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银监会、央行和发改委联合下发通知，要求银行停止对11类34项服务的收费，称这是旨在敦促银行业“进一步履行社会责任”，并“保障社会公众享有基础金融服务的权益”；这样的价格管制政策，尽管会博得一些群众的喝彩，表达出某种关切民生的姿态，但无论对银行还是储户，都是有害无益的。

限制银行收费所能带给储户的，不过是蝇头小利，因为这些收费原本就很低廉，许多项目多数银行本来就不收，而这些费用并未对任何家庭构成显著的负担，或成为众人抱怨的焦点；相反，禁止这些收费将导致的激励扭曲和银行策略调整，反倒极有可能给储户带来足以令他们头疼的麻烦和负担。

而对于银行，这些收费在其营收中的比例也是微不足道的，取消与否都不会影响其业绩；实际上，这些小额收费项目对于银行的功能，主要不是收入来源，而是作为激励工具，引导储户以他们所期望的方式来使用银行的服务资源，以便这些资源能创造最大的价值；因此，剥夺这些工具所带来的影响主要不在于减少直接收入，而是它会迫使银行寻找一些更迂回曲折、代价也更高的工具，而储户的免费益处也将在由此而带来的麻烦之中耗散殆尽。

比如，柜台的拥挤和排队会带来客户抱怨，这对银行是潜在的风险，可能会因此丢失业务和客户；为此，除了用电子取号排队等手段降低客户排队成本之外，银行也会为一些柜台服务设置费用，以引导客户尽可能使用柜员机和网上银行等拥挤度和运营成本都较低的服务，同时，收费又不会高到引来新的抱怨和客户丧失风险。

再如，在没有开户费的情况下，有些储户会为一些十分琐碎的原因，或只是图一时方便，随意开设许多账户，而其中许多都很快不用了，长期下来会积累下许多僵尸账户，这对银行的数据处理系统是个负担，同时对跟踪用户的信用记录也构成了障碍，而开户费和小额账户管理费是引导储户避免随意开户的有效工具。

假如银行被剥夺了这些激励工具，就只能另想办法，比如，将柜台窗口分为几等，赋予金卡客户以各种的优先权，只给普通储户留下少量窗口，以确保将关键资源用于为最有价值的客户提供服务，而普通客户不得不忍受更漫长的排队；当然，即便没有价格管制，这种基于客户甄别的差异化服务也在进行，但管制将会强化这一倾向，把差异化推广到更多的业务上，让排队和拥挤变得难以忍受，由此带给普通储户的负担，或许远超出几块钱的收费。

有意思的是，收费限制一方面激励银行差别化对待客户，同时却会弱化整个行业的经营策略差异化；每个银行会在产业生态中为自己寻找有利的生态位，有些侧重柜台和基础业务，有些则专注于高端的理财和私人银行业务，总的来看，行业呈现一个多样化的、相互重叠的连续分布，以高端业务为主的银行也会开设一些柜台服务，以便积累客户资源。

现在，假如柜台收费被禁止，他们原本就不多的柜台资源就可能被这些银行所不欢迎的大量储户所淹没，于是，这些银行的理性选择就是索性关闭柜台业务；这样，限制收费对行业整体所产生的效果就是：业务分布将变得更两极化，业态多样化程度降低了，这对于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和抗风险能力，恐怕不是好事。

价格管制如同其他管制一样，其最糟糕之处在于，它们会自动诱发出更多的管制，比如，你禁止了开户费和账户管理费，导致大量僵尸账户，最后不得不出台规定，用行政手段限制储户开户数量；你禁止了柜台存取/转账/查询费，导致银行歧视性政策，为了平息由此带来的抱怨，又不得不出台反歧视规定，最后，你会发现，为了达到管制目标，你得亲手为银行规定窗口的数量和队伍的长度，到那时，所谓的市场经济，就跟计划经济没什么差别了。

