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敏（allergy），是免疫系统对入侵身体的外物作出过度反应时所表现出的症状，它是生理系统与所处环境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并且这一互动关系超越了个体生命而延续于漫长的进化史，其表现也随个体成长发育和生活史而不同，过敏症的这一特点，使它成了我们观察文化与生活方式变迁，和理解这一变迁与健康之间关系的很好窗口。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过敏症患者的比例在现代有显著增长，近几十年更为翔实的统计数字不仅确认了这一趋势，而且发现速度比原先认为的更快；有意思的是，经济越发达，城市化程度越高，过敏症越普遍，看上去，现代化所带来的人口迁居和人员流动性可能是个关键因素，因为迁移到陌生环境的人会接触到更多陌生的过敏原（allergen）。

这一点从美国的情况中也得到了印证，美国同时满足了经济发达、高城市化率、高移民比例、高国内迁移率等几个条件，而过敏症也最为普遍；考虑到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大规模国内移民，以及各大区域之间巨大的生态差异，可以预见，未来一些年，过敏症在健康问题中的排名将迅速提升。

陌生过敏原之所以带来麻烦，是因为免疫系统在个体生活史（特别是幼年期）中能够对特定过敏原作出调适，据进化医学（evolutionary medicine）名著《我们为什么生病》介绍，该调适机制有两个方面，一是免疫系统能对特定过敏原产生针对性抗体，由于免疫防御机制分多个层次，假如这些抗体能帮助前沿防线成功实施防御，就不需要激活处于纵深防线的IgE，而正是后者导致了表现为过敏症状的剧烈反应。

二是IgE被激活的阈值是可调的，特别是在幼年期，因而对过敏原的早期接触会提高阈值，而成年后才接触陌生过敏原就可能有麻烦；反应阈值的可调性，从许多儿童过敏症在成年后自动消失的现象中，也得到了印证；这一调适机制可视为个体在发育过程中按所处环境条件而设定参数的过程，是在防御失败的风险和过敏代价之间做出一次权衡的机会。

从进化史角度看，另一种调适会经由自然选择而在基因层面上发生，调适的遗传后果将随种群所处的地域环境而产生差异，这意味着，当人们从其祖先世代生活的地方迁往别处时，可能会先天的对某些过敏原不适应，而且这种不适未必能通过幼年接触史得到充分调适，比如美国非裔的过敏性哮喘（asthma）发病率比欧裔高出39%，或许就是因为非裔的免疫系统更难适应北半球的植被与花粉。

这几个方面都预示着，更富裕、更具流动性的现代生活，将带来更多的过敏，首先，人们将更可能生活在远离其祖先世代所在、也远离自己幼年所在的地方，其次，现代人生活工作地点变换更频繁，旅行范围更大、频率更高，因而有更多机会接触各种过敏原，最后，现代医疗条件让过敏症儿童更有机会存活下来，从而降低选择压力，弱化免疫系统对过敏原的遗传适应，不过，这一效果需要许多代人才会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现代生活方式却削弱了幼年期对各种过敏原作出调适的机会，并倾向于让免疫系统将反应阈值设的过低，因为城市生活更加远离野生环境，卫生条件大为改善，深加工食物也经过了更彻底的消毒灭菌。

更重要的是，养育孩子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现代人生育更少，但给予每个孩子的关爱与呵护则大大超出传统社会，同时城市居住模式和学校教育也让孩子的活动范围得到更严格的控制，这些都减少了他们接触和适应过敏原的机会，这样，一旦他们成年，离家上大学或工作，活动范围突然扩大，过敏便容易发生。

尴尬在于，人们应对过敏的方式实际上加剧了上述趋势，发生过敏时，通常首先用抗过敏药抑制症状，接着会想到从食谱和生活环境中尽可能的清除各种过敏原，这一努力并得到了现代食品工业的帮助，大型厂商面对着数量庞大的消费者，其中难免有各种过敏症患者，而法律通常向他们施加了严格责任，同时还面临着日益严厉的行政管制，因而有着足够的激励排除常见过敏原，至少会作出容易辨别的标识。

然而，真正能够根治过敏症的手段却只有脱敏治疗（hyposensitization），即让患者从微小剂量开始，逐步适应过敏原，而清除过敏原的努力只能降低每个过敏症患者的发病几率，同时却增加了过敏症患者的数量，因为它实际上也是在清除自然脱敏的机会，两相抵消，最终过敏发病率未必下降，而从统计数字看，很可能还增加了。

可是，以当前对待儿童和生命的伦理标准，在既已了解过敏原理，也掌握了控制过敏原的手段之后，绝大多数父母都不会让孩子和自己去经历传统社会那种程度的自然脱敏过程，遭受那样的痛苦、危险和高死亡率，只有在平均生育六七个孩子，其中大半会在成年前夭折的时代，这样的痛苦才可能被伦理标准所接受。

所以，未来人们恐怕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循环：越来越多的过敏者－过敏原控制的不断强化－更少的自然脱敏机会－更多的过敏者，他们将越来越被限制于严格筛选的食谱和严格控制的环境之中，生活与消费方式也将为此而加以改造，当出门旅行或野外活动而离开精心构筑的防过敏温室时，就只好靠药物来抑制过敏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