄性的选择，因而只有雄性发展出鲜明的第二性征（通俗地说就是雄性更漂亮），相反的情况非常罕见，而人类的性选择是双向的，而且女性的第二性征比男性更鲜明，其容貌也得到更多关注，这是人类诸多独特性之一，而且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Q: 人类是不是朝着越来越聪明的方向进化? 人类进化有一个“超级完美”的终极样态在等着我们吗？

A: 如果“进化”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那么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当代城市社会的生存环境中，我看不出智力能给个体带来什么遗传优势，实际情况很可能相反，在当代社会，智力和繁殖成效或许是负相关的，而且眼下还看不出这一局面会如何扭转。

但假如我们扩展一下进化这个概念，将文化方面也包括进来，那么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为一个成年人的智慧，除了其遗传禀赋，还可以得到大量文化元素、教育经历和技术手段的扩充（我用“衣冠”一词概称所有这些元素），所以只要有助于扩展我们理性能力的文化元素仍在发展，装备了这些元素的人类就有机会变得越来越聪明。

把进化理解为朝向某个“超级完美”的终极形态演变的过程，这是一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依我看是完全错误的。

Q: 人类除了没有毛之外，和猿类最重要的区别有哪些？

A: 从身体上看，重要的区别还有：人类有下巴、正在丢失第三臼齿（这两项都是骨骼纤细化的表现），有眉毛和眼白作为表情工具，有长度惊人的头发，有最大的头脑和最短的消化道；女性有永久性乳房，消除了性肿胀，隐藏了排卵期，光洁皮肤上分布着大量性敏感区，男性则有灵长类最硕大的阴茎……

但最重要的区别在心理和行为上：人类有语言、有自我意识、有高度发达的社会性，有最漫长的童年期，有固定配偶关系，最善于学习、交流与合作，所有这些特性，让我们组织起了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发展出了纷繁多样的文化。

Q: 一般我们说“沐猴而冠”，你这个书名为什么叫“沐猿而冠”？

A: 最初是受了莫里斯“裸猿”一词的启发，莫里斯以动物学家的眼光审视人类，而我则更关注人性之文化方面，从这个角度，我为人类奉上了“衣冠之猿”这个雅号，所谓衣冠，是指人类成年个体所装备的整套文化元素。

不难预料，这个称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衣冠禽兽”和“沐猴而冠”这两个高度贬义的词汇，正确理解的话，我的概念和它们确实不同，这两个贬义词里的衣冠是字面上的服饰，意思是，仅仅穿戴上服饰却没有真正习得文化的人，徒具其表，不是真正的文明人；而我的衣冠是指全套文化装备，所以我说的衣冠之猿，是真正的文明人。

我不顾上述差别仍然移用这两个词汇，是基于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考虑，在本质主义者看来，无论我们在进化历程中而获得了多少新特性，习得了多少文化元素，只要我们的起点不是人，我们的祖先不是人，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人，因为我们不拥有人之“本质”，因为在我们新获得的生理特性和文化元素中，没有一项可以被视为人之本质。

此类本质主义观点，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人类及其所创造文化的一大障碍，“衣冠之猿”和“沐猿而冠”这两个词，是我对本质主义的挑逗式嘲讽。

Q: “人性”到底是怎么回事？人性离动物性有多远？

A: 所谓人性，就是自从我们祖先从黑猩猩群体中分化出来之后，该种系在进化历程中所获得的新特性，以及他们创造并习得的文化元素，它距离“猿性”大约五百多万年。

Q: 有一种说法认为，尽管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形态与两千年前大不一样，但是人们的内心世界、心理状态、甚至智力进化水平，跟两千年前没有多大不同，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A: 不认同，这个说法最多适用于新生婴儿，对于成年人是远远不成立的，一个在现代社会受过教育或有机会接触现代传媒的成年人，其心智状态与前工业或前农业时代的文盲的心智状态，是十分不同的。

生活在狩猎采集社会的成年人，很可能从未数过比三更大的数字，从未照过镜子，从未见过陌生人，从未到过或听说过20公里以外的世界，对曾祖辈以上祖先的事情毫无所知。

当然，和狩猎采集者相比，农业社会的文盲已十分不同，农民多半很会数数，也善于计算，善于为生活做长远计划，甚至会出门做生意，但和现代人相比，仍有许多重大区别，其中原理，和他们与狩猎采集者的区别类似。

Q: 你这书的副题是“文化如何塑造人性”，请你结合几个具体例子，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A: 农业是个很好的例子，农业是一种文化现象，人类的生物特性并不要求我们从事农业，不像蜘蛛，蜘蛛的生物特性已经规定了它们采用吐丝结网抓虫子这种生活方式。

所以，在农业刚刚兴起时，农耕群体和狩猎采集群体在人性上没有显著差别，但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分化持续了几千年之后，两类群体之间便有了显著差别，农民变得更善于计算，有更强的时间观念，更善于做长远计划，对付出努力取得回报的过程也更有耐心，看待财产和权利边界的观念也得到了强化，类似差异还有很多。

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和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后天习得的文化元素上，也部分体现在生物特性上，即，在经历几千年分化之后，农耕者和狩猎采集者在生物学方面也有了可观察到的差异，这些差异，虽然比较细微，但已经足以让我们宣称：文化在改变着我们的人性，不同的文化环境已经塑造出了有所不同的人性。

Q: 知道很多科学道理的人，更能过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吗？

A: 科学是我们探索、认识世界的方法之一，而且是迄今所找到的最好方法，运用这套方法所建立的知识体系，已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的认知能力高度依赖于所习得的文化，因而从整体上看，科学无疑帮助人类大幅提升了理性能力。

然而，具体到特定个体是否能从一组特定科学知识中受益，或更一般的问，掌握更多科学道理或知识，是否会让你在生活上较为成功或幸福，那就未必了。

科学和技术远未发达到能为每一个体装备一套足以代替人类智慧的辅助决策系统，在日常生活中，即便是最死硬的科学主义者（即所谓死理性派），也只能主要仰赖进化赋予我们的认知能力和文化赋予我们的常识和习惯来指导其行动，科学充其量只能在个别方面提供一些原则性指导，诸如别吃中药别信巫术等等，或在一些高度专业性的领域提供帮助。

