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说法有点道理，但我不大同意。

我对钟表技术发展所知不多，主要得自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在《发现者》（The Discoverers）中的介绍，他花了两编六章的篇幅叙述了计时技术的历史，如此不吝篇幅，有两个原因，1）在人类认识世界的历史（这是该书主题）上，时间观念的演变是一个重要方面，2）钟表是最早的被产业化的机器，被他称为“机器之母”，许多机械原理和技巧都可以追溯到钟表，因而在技术和产业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以我了解的情况，我觉得，计时技术的飞跃之发生在西欧而非其他地方，可用如下逻辑链说明：
1）钟表技术飞跃是因为存在规模化需求；
2）规模化需求来自当时大量涌现的商业市镇；
3）市镇之所以能对钟表形成有效需求，是因为它们具备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制度条件，相比之下，中国城镇缺乏这些条件；
4）这些制度条件包括教会、行会和商人自治政府；
5）规模化需求使得钟表制造成为一个成规模的产业，从而为专业化和分工创造了条件；
6）专业化和分工最终导致了创新浪潮和技术进步；

假如只有天文观测需求，需求规模很小，只能支持非专业的孤立建造，无法产业化。

更重要的是，天文观测需求不构成重要的东西差异，中国历代王朝都有强大的激励制订精确历法，也投入了许多资源，积累了不少知识和专家，但并未导致钟表业的产生和计时技术的飞跃，所以我不能赞同赵行德同学的解释，当然，我的替代解释也只是很没把握的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