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目前这个势头，或许两三年内我们就会看到两位数通胀，和向银行注资不一样，从财政出去的钱会变成实际消费，参院GOP好像已经切换到*反正拦不住不如趁机给自己选区捞点好处*模式了， ​​​​

这几年翻阅本地报纸得到的一个观感是，和政治有关的本地新闻中，猪肉桶话题占了八成以上，

所谓猪肉桶，就是想方设法从联邦或州政府把钱弄过来，花在本地，这是推动政府开支膨胀的一大动力源，虽然从金额上看，肯定不及一般社会福利项目，但它在地方媒体中的曝光率远远超出前者，因为每桶猪肉，无论大小，都是个有人物有地点有情节的故事，不像福利项目，是普惠的，非人格化的，只有在议案辩论表决期间才会受到关注，

像本市这种小地方，能抢到的猪肉桶，规模其实都不大，涉及几百个工作岗位的，已经了不得了，属于那种会被跟踪报道，隔三岔五就能听到消息的大肥肉了，更常见的猪肉桶都非常小，有时只涉及一两家作坊级的小商户，

比如近期我印象特别深的两个例子，维州政府运营的消防系统在本市有一家消防站，他们的消防服过去多年都在本市一家洗衣店洗，消防服的洗涤可能有些特别要求，所以价格也不低，去年下半年，消防站的上级要求把消防服统一拿到Dandenong去洗（理由好像是后者的技术设备条件更有保障），于是本市那家洗衣店就火大了，告状告到州议员那儿，当然也不忘找记者，而后两者显然碰到这种事情都很起劲，结果就是我读到的报道，而做出上述决定的那位官员的上司的上司的上司，也就是某位州部长，被那位议员质询了至少两次，在媒体和议员的眼里，这自然是大城市靠票多欺负乡下人的又一个案例，

另一桩跟复印纸有关，本市有家造纸厂，是澳洲纸业的两大工厂之一，也是去年，联邦政府将部分办公用纸的采购订单转到了某家印尼公司，而此前向来只用澳洲纸业的纸，据说理由是pandemic造成的物流问题，结果造纸厂的人当然也火大了，后面的情况就大同小异，不细述了

@whigzhou: 安倍经济学应该算是新凯恩斯主义迄今为止最理想的实验了吧，几年后看结果吧，呵呵

@whigzhou: 不过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找出各种说辞来证明实验条件还是很不理想～

@证券狂人_GOP: 安倍不是努力地给企业减税、减少财政赤字吗？日元如此巨大贬值cpi依旧疲软，说明日元在安倍上台前的确有高估，这些不是都在证明安倍在做正确的事啊？

@whigzhou: 减税是对的，市场开放也有一些，但安倍的核心武器是用大规模公共开支向系统灌入大量货币，依我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whigzhou: 宽松货币我完全同意，但通过政府灌钱达到宽松效果，有害无益，无奈结构改革效果太慢，政客都喜欢任期内可以见效的方法

@证券狂人_GOP:果然真是大规模开飞机撒钞票的话，应该会有通胀啊，可目前cpi依旧在0附近徘徊，好像有些奇怪啊？

@whigzhou: 因为它会挤出私人开支啊，只要银行和个人仍然是财务负责的，并且看不到这些公共开支提升收入的前景，灌进去的钱就不会变成消费，反而扭曲银行的正常信贷机制

@whigzhou: 大规模公共开支不光扭曲信贷，还扭曲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抬高私人部门的要素成本，效果类似于4万亿对私人部门的挤压

@吴军博士 发布了头条文章：里根可能是唯一一位能称得上是政治家的总统，1964年他在共和党大会上作了题为《抉择的时刻》，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从此一举成名。今天听起来，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卓实远见。全文如下： °里根1964年著名的讲演《抉择的时刻》 http://t.cn/Rqn1cnZ

@whigzhou: 这篇演讲其他都很好，我唯一不同意的是开头有关赤字和债务的观点，幸好里根上台后抛弃了这个立场，实际上大规模财政赤字恰恰是里根经济政策的一大特色，在债务市场容许的限度内，减税加赤字是很好的组合

@whigzhou: 里根两届任期，国债规模扩大到了原先的3倍，联邦财政支出和税收占GDP比例分别降低了1.3个和1.5个百分点，美妙组合

标普降级决定所扔下的炸弹重撼全球市场，投资者至今惊魂未定；不同于以往的大小风波，这次是真正的、纯粹的货币恐慌，这一点从人们成群逃向黄金的举动中可以看出；有人惊呼，整个经济体到了一个重新寻找价值基准的时刻，而在找到之前，投资者将始终处于胆颤心惊、如履薄冰的迷茫状态，市场将难有起色。