这样一来，科学能否在生活上惠及特定个体，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在他的整个认知/知识系统中为科学找到恰当的位置，而在这一点上，掌握更多科学知识的人，未必就把握的更好，一个懂得许多科学道理的死理性派，或许会处理的很糟糕。

Q: 你在一堂讲座中讲的那个题目，“进化心理学：习俗如何从个体选择中涌现，以及文化保守性之数学理由”，主要讲了哪些人类行为，有什么主要观点。

A: 讲了一些习俗是如何产生的，比如买卖者为何会集中到某些地点去交易，从而产生集市，交易又为何会自发的集中在某些日子，从而产生集日，何以出现像春节这样的节日，为何过年回家的动机如此强烈，道路是如何自发出现的，等等。

其中用到了协调博弈和资产特化的理论，说起来话长，主要内容包含在《沐猿而冠》第五章的导言里，讲座的视频未来可能会上线。

Q: 你在新浪微博提到的那几条，能分别展开说说？

1）认为智商概念毫无意义的男人，娶的都是聪明女人。2）软件当然也会影响硬件，要不然键盘上的开始键是怎么来的？3）我喝威士忌是装逼，我孙子喝就不是。4）文化隔阂带来痛苦和纷争，那是因为隔阂还不够深。5）男人的乳房不是谜，女人的才是。6）你们都不生孩子没关系，反正穷人会生。

第5条我大概知道一些，我看过你有专门讨论女性乳房的文章，这里可以说说男人为什么有乳腺，这是雄性动物的普遍特征吗，为什么不是谜。

A:

1）不乏有人认为智力不是一个可观察的指标，但进化心理学家大卫•巴斯的大规模调查发现，两性在择偶时，都将对方的智力列为重要的挑选标准，通常和容貌、财富、地位等指标一起排在前几位，这说明，人们有能力（或至少普遍相信自己有能力）评估对方的智力。

2）这是说，文化（软件）也会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生物学特征（硬件），正如Windows95的流行导致键盘上出现了开始键一样。

3）这是说，有些文化元素在经历几代人传承之后，会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观，因为人们看待自己幼年期便习得的元素，和看待自己成年之后才遇到的元素，态度会十分不同，前者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无须解释、本身就有价值，而后者则需要一个理由才能接受。

4）这个说来话长，可参考《沐猿而冠》第六章第二篇。

5）首先，乳房是对女性有用的器官，假如我们已认定它对女性有用，那么“男人为何也有乳房”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回答：因为把男女设计成不同样子要比把他们设计成一个样子更麻烦，所以，进化倾向于让男女尽可能共享同一套设计方案。于是问题变成：乳房对女性有何用？其哺乳功能当然很容易理解，但永久性乳房有何用，这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Q: 知道你是《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除此之外，还从事什么工作呀？
A: 我2008-2012年间是《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之前多数年份是自由程序员（也就是自己雇佣自己的程序员），少数几年处于无业状态。

Q: 为什么会来写历史？知道你是清华经管院毕业，具体是什么专业呀？
A: 因为我喜欢阅读历史，也对历史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并且愿意写下来与朋友分享，这也是我其他写作的主要动机；当然另一个动机也很重要：有媒体愿意发表我的文章，而且愿意为此付钱。是信息系统专业。

Q: 有一种说法，把你们这样的“另类说历史”的称为“高级票友”，你认同吗？“票友”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A: 讲真我还头回听说票友这顶帽子戴到了我头上，不过戴着还蛮舒服的，我喜欢。票友的意思大概是，唱不唱戏、唱什么戏，全凭兴趣和兴致，并不指望靠它吃饭。如此说来，这顶帽子于我就有点名不符实，因为这些年我确实靠写作吃上饭了；不过它还可以有另一层意思：票友可以不必理睬行当内的各种大小规矩，也无须讨好观众，这两条倒还真跟我蛮配的。

Q: 票友谈历史，和专家谈历史，最大的不同在哪里？能不能举个例子？
A: 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票友在方法论上很自由，不必按历史学界的常见套路来，也不必考虑什么学术渊源和门派利益，比如这篇《周史札记#12：代际更替与制度化》，本来是在谈封建制度，可是扯着扯着就扯到软件实施上去了，再比如这篇《下一块金砖在哪里？》，开头是在说宏观经济，一不小心就扯了一通生物进化史，是不是很过瘾？

Q: 我们这次选了你的《饕餮经济学之肚皮收租法》，非常有趣易读。你是怎么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解读的？
A: 谢谢～当初想到写这个题目，是因为那时听到许多有关吃的话题，比如节食、减肥、糖尿病、痛风、餐饮业的繁荣、美国人和欧洲人的饮食差异，等等，其中一个话题特别引起我兴趣：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似乎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社会要偏高一点，而某些省份（比如广东）则比其他省份更高一点，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意思，恰好，之前我在阅读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时，在此问题上有过一点心得，于是就写了一个系列，漫无边际的瞎扯了一通，你能喜欢我很高兴。

Q: 作为浙江人，对本地的历史感兴趣吗？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读吗？
A: 有，当然有，比如我曾关注过：萧山和慈溪的北部是什么时候变成陆地的？太湖东南的水网被疏浚出来的过程中，众多土地主人之间的利益是如何协调的？越人在后世的当地文化中留下了什么痕迹？浙南居民的基因组中，可以找到多少百越成分，其中男系成分和女系成分有何差别？稻作文化何时从江西传入之江流域？海盗们如何建立组织，如何开展贸易，如何躲避官府？过去三十年的城市化如何改变浙南山区的生态？野猪活动范围扩张了多少？猫科动物的体型在增长吗？不过，惭愧的很，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见解。

Q: 为什么叫 “辉格”？
A: 这个笔名源自我早年在一个BBS（万科周刊论坛）上使用的ID，因为老友们（他们也是我的最初读者）听惯叫惯了，就没改。你觉得顺耳吗？

