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的宿命
辉格
2013年8月19日

在面对穆尔西当选总统后国内日益分裂对抗的局面观望犹豫了将近一年之后，埃及军方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大概也离不开美国的默许）出手接管了政权，在自由派和世俗派的支持下，随后还对兄弟会示威者实施了大胆的清场行动。

这些，尽管暂时避免了埃及全面沦陷于伊斯兰极端分子之手，但还远不足以结束对抗，稳定政局；丢失政权的兄弟会很可能加速走向激进化，将埃及乃至整个中东逐步拖入乱局。

对于埃及的前途，人们曾设想过许多可能性，然而从各方面的条件看，似乎没有一条有望通向一条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轨道；对此，有些评论将原因归结为人口与经济状况，诸如人口增长快，年轻人比例高，中产阶层薄弱，失业率也不低，等等。

这些确实可能为社会与政治动荡提供动力，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因为许多同样存在这些问题的国家并未出现动荡，甚至还成功完成了转型；比如经济状况相似的阿拉伯兄弟约旦，过去30年人口增长了150%，近两倍于埃及，在阿拉伯之春中却未受太大影响。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埃及和阿拉伯之春初发地突尼斯一样，在革命之前都曾经历了多年经济快速增长，制度上也伴随着一系列自由化改革；这暗示了，或许正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对制度变革提出了要求，但埃及的社会精英和主要政治势力未能利用这一动力完成经济与社会变化所要求的制度转型，而是选择了错误的方向。

重要的是，一些关键条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选择正确的方向；简单说，这是因为埃及是个大国，而且不幸还是个代表了一度强盛的伊斯兰文化的大国；在二战以来的阿以关系——从几次战争到戴维营协议——中，埃及始终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坚力量和首席代言人，是战争中的主要交战方和谈判的主要对手，达成和平之后，也是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最大受援国；同时，爱资哈尔大学也是伊斯兰世界最主要的神学中心。

现代化进程中，凡是代表了一种孕育了法治传统的英美文化以外的主要文化的大国，都会在制度转型上面临严重障碍，因为其精英总是会倾向于将接受已被证明为成功之道的宪政与法治视为文化上的投降和屈辱，因而竭力加以抵制，这些精英接触现代社会越深入，受现代教育和文化熏陶越多，其所代表的文化越古老、一度越强盛，这一文化障碍就越难以逾越。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小国的转型总是比大国顺利得多（当然还有其它原因），这方面的极端案例是日本，日本的绝对规模虽也不小，但边上有个比它大得多的文化核心大国，而日本历史上总是在不断的从那里引入文化和制度元素，因而其精英从来不会对这种引入有任何委屈和受辱的感觉，实际上，一旦认定模仿对象是“先进的”或“占优势的”，日本精英在文化改宗上从来都是毫不犹豫、欣然为之，几乎一夜之间便可完成。

在对制度变革的文化抵制方面，精英远比大众更强烈、更主动、更自觉，因为一方面，他们通常更富裕，因而有更多精神和文化需要，所以更介意也更难忍受他们自认的文化“屈辱”，同时，他们受过更多教育，因而更有能力领会和谈论“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等等非日常层次上的概念，更能对这些文化实体形成认知，进而产生相应的文化认同。

这一点在伊斯兰世界尤其是海湾和北非石油国家中表现更为奇特，这些国家的精英权贵，面对的是一个失败的文化、失败的制度和失败的社会，这原本可能成为他们反思、变革甚至改宗的动力，但他们个人和家族却极为富裕，足以让他们在西方人面前保持自信甚至趾高气扬，巨额家族财富甚至能让他们资助一场针对西方的恐怖运动，借此疗治他们的文化自卑症，甚至或许还挣得了一些文化自豪感。

