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gzhou: 早上刷牙听歌的时候，又想起一个我上中学时就想过但还从来没跟人讨论过的陈年老问题，就是，我能理解一些人对地狱的恐惧，却从未能理解对天堂的向往，

当我头一次听到有关天堂的说法时，我花了几分钟想象住在天堂会是什么样，得到的唯一感受就是无聊，空寂，虚无，然后我尝试了各种可能的设定，实在想不出一个非无聊版本的天堂，

于是我暗自得出结论，那些向往天堂的人，是不是都没有仔细想过天堂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而只是停留于一种模糊空洞的意象？

比如说危险，

天堂里应该不存在什么能让你丧命或至少重伤致残或痛苦不堪的危险情境，对吧？

可是没有了危险，也就不存在勇气，胆魄，惊险，刺激，灵巧规避危险的身手妙技，幸存后的喜悦……，没有危险，审慎，敏锐，警觉也都失去了意义，这些美德与鲁莽迟钝之间已无从区分，

同样的道理可以从物理上的危险扩及至任何与风险有关的事情，因为没有了伤痛和悲剧，没有什么举动是鲁莽迟钝的，或审慎敏锐的，根本无法谈论这样的差别，

天堂里应该也没有匮乏，对吧？

可是既然啥都不缺，那么努力，勤勉，节俭，珍惜，收获的喜悦，都丧失了存在前提，分享不再能表达友情，馈赠也不再能引出感激，慈善则根本找不到帮助对象，

天堂里应该也没有恶人恶行，对吧？

可是既然没有恶行，道德情感还有什么用处？在一个人人都是天使的世界里，还有什么是值得赞赏，嘉奖和鼓励的？

……

无须再一一列举，你大概已经明白我的意思，所有那些我们珍视的美好和赞赏的美德，都只有在我们试图摆脱与之相对的负面情形的努力与成就中才显出价值，而一旦这些努力不再需要，相应的美好与美德也就失去了意义，

当时我的认识也就到此为止，并未细究我们的价值系统为何会如此，

后来当我读到了达尔文之后，才明白，事情只能如此，我们的价值系统是在长期生存竞争中慢慢建立起来的，永恒的匮乏（以及与之相伴的苦难与罪恶），是进化的基本驱动力，所有美好与美德皆在其推动下涌现，而非在消灭它们后取而代之，

书的前2/3非常好，大概思路是这样：

1）人类失去体毛的过程发生在低纬度，无论具体好处是什么（目前的假说包括散热以适应奔跑需要——这一点需要与汗腺相配合，水猿，增加性敏感区等等，作者大致倾向于第一种，但没下定论），都是发生在温暖环境中，

2）所以当部分群体向高纬度扩散或者气候变冷时，就面临着比一般哺乳动物更严重的御寒问题，

3）应对这一问题的一些方案是生理上的，比如让身材变得更粗壮，缩短四肢，特别是前臂和小腿，总的效果是降低面积/体积比，以降低散热率，尼安德特人就是如此，而智人中，高纬度族群也有此倾向，比如欧亚人的小腿/大腿长度比就明显低于非洲人，（BTW，这也是为何黑人更容易冻伤，朝鲜战争中黑人士兵冻伤比例超高），

4）另一个生理方案是调整代谢机制，这又分两种，一种是在降温时降低代谢率，同时体温也略微下降一两度，这么做其实比较危险，因为体温再往下降就是低温症了，很容易丢命，所以只适用于环境温度不会降得很低（低于10度）的地区，比如澳洲，

5）高纬度地区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特别是在冰期，所以代谢机制需要往上调，通过让身体产生更多热量来维持体温，这一点作者没展开说，其实堆积更多褐色脂肪就属于这种方案，褐色脂肪和白色脂肪不一样，可以在需要时迅速调动起来产生热量，因纽特人就拥有一些提高褐色脂肪囤积效率的基因等位体（见：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525429d ），

6）可是，对于冰期的高纬度地区，这些生理方案都还不够，所以又开发出了非生理方案，火和穴居可以解决夜晚的御寒问题，而白天在外活动时，就只能靠穿衣服了，

7）衣服可以分两类，简单的，复合的，区别在于是否贴身合体因而密封严密，这需要裁剪和缝纫技术，而一旦有了贴身合体的衣服，就可以通过增加穿衣层次来提高保暖效果，像披风式的不合体简单衣物穿好几层是没多大意义的，特别是在有风条件下，所以简单衣服的穿衣指数最多1-2，而复合衣服可以达到6（穿衣指数的意思可参考我的旧文《食物与人类#1：卡路里迷信》），

8）简单衣服很早就有了，至少大几十万年，而根据头虱与体虱的分化时间测算（原理是：体虱只有在宿主穿了衣服之后才会获得独立生态位因而与头虱分化），甚至可能两三百万年前就有了，

9）尼安德特人肯定有简单衣服，否则熬不过冰期的欧洲，但从他们的工具组合看，不太可能有复合衣服，临近灭绝前可能是例外，当时有一些迹象显示他们好像有了复合衣服，要么从智人那里学会的，要么自己发明了，

10）四万多年前进入欧洲的智人（也就是克罗马侬人）几乎可以确定有复合衣服，因为，
A）他们的工具组合完全符合条件，
B）他们向北推进的更远，
C）他们不像尼安德特人那么依赖穴居，
D）他们在生理上不如尼安德特人耐寒，毕竟后者在高纬度已经呆了几十万年了，且至少经历过五个冰期了，

这一条可以参考 Brian Fagan (2010)  Cro-Magnon: How the Ice Age Gave Birth to the First Modern Humans

11）简单与复合衣服的另一个区别是，前者很容易被抛弃，一旦环境变暖，不再需要了，人们很快又会退回到光身子，作者推测这种转变在许多群体身上都发生过，比如塔斯马尼亚人，冰期时是披袍子的，欧洲人发现他们时则是光着的，

12）复合衣服则不那么容易被抛弃，这是因为，

A）它包裹严密，留下的裸露部位很少，久而久之，人们产生了对裸体的羞耻感，公开场合展示裸体在文化上变得不可接受，乃至成为禁忌，特别是生殖器，

B）晚期人类，至少智人，有着普遍的身体装饰需求，在有衣服之前，主要装饰手段是在皮肤上进行涂抹，彩绘和文身，当然，还有发式，牙齿修饰（涂黑、敲除或磨尖门牙）和头颅修饰（比如压扁拉长），