上周，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针对银行业的最新监管措施，旨在限制接受联邦存款担保的银行从事自营交易、涉足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业务，同时限制金融机构的规模不至于“大得不能死”；这些措施大致上体现了前美联储主席、现总统经济修复顾问团主席保罗·沃尔克的监管理念，这一点，从奥巴马发表这些建议时沃克尔就站在他身边这一事实中，也可以看出。

对此举动，市场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股市应声下跌，银行股首当其冲；金融界和投资者的担忧不仅在于这些措施本身，更在于这显示出，沃尔克这位一贯的强硬管制派，在奥巴马经济政策团队中的地位很可能已压过萨默斯和盖特纳，而后两位的经济理念较偏中间，所提议的监管措施也相对温和。

在此之前，沃尔克的地位一直很边缘，其言论和主张无论在学界还是国会都少有呼应，而金融界更视之为洪水猛兽；他的政策主张，从理论和历史经验上都得不到支持，本次危机的根源在于不负责任的房贷经衍生品市场的风险放大和扩散，混业经营与此并无多少关系，除非禁止商业银行向投资者发行债券，否则风险扩散放大的途径并不会因分业经营而被截断；至于规模限制，迄今更未提出任何可操作的方法。

现在，奥巴马把这只一年来始终躲在冷僻角落里的猛兽放出来了；这是奥巴马经济政策的重大转折，这一转折，看来并不是出于他的经济和监管理念的突然变化，而是他在国会中期选举日益逼近之际，对民主党不妙处境所做出的反应。

上台一年来，奥巴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拿不出什么可以夸耀的成果；他当初能够当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危机所激起的选民对共和党的惩罚冲动，现在危机过去了，经济算是得到了稳定，甚至显出了复苏迹象，然而，多数评论都将主要功劳归诸伯南克和鲍尔森在关键时刻的果断举措，而奥巴马的功劳仅在于平稳延续了前任的政策。

在国际方面，所谓与伊朗坦诚开放的直接接触并未发生，而伊朗在西方联盟的虚弱面前越发嚣张，巴以和谈更已被彻底遗忘，关塔纳摩监狱的关闭也已无限期推迟，曾被左派寄予厚望的减排谈判更是一败涂地，种种曾被承诺的优先事项几无进展；而同时，在这一年里，先是近乎于恐怖袭击的胡德堡枪击案，紧接着又发生了圣诞炸机案这一911后最接近于成功的恐怖攻击，动摇了民众对奥巴马反恐政策的信心。

金融虽已稳定，资本市场也已回暖，但影响更大选民基础的就业却仍在恶化；旨在促进就业的7800亿经济刺激方案，在留下巨额赤字之后，却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唯一的成果是在轮胎和钢铁制品上的贸易保护，这确实能讨好工会，但也在业界舆论和国际关系中留下了恶名，更不幸的是，由于贸易保护早已成了过街老鼠，此等成果压根拿不上台面来夸耀。

奥巴马迄今最大的战果，是医改法案在国会的推进，但却是以极高的政治代价换来的，或许不会低于小布什为伊拉克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不仅共和党人一致抵制，党内蓝狗因背离财政保守原则而冒政治牺牲风险，更背负了60%以上的民意反对率；由于医改关乎选民切身利益，是他们投票时的绝对优先考虑事项，高反对率很可能导致民主党中期选举的大败。

正是上述困境，迫使奥巴马寻找出路，而挑起争端、开辟新战场、转移视线焦点、让本方阵营在对抗中团结起来，恰是处于不利地位的政客摆脱困境的常用手法；对于这样一场挑战，金融家确是个合适的目标，这些高傲贪婪、浑身铜臭、秃顶腆腹、腰包鼓鼓的家伙，既不招中下层民众喜欢，更为自视甚高而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和文艺老中青所嫉恨，在好莱坞影视剧中的形象更是早就一塌糊涂。