在这样一群精英权贵的主导下，阿拉伯和伊斯兰社会恐怕很难实现好的变革，而居于其核心与代表地位埃及，则机会更加渺茫。

就任才40多天的埃及总统穆尔西，以一次大胆惊人的行动，一举剥夺了最高军事会议（SCAF）的宪法监护权，利用西奈边境事件后人们对军队表现的不满，先试探性的撤换了情报部长，接着又解除了SCAF的头号和二号将领的职务，并宣布废除了SCAF在穆尔西就任前两天所发布的对总统职权的限制规定，在随后的总统公告中，穆尔西又宣布将组织选举委员会的权限从SCAF转移到自己手里。

至此，阿拉伯之春留给埃及政治走向的最后一个悬念消失了，穆斯林兄弟会及其所代表的激进伊斯兰主义取得完胜；令人略感惊奇的是，最后的夺权行动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经过一天沉默之后，SCAF部分成员已经公开表示支持，许多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年轻一代军官普遍对军方高层的腐败、僵化和恋权心怀不满。

从兄弟会所获得的高支持率看，大批基层军官同情兄弟会的情形也是可以想象的，军方的对抗行动能否获得支持，其命令能否向下贯彻，都大有疑问；希拉里上月对埃及的访问，看来也没有带给军方在权力较量摊牌时获得国际谅解的信心，从民主党的一贯行事风格特别是阿拉伯之春中的表现看，很可能希拉里还施加了相反的压力。

接下去的问题就是兄弟会将如何施展其政治抱负了，在它掌控全部权力分支，消除了对其行事权力的最后一个约束之后，指望它会尊重个人自由和市场秩序是毫无理由的，而从它所提出的种种主张中看，最扯不上关系的，就是法治和宪政了；即将展开的过程世人恐怕不会陌生，它在俄罗斯、德国、伊朗、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已反复上演，曾经有过的、或在动荡和过渡期短暂出现的自由，将被一点点剥夺。

首当其冲的将是言论自由，然后是组织和结社，最终；当媒体与舆论被全面掌控，反对派又缺乏组织手段时，维持一个选举场面是轻而易举的，甚至像伊朗这样保留一些政党竞争的空间，也并非不可能。

实际上，就在兄弟会成功夺权的同时，扼杀自由的过程似乎已经开始，周一，私人电视台al-Faraeen老板奥卡沙和独立派报纸al-Dustour记者阿菲菲，被总检察长以诽谤穆斯林兄弟会和煽动谋杀总统的罪名起诉，并已被限制出境。

值得留意的是，这两家媒体是埃及当前少有的强烈反对伊斯兰主义的媒体，奥卡沙还参加了总统竞选，al-Dustour则在穆巴拉克时代就是著名的反对派报纸，他们代表着发动了阿拉伯之春、并在革命前期站在斗争前台的、多少接受西方现代文化、喜欢facebook和twitter的那些年轻人；讽刺的是，这个群体很可能是革命“成功”、兄弟会在大权在握之后，为巩固权力稳定局面而首先要压制的对象。

不过，外界最关心的，大概是这一变故将对地区乃至全球政治会有何影响；埃及曾是阿拉伯世界的老大，也是数次阿以战争的主力，因而也是后来的阿以和平和戴维营秩序的一大支柱，其转向自然影响深远。

最直接的变化，是兄弟会恐怕不会再配合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加沙认真执行人员隔离和武器禁运，这将强化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能力，最终导致埃以冲突，假如兄弟会在未来在面临国内危机时需要向外转移压力，或者借此向要挟美国，那就完全有可能这么做，况且它至今没有表态会遵守戴维营协议。

其次，当兄弟会最终掌握埃及的军事资源之后，它的资助将改变目前正胶着中的也门和索马里的力量对比，甚至可能将此影响延伸到非洲之角的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不同的是，兄弟会大概不会用现代军事机器、以国家间正规战争的方式发挥其对外影响，而更可能以组织延伸、资源输出和幕后控制的方式进行，正如伊朗和叙利亚在过去所做的那样。

@秦訇-taras 清真寺和社区的关系比教堂更密切， 比如巴扎。部分因道统强大，教与集权的关系在一千多年伊斯兰史上总会出问题，不会有中央集权模式。伊朗1979是教士从左派牢友那里习得系统控制国家的经验，而埃及无这个机会。所以埃及不会伊朗化，这也许是乐观的一面@黄章晋ster