华夏上古八姓（姜、姬、姚、嬴、姒、妘、妫、妊）都是女字旁的，这难道不是远古存在母系社会的证据吗？

当时我用一个笼统的理由搪塞了过去，事后想起来，感觉不满意，昨晚又使劲想了下这问题。

在重新考虑了有关古代姓氏的如下几个要点之后——

1）姓代表血缘群体；
2）氏代表血缘群体的地方分支；
3）周代实行“同姓不婚”的族外婚制；
4）组成周代个人称谓的几个成份：姓、氏、行（即排行）、名、字；完整称谓包括所有这些成分，但日常称谓只包括部分成份；
5）周代男性日常称谓一般是氏+名，或（成年后）氏+字，其中不包括姓；
6）周代女性日常称谓一般是氏+姓（比如虞姬，夷姜，戴妫，敬姒，葛嬴，偪姞），或行+姓（比如孟姜，孟姬），其中必定包括姓；

突然发现了令我满意的答案：

用来表示上古八姓的汉字都有女字旁，不是因为姓代表了母系血缘群体，而是因为周代只有称呼女性时才会提到姓，称呼男性时只用氏不用姓，所以表示姓的汉字只会出现在女性称谓中，于是这些汉字后来就被加上了“女”这个义旁。

需要强调一点：许多汉字的义旁都是后来加上去的，比如“姓”字的女子旁，金文里是没有的，金文里“百姓”写作“百生”。

嗯，你总算说到点子上了
辉格
2014年3月19日

〈男女系列〉发表之后，读者反应颇为热烈，不过，其中不少评论赞赏或谴责了我其实未曾表达的观点，从文章内容也不能合乎逻辑的引出这些观点；考虑到主题的敏感性，这样的误解在预料之中，许多也可以情有可原，但误解仍是误解，还是澄清一下吧。（有些问题其实与我的文章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人们在阅读这些主题时容易冒出来，这里也顺便一并作答。）

Q：你是在宣扬多妻制吗？

A：不是。我是在尝试理解人类各种婚配模式的起源和功能，并未赞许或贬斥其中任何一种。说明一种社会模式或制度规范有着进化和存在基础（无论是环境、生理、心理或其他基础），指出它当前或曾经具有某种社会功能，并不等同于对它的赞许；经济史家也曾指出棉花种植业的繁荣极大推动了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但我不认为他们是在宣扬奴隶制。

Q：你在为出轨行为开脱吗？

A：不是。指出某一行为的原因并不等于为该行为开脱，某人打破商店橱窗偷走一件衣服，或许是因为他喜欢这衣服，或许是他崇拜的明星穿过这个款式，或许是他的初恋情人送过同样款式的衣服给他，这些原因无论是否成立，都不能免除他为偷窃行为应负的道德责任。至于出轨者是否应负道德责任，取决于你所认同的道德规范，这超出了本系列的谈论主题。

Q：你在教我们怎么搞男女关系？

A：岂敢，这我可是外行。我只是在尝试理解人们在两性关系中的行为模式，而且是在最基础的层次上，尚未涉及那些更高级的层次，当我说某种策略具有某种“优势”时，是基于高度简化的模型，而所谓优势也是对繁殖目标而言，绝不是要鼓励人们采用这种策略，假如我的措辞给你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很抱歉，那不是我的本意。

Q：在你眼里（和嘴里）人和禽兽好像没啥两样？

A：当然不一样，很不一样，实际上我已指出了人类区别于其他灵长类乃至其他动物的许多独特之处，比如阴茎、乳房、毛发、排卵期、绝经，等等，而且这些生理上的独特性还暗示了心理和社会属性上的更多独特性。当然我理解，其实你想说的大概是——

Q：照这么说，人和动物一样，不过是依本能行事而已？

A：就算是这样（实际上不是，后面我还会解释），人和禽兽也大不一样，人的本能要复杂的多，包含了许多其他动物所没有的高级特性，比如自我意识、自由意志、同情心和道德感，所以，即便同样是依本能行事，人和禽兽也是大不一样的，正好比，同样是由那几十种原子组成的几十斤血肉，一条活狗和一条死狗是大不一样的。

Q：所以爱情之类都是假的，不过是荷尔蒙在发作？

A：不是这样。荷尔蒙只是某些生理/心理过程赖以进行的介质，这就好比，许多音乐作品都是以五线谱形式表达的，但你不能说：什么交响乐、圆舞曲都是假的，不过是一串串小蝌蚪，对吧？

Q：你开口闭口“策略”，人真的这么会算计吗？

A：问得好。人确实会进行一些有意识的算计，但更多时候，策略并不表现为理性算计，采用特定策略的个体也未必意识到它的存在和作用，或者有所意识但不知道它服务于什么目标，当我从进化生物学或进化心理学角度谈论“策略”或“利益”时，也并未做这样的假定，而只是认为存在某种生理或心理机制来引出符合策略的行为或后果。

比如妊娠期糖尿病，是胎儿对母亲实施剥削策略（通过分泌hPL激素提高母亲血糖水平以便让自己获得更多营养）的结果，胎儿显然不会有意识算计，也不可能意识到这是在牺牲母亲健康而换取自己的发育优势，但进化所创造的这一机制确实造成了这样的效果。

Q：可是不管有没有意识到，人真的有这么自私吗？

A：这要看你怎么定义自私了。人人都希望事态向符合自己愿望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最宽泛意义上，所有人都是自私的，区别仅在于他们的愿望不同，有些人的愿望是尽可能帮助别人，也就是说，他把别人的利益也纳入了自己的愿望，我们就会说他是利他主义者，但他并不是无私的，只有植物人才是无私的，因为植物人已经没有愿望了。

Q：可你显然把愿望限定在繁殖后代上了，你说的策略不是都指向遗传收益吗？

A：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但这只是个起点，作为起点，围绕遗传收益的进化分析是个很好的选择，因为人首先是生物，而生物的基本目标就是最大程度的繁殖后代，当然人还有许多生物学和进化论难以解释的方面，但我希望首先尽量挖掘生物学视角的潜力，然后再考虑（比如）组织和文化方面的分析，换句话说，我想把人先剥个精光，然后再把衣服一件件穿回去，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楚透彻一些。