金融家不仅被指认为危机的罪魁祸首，更因其接受政府的担保和救助，而在薪酬和风险问题上遭受道德攻击；奇妙的是，在这两个攻击点上，民主党的左派基本面和处于最右边的奥派与自由至上主义者达成了共鸣和呼应：左派说，政府必须担保和救助，右派说，政府不应担保和救助，然后他们一起说，你拿了担保和救助，就不能拿高薪和冒高风险。

可笑的是，似乎所有人都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风险准备、存款担保、隐性流动性担保、以及联邦救助，都不是金融家向政府请求得来的，而是政府通过立法强加给他们的；承担道德和法律责任的前提自由选择，对于被强加的东西，无论是帮助还是负担，都无须背负道德责任，更无须因此而限制自己的行动自由。

奥巴马或许选中了一个很有号召力的攻击点，但也是一个高度危险的攻击点，他是在玩火，如若玩过头，很可能丧失来之不易的经济回稳和脆弱的复苏前景；金融系统作为整个经济体的血脉，其反应之敏捷、影响之深广，皆为其它部分所不及，并且其反应大半基于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一旦人们确信这是动真格而不仅仅是宣传战，经济局面可以在一夜之间逆转。

不幸的是，许多人对金融的认识，还停留在“不创造实际价值，以兴风作浪为务的寄生食利者”这种蒙昧状态；若奥巴马成功煽起一场针对金融业的民粹主义运动，将是美国经济之大不幸，也是整个世界经济之不幸。

百分百储备金谬论

一天跟子旸说起罗斯巴德，我对这个自命为奥派嫡传的老家伙没什么好印象，于是就挑了他言论中最荒谬的部分加以攻击：金本位和百分百储备。

百分百储备的意思是，银行不得将储户的活期储蓄挪做他用或借给第三者，否则便是欺诈，因为那样一来，银行便无法确保履行对储户的“随时支取”承诺，银行明知存在挤兑风险，却仍然作出随时支取承诺，就是欺诈。

显然，罗斯巴德提出的是一个民法问题，并且他的主张暗含了一条民法原则：如果一项契约涉及一种可以想象或曾经发生过的风险，使得一方在某种条件下无法履约，那么该方当初订立契约的行为便构成了欺诈。

问题是，现实世界中正在运行的民法是否包含了这条原则？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若这一原则果真成立，那么不仅活期储蓄，绝大部分契约行为都将被认定为欺诈，因为它们都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已知风险。与活期储蓄最接近的例子是保险，按罗氏原则，保险公司必须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随时保有全额现金准备，而不得按统计经验只保有部分准备，而将其余部分用于投资，否则便是欺诈；显然，这样的保险业务是不可能存在的。

罗氏原则也意味着：生产者在签订供货协议前，必须准备好全部原料、设备、资金、劳动力，并将这些生产要素置于绝对安全的条件下，如果签约后再行采购，总会存在买不到的可能性，或半途灭失而无法补救的可能，或中途故障毁坏的可能。

契约的价值在于它使得具有时间长度的交易成为可能，如果所有交易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瞬间交易，契约就没有必要了；然而正因为交易是跨时间的，就难免存在风险，契约法的要点不在于排除风险，而是明确在风险发生时双方的责任；同时，契约法还要求，在了解和规避风险上处于有利地位的那一方，负有更多的审慎责任，在了解和评估风险上处于有利地位的那一方，负有更多的提示责任。

具体到活期储蓄问题，关于挤兑风险的知识是否已经得到足够广泛的传播，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法官认为储户在这方面处于信息不利地位，可以要求银行在开户时作出更清晰的提示；其次，对于不同的准备率分别对应多大的储蓄损失风险，多高的储备率或多低的风险才能证明银行的善意，法官可以基于对习俗的理解作出判断，而巴塞尔协议是他作出判断的很好帮助。

另外，契约法还有一条重要原则：不得让过错一方从过错中获益。发生挤兑时，银行经常会破产，即便其资产远超出负债，但因为缺乏现金，被迫以极低的价格卖身，显然，银行无法从被挤兑中获利，他有足够的动机避免被挤兑。