@whigzhou: 嗯，传统清真寺是积极因素，可怕的是兄弟会和阿拉伯社会主义

@秦訇-taras: 你说这两点的共同因素就是城市里未能近代化也不在巴扎里的那个群体吧，就是贫民窟出身在大街上摆地摊的

@whigzhou: 我的意思是兄弟会有组织能力，也不难学会利用国家工具，一旦上台，清真寺传统作用不足以阻止其实施暴政

@秦訇-taras 叙利亚运动的混乱暴力确实值得担忧，但不能回避地是，原有体制中没有正常表达与博弈的资源和渠道，才会有暴力。而这个问题不解决，稳定就是虚假的。哪怕是发展，在价值观序列里也不可能优先于人权。

@whigzhou: 之前的叙利亚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问题是替代它的是什么？现代史上出现过的方案无非三种：1）占领改造；2）威慑，迫使当权者接受某些规范；3）打散了听任它自动重组。1代价太高被否决了，2被民主派认为不够民主，3我看没戏

@秦訇-taras:是，极端点说，我觉得除非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很高且有真正的中产阶级，否则都没戏，第二种最可行，但阿列维这个包袱太重了？类似格局无成功解扣先例

@whigzhou: 方案2是性价比最好的，利比亚本来已经有起色了，不过叙利亚可能不一样

@古希腊人: 二位属于沙盘推演，那实际情况也可能出人意料呢？

@whigzhou: 这似乎是让谈论变得有意义的要点所在吧？跟在事实后面，做一台发讣告的机器，没啥意思吧？

@古希腊人 忘记谁说的“任何对对利比亚战后伊斯兰化的忧虑都是故作天真，假扮世俗。因为利比亚的革命本身就是世界性的，未来的转型也是世界性的，部分的伊斯兰化既是对卡大佐绿色运动的反动，也是部分参与力量的呼声，反而更能加强利比亚与伊斯兰世界的关联。利比亚的未来取决于伊斯兰世界的未来”

@whigzhou: 他眼中的前景看起来比我眼中的更可怕

已持续18个月的阿拉伯之春虽还说不上尘埃落定：埃及军方会负隅顽抗多久？叙利亚内战会不会点燃该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教派和国家间冲突？利比亚和也门会不会沦为另一个索马里？这些都还有待观察，但这场变动的格局和走向却已相当清楚：该地区的政治进程，正在从大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游离出来，按自身的逻辑发展。

考虑到该地区之庞大——从马格里布到印度河谷——这一转变影响深远，将带给世人一个十分陌生的世界格局；从18世纪中叶的七年战争开始，欧洲王国之间的合纵连横便开始通过其殖民体系向世界范围蔓延，不断将各大小国家、民族和文化卷入由阵营对立所构成的国际秩序之中，此后历经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两次大战，最后在冷战时达到高峰，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卷入其中。

冷战是一次重大转折，此前，对立阵营是按一时的利益和战略需要而拼凑的，敌我关系变动频繁，那时主导各阵营的大国并不关心其盟友的文化和制度，只要冲突时站在同一边就行，而冷战则是一次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全面对抗，因而超级大国不仅拉拢盟友，也努力让他们采纳自己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必要时甚至强加给他们，这样一来，国际秩序对各国的影响便开始深入骨髓，与该体系的关系常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的制度基调和社会发展方向。

冷战结束后，人们一度担心国际秩序丧失维持动力，不过至少在中东，萨达姆及时提供了新动力，此后在石油利益和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推动下，美国主导下的海湾联盟和戴维营秩序维持了中东的十年稳定，直到911；反恐战争大幅改变了美国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利益关切点，不再只是确保运输贸易畅通和避免战争，而是要通过改变该地区的社会政治面貌来消除恐怖主义土壤，那就必须进行深度干预。

