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巴菲特又完成了一轮总额近20亿美元的慈善捐赠，除了为履行其对盖茨基金会的承诺而做的年度捐赠之外，还分别向以其前妻和三个孩子的名义所设立的几个基金会捐赠了数亿美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巴菲特和盖茨夫妇这一慈善业的天王级组合，近来似乎越过了“不以自己的行动向别人施压”这条界线，开始高调呼吁富人们慷慨捐献，在过去一年的一系列慈善餐会上，他们号召亿万富翁们作出慈善宣誓，承诺捐出一半以上的财产。

如果盖茨和巴菲特们只是运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去推动他们认为值得的事业，并从中获得满足，旁人是难以置喙的；然而现在，他们正将自己的行动上升到道德层面，试图以自身的影响力构建一种道德氛围和舆论压力，让富人们都来追随他们的脚步，其规模甚至将改变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格局，这样，就难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索：他们所推动的这一慈善潮流，对于其事业所针对的人群，对于经济，对于社会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些基于特定价值偏好的慈善机构，比如资助某个流派音乐的基金，旨在保护野生鹤类的基金等等，其实是特殊利益组织；而像盖茨、福特、洛克菲勒这样的超大型慈善基金，通常都不会将其宗旨限定在某种特殊价值偏好之上，而是设定一个诸如“在世界范围内改善人类福利”这样笼统宽泛的目标，至少从宣称的目标看，他们旨在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无论他是谁，无论他的爱好与追求是什么；所以，蕴涵在各种慈善行为中的慈善精神，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条价值观：帮助他人是好的，帮助穷人比帮助富人更好，除此之外，他们是价值中立的。

然而，正是在这两点上，人们常常对慈善行动做出错误判断；第一种错误是常说的合成谬误，即，帮助若干个人实现某方面的改善，累加起来就等同于整个群体在这方面的改善，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比如，你资助100个学生去参加高考，其中70个考上了，这些个人的处境当然是改善了，但如果高校录取名额不变，整个中学生群体的升学机会并不会有任何改善。

所以实际上，你只是加强了一部分学生与其他学生竞争教育资源的能力；当然，有些慈善家的目的就是要加强穷人在竞争中的地位，但这样问题又来了：穷人在竞争中处于弱势是因为他们没钱，因而改变这一状况的最简捷办法就是给钱，这也是同时保持价值中立的唯一办法；不给钱而资助上学，等于是在说，你们不知道自己利益所在，而我知道，这三千块钱花在教育上比花在别处更值得；显然，不经意中你已经把自己的价值观施加在他们身上了。

这种施加的后果常常出乎意料，由于资源总量有限，倾向性资助会大幅改变资源配置，结果处于价值盲区的那些条件恶化了；比如，《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道就认为，由于盖茨基金会将医疗赞助的目标集中在死因排名最靠前的几种疾病上，而该基金的压倒性实力将大量医疗资源和人才急剧的吸引到攻克这些疾病的任务中，在短期内便导致其他医疗领域资源匮乏，服务质量下降，价格上涨，这恐怕不是盖茨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那么，通过恰当合理的计划来平衡资源配置，能否消除这种倾向性呢？计划经济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对于大规模资源配置这等复杂的问题，我们唯一可依赖的就是市场，实际上，斯密在两百多年前便得出了这样的洞见：在市场中，唯一可以让你确信自己的确是在帮助他人的东西，就是价格信号，如果你能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服务，而自己又挣到了钱，就表明你在用最少的资源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满足他人的需求。

然而对于慈善家们，仍有两个问题有待解决：首先，穷人缺乏支付能力，他们的需求无法在市场上得到表达，其次，也更要命的，是许多地方根本不存在起码的市场环境，财产得不到保护，契约无法履行，大跨度交易受到重重阻碍；这样一来，问题就清楚了，在斯密洞见的启发下，要秉持慈善精神而同时做到价值中立（这意味着不会在改善穷人某些处境的同时，恶化穷人的其他处境），唯一可做的事情只有三件：推动市场制度的建立，给穷人发钱，投资或经营盈利性企业。

如果我们放眼纵观世界，不需要多少洞察力，便可发现，那些吸引了最多慈善家目光的地区，和那些源源不断产生慈善家的地区，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制度；若不改变制度，不建立起码的市场环境，再多的慈善捐助都无法消除那些制度每时每刻在制造着的贫困、苦难和不公；遗憾的是，很少有实力雄厚的慈善组织致力于推动市场制度的建设，除INGKA之外的前三大慈善基金，全都将资源集中在医疗上；更可悲的是，在非洲，正是因为大量慈善和国际援助组织依靠当地政府和军阀来分发援助物资，大大强化了这些反市场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