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黑风:辉总更喜欢大英帝国？可我觉得大英帝国治下的全球GDP增长率和财富增长率远低于大美帝国治下的时代啊。
穷国弱国的发展限制也是大美帝国时代更加宽松。

@whigzhou: 我看不能这么比，首先金本位时代和纸币时代增长很难通过GDP之类指标进行，更一般的说，GDP这种指标只适合于短期局部比较

@whigzhou: 其次，我更关注那些影响文化/制度有机体长期健康发展的因素，而不是阶段性增长速度之类的指标。

@whigzhou: 有关如何在大跨度上比较经济水平和评估发展速度，我曾提出过一种类似于恩格尔系数的思路：算算T1时刻的中等收入者需要花掉收入的多大比例才能过上与T0时刻中等收入者相当水平的生活

@whigzhou: 比较长期发展时，有一点值得注意：从长期看，币值似乎更多的锚定于必需品，这意味着，当发展主要体现为“非必需品的交易量增加”时，以货币度量的增长率会显得更低，这样，即便全要素生产率以恒定速率提高，GDP增长也会越来越慢

@whigzhou: 就是说，当增长主要体现为人们吃了更多食物、盖了更多房子、买了更多汽车时，在统计上常会表现为价格恒定、GDP提高，而当增长主要体现为人们享受了更多优质服务、去更多地方旅行、享受更方便的通信、玩了更多游戏时，在统计上更可能表现为价格降低、GDP不变

@Stimmung:那意味着旅行社、通信服务供应商、游戏制作发行etc. 的收入并没有增长，但却增加了供给。他们是在为人民服务吗？

@whigzhou: 对啊，不然怎么会有摩尔定律

@Stimmung: （接上）ceteris paribus, 技术进步使MC曲线下移，厂商相应增加供给，直到重新达到均衡。在此过程中真实收入增加

@whigzhou: 对，但是价格指数的加权方式会自动拉低那些价格下降快的产品的权重，因而低估这些产品带来的消费增长，至于GDP绝对值是否随此过程而提高或下降，还取决于其他因素，无法判定

@whigzhou: 其实我们最好换个角度来看这问题：能否找出一种价格指数，使得按该指数调整的GDP能够反映“真实”消费水平？我的回答是：不能。因为无论如何设计价格指数，都会扭曲“真实”消费，它要么无法反映成本下降带来的消费增加，要么不得不扭曲消费者对不同消费品的价值排序，后者同样是对“真实”的偏离。

@whigzhou: 也正因此，我提倡另一种比较方法

【2021-04-08】

终于看到有人表达了和我类似的看法，下面两段摘自Robert Gordon《美国增长的起落》第一章：

本书表明，有两个重要的原因足以解释为什么人均实际GDP大大低估了任意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特殊世纪中所取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一，GDP遗漏了生活质量的很多方面，这些对人们十分重要。这种遗漏的产生源于GDP指标的设计而非其理论缺陷，因为GDP测度的是在市场中交易的商品和服务，并没有包括那些对人们非常重要的非市场活动的价值。第二，即使作为衡量市场活动的指标，GDP增长也会被系统地低估，因为用于将当前货币支出转换为经通胀调整的不变价值美元的价格指数会高估价格增长。这一部分我们将超越实际GDP的界限拓展生活水平的概念，下一节讨论价格指数偏误的来源，最后用相关例子进行总结，说明人类活动中容易被GDP遗漏……

……因此，价格指数忽略了新产品的福利收益以及新产品进入市场初期价格降低的福利提高效应。此外，在测度已有商品的质量方面还存在“质量偏误”。在任意给定月份，大部分电视机的型号都与前一个月的相同，价格指数测度的是已有型号任意月份环比价格的变动。但是，这将忽视能够以较小价格变动提供更大屏幕或更高清晰度图像的新型号的不断引入。消费者成群地停止购买旧型号而转向新型号，但是价格指数并没有考虑到质量价格比的提高。汽车燃油效率和家电能源效率的提高，如室内空调机和烘干机等，是官方价格指数中特别显著的质量偏误来源。