简单衣物的采用基本上不影响这些装饰手段，因为披袍遮蔽不严密，而且随时穿脱，皮肤裸露机会仍然十分充分，但复合衣服就不同了，包裹严密，穿脱不便，特别是多层衣服，短暂的升温只须脱去外套，内衣仍然充分遮蔽身体，加上因之而发展出的裸露禁忌，裸露机会很少，于是身体装饰从皮肤转向了衣服，而文身逐渐消失（脸部可能是例外，因纽特人仍然会纹脸），

这一转变使得衣服在御寒之外具备了新的功能：遮羞和装饰，而一旦这一功能确立，即便环境变得温暖起来（无论是因为气候变暖还是群体向温暖地带迁移），对衣服的需求也不再会消失，

我发现这一条是 Gilligan 此书最具原创性也最有价值的部分，衣服衍生功能的发展以及相应的文化/心理转变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还没见过从进化人类学角度做出的细致分析，可惜的是，他只提出了观点，没有充分展开，比如，有关裸露羞耻感的地区/文化差异究竟是怎么分布的？个体心理发育中是如何获得的？是否存在某种先天基础，还是纯文化的？文身习俗的地理分布？……

而且他没有处理一个明显的难题：两万年前跨越白令地峡进入美洲的那批人显然是有复合衣服的，而且可能已经穿了一两万年了，照理说已经发展出了裸露羞耻，也发生了装饰转移，可是他们的亚马逊后裔却完全抛弃了衣服，甚至临近寒带的火地人也只有简单衣服，复合衣服和缝纫技术显然在早期美洲人向南美扩散过程的某个时段被至少部分人群抛弃了，这怎么解释？

13）当全新世气候回暖时，衣服的遮羞与装饰功能已牢固确立，此时人们面临新问题：之前的复合衣服都是皮毛制作的，皮毛衣服的透湿是个大麻烦，而一旦湿了，就成了个累赘，比不穿还冷，

这个问题在冰期或寒带较不严重，因为严寒地区不仅温度低，湿度也很低，而且风大，这样，即便透气性很差的皮毛衣服，也不能完全挡住湿气往外跑，

虽然作者没提，我顺便补充两点：

有些寒带群体还发展出了一些专门针对这问题的适应器，比如蒙古人种的大汗腺退化，出汗量少，可能就是对穿皮毛衣服的适应，

可即便有这些优势，衣服干燥仍是个麻烦，晒干和烘干衣服是因纽特妇女家务工作的重要一块，（参考：Robert McGhee (2005) The Last Imaginary Place: A Human History of the Arctic World ）

所以在全新世的温带，继续穿皮毛衣服就是个大问题了，可是为了遮羞和装饰，还不得不穿，

14）找到的解决方案是以纤维织物代替皮毛，纤维织物的多孔毛细结构不仅透气性好，还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吸收部分水汽而又不影响其正常功能，这一点对于贴身的内层衣服尤其有价值，

以上是此书前两部分的要点，到此为止都很好，虽然第5和第12点展开不够充分，但也不算大毛病，

毛病出在第三部分，作者野心太大，想要以上述论点，特别是第14点，去解释农业和定居文明的起源，可同时他的知识储备又远不足以支撑这一野心，结果闹了大笑话，

他的逻辑是这样的，

15）以往人类学家在解释农业起源时，关注的是食物获取，并且认为农业是一种高效的食物获取方式，其创造的剩余支撑了密集人口和定居文明，

16）可是，从食物获取角度看，农业其实是非常糟糕的选择，营养质量差，劳动强度高，劳动生产率低，饥荒风险大，

17）既然（从食物角度看）农业这么糟糕，当初有人选择它必定另有所需，是什么？只能是纤维，比如羊毛和亚麻，而从前述分析已知，全新世温带居民在找到以纤维织物取代皮毛这条出路之后，对纤维的需求应该十分迫切而旺盛，

毛病在于，他第一步就踩错了，他所质疑并试图取代的那套农业起源理论，早已过时了，是90年代之前的老古董，自那时以来，在新达尔文纲领引导下，进化人类学或者叫人类行为生态学（HBE）在这一主题上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从下面几本书可以管窥一斑：

Allen W. Johnson & Timothy Earle (2000)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ies

Douglas J. Kennett & Bruce Winterhalder eds. (2006) Behavioral Ecology and the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Robert L. Bettinger (2015) Orderly Anarchy: Sociopolitical Evolution in Aboriginal California

作者对这些进展显然一无所知，或者假装不知道，

Gilligan 的观点首先就通不过热带农业的考验，许多热带农业是独立起源的，比如新几内亚高地，那里的农业显然不是由纤维需求所推动，实际上根本不产出纤维，那里人也基本上不穿衣服，而且热带农业的食物质量比温带的更差，这又怎么说？

农业在食物质量和单位劳动产出率上的劣势，并不是什么新闻，人类学家早就知道了，当初部分群体转向农业，并不是因为觉得那有多好，而是人口压力之下的迫不得已，农业起源实际上是更广泛意义上食谱下沉趋势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说是终极结果，更新世末期和全新世早期的食谱下沉被称为广谱革命，

你可能会问，既然人口压力始终存在，为何广谱革命发生的那么晚？

答案是：食谱下沉是需要技术的，不是你想下沉就能沉得了的，每一轮下沉都需要一组新技术，而技术是需要时间去发现和积累的，

用尼安德特人的穿刺矛是抓不住兔子的，也很难抓到羚羊，只适合野牛野马驯鹿这样的大动物，需要近身伏击，而有了投掷矛就能抓羚羊了，而随着掷矛器、鱼叉、弓箭、猎网的出现，可以抓的动物越来越小，单位面积土地承载的人口相应上升，

伴随着每次食谱下沉，人口密度抬高一级，而抬高了的人口水平反过来会把之前上一级的较大型动物吃光，于是更加依赖更小的动物，然后又向植物开拓，等到植物成了主食，更高水平的人口会把小动物也吃光……任一时刻处于何种均衡水平，取决于当时的技术条件，

农业起源就是这一进程的最终结果，当残余的动物群面临公地悲剧下的灭绝前景时，有人便开始尝试控制种群，将其私有化，开始圈占和捍卫领地，以避免公地悲剧，植物资源同理，而单位土地产出率的提高也让捍卫领地在技术上变得可行，于是开始了定居，

有了领地和定居之后，便有了改进领地内资源产出效率的投资激励，烧荒，排水，挖沟，清理土地，播种，选育……最终导向农耕，

这些事情我以前大致讲过，不再具体细说，可以读我的旧文《食物与人类#6：向下开拓》，最好读整个系列，

衣服在人类进化史上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可是和食物相比，终究只是条尾巴，Gilligan 想要用这条尾巴来摇动整条狗，幼稚了，