假如美国真有决心和能力持续推行深度干预战略的话，尽管会有许多艰难曲折，中东将朝另一个方向发展，阿伊两战之后，甚至已经有一些迹象显示干预策略开始获得成效，特别是利比亚的转变，还有也门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在美国强大施压下对反恐战争作出的配合；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小布什政策在国内和西方世界所获得的支持是脆弱而短暂的。

恐怖威胁毕竟不具备珍珠港、地面入侵或核战争前景那么巨大而无可置疑的动员能力，它让国民愿意容忍的战场伤亡和财政负担都十分有限，况且，通过加强国内防范措施，似乎也能避免大多数和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当连续多年没有发生恐怖袭击，国民很快对持续扩大的伤亡和财政赤字失去耐心，而金融危机又施加了致命一击。

所以今天回顾起来，中东局势的转变实则始于金融危机和民主党的上台，深度干预政策被全面抛弃，退回到克林顿时代的价值观外交：从外部鼓励民主运动，仅在出现大规模人道灾难时进行有限干预，在推动一个国家变化的问题上，采用破而不立的策略，因为要“立”就必须长期深度干预，比如对付塞尔维亚的办法就是轰炸，炸到你秩序崩溃、政府垮台，然后静待其内部发生积极变化。

破而不立政策一度表现良好、令人振奋，铁幕落下之后，东欧似乎毫无阻力的自动拷贝了西欧的制度，也顺利融入欧盟大家庭，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大氛围中，东亚和拉美也出现了一些成功转型，以至于出现了像福山的“历史终结”之类惊人的乐观论调。

然而很快，从阿富汗、俄罗斯，到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乃至中东和中亚的伊斯兰地区，逆转的趋势出现了；金融危机之后，甚至作为以宪政和法治为基础的全球化市场社会之大本营的西方，其意识形态氛围和政策取向也已从冷战后的亲市场路线中大幅扭转；或许，此轮阿拉伯之春将最终埋葬福山式盲目相信“进步潮流难以阻挡”的乐观主义历史决定论。

于是我们就要问：为何现代市场制度在东欧的重建如开闸放水般容易，而在其他国家却屡遭挫折？特别是，为何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当外部压力减弱、原有社会控制松动时，重建起来的大多是反宪政法治和反市场的制度？甚至像索马里和阿富汗这样完全建立不起现代国家而退回到部落状态？

面对如此强烈的反差，我们难以忽视文化和传统的差异，然而这些差异中究竟哪些元素在起作用，如何起作用，却不容易看清；有些观点夸大了宗教传统的作用，首先，伊斯兰和基督教一样，从经文和教义中总是能挖掘支持任何主义的词句，那没有意义，实际上对广大信众来说，宗教只是以习俗传承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规范，与经文教义关系不大。

其次，与信众相反，构成伊斯兰世界政治主导力量的精英和激进教派领袖们，多数都受过西方教育，许多甚至是学术和技术专业人士，其思考方式也非常西方化，而且越是这些人，具有越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越是沉浸于阿拉伯社会现代化的失败历史所带来的挫折感之中，也越执着于复兴其梦想中的伊斯兰文化和历史荣耀，他们不仅十分了解西方，也梦寐以求实现现代化并超越西方。

真正的差异来自构成博弈环境的文化价值观和信念，正是各派在面临机会展开竞争时，对各自将会如何行动所持的信念，在制度演变起着关键作用；假如一个社会从来没有妥协和尊重惯例的传统，那么你死我活和机会主义便成为合理的预期，和平共存的均势和稳定的社会规范便难以维持甚至根本不会出现，比如在军方和选举占优的党派之间，假如前者相信后者上台必定会全面清算，后者相信对方若保留地位必定会任意干政，那和平过渡就难以实现。

同样，假如好不容易获得政权的一方确信反对派若上台必定全面推翻自己的政策，多年心血一夜泡汤，就很可能不惜破坏规则而阻止后者上台；出现一个导向宪政与法治的良性反馈过程所需的博弈条件非常严苛，不是几次圆桌会议和几份宪章条文就能创造的，而只能在一次次的社会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

