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gzhou: 讀百年戰爭歷史，印象較深的一點是，中世紀貴族確實是打仗的專家，相對平民的武力優勢太明顯了，看不到一絲被撼動的可能，

愛德華三世在大陸的征戰歷程中，佛蘭德諸市鎮始終是重要盟友，可是這些由市民組成的軍隊幾乎從未打過勝仗，最佳結果就是不輸，給愛德華的最大幫助也就是牽制敵方兵力，或延緩對方進軍，而且他們的敗仗多數都是在數量顯著占優的情況下吃的，

著名的扎克雷運動，數萬烏合之衆，除了乘貴族沒來得及拉起隊伍之前破壞了一些莊園之外，沒打贏任何一場正經仗，沒幾個禮拜就被弭平了，在Meaux的最後一戰最能説明問題，上千扎克雷和巴黎反叛市民，被對方二十多位騎兵殺的抱頭鼠竄，毫無還手之力，這支騎兵在衝鋒沿路殺死了每個遭遇者，本方只有一位陣亡，

百年戰爭一些階段的一個問題是，許多從英格蘭和加斯科涅招募過來的隊伍，因爲領不到軍餉或不願意回家，常淪爲四處流竄的小股兵匪，多則上千人，少則幾十上百號人，流竄途中常常能拿下規模不小的城鎮，但從未聽説有城鎮平民能組織起來剿滅哪怕規模最小的一股兵匪，市民們最佳表現也就是守住城鎮不被攻破（如果城鎮設防的話），

像扎克雷運動這樣的事情，要是發生在無貴族社會，很可能就是攻城略地，縣令紛紛挂印逃命，雪球越滾越大，王朝崩潰，秩序瓦解了，這個大家都耳熟能詳，

所以等級結構的長期穩定，是以武力優勢為後盾的，

Nicolas Tackett《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第一章——

对上层社会繁殖能力的一种评估方法，即通过墓志提供的数字来计算志主的儿子数量，[37]有很好的证据表明，在许多例子中，墓志中只记载存活下来的孩子，那些早夭的则被排除在外。[38]若将目标集中于超过六十岁去世的男性，即可计算他们所拥有的二十岁以上儿子的平均数量。如此，通过对长安和洛阳出土的墓志进行统计，可知典型的男性精英平均拥有3.3个儿子，其中大部分都能成年。[39]若进一步精确，则其中18%的人有一子，20%的人有二子，16%的人有三子，42%的人有四个及以上的儿子，仅有3%的人没有男性子嗣。[40]有必要指出，在这些例子中的武人——特别是那些高级武将——普遍多子，这可能反映了一种家庭策略，即以多产子来补充殁于战事的青年。然而，武人在本书讨论的精英人口中仅占很小的比例。[41]出于估计平均每位男性精英儿子数量，第二种途径涉及志主在其兄弟间的排行，这一细节在墓志中也经常得到体现。在出土于长安和洛阳的30岁及以上男性的墓志中，39.7%的人是长子，22.6%的人是次子，15.4%的人行三，10.5%的人行四。[42]从这些数据中可以推断，大约17%的男性精英仅有一子，14%的有二子，15%的有三子，而半数乃至以上的精英则有四个或更多儿子。虽然无法通过这一途径计算平均数，但这一分布比例已经接近于一位男性有三个儿子这一平均数。[43]

唐代士族平均3.3个成年儿子，比英格兰贵族的平均2点几个（见Gregory Clark: A Farewell To Alms）明显多，大概是多妻制的效果。

一战前的四十年多间，有一百位美国富豪的女儿嫁给了英国贵族（就像唐顿庄园的女主人那样），占同期英国贵族婚姻的10%，带去了大笔嫁妆，

这几十年也是作为贵族主要资产的土地相对于其他资产价值大幅跌落的时期，

附图显示了1700-1900年间英国贵族结婚对象的家庭背景，红线：土地贵族，蓝：外国人，灰：本国商人，绿线是同期小麦实际价格指数，

见：Mark Taylor – The Downton Abbey effect: British aristocratic matches with American business heiresse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奥林匹克再次回家
辉格
2012年7月25日