《暴力与社会秩序》这书总的来说不怎么样，不过有一点提的很好，（用我术语体系表达）大意是：那些未建立自由秩序的社会，在经济发展上的一个根本障碍是，无法容纳创造性毁灭，

因为既有产业持续取得租值的前提是与权力结构捆绑，而这一捆绑赋予了他们压制任何与既有产业模式不相容的创新苗头，因为创新浪潮引发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会消灭其租值基础，大规模改变既得利益分配格局，

在自由社会，这样的改变也常会引发政治冲突，但由于权力结构与租值分布实现了足够高程度的解耦，因而通常都能顺利吸纳这些冲击，实现某种妥协，而不至于让系统垮掉，而在其他社会，创造性毁灭的浪潮要么被压制了，要么只有经历一番血肉横飞甚至改朝换代才完成，

进化生物学中对子女性别偏好有个理论，叫特里弗斯－威拉德假说（Trivers–Willard hypothesis），大意是，资源条件越优厚，越偏爱雄性后代，这是特里弗斯从他的亲代投资理论推导出来的，我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里曾详细介绍过，而且举了很多支持该假说的经验证据，

刚刚又听到几个例子，

1）911后的几个月中，美国男婴流产率显著提高，出生男女比降低了一个百分点，这一效应逐月减弱，直到第8个月才完全消除，

2）柏林墙倒塌后，东德的出生男女比明显下降，

3）90年代巴尔干战争期间，斯洛文尼亚的出生男女比也明显下降，

4）日本阪神大地震后也出现类似情况，

@赵昱鲲: 除了营养水平外，与心理自信是否也有关系？我们家兄弟三人生了5个男孩1个女孩，但是我们家并不富，只是给孩子的心理支持很好。

@whigzhou: 有可能，关键是未来母亲是否产生*好日子要来了*的感知，至于何种线索会产生这种感知，可能性很多，依我看情感支持完全合格

肤色演变的历史还蛮曲折的，图中的 Si 是*选择强度指数*，正值代表朝向浅肤色的选择压力，

目前最黑的是西非人，但从图中数字可见，以前他们也没那么黑，

其他分支与西非人分开后，起初是变白的，然后东非分支又变黑了，

类似的，离开非洲那支，起初是变白的，然后到达大洋洲那支，又变黑了，

去往欧亚大陆北方的，全都变白了，但程度十分不同，欧洲人经历的肤色选择强度比北亚人高4倍，

纬度很关键，但显然不是唯一的重要因素，

注：图中未包括更早分开的两个分支：桑人和俾格米人

Matt Ridley在《红皇后》里讨论了有性繁殖的起源问题，在他分析的各种假说中，他最终偏爱的是寄生对抗假说，即宿主通过不断改变基因组合来对抗寄生物对自身的适应，

十多年前读这本书时我对他的分析挺信服的，但这几年越来越觉得，他可能忽略了更简单直接的理由：有性繁殖或许只是一种多样化投资策略，

从物种或群体的层面上看，多样化红利是很明显的，实际上，对有性繁殖的很多现有解释都和多样化红利多少有点关系，比如：

1）有机体中保持不同来源的两套基因副本，可以控制因其中一套中的某些基因出错失效而带来的损害，

2）双套DNA这种冗余方案，可以让一些并非处于优势组合中的有益变异存续下来，相反，在无性繁殖中，任何有益变异只要不是出现在一个优势种系上，都会连同它们所在的有机体而一起被淘汰，就好比寒门子弟的任何绝世才华都会因为全家饿死而消失，

3）同理，冗余方案可以保存很多在当前没有优势，但未来不知道哪天可能就表现出优势的变异，

4）有性繁殖极大提升了对适应性空间进行并发搜索的效能，因而加速了物种的进化，因为它克服了无性繁殖中那种单步游走算法的局部峰值锁入问题，（有性繁殖的每个后代其实都在适应性地图上从亲代的位置上被抛出了一段，因而不再是单步游走），

问题是，这些解释（除了第一条）都有个困难：它们的好处是对群体或物种而言的，而未能说明，最初采用有性繁殖的个体如何可以为自己获得遗传收益——Ridley在书中正确的指出了这一点，

可是，假如我们把有性繁殖看作一种多样化投资策略，这个困难就消除了，虽然多样化并不能提高期望收益率，但可以提升安全性，也就是降低绝后风险，在环境条件不稳定的情况下，这种策略会受自然选择的偏爱，

比如，假设多样化策略导致平均遗传收益率降低5%，这一劣势可能会让一个种系在几十代之后灭绝，但同时，假如在此期间发生5次天灾，每次只有20%个体幸存下来，一半种系被消灭，而多样化策略可以将种系灭绝的几率从50%降至10%，那么，几次天灾过后，这些采用了多样化策略的种系会变得更繁盛，尽管两次天灾之间它们表现比其他种系差，所以，只要天灾的间隔足够短，短到让这些种系不会因其在常年的劣势而在两次天灾之间灭绝，那么多样化策略便是有利的，

重要的是，这一解释基于经典自然选择，而不是群选择，因而不会面临群选择所面临的那些理论困难，

而且它也得到了一些经验证据的支持，比如许多生物同时具有无性和有性两种繁殖模式，通常在资源充裕的时期以无性繁殖为主，而在匮乏期则转入有性繁殖，

我在自己院子里就观察到了这一现象，有几种景天科的多肉植物，无性繁殖方式是这样的：不断分支生长，当其中一个分支重到无法自我支撑时，便向地面倒伏，然后接触或靠近地面的茎上长出根须，扎进土里，此时这一支若（无论以何种原因）与原植株分离，便成了新的一株，

另一种方式是：肉质叶片掉落，叶片蒂部长出根须，扎进土里，长成新的一株，

无论哪种方式，都需要一小片可以扎根的泥土，所以当这些多肉植丛蔓延到一块水泥地上时，无性繁殖便无法继续了，于是便开花了，我在院子的几个位置都种上了这些多肉，到开花季节，花的分布特征非常明显：水泥地上方的花总是开的最盛最密

@FlyingRaymond_1:前段时间在书上刚看到的，既能无性繁殖也能有性繁殖的生物，都倾向于在物质条件丰沛的时候无性繁殖，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有性繁殖。