Q：剥光了就是一部彻底自私的基因机器？

A：还是要看你怎么定义自私。即便是在追求遗传收益时，也会表现出许多利他行为，比如伟大的母爱、对血缘近亲的帮助、姐妹间合作，人类甚至还有父爱；即使在非近亲之间，也会出现策略性的合作互惠关系，并出于长期利益需要而遵循合作性规范，按“自私”一词较为狭窄的通俗含义，这些行为都算不上是自私的。

Q：可是有些行为明明跟繁殖目标直接相悖啊，比如做爱戴套、为爱殉情、同性恋、出家做尼姑，不是吗？

A：确实有许多特性和行为偏离了繁殖目标，有些是随机出现的异常或病态，比如先天耳聋，有些是有益特性的有害副产品，比如镰刀型细胞贫血症，另一些则是原本有益的特性在新环境下的有害表现，比如对甜食的无节制嗜好，因为进化适应总是滞后于环境变化，所以偏离是难免的；当然，还有些偏离有着更高级的理由，涉及到文化传播和自由意志。

Q：比如？

A：比如出家和独身主义，人类心智的某些特征，恰好使得一些人的头脑容易被某些观念所占据，并促使他们去传播这些观念，尽管这些观念（在过度强烈时）会导致背离其生存繁殖目标的行为，这就好比被一种寄生虫控制的蚂蚁，会自杀性的爬到草尖上被羊吃掉，通过牺牲自己而传播了寄生虫，有些文化现象有点类似，只不过寄生虫换成了观念。

Q：可是追求遗传收益也只是在传播基因，为啥传播观念就算是被操纵了？

A：嗯，问得好。一种行为究竟算是服务于自身利益，还是被操纵，要看我们如何界定自我，或者叫主体，把边界划在哪里；如果将自我利益等同于来自受精卵的那个基因组的利益，那么背离该利益的观念就算是入侵物了。

但我们不是非要这么划界，将后天获得的观念包括进来，好像更符合我们对自我的常识理解，甚至把寄生在我们体内和体表的千万亿细菌的基因组包括进来，也没什么不对，当然，观念和寄生物的利益和主基因组的利益是有冲突的，可是，主基因组内部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冲突，所以人本身就是个利益复合体，被各种利益倾向拉扯着。

Q：这么说，我们只是多方拔河竞赛里的那根绳子，那个体还有什么独立性可言？

A：呵呵，我们不只是绳子——如果我们不把自我的圈子划得太小的话——我们还包括了参与拔河的各方；当然，在发展出人类独有的自我意识之前（或者虽然拥有自我意识但疏于运用它进行自我审视和反思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多少独立性，不过是个被各种往往相互冲突的目标、本能、冲动和观念拉扯着的傀儡。

但是，在我们获得并积极运用自我意识时，或者说当我们积极运用自己的理性时，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开始对上述拉扯我们的种种力量进行反思，作出选择，压制和摒弃我们的自我所否定的，留下自我所肯定的，于是，这些留下的目标，变成了我们自己的目标，而因为有了自己的目标，我们就不再只是傀儡了。

Q：你说的自我意识那么神奇，它是上帝从耳朵孔吹进来的？

A：是很神奇，但并不神秘。自我意识最初只是一种喃喃自语，作用是把头脑某部分正在酝酿的念头表达出来，让头脑其他部分“听到”，这样后者就有机会对这些念头进行遏制或干预，好比小孩在画画或玩家家时喜欢把下一步打算做什么说出来。

这一机制在发展壮大之后，变成了一台奇妙的虚拟机，可以让拉扯我们的各种念头、意图和计划在上面预演，一次预演所产生的预期在经过语言表征后可以重新输入并引发另一次预演，如此反复迭代，于是我们便获得了对自己头脑中的目标、意图和计划进行内观的能力。

所以，自我意识虽然独特而神奇，但也是从拉扯我们的各股力量通过语言能力相互沟通调制而形成的，并不需要一个神秘的外部力量将它吹进我们头脑。

Q：可不管是谁的目标，目标到行为之间，仍只是些策略和算计，人真的有这么功利吗，那情感、理想、专业、高贵、尊严又到哪里去了？

A：最宽泛意义上，功利的意思是一个人有目标、有追求、有理性，这当然没什么可鄙视的，不过在日常意义上，功利通常是指专注于那些更直接关系到生存繁殖机会的目标，策略上也更短视更机会主义，你列举的这些高级目标，最初也是配合某种策略服务于更低级的目标，只是在经过自我意识的反思和肯定之后，才显得不那么功利了，只要得到了肯定，它们就仍然存在着，没有消失。

Q：那道德又怎么说，既然行为都服务于个人自己的目标，又何必在乎别人的看法？

A：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行为规范，道德最初也是出于策略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在着眼于长期利益的互惠与合作关系中，人们可能会希望让他人来帮助自己抵御短期诱惑，而道德正是用来相互约束机会主义行为、抵御短期诱惑的一种方式（有时抵押物也可以起类似作用）；最初只是在合作各方之间形成的规范，经过社会化的协调博弈过程，成了整个社会的规范。

作为个人，你遵从这些规范的理由可以有多种：1）有些规范经过鲍德温机制内化为了你的本能，或者经过幼年期教化而成了近乎本能的价值取向，因而遵从它成了你的自动反应；2）有些规范在经过理性反思之后得到了你的肯定，变成了你的价值观，因而努力遵从它；3）另一些规范没有得到你的肯定，但出于策略考虑，你仍勉为其难的尽量遵从它。

在传统社会，不遵从主流道德规范是非常危险而窘迫的，而在更为开放和自由的现代社会，你在这方面有了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假如你经过理性思考之后决定拒绝某些道德规范，这或许会让你失去一些朋友，失去一些信任和尊重，但不至于让你无处容身，你也可以选择一些非主流规范，在小圈子内寻找朋友、信任和尊重，但无论如何，你的拒绝并不能否认这些规范的真实存在和它们所具有的社会功能。