时隔64年，奥运又将在伦敦举行，名义上，八年前那届可以算是回家，但假如我们更注重实质，这次才更配得上“回家”一词，无论是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大众体育，还是有着严谨规范、体现着“费厄泼赖”精神的竞技项目，乃至现代奥林匹克这样的定期集体竞技盛宴，英格兰都不愧为其发祥之地，即便到今天，以参与体育活动的比例、热情和强度而言，英格兰仍是首屈一指的体育大国。

相比之下，古代奥林匹克其实并无特别之处，那不过是古代尚武民族中常见的比武大会兼战争祭祀罢了，竞赛项目亦无不与战争有关，都是些古代战士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唯一比较特别的是铁饼，只有这个不太起眼的项目，还在孤独的维系着现代奥运与希腊传统的一丝联系。

至于奥运与和平的联系，也已被发现只是个现代神话，所谓大赛期间的停战，史料上说的只是军队会允许参赛战士去参赛，并且沿途得到通行便利，实际上，举办古代奥运的通常是那些在最近战争中获胜、拥有了某种霸主地位的城邦，奥林匹克是他向其他城邦炫耀实力的手段，他们通常会借大赛之机订立盟约，并商定下一场战争的时间；假如你亲临现场，目睹开幕式上为战争胜利感谢宙斯而举行的牺牲献祭的血淋淋场面，是绝不会将它与和平联系到一起的。

现代人心目中圣洁、高雅、纯粹的古代奥运，是顾拜旦等现代奥运倡导者美化虚构的结果，他们之所以非要把体育和奥运的传统追溯到希腊，无非是因为在那个理性与启蒙的时代，希腊俨然已是文明、理性、科学和艺术的圣殿，要证明自己提倡的是好东西，最好都将它与某个希腊元素挂上钩；希腊确实拥有高度繁荣的科学与艺术，但把古代奥运视为与现代体育类似的东西，是一厢情愿的。

其实，这种美化和虚构，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几个世纪中，西方知识界重建其精神传统努力的一部分；对古代智慧的再发现像一股甘泉，适时浇灌了中世纪后期的理性复兴这颗幼苗，然而“复兴”和启蒙一旦成为运动，被树为旗帜的希腊传统就难免被过度美化和神化，正如中世纪传统会被过度贬低和丑化一样。

在出现集权政府和文官系统之前，人类社群之间处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习武和比武是古老而普遍的传统，直到大型农业帝国建立，才出现了长期的和平；但农业国家也总是面临着周边游牧民族的不断骚扰和入侵，许多农业国的历史就是不断被游牧民族征服的历史。

凡勃伦曾在《有闲阶级论》里指出，那些作为游牧征服者而统治农业国的贵族阶层，常会保留一些他们的文化元素，特别是尚武习俗，以便与被征服者拉开身份距离，同时也时时提醒后者记住双方的差异，这一观察颇有些道理，比如除了定期比武大赛之外，古代君主和贵族还会（比如中国的禁苑制度和英格兰的森林法）为自己保留大片草场、森林、苑囿，作为皇家猎场，在各大文明中，季节性的围猎活动都是象征君主权力的重要仪式性活动。

在集权农业帝国，尚武已成为一种仪式和身份，而在权力分散的封建国家，尚武对于统治阶层仍有着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封建早期，贵族的权力和地位的维持，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个人武力，领主们一生的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带兵行军、巡视、平定叛乱和相互交战之中，而且那时的军队规模都很小，也没有多少大型火器，骑士们的个人能力就显得很重要。

尽管体育的起源离不开尚武传统，但从尚武传统中发展出竞技体育，还需要其他一些要素的加入；首先是公平竞赛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要义，不仅仅是出于现实利益考虑而对行为规范的遵循，而是将规范本身视为一种价值，赋予其神圣性，对规范的恪守已成为厕身于贵族阶层所必需的人格禀赋，所谓的骑士精神，便蕴涵了这一标准。

十四十五世纪的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时代，被许多历史学家视为骑士精神的巅峰期，这一时期，一方面社会十分动荡，但同时，关于领地、继承权和封建义务的整套权利和契约观念已深入人心，封建早期那种机会主义行为受到鄙视；在此背景下，一位贵族的利益前景，除个人武力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其同侪建立联盟和契约关系的能力，而对方是否愿意与你结盟、结盟后是否忠诚，又取决于你在对待契约义务和盟友方面所建立的个人和家族声誉。