顺便说一句：正是他对金本位和百分百储备不可理喻的顽固坚持，罗斯巴德失去了对我的吸引力，感觉到这一点之后我就不再看他的文章了，从那时起，他在我眼里更像个喇叭而不是头脑。

26日，福建建瓯石狮村镇银行正式开业，该省另一家村镇银行永安村镇银行也于近日通过审批，不久将成立。而本月中旬起，浙江的小额贷款公司审批注册工作也已全面展开，预计在第一批试点中，浙江将产生上百家小额贷款公司。更值得关注的是，浙江省政府明确表示，省金融办将每年会同工商、银监和人行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分类评价，对依法合规经营、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小额贷款公司，向银监部门推荐改制为村镇银行。

2006年底开始的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曾被赋予了浓厚的扶贫色彩，因而未被业内人士十分看好。最初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印象：首批6个试点省份都是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最初几家村镇银行也都在贫困县。第一个转折点是去年十月，银监会将农村银行业准入试点范围从6个省份扩大到31个省份，这便大大淡化了该政策的扶贫色彩。而本月浙江省的行动将成为第二个转折点，它将把基层金融业开放带出农村和农业的局限。

浙江所拥有的发达的民营经济，充裕的私人资金，深厚的民间信用资源和借贷传统，众多的中小企业，都预示着，即将成立的上百家贷款公司和它们将汇集的巨额资金，将不可能局限于农村和农业，他们必将在二三产业中有活跃表现，其中优秀者将脱颖而出，有望借助村镇银行的跳板，或者利用农村信用社向农村商业银行升级的机会，发展出未来的民营银行。

随着近五年来银行业改革的推进，国内银行的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得到了大幅提高，但银行业的格局却基本没有变化，从2003年到今年二季度，按资产总额算，五大国有银行的份额从58.3%下降到52.2%，股份制银行从10.5%增至14%，城市商业银行从5.3%增至6.2%，这一变化趋势，基本上与银行业改革所遵循的先大后小的原则相吻合。这一策略保障了金融系统的稳定，但同时也限制了中小银行的发展。

如今，以03年建行开始改制上市为发端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已近尾声，与此同时，12家股份制银行也有7家陆续上市。07年开始，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商业银行的改制和上市，目前已有114家城商行组建完成，11家引入战略投资，3家成功上市。那么，现在起，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是否将作为“第四梯队”成为下一轮银行业改革的焦点？从南充、福建和浙江传来的信息看，这是值得期待的。

基层金融机构虽然规模很小，但其总量不可小视，按03年的数字，农村信用社和农商行的资产总量占全部金融资产的10%，而基层金融业开放将吸引更多民间游资进入银行业，同时之前存在于私人钱庄和民间借贷中的大量资产也将浮出水面。如果上述改革和发展趋势得以继续，未来有望形成五大行、股份行、城商行、村镇行和外资行五足鼎立、且每个类型都拥有两位数份额的理想竞争格局。

在贴近市场和客户方面，在从细微处感知机会和风险方面，在经营的灵活性方面，中小银行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之故，所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都拥有大量金融机构。美国在80年代初有1万4千多家商业银行，此后虽然经历了大规模的兼并和淘汰浪潮，目前仍有7千多家，其中40%资产不足1亿美元，53%资产介于1到10亿美元。可见，小银行即使在竞争和兼并十分激烈的发达市场仍大有可为，而在国内金融业还不发达，大银行还顾不上为小企业服务的情况下，小银行将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今年以来，外部条件的恶化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使国内企业面临很多困境，可以说，这一轮金融改革和开放来的正是时候，一方面可帮助中小企业缓解信贷紧缩带来的经营困难，另一方面也可在中小银行业本身创造出新的增长点。繁荣的基层金融业将给经济带来巨大活力，也将让民间财产在转变为金融资本的过程获得价值倍增，从而造富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