@whigzhou: 是的，这一点从商业角度也很好理解：假如一切顺利，收益丰厚，那就何不原样重复之前的做法呢，俗话说穷则思变

@whigzhou: 当危机来临，很可能*怎么着都是死*时，就会乐意博一博新路子，如果能有机会同时博几条新路子，那当然就更好了，这大概就是有性繁殖的最初动因

@whichicanuse:但是有再多好处也很难解释是怎么起源的[允悲]

@whigzhou: 在达尔文主义纲领下，说明对个体的好处（更准确说是内含适应性）是探索起源问题的第一步，你构造的假说必须先通过这一关，才值得付诸经验检查

@whigzhou: 而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正是前期这部分工作，因为这些假说中蕴含的原理往往可以运用于别处，而特定某段进化史细节则没有那么多的一般价值

目前常见的连锁零售业都像是无性繁殖，设想一下，假如麦当劳改成有性繁殖会是什么样：（为简化叙事，假设遗传物质交换只涉及菜单）每家新店的菜单将从其父店和母店的菜单中各随机挑出一部分拼合而成，同时允许做个别调整，比如加入一种新菜，

从短期收益看，这么做好像太疯狂，如果你已经找到一种好卖的菜单，老是动来动去肯定不是好主意，可是，假如你置身于一个消费口味极其多变难测的市场中，这么做能带来安全性，当然，前提是其代价不至于高到让你无法在短期生存下去，不过你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控制这一代价，比如：1）严格限制个别调整的频率，2）规定交配双方的最大遗传距离，这可以保证两份父母菜单足够相似，因而交换重组所带来的改变并不太多，

其实，更进一步，类似的多样化投资策略可以不限于模拟有性繁殖，也可以模拟共生关系，比如，假设麦当劳采用这样一种经营模式：每家店都由一个快餐店和一个便利店以某种形式复合而成，所以每当新开一家店时，麦当劳会租下或买下一个面积两倍于快餐店所需的店铺，其中一半以收益分成的形式租给一位加盟者，让他自己决定做什么生意，麦当劳分得收益的某个固定比例，这就相当于用一个大规模并行搜索算法来找出最佳的业态组合

写上一个帖子时，想起一件往事，几年前，一位老友喝酒时曾提出一个善意忠告：你能不能略微收敛一下你的种族主义？我明白，他的意图是，无论我是不是真的种族主义者，不要让这些东西为我招惹是非，或让人避之唯恐不及，

我这人口拙，反应迟钝，所以自知这种事情酒桌上说不清楚，也就没多说，今天既然提起，不妨说一说，

按当今 liberals 甚或 wokeism 的PC标准（to which I give zero fucks），我当然是种族主义者，这毫无疑问，我不打算为避免这顶帽子做任何改变，不止如此，我不打算为满足他们的其他PC标准做任何改变，

当然，我相信，避免招惹是非，或避免让人觉得我就是个是非，或许会有助于扩大读者群，带来多一点收入，问题是，当初我改行以写作为生，纯粹是因为有话要说，而且要按自己觉得最舒畅的方式说，压根就不是出于收入上的考虑，而且我完全清楚靠写作挣大钱是纯属做梦的，所以，为了能继续写作而改变说话方式，这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以挣钱论，写作充其量只是糊个口而已，为了这点钱在自己最在乎的事情上受委屈？No way.

倒不是说我有多清高，而是根本不值，我要是有份年薪百万的工作，或市值十亿的公司，而不遵守PC会让我丢掉这饭碗，或让公司破产，那我倒是真有可能会考虑把嘴巴管紧一点，

所以，虽然我完全清楚那位老友是古道热肠的好意，可是……

以上这通啰嗦，都是基于这一前提：我这顶种族主义帽子是根据当前PC标准制作的，但我不确定我的朋友（包括那位老友）是不是都是在此前提下谈论这顶帽子的，会不会有人觉得我是*真·种族主义*？所以再多说几句，

按这个术语的传统含义，我可以非常确定的说，我不是种族主义者，因为种族主义是一种集体主义，而我是*强个人主义者*，与任何集体主义都水火不容，

当然，我不是原子式个人主义，多年来，我一直强调共同体的价值，但是，我选择加入并万分珍爱的那个共同体，正是建立在包括个人主义在内的一套价值传统之上的，在这个共同体的社会契约下，个体价值和个人自由得到了充分保护，因而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我可以舒适的立身于其中，

所以，种族主义首先在价值上与我不容，但这并非我鄙弃它的唯一理由，依我看，种族主义者看待历史和世界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具体而言：

1）和其他集体主义者一样，他们看待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的方法，建立在一种朴素的群选择（group selection）理论之上（所谓朴素，是说他们的理论不像进化生物学家的那么形式化，但大意差不多），在他们看来，群体才是竞争舞台上的主要参与者，是自然选择作用于其上的主要对象，因而群选择是推动历史进程的主要力量，

这个想法是错的，群选择面临两个困难：A）群的繁殖与淘汰的节奏比个体慢的多，数量级上的差别，B）正如道金斯所指出，若缺乏严格的组织控制机制来抑制搭便车行为，群选择效应就很容易就被个体自私行为抵销掉，（我在一个旧帖中对此有更仔细的讨论，见 headsalon:5625）

所以群选择充其量只是推动历史的一股次要力量，只在满足一些严格条件时才起作用，而主要力量是作用于个体的经典自然选择（及其衍生选择机制，比如性选择和亲选择），

2）人类历史上，确实可能有一些组织结构，发展出了某种程度上抑制搭便车行为的机制，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选择力量的作用对象，成为生物-文化协同进化的单位，比如狩猎游团，部落，宗族，公司……等等，具体某类组织在何种程度上扮演这种角色，随其组织严密程度而异，大体上，规模越小，越可能接近于真正的进化单元，或竞争参与者，但是即便其中最接近的那些，相比个体，还是差的很远，也正因此，人类才没有变成像蚂蚁蜜蜂那样的真社会性动物，

3）无论群选择的作用是大是小，都跟种族没有一根毛的关系，因为任何肿族都从未被组织成一个协调行动的共同体，哪怕在最微弱的意义上，也完全没有，所以，把种族视为竞争舞台上的参与者，或自然选择的作用对象，都是极为不得要领的，没有任何经验证据的支持，也正因此，而那些以此假设前提看待世界的肿族主义者，他们的看法往往错得离谱，

4）自定居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社会日益大型化和复杂化，而随着它的扩大，共同体变得越来越不像竞争参与者，而越来越像竞争在其中展开的舞台，这一过程也伴随着群体对个体控制的削弱和个人主义的复兴（见《群居的艺术》第III-5章〈共同体的松动〉），