有了尚武习俗，又有了骑士精神中所蕴涵的公平竞赛原则，还不足以产生竞技体育，要完成从比武到体育的转变，需要一次移植，以去除其中的战争和实用性元素，这一转变，发生在骑士时代过去之后，对骑士精神的追寻和仪式化复兴之中；到都铎朝，贵族阶层在此前的长期战乱中已伤亡殆尽，随着步兵和火器的大量使用，重甲骑士乃至个人武力在战争中已无用武之地，然而残余的贵族们仍想表现他们祖先的骑士精神。

所以，虽然长枪比武早已存在，但变成一项规则、程序、场地、器具规范严谨的竞技项目，并在整个贵族圈内大行其道，是16世纪的事情，英王亨利八世因此而重伤且遗疾终身，法王亨利二世直接死于赛场，没人因此而受惩罚；也是亨利八世，把网球发展成了一个规范的竞技项目。

最后，要让竞技体育从贵族消遣变成大众运动，还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贵族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引领和全民对贵族精神的仰慕和模仿；在英国，从封建依附关系瓦解、现代市场制度建立、社会流动性提高、权利趋于平等化的整个现代化过程，贵族阶层始终处于积极参与的状态，并且该阶层的开放性使得它能够不断吸纳成功者、新贵和精英，正是因为这样，传统价值观才得以延续下来。

相反，假如现代化的过程是以贵族的失败和被推翻来实现的，像法国和俄国那样，可以想象，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传统元素，都将在革命过程中遭到唾弃，那样的话，现代竞技体育至少不会以我们所见到的方式发展起来。

竞技体育是后人对古代尚武传统和骑士精神的追寻和移植重建，这一点，从现代奥林匹克奠基人顾拜旦本人的经历中，或许也可窥见一斑，顾拜旦是世袭贵族，也是保皇党人，从小热爱骑马击剑等贵族运动，普法战争的败绩给他童年留下阴影，成年后致力于国民教育，大力倡导为学校引入体育训练。

不过顾拜旦自己并不清楚具体该怎么做，他在访问英格兰时才找到了答案，原来在托马斯·阿诺德的努力下，那里的贵族学校半个世纪前就已推行了体育教育，如获至宝的顾拜旦将阿诺德赞誉为“体育骑士精神奠基人”。

现代奥运所需的另一个理念：将体育从贵族活动变成大众运动，并为此而组织定期集中式赛会，同样来自顾拜旦所拜访的另一位英国人威廉·布鲁克斯，他于1850年为温洛克农业读书会创办了一个名为奥林匹克班的体育科目，旨在“鼓励当地居民特别是劳动阶级参与户外运动，以提升其道德、体魄和智力”，并为此而举行年度赛会。

布鲁克斯此后又组建了独立的温洛克奥林匹克协会来推动此事，他的努力获得了热烈响应，从温洛克镇地方运动会，到1861年的什洛普郡奥运会，又到1866年的伦敦全国奥运会，奥林匹克迅速成为一项全英活动，正是温洛克的成就，直接启发了顾拜旦去创建国际奥委会和举办奥运会。

实际上，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面貌巨变，都可以理解为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次和平竞赛：每个平民都希望自己能活得像贵族一样体面和尊严（前提当然是他们认为贵族的确是体面和有尊严的），因而努力让自己和孩子们像贵族一样接受教育、参加体育运动，表现得健康积极而富有理性，能自我克制、谨守规范、愿赌服输，能成为合格的绅士而跻身上流社会，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追求自己的理想、发展自己的事业，而面对平民和新贵的竞相涌入，贵族们更要拼命证明自己当得起祖先的荣耀和自己的身份。

正是这样的和平竞赛，而不是革命与颠覆，使得社会逐渐变得开放和流动，上下阶层趋于融合，最终形成了如今占人口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同时，贵族传统逐渐下沉而成为高雅文化，古代骑士精神以公平竞争、企业家冒险精神、自我克制、妇孺优先、乐心慈善等的新型价值观体现在现代伦理之中，竞技体育只是其中的一个赛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