@whigzhou: 以国别比较考察制度与繁荣之间关系时，在面对小国特别是资源条件特殊的小国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奇特的情况，比如自由导致萧条和衰败，我虚构了一个极端案例，可以演示这种情况如何可能发生。设想一个像复活节岛那么偏僻的地方，被皇家海军用来囚禁战俘，并按普通监狱标准管理他们……

@whigzhou: 这些战俘当然享受不到什么自由，然后某天，皇家海军宣布撤离该岛并解放所有战俘，同时留下一套效能不亚于大英本土的司法系统来确保他们的自由，于是前战俘们享有了自由。起初若干年，社会繁荣了起来，可是当繁荣水平达到一些人能买得起一张远洋船票时，他们就离开了，直到所有人都离开，GDP降为0

@whigzhou: 在此过程中，从出现第一个买得起船票的人开始，该岛国的经济水平在统计上很可能表现为绝对下降，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而且所有用来衡量一个社会繁荣程度的指标，很可能全都是下降的

@whigzhou: 从这个案例可以衍生出各种有趣的版本，比如某国唯一值钱的资源是一座金矿，挖矿的是外国公司派来的机器人，本地人靠吃租过日子，原本有1000人，一场内战过后100人幸存下来，于是人均GDP大涨

最近，世行发表了一份针对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的展望报告，同时也是一份建议书，建议中国政府加速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份报告体现了对中国现状与前景的良好把握和深刻领悟，也呼应了多年来在国内持续存在的一种呼声，而它所提议的措施，也相当温和与务实。

报告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告诫人们不要陶醉于近20年来的高增长，推动这一增长的动力结构已经改变，假如不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不加速完善市场的制度条件，未来不仅经济增长会停滞，甚至社会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然而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经济增不增长其实并不重要（或许某些跟踪宏观指标的投资者需要关心它），重要的是更好的生活，以及追求更好生活的机会，而在这一点上，市场的自由与开放本身有其直接而根本的价值，不必由增长率来加以论证，唯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为何要避免它。

假如我们同意主观价值论，即：价值只能由个人为自己规定，那就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宏观指标能够度量社会总价值（或总福利），GDP只是个勉强可以参考的度量，它度量了一段时间内发生的总交易量，而根据主观价值论，凡自愿交易都提高了交易双方的总福利，因而交易越多，总福利越高。

但GDP度量的有效性需要两个前提：交易都是自愿的，货币是价值的有效尺度；而实际上两者都不成立；首先，GDP所统计到的许多产值都不是自愿交易，前苏联GDP中很大一部分是军工产值，与个体价值几无关系；其次，货币也不是有效尺度，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盖茨花一亿美元买一幅画，比某小女孩花一分钱买一朵花，带来了更多的个体价值，假如今年与去年相比，盖茨多买了一幅画，而一万个小女孩少买了一万朵花，GDP显然是增长了，但这个社会的生活是否总体上比去年好？无人能回答。

不过话说回来，在一个十分贫困的社会，像GDP这样的宏观度量却常常是有效的，假如一个社会的大部分人口都处于半饥饿状态，那就可以安全的假定：获取食物在大部分人的价值序列中都处于优先地位，因而粮食总产量便是一个度量社会总福利的有效指标，至少是绝大多数人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指标。

贫困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个体间价值结构的相似性，因为每个人维持最低生活标准所需要的东西都差不多；所以当一个贫困社会迈向小康时，只要人们手里的票子在增加，货架上的商品在丰富，各种产业在兴旺起来，那么几乎每个人都会感到满意，每个旁观者也都可轻易断定：那里的生活在好起来；此时，观察与评论者也无须去细察市场制度是否完善，创新和交易是否自由，只要看GDP是否在增长，便足以评价政策的好坏。