也就是说，除了价值观，种族主义在方法论上也和我不容，

我对别人给我戴什么帽子完全没兴趣，只是道理得讲清楚，

【2021-02-19】

【评论中有人问：“把种族视为竞争舞台上的参与者，或自然选择的作用对象，都是极为不得要领的，没有任何经验证据的支持”——那如何看待尼安德特人？】

在末次冰期欧洲的生存竞技场上，尼安德特人表现不如HSS（Homo sapiens sapiens），最终灭绝了，这没错，

说尼安德特人被HSS从他们原本占据的生态位上排挤掉了，这么说也不算错，但这是从上帝视角在事后所看到的宏观表现，你不能真的把尼安德特人和HSS看作两个竞争参与者，因为这两个群体从未被组织起来，成为（哪怕最弱意义上的）共同体，

发生在那个竞技场上的，是无数小群体之间的竞争，既有尼安德特群体和HSS群体之间的竞争，也有尼安德特群体之间的，以及HSS群体之间的竞争，很可能，一些HSS群体还会联合尼安德特群体以共同对抗其他HSS群体或尼安德特群体，

而且，我怀疑，发生在同种群体之间的竞争远比异种群体之间更频繁更激烈，因为无论在生理禀赋，生计模式，还是文化特性上，同种群体都更为相似，因而其所适应的生态位重合度更高，因而竞争更激烈，

这些作为竞争参与者的群体，规模通常只有几十上百人，即便当若干群体联合起来时，联盟规模也不过几百几千人，在这些竞争者的头脑中，绝不会闪现*我是在为HSS的生存壮大而战*之类的念头，他们首先是在为自己和家人而战，其次是在为小团体而战，在相当弱的程度上，也是在为盟友而战，不会有比这更宏大的念头，

确实，不少人就喜欢构造这样的宏大叙事，更多人喜欢倾听这样的故事，比如《权力的游戏》里的异鬼就是一个例子：异鬼大军踏着整齐的步调，向着同一个方向挺进，彼此间毫无间隙，其攻击对象一律指向他族……

在真实的竞技场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异鬼之间当然也会结帮互斗，人类各群体有些会跟他们勾结，有些则与之对抗，历史向来如此，

@askerlee:人本能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倾向。虽然尼人和智人很像，仍然有明显特征可以区分开的，所以一致对付他们也完全说的过

@whigzhou: 共同的族源背景有助于达成群体间的合作与联盟，但远不能阻止同族群体间的互斗

@whigzhou: 这里的关键因素其实是文化，共同文化背景可以方便讨价还价，并让合作双方预期对方的行为动向，因而有助于达成合作，共同族源提高了文化相通性的几率，因而间接的提升了合作可能性

@whigzhou: 然而，在个别两两关系中提升合作可能性，距离*把整个种族联合成一个共同体*，差的太远了，影响合作的众多其他因素足以消除达成这种大联合的可能性

@whigzhou: 实际上，在丝毫没有阐明组织与协同机制的情况下，仅仅根据分类标签而把人类划分为若干群体，并宣称他们是社会竞技场上的实际参与者，是合格的行动主体，这种做法岂止限于种族主义？阶级斗争，当代女泉，身份政治……全是一路货 ​​​​

@慕容飞宇gg:很多时候是不是先有了标签，然后才出现了身份认同和组织协同？有点民族发明学的味道。。。

@whigzhou: 那就不是认识论，而是*导师学*问题了，错误叙事的自我实现，倒不是不可能，要看它所引发的组织协同过程会有多成功，很难说

@whigzhou: 常见的情况是，这种叙事确实引发或助推了某个组织过程，但结果并非让该叙事成真了，而是成就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whigzhou: 比如阶级斗争理论所助推的运动，不是真把芜产街鸡组织起来了，而是成就了住别墅喝洋酒的芜产街鸡先锋队

@whigzhou: 所以*导师学*通常很快就变成了*一人一个女学生*学

读了 Derek Bickerton 的 Adam’s Tongue，主题是语言的起源，无论在语言学界还是进化人类学界，这都是块久啃不下的硬骨头，我感觉 Bickerton 可能啃下了其中的重要一角，

在他看来，语言起源的第一个关键突破点，是场景脱离，这也是人类语言和动物交流系统的根本区别，当一个动物向另一个动物发出某个信号（比如一只猴子向其伙伴发出老鹰正在飞临的警告）时，它指涉的对象一定是在此时此刻正处于双方感知范围之内，相反，当某人向另一人谈及某个对象（无论是东西，人物，或事件）时，该对象不必处于当前场景中，可以和当前场景毫无关系，甚至完全是虚构的，

实现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此类信号的产生面临路径障碍，当信号接收者发现场景中没有该信号本应代表的对象时，会认为自己被愚弄或欺骗了，因而得到一个消极反馈，使得交流和信号确认与强化的过程都无法进行下去，

Bickerton 认为，必须存在某种非常特别的任务情境和选择压力，才会催生脱离场景的信号，

在这一点上，他其实和 Michael Tomasello 所见略同，虽然他从头到底都没提到过 Tomasello，或许后者不在其阅读视野中，

在Tomasello 看来，场景脱离是人类在交流活动中将对方注意力引向某个对象这种能力不断升级的最终结果，它沿着——目光跟随 > 以手指物 > 联合注意 > 意图读取——这条路径逐渐进化而来，当听者具备了意图读取能力之后，便有可能猜到说话者提到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即便它不存在于当前场景之中，

这一过程发生的前提是，交流双方处于相互高度信任的强合作状态，

Bickerton 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理论进路，他注意到，动物信号系统不能脱离场景这条其实存在一个例外：真社会性的膜翅目昆虫（蚂蚁和蜜蜂），比如蜜蜂用来向同伴报告食物来源的八字舞，就是脱离场景的，而且对食物地点的指向是经过坐标系转换的（Steven Pinker 在 The Language Instinct 对此有更仔细的介绍），这给了他启发：假如人类历史上曾经处于这样一种生态位，其中个体经常需要召唤同伴去一个视野之外的地点获取食物（就像蜜蜂那样），而且这种食物是其生计模式的重要基础，那就会对此类信号的产生构成强选择压力，

他想到的满足这一条件（并且得到考古证据支持）的生态位，是一种特殊的食腐生计，食腐其实分好几种，最低端的，是吃别人吃剩下的，之所以剩下，可能是因为它一下子吃不了那么多，或者进食器官对付不了，人类最初的食腐可能就是这种，主要是吃骨髓，因为别的动物打不开大骨头，最初的石器可能就是派这用场，