阿拉伯世界的条件尤其恶劣，该地区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其实从未成功，有些国家的基层组织方式仍处于部落状态，另一些则始终由外部力量所维持：奥斯曼帝国的总督、英法殖民者或托管当局、冷战和反恐时代由巨额外援所支撑的威权政府，社会各阶层和利益集团有序互动的机会很少，一旦外部力量撤出，很难指望一个好的秩序和制度能够自发的建立。

叙利亚局势日益胶着，而且看起来正在变成一场货真价实的内战，对此，一直试图积极影响事态的西方大国，似乎已束手无策，处境尴尬；假如他们放弃推倒阿萨德的努力，那就奖励了阿拉伯之春中镇压手腕最强硬的政权，这无异于告诉未来面临类似处境的政权：最好死扛到底；假如继续支持反对派，目前的人道灾难又可能长期延续和扩大。

当前的困境不仅表现在西方大国无法说服安理会成员国一致行动，即便他们拥有所需行动能力，恐怕也难有所作为，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冷战之后始终未能形成一套清晰而坚定的外交战略。

在整个阿拉伯之春中，西方都奉行了一条支持专制国家内部反对派的外交路线，这是西方在冷战后将外交政策从利益主导向价值观主导转变的一次体现，然而这一转向在实践中却遭遇了矛盾：以人权和人道主义为诉求的价值观外交，一方面要求他们反对那些在这方面表现糟糕的政权，支持它们的反对者，但同时，一旦反对运动在他们鼓励和支持之下掀起来，又需要为由此可能引发的人道灾难承担道德责任，而两者往往难以两全。

一群人民遭遇非人道对待、基本权利被践踏，有效的救助方法是为他们提供法律保护，这也是迄今人类所找出的唯一有效方法；所以，若果真将制止权利践踏和人道灾难作为外交政策的指针，要么开放和鼓励移民，让更多人居住到已建立了良好法治的国家，可实际上，许多西方大国在收紧移民政策。

要么制度输出，努力在将已经成熟的宪政结构和法律体系延伸覆盖到更多的地方，为更多人提供普遍司法保障，但这么做常常需要高强度的外部干预，甚至需要像对付阿富汗和伊拉克那样发动一场地区性战争并实施长期占领，然而这种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政策早已为国际关系伦理所不容，阿伊两战只是因为有了反恐这个旗号才得以发动，而且长期占领的代价都已被证明过于高昂，不堪负担。

目前所奉行的外部施压加内部鼓动的政策，其实是一种盲目碰运气策略：向一潭死水中扔进块石头，指望会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变化当然会有，但为何一定是积极的，或有很大几率是积极的，却没人能说明；假如这种变化导致建立更好制度和法律的机会很小，而过程中的动荡和人道灾难代价又非常高昂，那岂非与这一政策的价值导向背道而驰？假如鼓励这一变化的西方大国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在出现此等局面时强化干预、控制灾难，并确保重新建立的制度比之前的更好，他们的道德责任又何从推卸？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宪政和法治在一个社会得以确立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其成功取决于大量条件的机缘巧合，绝非某些历史决定论者认为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起源于英格兰的该制度体系在过去几百年的扩张蔓延看似势不可挡，但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时大国外交的进攻性和侵略性，以及殖民主义。

十八十九世纪的后发国家，为了在强权林立的世界立足自保，要么像日本那样主动接受他们的制度，变成他们中的一员，要么投靠其中一个，受其保护，同时也免不了接受其施加的外部制度约束，这一动力在冷战时两大阵营对抗时，同样起了作用；可如今，这一动力看来已不复存在，西方和资本主义已丧失了文化和道德自信，更没有了侵略和扩张冲动，殖民主义已成过街老鼠，制度输出也不再可能作为政策选项而被考虑。

近日，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埃及军方向又一任过渡政府移交了绝大部分行政权力；与此同时，分三轮进行的议会选举的首轮结果也已出炉，该结果所显示的政治风向是明确无疑的：伊斯兰派大获全胜，两大一小三个伊斯兰政党共赢得2/3选票，而大中小三个世俗派政党得票不足1/4。