Q：可我怎么还是觉得读完这些之后，人类看起来更不堪了？

A：嗯，脱光了照镜子确实可能有点难堪（特别是如果之前有人向你展示了太多虚假的美丽光环的话），无论在理性还是道德上，人类确实算不上完美，这不是新闻，即便在达尔文之前，对人类邪恶堕落的指责也并不少见（或许更多），将达尔文视为头号敌人的教会就乐此不疲。

不过依我看，人类已经够伟大了，其最伟大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高度机会主义的动物，而且还意识到了自己的机会主义，并且发展出种种价值准则和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倾向，最终还将这些准则和规范上升到了终极价值的地位，从而将自己转变成了赋义者——这个曾被认为只有上帝才能扮演的角色。

Q：这些文章里的看法都是你自己的？

A：不都是。大多数内容都采纳了科学界的既有观点，包括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不过，以这种特定方式解读这些知识和观点，并将它们以这种方式组织在一起并构成一个阐释，是我的决定，由我负责。另外，有少数观点是我自己提出的，比如本系列第四篇的核心观点。

Q：那你怎么不注明他人思想的出处和文献？

A：这些文章发表于大众杂志，而不是学术期刊，所以未遵循学术界的参考引用标准，有些较新的观点我提到了来源，我觉得比较广为人知的就没提；在个人博客文章中，我会对来源作更多说明，而在报纸杂志上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更好，我还在探索之中。

Q：你援引的思想都得到科学界公认了？

A：不是。许多还有很大争议，有些甚至还处于边缘地位，没引起学界足够重视。

Q：把尚不成熟未获公认的思想写进科普文章真的合适？

A：我不把自己的文章定位为“科普”。首先，科普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我不采取这样的姿态；其次，科普预设了普及科学知识的使命，我不负担这样的使命；第三，上述姿态和使命据说让科普作家承担了某种“社会责任”，我拒绝承担这种责任。

Q：还有你自己的观点，开玩笑吧，那还不去学术期刊发论文？

A：学术期刊的严谨审稿标准对科学发展起了很好作用，我很赞赏，但我不认为那是发表新思想的唯一合理渠道。

Q：你是说做个民科也没啥丢脸的？

A：嗯，你总算说到点子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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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说的议价（原话是“你给我多少钱？”）是指“社会议价”，意思是：在结果尚未明朗的政治进程中，利益相关的各方施展各种手段，去影响该进程的走向，以图让该进程最终得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结果。（当然，从“你给我多少钱？”这句话，是很难猜到这层意思的）

社会议价是民主主义者爱用的概念，他们认为，让利益相关方都参与到政治进程中，既体现了民主原则，也可将社会冲突纳入到既有的秩序框架中得以释放，而不至于积累爆发为社会动荡和革命，最终结果即便不是各方满意，也至少比较容易服气。

确实，和秩序崩溃、革命和战争相比，要好得多，问题是，与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相比，这样的评价标准太低了，社会议价的手段各种各样，拉选票、打广告、造谣诽谤、游行静坐、堵门封路、扔燃烧瓶、（流行于法国的）软禁雇主、破坏试验田、破坏油井……其中许多毫无正当性和公正性可言，唯一可以安慰的，是其中涉及的罪恶与暴力都是零星小规模的，作为革命和战争的替代品（假如能够替代的话），相对要好一点，如此而已。

而真正可以带来公正性的社会议价机制，只有司法程序，正如我在一个帖子里曾经总结过的，它具备了我们可以期待于一种社会议价机制的全部制度功能：

司法程序提供了：具体而直接的利益关切与诉求者、对立的证据呈现、对等的抗辩与质证、中立的倾听者、独立于政治派系的裁决者、基于众多分散案例的试错和反馈、渐进的惯例形成、修正和废弃，而在……政治过程中，这些元素要么不存在、要么缺乏程序规范。

当然，有人可能不同意我这种“司法主义”，而偏爱欧洲式的社会议价，可是，无论我们赞同何种社会议价方式，至少需要承认一点：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放到社会议价过程中去解决的，有些既已划定的边界、既已明确的权利，不能随便被拿去议价，即便有人吵着要这么做也不行，否则就没完没了，没有权利保障可言了。

所以我举了炒菜的例子，在家炒菜是早已确立的权利，尽管这么做确实提高了邻居遭受火灾的风险，但因为我有权利这么做，所以他只能承受这样的风险。

不过看来灰鸽子误解了这个例子的意思，那我就说得更清楚一些吧。

当我们谈论“讨价还价”时，可能涉及三种情况：

1）市场议价：此时交易标的物的权利归属明确，且议价双方共同认可，需要商量的只是价格，比如我去菜场买西瓜，我和摊主都同意现在这个西瓜是属于他的，而需要付钱的是我；

2）丛林议价：权利归属不明确，或权利归属原本明确，但其中一方无视该权利，议价结果由双方实力对比和偏好决定，与权利状态无关，比如绑匪与被绑者家属的议价；

3）社会议价：旨在通过议价过程，从权利不明确状态中得出一个明确的权利归属结论；（按我的观点，唯一公正的社会议价机制就是司法程序，不过，为了讨论继续，可以把其他机制也包括在内）

所以，社会议价只能运用于权利不明确状态，如果权利本来已经明确，你还提出议价，那就是无视既有权利，转变成丛林议价（俗话叫耍流氓）了。

那么，转基因争议是怎么回事？考虑到转基因争议涉及好几个不同问题，首先要明确你谈论的是哪一个，起初灰鸽子的核电站类比让我以为他说的是消费者的安全担忧，不过后来他说，如果脑筋正常的话应该理解他指的其实是有机农场经营者所面临的损失。

可是，经营者担忧自己的生意因为其他竞争者的进入而受损，并不是阻止他人进入这个行业的正当理由，至少在行会权利早已瓦解的当代是如此，这和开餐馆的道理完全一样，怕别人抢了你家餐馆的生意，不是阻止别人开餐馆的正当理由，这件事不能拿来进行社会议价，你硬要堵在人家店门口，跟人讨价还价，说咱们算算你该赔我多少钱我才能答应你开店，这当然是流氓做法，这种议价只能叫做丛林议价。