最高端的食腐是从食肉动物口中夺食，据说猎豹的狩猎成果中一大半是被斑鬣狗之类抢走的，

化石证据显示，人类大概在两百万年前从低端食腐向高端食腐转变，不过，依 Bickerton 看，这种高端食腐至少在前期还不是像斑鬣狗那样直接从食肉动物口中夺食，而是专门针对那些厚皮动物（比如大象、犀牛、河马），这些动物死后几天内，食肉动物的爪牙无法将其打开，直到内部腐烂产生的气体导致体腔爆裂，肉才能吃到，这就给人留下了机会，因为人类的石器工具可以割开这些尸体的厚皮，

但问题是，这种巨型尸体的诱惑太大了，即便要等上几天，好多食腐和食肉动物也会在边上守着（包括大型猫科，它们若有机会也不会放过尸体），所以，难度不亚于豹口夺食，需要召集尽可能多的人才能把竞争者轰走，

我觉得这个想法挺有意思，而且让我想起另一个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假说，Joseph Jordania 在 Why Do People Sing 里提出，音乐和舞蹈也是起源于食腐生计，而且也是高端食腐，因为和食肉动物相比，人类个人的战斗力太弱了，只能靠人数优势，而且必须制造出强大的声势来吓走对手，而节奏强烈、队形整齐的音乐舞蹈，能让群体表现的像一个无比庞大的单一个体，加上身体彩绘和装饰物，效果十分恐怖，

@whigzhou: 正中动脉（median artery）是人类胚胎期给前臂供血的主要动脉，对于多数人，这条动脉会在成年后消失，其功能由桡动脉和尺动脉接替，可是生理学家最近发现，过去一个多世纪中，越来越多成年人保留了这条动脉，其比例从1880年代的10%上升到了30%（另一说35%），这种情况部分源自基因改变，部分由孕妇生理状况所致。

而且在类似时间尺度上的晚近生理改变还不少，比如智齿缺失的比例在上升，位于膝盖窝的豆骨（fabella）的出现频率也在提高，而甲状腺最下动脉（thyroidea ima artery）到20世纪末已近乎完全消失。

这两天又听到一些人在高谈阔论火星殖民，烦死了，所以我决定报复一下社会，也烦上几句：

1）现阶段往火星送人毫无意义，除非把这当作豪华葬礼，

2）不过送些机器过去，看看能让它们做出点什么有意思的事情，甚至为遥远未来送人做点铺垫，倒不是不可能，

3）考虑到巨大的通信延迟，这些机器必须有相当高的自我维护、自主行动和自行探索能力，

4）为了最有效的探索可能性空间，事先最好不要对它们的行动模式和任务做太多限定，只设定一些粗略的大目标，比如，去找找新矿石，挖个洞，凿几块立方体石头，砌堵墙，修座塔，诸如此类，

5）控制主要以激励反馈和成本约束的方式进行，谁表现好就奖励，多分配资源给它，

6）这就要求它们最好具有自我组装，自行改动和自我复制的能力，也就是适应性进化的潜力，

7）考虑到这些机器不可能没有芯片（否则恐怕做不出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上述自我复制的起点不能太低，不可能要求就地取材，因为你不可能把整套地球工业体系搬过去，想都别想，

8）所以自我复制的起点应该是一些模块化的通用组件，组件设计的原则是小型，廉价，易装配，可互换，小步迭代更新，批量制造，

9）组件将作为定期补给品从地球发过去，比如每月几吨，就好比粮食，据说目前到火星的运费大概是$5000/kg，常规化之后还会低不少，几吨组件能装出不少东西了，

10）组件到达后可按市场竞价机制分配，

11）因为组件量大且廉价，地球端可以有大批人参与，各自经营自己的机器殖民团，分头并行探索，就像一大批人各自玩自己的 iRobot 一样，总能找出一些有意思的玩法，

@云登_十尼贝格 带口罩的三名中国人被白人种族主义者轰出地铁的时候, 同一车厢的人做出了什么反应 ？默认&制止 ？我翻译了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的社会调查

@黄章晋ster: 一个总结不一定对：所谓白左，就是他们在文明方向上进化得更多以至于我们暂时无法理解的那一部分。

@whigzhou: 确实，有些类型的坏果子只有在结出了最佳果子的那些进化分支上才可能结出来

@whigzhou: 所以，揭示某种好东西存在的线索，本身未必是好东西，一具躺着一动不动的人体，突然放了个屁，揭示了他还活着，但屁本身显然不算好东西，考古学家从某个遗址中挖掘出大规模屠宰人牲的证据，因而认定文明的存在，你可以认为文明是好东西，同时不认为人牲献祭是好东西。 ​​​​

@0825wenzi:我认为辉格这个论述是认真的

@whigzhou: 当然，很认真，看看19-20世纪轮番抽打世界的那些主义，哪个不是从西欧这个现代文明老家冒出来的

@孤胆鹰雄芯:没看出来怎么跟白左扯上了。。。

@whigzhou: 好吧，看来不啰嗦还是不行：这个视频显示了，一个人们普遍拥有正义感并对陌生人（包括他族）持有善意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而白左的那些东西只可能出现在这样的社会，在焊门社会你是不会看到的

@whigzhou: 所以当你在某个社会看到白左盛行，便可以相信那里确实存在那些好东西，问题是，这并不说明白左本身也是好东西

@有个不开心ld的蛋蛋:白右做不到这些吗？

@whigzhou: 白左的意识形态既会阻止他们自己做出这种烂事，也会让他们去鼓励纵容另一些人做出这种烂事，当美国黑人对亚裔大开杀戒时，挺身挡在罪犯和司法系统/道德训诫之间的，正是他们

@whigzhou: 对酒的嗜好貌似在农耕社会经历了很高强度的负选择压力，好像所有狩猎采集群体和畜牧群体都比农耕者更爱酗酒，我还没见过例外，对于狩猎采集者，这一点或许还可归因于延迟满足能力较差，但这个解释很难适用于畜牧者。