那也是我们首先在80年代的农村，然后在90年代中期之后的城市所见到的情形；然而近十年来，情况不同了，当温饱已不再是最迫切的需求时，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上的满足，而正是在这些层次上，价值开始急剧分化；假如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无法容纳日益多样化的价值，那么价值分歧便会导向社会与政治冲突，严重的时候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和秩序崩溃，这便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诚然，中等收入陷阱常伴随着增长停滞，但这并非其根本特征，停滞可以有很多原因，比如人口停滞，假如人们真的不想多生孩子，那也没什么，停滞也可能是因为有些地方本来就不适合生活，所以人们一旦富裕就选择离开，甚至有可能，那地方的人普遍清心寡欲，满足于小康而不再追求更多，那更无须旁人担忧。

真正需要担忧的是：社会能否容纳多元价值？能否容许个人按其价值观追求他所向往的生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自由而开放的市场制度能够做到这一点，而随着我们的社会摆脱赤贫开始走向小康时，这一关系正日益彰显，过去十年的社会经历，无时不在向我们展示：市场制度的欠缺，是如何妨碍人们在更高层次上追求其个体价值的。

当你自己也是个文盲时，你可能会满足于孩子学会认字和算术，而不介意他被送进哪种学校，被置于哪种教育模式下，被灌输了何种价值观，而在自己有了十多年的被教育经历之后，你有了更多的想法，然而制度限制了你，既无法为孩子找到你所期望的学校，也不可能自己动手、联合有共同期望的家长组建自己的学校。

当你和兄妹父母甚至祖父母拥挤在十几平米的陋室中，你可能会觉得无论多丑陋的火柴盒，只要不漏雨、面积大一点，都能满足你的需要，而当你果真拥有了一套大火柴盒之后，你可能厌倦起了城市的喧嚣，向往郊区的甚至乡村的宁静生活，然而还是制度限制了你，无法在乡村买地盖房，更不可能联合一群有共同向往的人一起建设新村镇。

当你还是个农村“富余劳力”或城市下岗工人时，你可能满足于有一份稳定而薪水体面的工作，而并不介意工作内容本身是否给你带来快乐和满足，或工作结果是不是在你的理想之内，而现在，当你衣食无忧之后，你可能不想再为薪水而工作，而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然而再一次，制度限制了你，你会发现许多事业是不被允许的，或者高税率和严苛繁杂的管制条例让它变得根本不可行。

当市场足够自由和开放因而能够容纳这些在个体之间千差万别的理想、抱负、追求和生活方式时，尽管价值观分歧甚至对立，但人们大可以各行其是而相安无事，而当一个社会的制度无法容纳它们时，这些个体追求便可能转变为政治力量，因为既然这些价值追求无望在市场规则下实现，不愿放弃这些价值的人们就只能集合起来，以图形成某种政治势力，来为自己在体制内获得某种地位。

而我们知道，集体行动是需要价值共识的，在政治较量中，价值分歧是会导致压制和冲突的，因为无论在何种政治制度下，政治较量的结果只能是一方取胜而另一方的价值主张被压制，不存在各行其是的空间，这样一来，原本可以相安无事的价值分歧和对立，就变成了贴身肉搏的社会与政治对抗，当这种对抗足够剧烈且长期持续时，社会便堕入了陷阱之中。

不过想想也是，当初边际革命家们弄了这么多年，才最终抛弃客观价值，以主观价值为起点，搞定了现代经济学的计量基础，这根子上的东西，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大概是不容易理解，何况是听着劳动价值论长大的孩子。

言归正传。我说，自我服务不可估价，可有人坚持认为，自我服务可以参照市价来估价，因而这一“漏记”是可以被补上的。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不是因为统计手段不够高明，它在理论上就不可能。

首先，自我服务者没做交易，这就意味着他很可能不接受市价：或者他觉得市价太低，所以不卖他的服务，或者他觉得市价太高，所以他不买他要的结果，既然他不接受市价，你凭什么按市价来替他估值？

好，现在我们退一步，先不管这个困难，暂且接受市值估价法，这时，最根本的问题来了，你拿去跟市价相参照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仍以修剪草坪为例，对于旁人，他能观察到的情况是：在你的一小时修剪活动（A）后，你得到了你家草坪的整洁（B），至于你心里想什么，他无从知道，至少有下面几种可能：