问：为什么古代大量使用金器，而现代黄金很少用作首饰外的日常器物？
大量使用是和现代比，例如古代用黄金制作盔甲、杯盏、香炉等。

答：
1）金银质地软，可塑性、延展性和抗氧化性皆佳，本就适合制作观赏价值高的器具，但在现代加工技术条件下，这些优势已不重要；
2）古代储蓄手段少，在家摆一堆金器，或许是富人保存大额储蓄的不错方式？
3）现代用的其实也不少，但携带类的较多，摆设类的较少，或许是因为没有那么多仆人整天伺候着，容易招贼？

关于白菜

前逛郑州的一家超市，见排队买九分钱斤的白菜，知道今年又是菜农哭、媒体同情或者假装同情、一堆白菜烂在地里的一年，今天看网上的新闻，知道京冀鲁也是天下菜农是一家，都一定赔得欲哭无泪。我小的时候家里面种西瓜，瓜农只知道把瓜种下，然后等瓜熟，然后去卖，至于卖的时候什么市场，根本就完全不预测或者无从预测，这种撞大运的搞法导致一次又一次重复无异于把自己的心血白白送掉的噩梦。您博闻，不知道您对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及对策有什么看法？

1）农产品市场以生产季为周期的价格波动是古老而普遍的现象，价格理论里被描述为“蛛网模型”，原理是生产决策与供给形成之间的时间差，决策所依据的本季（或更早的）价格信号，而其影响的则是下一季的价格，凡存在这种时间差的产品都可能存在类似价格波动，但农产品的同步强季节性特征使得该现象在该产业尤为常见；

2）传统家庭/庄园的自给型农业受蛛网波动影响较小，反应也不大，而这又反过来弱化了蛛网波动的幅度，这是因为自给型农业的产出大部分自己消费或以实物形式缴纳地租，进入市场的部分比例低，因而价格波动影响小，农户主要关心前两部分（自己消费和交租）足够，生活即有保障，余粮多少能卖点钱就行，而且自给型农业的主要投入是给定量的土地和自有劳动力，农户在做每季的生产决策时，能够决定的变量只有劳动投入，而自己的劳动不投入农业也没有其他什么用处，也就是机会成本极低，因而预期低粮价不会让他少投入劳动，实际上可以认为，他们根本不做每季的生产决策，仅仅按可用的土地量和劳动力而追求尽可能大的产量而已；

3）剧烈而痛苦的蛛网波动，在传统家庭农户面向市场生产时最为普遍，这是因为：a）自给率降低了，b）现代运输条件创造了范围更大的统一市场和单一均衡价格，加剧了波动，c）家庭农户尚缺乏规避蛛网波动风险的交易手段；

4）农户对付蛛网波动风险的主要手段是与买家提前签订订购合同，提前锁定价格，这些买家通常来自：大型食品加工企业、大型批发/零售商、农产品投机商，而鼓励他们订立提前采购合同的重要前提是，存在一个农产品期货市场，假如存在这样的期货市场，即便农户找不到买家提前订购其下一季产品，也可以自己进行套期交易规避风险；

5）中国农业在这方面进展很小，主要原因是制度障碍，表现在几个方面：a）土地流通障碍使得规模化农户难以产生，与家庭农户相比，规模化在利用上述风险规避手段上，有着极大优势，b）期货市场发展受限制，c）农产品生产决策（包括产品选择）受诸多政策限制，d）农产品流通市场缺乏自由度，计划时代的粮食购销制度仍阴魂未散。

我在几篇旧文中曾对农产品和蛛网波动问题有所评论，可参考：

芯片业的蛛网模型
资本家养猪是好事
大蒜疯狂并非市场操纵的结果
自由市场是粮食安全的最佳保障

另外，该话题也是《自私的皮球》第二章的重点，我在该章导言和各篇后记里从多个角度谈论了它。

试想，假如雄性想占有尽可能多的交配机会，简单的办法是武力驱逐一个群体中的其他雄性，海豹/狮子/大猩猩就是这么做的，但是该策略面临几个困难：

1）群体规模并不是你可以任意限定和分割的，它依赖于物种的取食模式、食物的分布状态等其他独立条件，假如群体规模过大，或分布范围过广，控制难度就很大；（海豹的控制规模显示了一种极端情况，它得益于大群母海豹喜欢拥挤在狭小海滩这一行为习惯）

2）雄性之间单打独斗式的武力驱逐竞赛会在进化上导向其体型的大幅增长（试比较海豹和大猩猩的雌雄体型），而体型增长的成本曲线可能很陡峭；

3）维持领地常常需要雌性的配合，而是否愿意配合雄性维持独占多偶格局，取决于雌性的性策略，是不一定的；（雄狮似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雌性的帮助，所以狮子的雌雄体型差异不如海豹和大猩猩那么夸张）

4）占有的群体规模越大，维持独占权的难度也越大，维持的时间可能就越短，这样，子代的孕育+抚养期越长，规模优先策略与稳定优先策略相比，便越不具有优势，因为你一旦被赶下台，你的全部未成年子女都可能被杀死；

其实，要占有同样的交配机会，并不一定要采用独占策略，比如，若群体规模（以育龄雌性数量计）为5，独占2年的遗传收益是3，若群体规模扩大到50，任何雄性无力独占，但假如10个雄性组成联盟，驱逐其他雄性，若联盟维持2年，且均分交配机会，每个雄性的遗传收益也是3，这种模式可称为寡头多偶制，黑猩猩大致如此。

再考虑第三种模式，群体规模100，36位雄性组成等级化联盟，驱逐其他64位雄性，然后按等级分配性机会，国王得15，5个男爵每人得5，30个骑士每人得2；结果：男爵们的收益不比独占制下的胜利者差，国王则好得多，而骑士们也远好于独占制下的失败者，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下被完全剥夺性机会的雄性比例只有64%（稍作调整可进一步降低），而独占制下则是80%，冲突烈度降低了，因而可以更稳定长久的维持。（当然，性机会的分配不一定只是妻妾分配，也可以通过传说中的初夜权之类安排实现）