考察其中细节更可以感知选民的伊斯兰倾向有多强烈：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萨拉菲派（Al Nour Party of Sarafi）异军突起，得票率高达24.4%，仅次于穆斯林兄弟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 of Muslim Brotherhood)），而1996年从兄弟会中分裂出去的温和派瓦萨特党（Al-Wasat Party）则只得到了4.3%；而在另一边，所谓的世俗派阵营中，其实也包括了许多伊斯兰倾向强烈的派系，只是因为与兄弟会不合，才站到了世俗阵营中，比如新瓦夫脱党（New Wafd Party），就是一个公然宣称纳粹大屠杀是犹太谎言、911是摩萨德阴谋的派系，这种世俗（secularism）绝不是土耳其式的世俗。

兄弟会在这次革命过程中展现了惊人的动员组织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技巧，低调克制、进退有据；他们现在宣称自己是温和伊斯兰主义，但这显然是策略性的，恐怕也没多少人会相信，因为真正的温和派早在96年就分裂出去了；况且，以选举所表现出的政治风向和意识形态氛围来看，即便他们果真是温和的，未来也会被迫变得激进，否则就可能在选举中被更激进的派系所替代。

对于国际社会，令人担忧的不仅是伊斯兰主义（Islamism），在埃及的世俗派阵营中，还有很多属于老派的阿拉伯社会主义（Arab socialism）者，比如新瓦夫脱党和塔噶木党（Tagammu Party），他们的理想是回到1978年戴维营协定（Camp David Accords）之前，延续1952年革命的未竟事业，也就是纳赛尔、老阿萨德和萨达姆的事业；这样，无论这两大阵营中的哪些派系最终以何种多数组合获得政权，埃及的未来政治走向，恐怕都不会是那些希望维持阿以缓和、推动中东和平、遏制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组织的人们所愿意看到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埃及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伊朗？

在决定未来走势的各支力量中，唯一尚未明确其地位的是军方，它显然是世俗的，同时也是希望维持戴维营秩序的，因而是未来遏制伊斯兰主义和反戴维营势力的唯一指望；理想的结果是，它继续拥有像土耳其军方所拥有的那种宪法守护者地位，后者曾在1960年、71年和80年三次通过政变捍卫了凯末尔主义（Kemalism），还在1997年逼迫一位伊斯兰主义倾向的总理下台退隐，此后，它仍时而发表声明警告伊斯兰倾向。

但是，我们很难指望埃及军方拥有同样的地位，进行类似的干预而不引发强烈的反弹和流血冲突；土耳其军方护宪地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是从凯末尔（Kemal Atatürk）那里长期延续下来的，土耳其社会已默认了这一地位，而根基深厚的世俗主义氛围也与军方有着相同的取向，干预和政变也不再是会引发强烈反弹的爆炸性事件，就像泰国的情况一样。

但埃及军方远远不具备这种权威性，当萨达特（Anwar Sadat）在戴维营倒向美国怀抱时，埃及统治层已经部分丧失了其作为国家缔造者的合法性资源，而本次革命中，他们再次丢失了一个领袖和偶像，也丢失了作为其动员组织基础的民族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革命的目标，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

所以，除非社会的意识形态氛围是世俗主义的，埃及不可能成为另一个土耳其；不过还有另一个可能，它能不能变成过去五年的泰国呢？即，尽管多数选民的政治立场已经与军方对立，但军方凭借一个少数派的支持，通过不断的政变和干预，来遏制他们不愿看到的那种政治倾向的过度发展？

这种模式的前景也是非常可疑的，首先，它在泰国是否已经稳定下来并且制度化了，尚待时间考验；其次，它需要军方和少数派拥有强大的资源，泰国少数派除了选票不足之外，在武力、君主支持、精英支持、城市影响力、媒体等等方面，都拥有优势，还有一个中立的外交环境，相比之下，埃及军方除了武力和经济资源外，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它甚至无力组织一个拥护自己的少数派，它唯一有望拉拢的，是老派阿拉伯社会主义者，但这么做马上会让它丧失美国支持。