1）你享受了你所喜欢的一小时修剪活动，然后开始享用你所喜欢的整洁草坪；或，
2）你忍受了你所讨厌的一小时修剪活动，然后开始享用你所喜欢的整洁草坪；或，
3）你享受了你所喜欢的一小时修剪活动，然后开始忍受你所讨厌的整洁草坪；

他唯一能排除的是这种可能：

4）你忍受了你所讨厌的一小时修剪活动，然后开始忍受你所讨厌的整洁草坪；（按经济学的自私定律，人不会在没有回报的情况下自讨苦吃）

那么，统计员究竟应该用什么去参照市价呢？与上面相对应的三种可能：

1）A的市价+B的市价；
2）B的市价；
3）A的市价；

究竟是这三种里的哪一种呢？答案只能是：不可知，绝望的不可知。

这个谜底，只有当他拿A或B去交易的时候，才会揭晓，比如：

假如他付钱给人来帮他修剪草坪，答案就是（2）；
假如他付钱给人换取对方允许他替人家修剪草坪，答案就是（1）或（3）；
假如他付钱给人换取对方允许他替人家修剪草坪，同时留着自家草坪不修，答案就是（3）；
……

这个笑话想说的无非是：在某些人看来，某些人类的欲望显得十分低下不堪，比如爱看别人吃狗屎，并愿意为此付钱；我要说的是：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并且真有人拿了钱愿意吃，这样的交易确实提高了这两个人的福利水平（或曰价值实现程度，或曰意愿满足程度，词随你选），是帕累托改进；在这里，GDP数值变动与福利水平变动是同方向的，因而，这一非难并不能成立。

试图用一些臆想的例子来说明人类在自愿交易中可能会做出何等古怪和不堪的选择，以此来丑化市场，这种做法十分无稽：首先，人类实际上并非如此古怪，现实中我们见不到有人付钱看人吃屎，把人类想象成一旦拥有自由便啥都愿意做，这只是表现了这么想的人自己的低劣和不堪（当然，是在我眼里的低劣和不堪，他自己或许觉得挺高雅，那没人管得着）；其次，假如有一天，人类果真变得如此古怪，那么，你认为你能拯救他们？你是上帝吗？

对自由的另一个类似的非难是：假如政府不承担救济责任，难道你忍心看着那些残疾人饿死吗？注意：说这句话的人，首先假定了多数听众都不会“忍心看着那些残疾人饿死”，否则，他的“难道……吗？”责问便不会如此理直气壮，而与此同时，他却又深信，当一个残疾人饿的快死的时候，他身边的人都不会伸出援手，所以必须由政府承担救济责任。——我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可以同时持有这两个信念。

言归正传，接着说GDP，相比吃屎笑话，对GDP更有力的非难是交换家务的例子：两位邻居，原本各自打扫自家院子，现在改成，各自付钱雇佣对方来打扫自家院子，于是GDP增长了，但福利并未增加。（注意：这个故事与吃屎笑话有个关键差别：吃屎笑话中那两个人的需求是“看别人吃屎”，自己吃是满足不了这种需求的，所以交换是必须的，而家务例子中的打扫服务被假定为是同质的。）

交换家务例子的问题是，交易本身不是无成本的，别的不说，确保服务质量就很麻烦，现实中，因为交易成本，无分工的同质交易不可能发生，能发生的交易必定涉及带来效率改进的分工，比如，我个矮帮你割草，你个高帮我修枝。

有人会问：这种分工和交易带来的改进可能只有一点点，但反映到GDP上却会增加很多，岂不是夸大了？

答：GDP不负责基数度量，分工和交易到底带来了“多大”改进，没人知道，因为价值不可比，不可加，无法做基数度量，只能比大小，我只知道交易之后比交易之前福利改进了，只要GDP和福利水平成正相关，GDP的任务便完成了，基数度量是不可能的任务；8000美元人均GDP的国民比800美元的幸福十倍？这是胡扯，经济学家可没这么说，拿这当稻草人攻击的都是自以为是的外行。