这一看法有其道理，不过，在认定美元基础已彻底动摇之前，不妨先来看看标普的降级决定本身是否可靠，确认这不是一次误炸；当然，我没有能力去检查和指点标普的风险评估模型、算法和指标体系，更不会代替评级机构对国债风险作出判断，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专业能力和权威性是难以挑战的，我只能从常识出发，看看标普自己给出的降级理由和从理由到结论的逻辑是否成立。

首先，这次标普降级所针对的，是美债的长期安全性，而不是短期违约风险，大概标普也承认，短期违约风险已经随两党协议和国债上限提升而解除了；而对于长期风险的判断，标普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三条：一、共和党顽固坚持不增税底线，削弱了美国政府的中期收入能力，特别是打破了标普原先所假设的2012年部分减税法案到期后的收入增长预期；二、不增税底线在此次国债上限之争中得到了巩固，因而可能将其收入影响长期化；三、近来两党政治斗争中所表现出的两极化对立，令人怀疑美国政界是否有能力在稳定财政上达成必要的合作。

许多评论者指出，标普此次降级不是一个财务和技术判断，而是一个政治判断，这一观察是对的，不仅标普自己并不否认，而且从一个细节中也可看出：标普最初的计算中存在2万亿美元的误差，经财政部指出后，他仍坚持原先的判断，问题是，在两党谈判的整个过程中，被提议的最高削减额也不过比最终协议额高出2万亿，显然，这一差异在标普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他对中期收入能力的判断早就可以做出了，他的第一条理由，似乎仅仅是个用来充实报告的托辞，真正的理由还是政治态势。

那么，标普对政治态势的判断能否自圆其说呢？答案是否定的；假如标普将稳定财政的希望寄托于增税，那么，他抱最高期望的时间应该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当时对减税不甚热衷的民主党牢牢控制着白宫和国会；但实际上，民主党并未动手增税，而同时却大幅度扩张财政开支，而完全不顾忌债务失控，这一点在奥巴马医改法案通过之际已十分明朗；显然，假如标普的原则是前后一致的，他应该在那时候就感到绝望，并作出降级决定——如果连民主党控制府院时都做不到增税，你还能指望什么？

当然，增税并不能改善长期财政基础和债券信用，它只能提高短期偿付能力，一个税负高企，财政长期紧绷在拉斐尔极限边缘的政府，从长期看绝算不上一个财政稳健和信用可靠的政府；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恢复经济增长，而此时增税将是对实体经济的一个重大打击，这也是为何民主党即便想增税也不敢选择现在这个时机的缘故。

标普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他武断的假定两党合作是控制财政恶化的必要前提，或至少是优势条件，因而将共和党人尤其是茶党的强硬和不妥协姿态视为重大不利，实际上，这一点恐怕是促使标普作出降级决定的决定性原因，有些评论者干脆一语道破，将此次降级称为“茶党降级”。

问题是，两党合作真的必须吗？它真的是优势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历史经验反而告诉我们，合作和妥协只能解决燃眉之急，能拖则拖，从政治妥协和交易中产生的，多半是推迟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深层次和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和开支削减，需要的是一个同时控制府院且拥有压倒性多数的单党政府。

实际上，债务失控正是过去十几年两党妥协的产物，民主党要增加福利，新保守派要扩大国际干预、输出制度和价值观，共同推动开支膨胀，而同时，共和党要减税，妥协的结果就是：开支随它涨，税率照减，赤字靠举债，皆大欢喜；正是在债务依赖上，华盛顿各方找到了他们的妥协默契点，久而久之已经形成固定模式，积习难改；继续依靠两党合作妥协，是难以走出这条老路的。

相比之下，从财政健全和国债信用的角度看，茶党的政策主张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优于上述两党默契格局：在国内问题上，削减福利和废除医保的是节省开支的，国际问题上，和新保守派相比，茶党更偏向于传统的孤立主义，有利于削减国防和外交开支，而在债务问题上，茶党甚至还从杰弗逊乡村保守主义和杰克逊民粹主义那里继承了美国农民所特有的反金融和反国债传统，你恐怕找不出财政上比这更保守的政策组合了。