@Fahahahhh:但是酿酒和农业发展是分不开的吧，没准是因为农耕社会酒更容易获得，太爱喝的都喝死了。

@whigzhou: 当然分得开，蜂蜜和水果这两种常见采集物都是酿酒好材料，另，你的后半句替我说明了什么叫『负选择压力』，说的很好

我以前说过，假如一些家族确保任一时刻都只有一位成年男性可以配种，那么他们中便可能发展出真社会性，不过，在当代技术条件下，还有另一条向真社会性发展的可能途径：一群人组成一个合作社，所有精子和卵子都必须被收集到两个集中管理的容器中，被充分搅匀，任何生育行为都必须从随机抽取的一对精卵开始，为了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前辈致敬，我提议将这种合作社称为『真费边社』（Eufabian Society）。

@whigzhou: 刚才把我几年前写的那篇《“进化”还是“演化”？》  翻出来重读了一遍，发现当时漏写了一个要点，忘了回应Gould的那个醉汉理论（The Drunkard’s Walk），醉汉理论的意思是，进化过程（至少从大时间尺度看）就像一位醉汉在复杂性地图上随机游走，之所以在统计上会观察到复杂性最大值随时间递增的现象，只是因为生物体复杂性有个下限，低过下限就没法运转了，这就像一堵墙拦住了醉汉朝向左边的去路，所以游走所导致的随机性破纪录只能是破右边的纪录。

醉汉理论存在两大问题：

1）若要基于随机游走来解释复杂性最大值随时间递增，根本不需要那堵墙，即便左边不拦住，右边也会时而出现随机性破纪录的情况，因而在大时间跨度上，复杂性最大值仍然会随时间递增，左边被拦住只是会将两次破纪录之间的平均时间间隔缩短一些而已。

现实中，游走于复杂性地图上的不是一位而是千千万万醉汉，有多少游走在左边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有多少游走在复杂性最高纪录附近，它们中只要有一个朝右边再跨几步，就破纪录了。

2）代表复杂性下限的墙不止一堵，实际上，每一次元系统跃迁（metasystem transition）都会在旧墙的右侧构造一堵新墙，真核生物的复杂性下限远高于原核生物，多细胞生物远高于单细胞，真社会性巢群远高于昆虫个体，关键是，元系统跃迁往往不可逆，真核退不会原核，多细胞退不回单细胞，因而其所有后代的游走只能发生在新墙右侧，而新墙会不断被构造出来，这正是大时间尺度上复杂性提升的一种重要方式。

@abada张宏兵: 指定具体环境当然有方向，长期看环境随机那么进化就没有方向。局域看来环境有一定的稳定性，长期看来环境有不确定性、随机性，因此不确定的环境选择什么进化方向也是不确定的。

@whigzhou: 谈论方向性总是默认假定了最起码的环境稳定性，否则方向性这个概念只能废除

@whigzhou: 一颗种子发育成一棵大树的过程有方向性吗？环境温度上升到摄氏1000度呢？ 一枚飞行中的弹道导弹有方向性吗？要是地球被彗星撞飞呢？

@tertio:进化方向不需要环境稳定性就可以有。如果环境不停地在高温，低温之间转换，生物也不会来回重复之前的形态。

@whigzhou: 但气温不能高到1000度啊，所以我说『起码的稳定性』

@whigzhou: 而且方向性也不止是『不会来回重复之前的形态』，随机游走也不是重复

@whigzhou: 这事情远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要不我那篇文章写了那么长呢

常有人将保守主义想象成一味守旧、僵化、抵制创新，这是缺乏进化论思维的表现，且以绘画为例，假如每一代画家都完全抛弃前辈遗产，他们的作品会是什么样子？看看厕所里的涂鸦就知道了，或者儿童画，岩洞壁画也类似，但比它们好得多，因为石器时代的岩洞画家多少也有点遗产可以保守，如果头脑里装着进化论，这就很好理解：保存积累足够多旧元素/旧结构是创造新元素/新结构的必要条件，如果每一代都清零，重启，得到的结果看起来都和前一代差不多，当然具体特征会有很多不同，但这些差异通常都是琐碎无趣的，真正有意思的东西总是随结构复杂化而涌现，简单说：反复革命只会让你永远停留在古老而陈旧的状态。——在不懂进化论的人听来，这句话当然显得十分矛盾。

现代学校的年级制可能给文化进化模式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其机理与后果好像还没有被系统性的研究过，我感觉其影响大致是负面的，以往大孩子带小孩子所构成的连续文化传送带被人为割断了，每一代不得不以一种类似于洋泾浜化的方式重新协同。

@果壳 【理工班=和尚班？为什么理工女成了“稀有物种”？】“你们机械班有多少男生？我没问你总人数，哦，男生人数就是总人数了……”在理工专业、学院、大学，女生一直被当作“稀有物种”。有的专业有几百号人，可女生的人数还没占个零头。为什么？一些人认为是女生的理科不如男生，事实真的如此吗？ °理工科的女生为什么少？因为她们理科差？

@李子李子短信: 女性的理工科成绩不比男性差，但是阅读普遍更好，很多是基于个人优势和兴趣方面的选择。

@whigzhou: 总体看女性的理工科成绩不比男性差，但男性的方差大，所以Top 10%里的男性比例高很多，而只有一小部分职位需要STEM专业背景，这两条足以解释两性择业差异，但显然不够政治正确

@雷雷atcg: 在智商分布上，男性的方差更大，内部差异大/比女性大，认真观察的话，其实长相也是

@whigzhou: 对，在绝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特征上，男性的方差都比女性大

@UgandaKnuckles:如果说男性面临更大的选择压力，为什么女性的性状的分布会更平均

@whigzhou: 我猜是因为男性在历史上面临的性选择压力更大，而这一压力更偏爱策略组合上的激进分子，考虑极端情形：假如一夫多妻的比例达到1：10，那么男性只有成为Top10%才有机会留下后代，策略必须激进，而女性则不必

@whigzhou: 当然实际情形远没有这么极端，但原理一样

@whigzhou: 更简单的解释：挤入前10%对男性回报率要高得多，女王比浣衣妇多生不了几个孩子，男王就不是了，更要命的是，在复杂社会爬上高位是往往已人到中年，女性已近绝经期，所以往前10%里挤的回报率很可能是负的

@whigzhou: 解释一下为何不对称性选择会偏爱男性的激进策略，许多改进某方面性能的变异都会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比如某变异可能大幅提升你进入IQ-Top10%的机会，但也大幅提升患某种脑病的机会（这正是阿兹肯纳齐犹太人中发生的情况），此时，如果挤入Top10%的回报特别高，冒高风险追求高回报的激进策略就会受偏爱，这一解释与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相吻合：在所有高风险高回报的事情上，男性都远远比女性更起劲