当然，对GDP还有许多更有意思的非难，等以后再说吧。

李华芳先生在讲述了过去几十年带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几次创新浪潮之后，在演讲的后半截把话题转向了中国，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中国过去三十年在没有重大创新浪潮的情况下，获得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在他看来，这是个难题，需要作出解释。

在演讲后的提问中，我问道：按熊彼特的理论（李先生将其用作其演讲的理论基础），资源重配置是创新的主要形式之一，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两方面导致了资源的大规模重新配置：1）从计划体系向市场体系的转变，2）对外开放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贸易与资本市场和全球分工相融合，因此，说中国过去三十年没有重大创新是错误的，所以这一问题本身不能成立。

李先生部分认可了我的说法，但对这种资源重配置的作用的规模持谨慎和保留态度。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只是观感上的差异，在各自都没有准备数字材料的条件下，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可就在这时，雷人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李先生认定中国奇迹是个难题，所以必须给出一个回答，他的答案是：中国压根没发生奇迹，尽管GDP翻了好几倍，但GDP并不是衡量增长的恰当指标，比GDP更好的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HDI），如果按HDI衡量，中国的增长没有传说中那么惊人。

我当时就被吓了一跳，HDI可是社会学家搞出来的东东，把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水平、入学率和人均GDP按特定权重加权平均，这可直接违背了主观价值论，而主观价值论迄今为止都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动了它，经济学就被动摇了，所以经济学家是不会用什么HDI之类的东东来度量经济增长的，除非你改行做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

有人或许会问：那为何GDP就能度量增长呢？既然价值是主观的、不可比也不可加的，那怎么就可以被加总成GDP这个总量数字呢？问得好，我的回答是：GDP不是对价值的度量，GDP数字并不是总价值，因为压根不存在什么“总价值”这种东西，GDP只是为我们猜测个人价值的实现程度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线索。

原理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多自愿交易总是带来更多的价值实现；然后，在很粗略的意义上，更高的GDP意味着更多的自愿交易，特别是更多的关于最终消费品的交易，由此，我们大致上可以猜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GDP增长了，那么这个经济体中更多人的更多意愿得到了满足（或者说更多的个人价值得到了实现），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GDP起到了某种度量作用。

可是一旦你用HDI来代替GDP，这种度量作用就消失了：假如人均寿命缩短了1年，入学率提高了10%，按HDI的算法，HDI值提高了；但你并不能肯定，这一变化的前后，自愿交易增加了；这样你如何说服人们，10%的入学率提高就优于1年的边际寿命？无疑，要这么做，你必须给放弃主观价值论，而给价值规定一个客观度量方法，这种客观性，便体现在HDI各指标的权重上。

于是我向李先生提出了第二个问题：用HDI取代GDP来衡量增长，是否动摇了主观价值论这一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我原本以为这个问题会把他噎住，可是我错了，事实上他用他的回答把我噎住了：制定HDI算法的国际组织（我猜大概是UNDP）可以邀请各国选派代表前往共同商议这个指标体系、权重和算法。

靠！我得承认我被彻底打懵了，感觉大脑瞬间失血……眼前浮现出了斯大林和机关枪……

隐约听到李先生继续说道：比如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人均寿命是衡量幸福的可靠指标……

我立刻站起来反对：我不认为存在这样的共识，我本人抽烟，一天一包，我不认为寿命是最值得追求的价值……（从事后我得到的反应看，我的这一发言显然被理解成了：我不同意“绝大多数人都热爱生命”，当然，我想说的只是：我们无法知道生命是否比其他东西更重要，我大概因此而沦为了笑柄，呵呵）

很明显，我的表现颇为失态，惹来不少嘲笑和白眼，在李先生耐心解释完寿命指标的重要意义和世界代表大会的神奇作用之后，我不顾主持人提问时间已结束的声明，站起来说到：我认为这位先生已经解决了关于增长的所有问题，现在人类的任务已经变得很简单，只需要尽可能多的制造冰柜把人冰起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