综上所述，标普的降级决定，其所依据的理由并不成立，而从理由到结论的推导也缺乏逻辑一致性；简言之，假如这次一次共和党人所称的“奥巴马降级”，那么它应该在中期选举之前就作出，假如它是民主党人所称的“茶党降级”，那么它所依据的前提是错误的，既不符合历史经验，也与政策组合的对比完全不符；假如我的看法成立，那么这次降级的影响将只是短期心理上的，人们应将目光更多的投向下一次大选，那才是更值得关注的决定性时刻。

美国债务上限危机虽暂时脱险，避免了短期内违约的灾难，但这一结果却未能让市场恢复信心，经过一天的犹疑之后，美股遭遇了08年谷底之后的最大幅度暴跌，其中原因，包括近期发布的经济数据令人失望，欧洲债务危机仍在蔓延，看空中国的声音日渐高涨，但从黄金和大宗商品受到追捧的事实看来，投资者对美债中长期前景的担忧仍是主要原因，这一担忧得到了各大投行和评级机构的支持。

确实，两党最终达成的预算控制法案力度很小，是一脚很轻的刹车，相对于财政膨胀的严重性，2.4万亿的开支削减（假如第二阶段谈判失败，该数字将缩减至2.1万亿）无法扭转局面，在未来10年46万亿的预期开支中只占5%，平均每年只有2千亿，而奥巴马的财政刺激政策一年内就增加了7870亿开支，而过去3年仅福利开支一项就扩大了2千亿，而奥巴马医改在未来若干年所挖下的开支暗坑更远超出这一规模。

就短期偿债能力而言，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的效果相同，理想情况是双管齐下，所以，在许多分析师和投资者看来，共和党不增税底线顽固坚守是改善美债前景的一大障碍；但是美债的问题并不是短期偿付能力，美国毕竟不是希腊，它的问题在于财政恶化将逐渐动摇其长期偿付能力，而对于后者，增税是雪上加霜，唯有减税与减支并行才是出路。

减税将推动经济增长从而扩大税基，而低税率下遭遇战争和短期融资困难等意外事件时，也更容易通过临时提高税率而维持偿付能力，一个经济繁荣、低税率、财政之弦未被绷紧到极限的国家，显然具有更好的债务信用；在减税问题上，共和党做得确实很成功，为此不惜将开支削减额减半，这也是他们在此次纷争中取得的主要成果。

人们需要认识到的是，解决美国和美元信用问题的关键，在于夯实美国政府的财政基础和推动经济增长，而缩减债务规模和完全消除财政赤字，都是不必要甚至不可取的；美国国债的功能，不仅是弥补财政赤字，更是一种货币创造机制，它服务于全球货币体系，停止发行美债和缩减其规模，将动摇该体系的基础，导致通货紧缩，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了解金融史的人们大概不会忘记，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上台后，短短几年内清偿了全部国债，并关闭第二国民银行，随后的严重通货紧缩给美国带来了持续多年的首次大萧条；其实，当第一国民银行于1811年执照到期而被迫关闭时，也曾出现类似的危机，幸好随后的英美战争迫使麦迪逊总统同意建立第二国民银行。

看清症结所在之后，反观目前的局面，中长期前景并不太坏；首先，减税已成共识，这条底线看来已难以突破，这要归功于布什减税政策的长期实施，已形成了谁都不敢动的既得利益；其次，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理论已彻底破产，奥巴马的7千亿刺激包事先所吹嘘效果毫无踪影，他剩下的任期内和明年大选角逐中，大概没人再敢提新的刺激方案；第三，目前的市场低迷和悲观局面将破灭奥巴马的连任希望，并有望将财政和经济议题延续到大选期间，从而为小政府主义和茶党势力助威。

近年来茶党运动的迅速扩张不容小觑，也值得期待，尽管茶党人士常常表现出一些反智、反大企业、反金融、反全球化等等民粹主义成分，但他们的基本政策主张是明确的：减税、限制政府规模和反对干预，只要有了这几条，他们对大企业和金融界的敌视将只能停留于情绪，而不会转变为实际的管制和干预政策。

眼下的财政恶性膨胀，尤其是医疗开支的无节制增长，需要一次制度和政策大手术，而茶党的草根出身恰恰让他们成为合适的操刀者；茶党分子多数不是职业政治家，有其他安身立命之处，因而无须过分担忧政治前途，这让他们更能够摆脱所在选区的传统议题，摆脱猪肉桶义务，摆脱现有政党格局下的政治交易规则，摆脱政客圈内复杂的支持、提携和荫庇关系所施加的义务，而这些正是大幅度改革所面临的主要障碍。