三种策略哪种好，从策略本身得不出结论，取决于物种当时所处的条件，比如：

1）食物分布和取食模式所决定的群体规模和空间分布；

2）体型/体能增长的成本曲线；

3）孕育/哺乳/抚养期的长度，雄性个体体能发育曲线；

4）亲子关系的可识别性；

5）发展合作组织的潜力，这一点上，大猿优势显著，人类尤其，人类从狩猎活动中已经发展了组织能力，而语言的出现更如虎添翼；

6）组织维持的成本和组织扩张的成本曲线；

或许还有许多，重要的是要记住三点：

1）策略进化不是从白纸开始，每个个体都背着历史包袱，也有其独特的禀赋，

2）性不是雄性生活的全部，追逐性机会的同时，他们首先要吃饱肚子活下来，因而性策略选择空间受制于现有的生存策略；

3）性机会不等于遗传收益，要考虑孩子如何活下来并长大成人。

（能稍稍避免骚扰的办法是：当看到我的RSS源出现3个或更多新条目时，直接skip过去，我不会在短时间内连贴三篇文章。）

美国国债的功能，不仅是弥补财政赤字，更是一种货币创造机制，它服务于全球货币体系，停止发行美债和缩减其规模，将动摇该体系的基础，导致通货紧缩，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对此bear表示不解，我解释一下（没系统学过货币理论，以下纯属个人理解）：

其实，现代信用系统下，任何借贷行为都是在创造货币，比如，你向我借了1万，假定你信用完全可靠，而我的准备率为零，那就凭空创造了1万货币，因为我除了给你写一张1万银票之外，啥也不用做，你拿着银票去花就行了。

你可能会问，我的银子没增加，却凭空给你开了张银票，你花出去后别人拿来兑现怎么办？答案是：我把你的借据给他，他可以拿走马上卖掉，或者我去卖掉再把现银给他。我们不是假定了你信用完全可靠嘛？所以，接受你的借据和拿现银是一样的。

你可能又问，虽然说起来借据和现银一样，但他不了解这一点，或者就是不接受，怎么办？问得好，所以有准备率一说嘛，上述说法假定了准备率为零。

当然，实际上你的信用未必完全可靠，而我的准备率也不是零，所以，实际增加的货币量小于1万，我会在总放贷额与“资产”额之间维持某种比例关系，这些资产中，物理上的银子只是一小部分（假如该货币系统有本位物的话），其相对数量构成了准备率，其余由各种借据组成，包括你的借据，这些借据有不同的信用可靠度，对应不同资产等级，它们的加权总和与贷款总额之间的比例构成了所谓杠杆率。

上述准备率和杠杆率所容许的范围之内，任何借贷都增加了货币量，增加的程度取决于借据的信用可靠度所对应的杠杆率，在自由私人银行制度下，准备率和杠杆率是策略选择结果，而在美元体系中，它们是政策选择结果，但无论如何，在它们的限制之内，发生的事情性质是一样的。

因为美国国债的信用非常好，可以对应很高的杠杆率（即，人们接受它作为现银替代品的程度非常高），因而增加国债近乎于发行同等数量货币，比如，发1亿国债，财政部手里多了1亿现银可花，买国债的银行手里的1亿现银换成了1亿国债，由于后者近似于现金，因而总货币量多出了将近1亿。

抽象的说，信用体系下，货币创造的过程，就是有偿付能力的人将其潜在的借贷能力（信用）变成实际借钱行为的过程，或者说将资产资本化、金融化、货币化的过程，银行家的功能就是识别和量化信用，这一过程面临大量信息和交易费用上的障碍，因而在传统社会，货币通常都是不足的。

注：许多年前 @学经济家 学总就给我提过“货币就是借据”这一想法，我基本赞同，不过我们之间还是有一个分歧：学总似乎倾向于认为（这一点有待他确认）货币从一开始就是借据，即，货币起源于借贷，而我认为最初的货币有着另一种发生机制，直到近代银行发明信用货币之后，货币才成为借据，而之前的货币源自交易，而这些“原始”货币是信用货币发展的基础。

谢谢各位关注。

说不定这会是一次不错的集体创作经历呢，呵呵。

要么就在此帖留言提问吧，请手下留情，最好不要提“你是哪年失去贞操的？”之类让我尴尬的问题，拜托了。

南方周末有篇文章题目三本书改写美国食品安全史。从上面看我感觉行政手段并不一定没用，贵国现在和当年的美国在民众呼声和加强立法上很像，但行政手段无效（率字真舍不得加），我觉着可能因此食品安全问题才得不到解决。我不同意无谓的高标准，不反对通过行之有效的行政手段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我也相信看不见的手，但等不及它向我们招手。

读到过类似的资料，但我认为那不足以支持监管，因为监管剥夺了自我标准低于管制标准的人的福利，因而其主张者负有单方面的举证责任，证明这些措施是保障他们重大利益所必需的，并要让人信服，被保障的这些利益，远比它所损害的更重大，但现在他们拿出的证据是不够的。

我并未坚持，任何剥夺部分人福利的事情都是不正当的，比如，在某个晚会上，有人丢失了价值数亿美元的钻石，这时，不分青红皂白的把全部客人暂时软禁在房间里，可能是必要且正当的，但假如丢失的只是个价值几百美元的手袋，这么做就是不正当的；在这种问题上，罗尔斯（John Rawls）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概念就用得上了。

我认为主张监管者证据不足，是因为，美国食品监管强度增长的历史，尽管同步伴随着美国食品安全的改善，但并不能由此认为前者导致了后者，同样可能的解释是：食品丑闻一方面推动了监管强化，同时也提高了消费者对安全性的需求和支付意愿，和食品厂商对安全性的供给与投入意愿。