埃及军方能否维持其政治地位，并对未来政治走向施加最低限度的约束，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政策；军方在埃及社会所拥有的庞大资源和强大控制力，主要得益于过去三十年来自美国的200多亿美元军事援助和300多亿经济援助，如此庞大的援助，加上订单和工程的乘数效应，不仅赋予其力量，更足以让它成为这个中等穷国的头号资源分配者，让大量人口依靠它工作、生活和做生意。

目前，这一援助仍维持在每年15亿美元的规模，这是让军方在失去传统合法性资源、领袖和政党组织基础之后，仍能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挥影响力的仅存一线希望；然而，在美国现行政策之下，这线希望很快就会破灭，眼下，迟钝无知的西方政客们正在为埃及民主浪潮而欢呼，奥巴马在白宫声明中已经把这轮浪潮列入他的功劳簿，他仍在不断向军方施压要求它尽快移交权力。

迫于内外压力，军方启动了选举，但把选举分成了三个阶段，这表明他们或许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第一阶段选举结果中展露无遗的激进伊斯兰主义倾向将警醒西方大国，促使他们及时改变政策，但从各方反应看，这一招恐怕也已来不及挽救他们的命运了。

反对派攻克的黎波里，各国开始解冻资产，卡扎菲看来大势已去，不过这一波席卷伊斯兰世界核心区域的动乱浪潮，还远未结束，叙利亚冲突正酣，也门仿佛正在走向长期内战，埃及的政治新格局尚未明朗，至于利比亚，未来政府将如何形成还毫无眉目，甚至连赖以评估和揣测的线索都难以寻觅。

在以弗兰西斯·福山为代表的民主版历史决定论者看来，今年初开始的一连串变动，是难以阻挡的世界民主大潮的又一轮推进，是到达“历史终点”之前的倒数第三或第四轮浪潮，恰如七八十年代席卷全球的“第三波”，当时，从葡萄牙开始，南欧、拉美和东亚的右翼威权政府相继倒台，并为民主政府所取代，短时间内让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大为改观。

第三波中各国制度变动方向的一致性，很容易让人们相信，在当前和今后的浪潮中，独裁政府的倒台将顺理成章的带来民主，然而，轻易相信这一点是危险的，尽管现在判断此轮变故在多大程度上类似于第三波还为时尚早，不过撇开短期政治前景，比较一下这两轮中各国的社会状况和国际关系背景有何异同，或许是有益的。

第三波发生于冷战后期，冷战是两大制度路线的全面对抗，一边是国家全能主义和计划经济，另一边是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波完全发生在以美国为首的市场阵营中，而诸如南斯拉夫等摆脱了苏联控制的国家，并未发生类似的事情，所以，第三波其实可以视为市场阵营中的边缘异类向该阵营主流制度顺应和靠拢的过程。

这些国家尽管有一个威权政府，却已长时间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具备了支撑市场运行所需的起码的法治环境和产权保障，国内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有了长足发展，其经济和产业也早已融入市场阵营的全球分工与贸易体系，这种背景下，政治变革只是替换了制度大厦顶端一个十分浅薄的层面，可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所以变革过程也没有带来多少动荡和暴力。

从国际关系上看，第三波也是各右翼威权政府与美国之间关系随冷战局势而发生变化的结果；在冷战高峰期，南欧东亚拉美的右翼政权躲藏于美国羽翼之下，随时面临着被左翼政党或游击队推翻的危险，而美国也需要这些政权来抵御苏联势力的蚕食，但这一合作关系是不对称的，关系破裂对这些政权意味着灭亡，而对美国只是丢失一两个军事基地，所以，这些独裁者摄于美国的压力，不得不遵守其所施加的制度和行为标准。