尽管茶党赢得多数的可能性不大，当选总统的希望更是渺茫，但他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将迫使共和党阵营全面向右靠拢，这一点在最近的地方和联邦政治活动中已经有所表现；过去几十年，由于自由派长期占领舆论高地，许多原本合情合理的改革，在当下的政治正确氛围下，已成了骇人听闻的疯狂主张，这种情况下，目前迫切需要的伤筋动骨的变革，或许真的需要这些赤脚汉来实施了。

最近，在美国南北同时爆发了两场地方政坛风波，在佛罗里达，州长斯科特断然拒绝23亿美元的联邦高铁补助，激怒了对此猪肉桶垂涎已久的地方政客，两位州参议员无奈请求州最高法院责令州长接受补助，但当即遭驳回；在威斯康星，场面则壮观的多，为拖延财政紧缩法案表决程序，14位民主党州参议员集体出逃伊利诺伊，而州长沃克与公务员工会的对抗已演变为数万人的街头持久战。

两位州长都是新上任的共和党人，都是坚定的财政保守主义者，甚至都叫Scott（一个是姓，一个是名），此外，他们还是仅有的拒绝联邦高铁补助的三位州长之二；金融危机以来，因为不像联邦政府那样可向美联储出售国债，半数以上的州政府陷于财政危机，其中不少面临关门歇业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一方面财政保守主义在去年底的中期选举中迅速崛起，但同时，来自联邦财政刺激计划的大礼包对身陷困境的各州，却是一场难以拒绝的及时雨，尽管两者在财政理念上完全背道而驰。

所以，观察这些新上任的财政保守派在面对联邦大礼包时的不同反应和矛盾心态，会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佛罗里达是高铁计划仅次于加州的第二大受益州，联邦补贴了预算的23/27，在不增加多少州预算的情况下创造2万多直接就业机会，建成后运营期的负担和麻烦完全可以丢给后任，而礼包的分解落实还将转化为无数政治资本，按游戏常理，拒绝如此厚礼无异于政治自杀。

但斯科特还是拒绝了，悍然不顾各方抱怨、劝说和暴跳如雷；他敢于这么做，是因为他不是职业政治家，政治并非他安身立命之本，作为一位成功的实业家和投资家，和彭博、施瓦辛格和菲奥莉娜一样，斯科特无须担忧其职业前途；对于这些客串型政治家，从政的激励更为单纯和直接，就是要实践某种政策理念；当然，职业政治家也有自己的立场和理想，但他们首先要确保自己的政治生命能够长期延续，因而不得不遵守基本的游戏规则。

所以，当制度的演进陷入某种不良的死锁状态时，往往需要一些非职业政治家来突破僵局，而财政扩张主义恰是一种恶性死锁：每项新开支都可能造就一个受益群体，后者将用其选票或政治影响力把它变成预算的固定部分，最后，新上任的州长们将发现，预算的任何部分都是“不可触碰的”，而预算的总规模也早已被拉到了极限水平，因此他不可能做任何改变。

从另一位共和党州长的反应中，可以看出斯科特的决定有多特别，路易斯安那州长金达尔是比斯科特更强硬的保守派，曾带头反对奥巴马的财政刺激方案，也是高铁计划的强烈批评者，但路易斯安那最终还是接受了24亿美元的刺激礼包。

俄亥俄是另一个拒绝高铁补贴的州，不过情况有所不同，州长卡西奇是资深职业政治家，26岁成为该州史上最年轻的州参议员，30岁进国会，连任9届，此后以政治评论员的身份活跃于福克斯的几档热门新闻节目；这些资历和媒体影响力为卡西奇竞争总统职位创造了良好条件，他在2000年就曾试探过这种可能性，看来，他不惜得罪俄亥俄选民和地方政界，是为了强化其作为财政保守主义者的政治形象，为未来更上一层楼铺路。

要知道，他最值得炫耀的政治资本，就是在克林顿任期内，作为众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主持制订了1997年财政平衡法案，将联邦预算从他上任主席时的1630亿赤字扭转为他任满时的2360亿盈余，从而历史性的创造了1969年以来的首个财政盈余；所以，假如财政赤字成为下次大选的中心议题，上述成绩将成为卡西奇竞选总统的强大资本，这样，俄亥俄的职位就是个很划算的代价了。

威斯康星州长沃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是迷你版的卡西奇，是正在上升中的政治新星，其志向当不限于威斯康星，而他过去的主要政绩，也是在该州密尔沃基县所实施的财政平衡政策，在几年内裁减了该县20%的公务员和10%的债务；另一方面，威斯康星的财政危机比另外几个拒绝高铁的州要严重的多，政府已快关门歇业，或许真的挤不出高铁配套资金了，而反对派的焦点也已集中到了工会集体谈判权问题。