实际上，同步发生的不止这三个事件链，还有收入的提高，食品工业的技术和工艺变化，工业制成品对传统工艺和厨房原料的替代，读者/观众对食品丑闻的兴趣增长，传播环境的改变，等等。

而同时，由于监管强化，本来可能发生的事件链却没有出现，比如食品工业自律标准的进步，以及这些标准在诉讼和判决中被反复援引，围绕食品安全风险的法庭作证，等等。

假如没有FDA，会不会出现一个职能相当的私人组织？任何不贴上它的认证标签的大公司都难以在市场立足？假如今天把FDA私有化，会有多少大公司宣布不再遵循其标准？这些都需要严格控制无关变量的对照分析才能回答，不是观察食品安全进步就能得出结论的。

简单的说，你需要证明，从上述事件链中仅仅剔除监管，加上因为无监管而发生的事情链，食品安全会恶化多少？将给多少人的健康造成伤害？而同时监管所剥夺的福利与之相比是多么微不足道？

为什么自由不仅仅是权利？

说自由主义之前，先说什么是自由。

自由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就像哈耶克说的，是免于强制，无疑，这里有个限定条件：权利边界之内免于强制。

那么，权利是什么？是法律规则所划定的行为边界。法律哪里来？如之前说过的，是博弈过程中所产生的集体信念，它既是均衡的结果，也是维持均衡的条件（从进化的观点看，这不是循环定义，正如蛋和鸡不构成循环）。

假如只有这一层意思，那自由便等同于权利，而社会的自由状态便等同于法治，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法治社会，却可以是很不“自由”的，比如，某种极端禁欲主义社会，或某种行会式权利盛行的社会，或某种极端身份等级制社会，行为边界可能是很清楚的，但边界内可以作出的行为却很少，或者说，行为空间很小；并且，这样的均衡的确可能存在。

所以，为了让这个词汇不与其自然语义完全脱离，我给它加上第二层含义：行为空间最大化，体现在法律上，就是宽容原则；这样，当我们比较两个法治社会，或两种都有法律保障的权利分布状态时，就可以说，哪一个是更自由的；不难发现，既然涉及“最大化”，必定需要引入某种客观标准。

几种不同的自由主义

在上一篇里，我列举了对自由制度的三种信念，这是为了区分不同的“主义”，但我确实不知道，该把“自由主义”这个帽子套在其中哪个头上算比较合适。

这些主义的共同点是，都赞同自由制度，但出于不同的理由：

1）因为它所保障的那些权利本身很重要，比如人身、财产、言论自由等；

2）因为它比其它制度更可能导致某种（对我来说）可欲的状态，比如发达、繁荣而富裕的社会；

3）假如人们能预见到（2），他们多半也会同意那种状态是可欲的。

前面我说，我同时持有三个信念，后来想了一下这不太准确，其实我只对前两条比较肯定，第三条只在部分情况下肯定，即，在多数时候，当我论证自由制度为何可取时，我是学哈耶克的样，用后退到底的方式：如果这样这样，你们会发现情况将变成那样那样，而那是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是更糟的情况。

但在有些事情上，我会前进到第二条，改用这样的方式：如果这样这样，情况会变成那样那样，我可不喜欢那样；甚至前进到第一条：不管后果是什么，我可不想失去这些权利。

小橘子眼神很好，计划生育就是个显著的例子，我的确相信，计划生育的长期后果在多数人眼里将是可欲的（尽管也有些很糟糕的中短期后果），但我仍然反对计划生育，这与我通常所用的反对方式，确实不同。

我不太确定她说的“自由信仰”是指什么，本来想等她澄清后再回答，不过临睡前转念一想，其实无论她指的是什么，我都很愿意回答，而且我觉得最好连同她没指的那些可能性一起回答，所以还是决定答完再睡，免得影响明天上午的回笼觉。

要说自由主义先得说说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有两种，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价值观个人主义，先说第一个，它的意思是：将且仅将个人视为行动主体（或决策中心、或合格参与者、或成本/收益计算主体，等等，术语体系不同，差不多都是一个意思）。

与此相对的是方法论结构主义，意思是由群体所组成的有机结构才是合格的主体，因而才是分析的对象，离开结构，个人和个体行为无法得到理解。

以前，我是坚定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者，现在，我大概可以被称为多层次结构主义者，不过，我仍然认为个人是最重要的结构层次，所以大概还可以算是（请原谅这种粗俗的比例描述法，我想不出更好的直观方法）60%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者，80%的方法论基因主义者（其中的3/4即60%由个人所代理），5%的方法论meme主义者，和20%的方法论超有机体主义者（其中1/4即5%基于meme构造），上述比例只是示例性的，具体比例要按分析的时间尺度来调整。

第二个，价值观个人主义，说的是，个人不应为其他层次上的结构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在此意义上，我是强烈的个人主义者。

但我必须马上强调，我不是自找麻烦的个人主义者，或者叫自我攻击型个人主义者，或者用更时髦的说法叫解构个人主义者，这种人喜欢从个人身上挖掘所谓“被基因奴役”或“文化和传统加诸我们的枷锁”之类的东西，挖掘深入骨髓，号称要摆脱所有这些枷锁，找出“真正的人性和自我”，这是幼稚而可笑的，人性就是洋葱，一层层剥完了就啥都没有了。

和他们不同，我坦然接受历史、文化和生活史所加诸我的一切，只要这些让我觉得是自己的一部分即可——不妨称之为“洋葱个人主义”，对我而言，个人主义不过就是：在没有这感觉的时候，受潮流的裹挟而成为集体运动波浪中的一缕波纹，我既本能的、也有意识的抵制这种裹挟。

好，再说自由主义，这个比较容易：

自由主义是关于制度的主义，但我发现，人们在说自由主义时，实际上涉及三层意思，而每个人所用的只是其中一条或两条：

1）我喜欢自由制度本身；

2）我认为，自由制度将导致某种社会状态，而其它制度将导致另一些社会状态，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前者；

3）我相信，假如他们能看到（2）中所说的两种状态，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前一种是更好的。

至于我，我同时持有上述三条信念，应该算是自由主义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