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高晓松遭遇马尔萨斯
辉格
2012年3月30日

最近，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某清谈节目里悍然提出了一个让广大爱国青年备受打击的观点，认为今天的汉族人民普遍缺乏音乐天赋，而汉文化也同样缺乏音乐底蕴，他甚至宣称，在能歌善舞方面，汉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堪排倒数第一，这一观感，来自他过去多年游历数十个国家和国内数十个民族地区时所获得的个人体验。

考虑到高晓松的阅历和专业经验，这个观点值得重视，而且汉族不善歌舞的看法并不突兀，许多人也这么认为，这一点从文化交流的内容和方向上也不难看出，汉唐宋明在文化上一直处于强势，文字、文学、礼教、建筑、器具、服饰乃至茶艺，大多是输出多于输入，唯独音乐和舞蹈却是只进不出，确实是个扎眼的弱项。

如此反差难免让人好奇：这是为什么？或许对照一下我们的艺术强项可以看出点端倪，汉族在各艺术门类中，最登峰造极的，大概是诗词和书法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文人士大夫的爱好，其实继诗词书法之后的绘画，最出色的也是文人写意画，近乎于书法了，这些艺术，都可以在保持士人优雅文静正经的状态下，在书房中独自把玩。

音乐舞蹈则不同，它们或许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早在文字和文明出现之前就有了，并常常表现出某些原始冲动和野性张扬，容易被与前文明状态联系在一起，它们生来就是大众的游戏，与理性、克制、内敛等士大夫们引以自珍的特性有些格格不入，而其中被后者所接纳的部分，也早早的就被高度格式化、礼仪化或文人化了，很快与原本孕育它的土壤断绝了联系，被锁入庙堂，丧失了活力。

由此我们似乎能得出这样一个猜测：在汉民族能够发达的艺术，是那些能在文人圈里能玩的起来的，而像音乐舞蹈这种主要由大众玩的、或至少需要由大众不断输送养分的艺术，就少有机会；果若如此，也无须惊讶，因为在两千年历史中，汉民族拥有开发深度最高的农耕文明，而按照马尔萨斯理论，在技术进步缓慢的条件下，农业和贸易越是发达，开发深度越深，劳动边际产出率越低，底层大众的生存压力越大，闲暇也越少。

在前农业社会，人类缺乏控制和改造环境的能力，人口规模和分布直接取决于自然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与投入的劳动量没有确切对应关系，这常常意味着他们有着大量的闲暇；假设生活在某个河口的部落，依靠捕捞每年洄游产卵的鱼群，只须在短暂的洄游期内劳作几天，即可囤积够吃一年的鱼干，这样，部落的人口便由洄游鱼群的规模决定，再多的劳动投入都不可能养活更多的人，无疑，他们拥有大量闲暇时间。

随着农业发明和进步，人类将自然资源带来的产出控制的越来越均匀，比如生活在某条大河岸边的部落，以前只能在每年一度的河流泛滥之后种一季小麦，而在发明水利设施之后，可以种两季小麦，人口因此翻番，但现在农民每年需要劳作两季，闲暇减少了。

实际上，直到近现代我们仍可看到，在北方寒冷地带的农民，因为只能种一季谷物，普遍拥有大量的闲暇，而可以种多季水稻的华南，闲暇就很少；回顾几千年农业史，大致上就是一个复种指数不断提高，边缘贫瘠土地不断被开垦，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单位劳动产出不断减少的历史。

分工和贸易的发展更加拓展了通过追加劳动投入获得产出的潜力，因而也进一步压缩了闲暇，原本东北农民在大半年的农闲期无事可做，但假如海运让他们能够与南方贸易，就可以利用农闲打猎或挖人参而换取粮食，从而养活更多人口。

明清两代，江南和湖广之间经历了一次分工与贸易大发展，江南农民大量改种棉花等商品作物，织成布匹后从湖广换取粮食，结果两地产量和人口都增长了，但单位劳动生产率则下降了，江南农民日耕夜织，被挤干了全部闲暇。

这种劳动生产率随技术进步、分工和贸易发展而降低的增长，被经济史家称为马尔萨斯型增长，也叫内卷化；在汉民族地区稳定持续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并且帝国的统一也创造了最佳的长距离贸易条件，其农业内卷化的程度或许是最深的，这一状况在明末引入美洲作物后变得尤其严重。

可以想象，在大众丧失闲暇之后，艺术只能留给士大夫去玩了，然而，帝国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压缩了艺术的空间，与西欧封建制以及五花八门的贵族等级制相比，帝国的官僚专制体系导致了极度扁平的阶层结构，农民占了人口绝大部分，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口比例极低，有闲情逸致的文人士大夫就更少，况且士大夫不像贵族，很少养得起自己的宫廷艺术家，充其量只能自己把玩，这就难怪，他们留下的艺术遗产，只能是一些文人孤芳自赏、自得其乐的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