@Helen干杯:关于保守派以高生育率取胜, 恐怕难。现在生育率高的时移民,且移民多为民主党所虏。

@whigzhou: 亚裔移民生育率很低，比白人低，第二代更低，拉丁移民第一代生育率很高（但也没摩门教徒高），第二代就高得不多了

@whigzhou: 不同种族背景移民前三代生育率：http://t.cn/RqFqmHV

@whigzhou: 当前亚裔移民年度增量已超过拉丁裔，墨西哥移民已开始净流出，若边境控制收紧，还会继续降低，所以移民生育率高这个判断已不再成立

@whigzhou: 半只烤鸭下肚，再说说刚才那个生育率的问题。

1）要区分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前者是行为倾向，后者是行为表现，

2）所谓行为倾向就是将外部条件映射为实际行为的函数，

3）两个在某件事上有着不同行为倾向的人，对应两个行为函数，

4）这两个函数在某个区间可以是重合的，

5）这意味着，拥有不同生育意愿的人，在区间A有着相同生育率，在区间B则不同

6）决定生育率的行为函数有着众多参数，姑且只考虑其中三个：A）收入，B）迫使个人生儿育女的社会压力，C）与生养儿女竞争时间（特别是女性时间）和金钱的各种其他活动的机会（或曰诱惑），

7）现代化和城市化尽管提高了收入，但也大幅降低了不生育带来的成本B，并大幅提高了生育带来的成本C，

8）与自由派相比，保守派对成本B更敏感，对成本C更不敏感，

9）所以，即便两种生育函数在传统条件下接近重合，可是当B和C大幅改变时，其行为表现上的差距就拉开了

10）同性恋的情况与之相似（可能表现得更纯粹更极端），在传统社会的巨大社会压力下，同性恋尽管缺乏意愿，实际上多数也会结婚生子，换句话说，他们的行为函数和其他人的函数在传统区间取值很接近甚至大致重合，但在现代区间就形同天壤了，

11）那些不肯生或生的很少的人，绝大多数并非不喜欢孩子，而是因为一方面促使其生育的社会压力消失了，同时自己又经不住各种与孩子抢时间的现代诱惑，结果她们便转向各种帮助其释放母爱的廉价替代品，于是便有了猫狗党和圣母婊。

【2018-2-15】

昨天发现这一逻辑在经济学里已经有了名字，叫动机挤出（motivation crowding）或过度正当化效应（overjustification effect），只是还没人将它运用于生育率问题，目前的应用场景也都不涉及遗传改变，实际上，这是考察文化-基因协同进化的很好切入点。

鲍德温效应和动机挤出是文化-基因协同进化的两种很相似但方向恰好相反的效应，前者由文化条件对遗传特征作同向拉动，后者作替代。

Richerson&Boyd模型的另一个相对外围的问题是，他们认为群体间遗传差异很小且对文化进化不构成什么影响，他们用来支持该判断的仅有证据来自跨文化收养研究，这是缺乏说服力的。 ​​​​

确实，跨文化/跨种族被收养者（稍低程度上也包括二代以上移民）都能顺利习得当地文化并正常生活于其中，但这并不表明：1）当一个群体的成员被大部分或全部替换成另一个种族或文化不同的群体成员时，其原有文化仍可保持，2）当外部条件适宜时，任何群体都能采纳某种特定文化。

这里的要害是：一种文化结构（包括制度）得以产生和维持，可能取决于某些特定个人禀赋，拥有这些禀赋的个体在群体中的比例可能很低（比如1%），但不能没有，也不能低于某个下限（比如0.1%），假如这些禀赋的分布曲线只要向左移动一个标准差，该文化便难以为继。

假设群体A的这组禀赋比群体B高一个标准差，那么，即便来自群体B的移民都可顺利习得A的文化且正常生活于其中，可一旦群体A的人口被来自B的移民替换掉一半，原有文化即可能瓦解

容易想到的此类禀赋有：道德感，尽责性，实施惩罚的意愿，亲社会性，智力，延迟满足，自我克制……

假如盎格鲁文化需要80%的群体成员具有亲社会性，70%中等以上延迟满足，60%中等以上尽责性，10%强惩罚意愿，1%120以上智商……任何几条的大幅改变可能都是颠覆性的

很明显，这组条件与少量移民顺利融入和正常生活的可能性完全不矛盾

比如，道德规范，一个社区中，可能只要60%的人具有中等以上道德感，规范即可产生，再加上5%的人有强道德感和强惩罚意愿，规范便可稳定持续，但只要分布曲线偏离一个标准差，局面完全不同

极端情形下（其实我觉得很可能），文化的某些重要方面可能仅仅由群体0.1%精英成员的禀赋所决定，此时分布曲线的轻微移动即可让这0.1%变得不合格

回复@慕容飞宇gg:嗯，但那是另一个问题，我正在论证的是：即便最完美融入条件下也不行//@慕容飞宇gg:外来移民不是随机或均匀发布，而是集中在某些区域形成移民小社区，而在这些区域内移民比例远高于宿主，所以一开始就不会被同化。

这本书因为翻译烂被我扣了三颗星，原因之一是原书太好，有足够多的星可以扣，原因之二是原书的特点让它对错译特别敏感，类似性质或数量的错译若发生在其他书上，效果就没这么显著 //《基因之外》 ★★☆☆☆ 又一本好书被烂翻译糟蹋了

这可能是对文化进化理论进行形式化和体系化方面迄今为止走得最远的一本书，而用自然语言做这件事（本书没有一个数学公式），对语言的精致、准确、清晰要求很高，每个错译都有很大破坏性，这就好比一份精炼的源代码，哪怕只以万分之一的比率随机乱改一些语句，也会变得完全读不懂且跑不动。

Richerson&Boyd的模型中遗漏了一个要点：权威的功能，权威的存在解决了群体内规范执行和惩罚机制的激励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是群体得以成为选择单元的关键。 ​​​​

执行规范和实施惩罚的高成本，使得一般成员缺乏足够激励这么做，而宁愿搭便车，但假如一个或一些成员能可信的分得群体收益的某个确定份额，激励问题即可解决，我在《群居的艺术》里提出了两种可能性：1）血缘群体的长辈，辈份越高，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重合度越大，规范执行激励越强，2）首领，群体首领拥有某些公共资源支配权，可部分转变为个体利益，而且在分配战利品（包括掠得的女人）上享有优先权，这两项个体收益都与群体收益方向一致。

理论上，只须简单武断的将群体收益增量的（比如）十分之一规定给某一特定个体，后者即有了执行规范的强大激励，无论这一安排具体以何种形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