然后，当苏联阵营开始退缩时，美国对右翼政权的支持也相应减弱了，而此时两大制度体系在社会和经济表现上的巨大反差，让取代各独裁政权的民主势力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市场制度；问题是，当前在伊斯兰世界发生的这轮变革，是否具备类似的内外条件，将这些社会导向某个确切的方向？要知道，除了第三波之外，历史上独裁者的倒台既可以导致民主和法治，也可以导致长期内战、退回部落化、新的独裁，等等。

从某些方面看，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独裁者有着类似冷战时的关系，美国帮助他们维持权力，先是换取其放弃与以色列的战争，继而换取其压制国内的原教旨主义势力和恐怖组织；不同的是，在这对关系中，美国比独裁者们更需要对方，因为在这些社会原本就是独裁制度的良好土壤，离开美国支持甚至在其制裁之下也可能生存，而美国则承担不起一个又一个阿富汗和也门。

所以，美国对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的长期支持和巨额援助，并未给这些社会带来社会面貌和制度上的变化，反而令其长期僵化在一种不利于市场和现代化的状态之中，因而，当动荡和变革终于来临之际，这些社会的状况，完全不同于第三波国家变革前的状况，市场、公民社会和基础法治都缺乏发育，政治层面的组织、利益表达和议价妥协机制都未经磨练，一旦有事，其方向很难预见。

这场动荡，与其看作全球民主浪潮的延续，不如说是这些国家特定社会与经济状况下的内生骚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些伊斯兰国家有着十分相似的社会状况，尤其是人口特征，典型的情况是：2.7到3.5之间的总和生育率，高达2%的人口增长率，4-6%的GDP增长率，10%以上的失业率和高得多的青年失业率，比较它们的人口金字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15到29岁那段显著的向外凸出。

青少年人口比例的异常庞大，高企不下的青年失业率，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安定因素，假如出现在农业社会，容易带来的是卢旺达和布隆迪式的底层械斗；而北非的情况有所不同，那里多了两个因素：城市化和教育普及；它们让青年们开阔了眼界，方便了交流，活跃了思想，抬高了期望，而同时，封闭僵化的社会结构和缺乏机会的经济，又处处给他们带来失望和挫败，这样的社会状况，想必是容易被点着的。

又回顾了一下利比亚的事件序列，感觉北约在那儿的作用无非是把内战限制在轻武器水平上（当然法英显然是想推翻卡扎菲了事，无奈联合国授权有限，没法做的太明显，而美国则对此缺乏热情），这样做的后果将是什么？更少平民伤亡？别逗了。

这样我就很怀疑，假如卢旺达的悲剧发生在今天，北约能做点什么？在卢旺达屠杀上百万人可没用什么重武器，甚至没用多少子弹，绝大部分人受害者死在几毛钱一把的砍刀下面（屠杀开始前，胡图族好斗分子进口了58万把砍刀），这样的群众性砍杀一旦开始，北约若不出地面部队，不实施占领，还有啥手段来制止？

卢旺达大屠杀中唯一重要的现代工具是无线电台，这玩意儿靠轰炸让它消声恐怕不容易。

我实在想不出，是什么原则/理论/逻辑/说辞，可以让这么多人在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同时，支持或默许利比亚战争？反战者都跑哪儿去了？难道是——

1）是因为卡扎菲同学镇压工作做得不够好以至让抗议演变成了内战？
2）还是因为卡扎菲同学眼看不行了得赶紧让法国抢个功劳？
3）是因为卡扎菲同学2003年后投诚的是美国而非欧洲？
4）还是因为卡扎菲同学既已投诚就得老实听话？

不会吧？这些怎么说得出口？

一百多年来，英法就一直在抢着做阿拉伯人民的朋友，海湾战争后，美国收编了海湾六国，反恐战争又搞定伊拉克和利比亚，马格里布是法国人唯一还能露点脸的地方了，假如利比亚完成和平过渡，功劳得记在小布什账上，至少没法国人啥事，可要是新政府是法英保护下建立的，就大不一样了。

靠，奥巴马这蠢蛋被法国人裹挟了还在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