两会期间，年度《预算报告》出炉，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再度成为焦点，每年此时，教育经费占GDP 4%的政策目标都会被提起，18年过去了，承诺仍未兑现；实际上，就在该目标刚刚被确定之后，教育经费的比例从最初的2.99%连续四年大幅下滑至2.41%，然后才缓慢回升至2009年的3.59%；去年，当又一份十年纲要发布时，一位起草成员被问及此事，他对短期内实现目标似乎已不再抱有希望。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来中央财政压根不缺钱，相反，财政扩张势头迅猛，其中尤以基础设施建设开支规模惊人，铁路投资动辄上万亿，各地高速和地铁如雨后春笋，而在4万亿财政刺激这块大蛋糕里，教育系统也没能为自己切出一块；那么，为何偏偏教育系统在政策早已明确的情况下，却还是瓜分不到财政扩张中它的那一份呢？

从某种角度看，财政结构所体现的，是各部门利益集团在博弈中的力量对比，财政扩张既是利益集团努力的结果，也是创造和强化利益集团的过程；按理说，教育系统在这场盛宴中有许多先天优势：作为教育开支的受益者，教师、学生和家长的人数很庞大，与工人农民相比也更接近于精英阶层，而且多半属于体制内，并且构成了体制的重要基础，尽管已不如科举制那样成为社会地位爬升的唯一通道，但仍是重要的通道，显然，这些因素未能充分起效。

原因恐怕在于组织失败，或者用奥尔森的话说，是集体行动无能；正如政治学家斯科特·戈登指出，人类政治的基本形态是且永远是：有组织的少数支配无组织的多数；一群有着共同利益诉求的人，无论人数如何庞大，都不能自动成为有效行动的利益集团，假如他们没有被恰当的组织起来的话，而围绕财政预算能否形成利益组织，高度依赖于有关开支的分配结构。

将一个庞大人群成功动员和组织起来的最常见形式，是层级化结构，由于个人的沟通和控制能力有限，每个上级所控制的下级不能太多，通常少则五六，多则十几，太多了会失控，太少了上级容易被下级篡夺；因而，对形成和维持利益集团最有利的预算分配结构，也应是层级化的，比如，你争取到一笔一亿的预算，最好分成十份，由你的十位支持者支配，他们再逐级向下分解，最终有一万人支配和获益。

如此，这一万人将成为一个能有效动员和控制、同命运、共进退的强大组织，他们将坚决捍卫这笔预算的长期存在，其中每个人都很清楚该捍卫其中哪一份以及向谁去表达诉求；不仅如此，这样的诉求表达和利益分配机制一旦形成，就成了一部将末端需求持续汇聚、传输和放大为政治压力的机器，同时，层级化组织良好的可扩展性会将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者卷入到组织之中，从而推动这份预算不断扩大；正是这一机制，构成了财政扩张的基本工作原理。

相反，假如这笔预算是直接分配给一百万人的，尽管受益人数庞大，但每份利益太小，并且存在搭便车的巨大诱惑，将使他们的集体行动陷于激励无效的状态；同时，更多的潜在诉求也无法传递上来并转变为政治压力，而这种松散的群体也不具有扩张性；看来，教育经费的分配恰好符合这一条件，假如新增预算开支被用于数十万学校运营经费、给上千万教师加工资、给上亿学生减免学费或补贴午餐文具，这种按简单标准即可向大批人直接派发的开支，显然不是一种适合于层层分解、逐级支配的预算。

相比之下，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分配结构则有利的多，从上万亿的大规划，到百亿级的大项目，到几十亿的标段，数亿的配套工程，乃至几百万的分包，一个结构严密、层次井然的利益集团，将很自然的围绕预算而组织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各地方各部门都喜欢上大项目，而不喜欢直接分配，尽管看上去都是在运用权力支配大笔财富，其组织效果却截然不同；这或许也是曾荫权挨揍的理由，直接免税和发钱是他的政客同僚们最嫉恨的分配方式。

假如上述猜测是对的，那么即便未来教育系统成功增加了预算，我们大概也可以期望看到，采购系统将被集中和垂直化以便构造为层级化大项目，新增预算被大量用于集中采购的设备添置项目，宁可将重点学校的设备配置到极限，也不愿建更多的普通学校，学校合并将大受欢迎，新建和升级高校将优先于普及基础教育，盖大楼将优先于减免学费，图书馆会修得很大很豪华，但里面图书的却很少，对课本文具与学生午餐的补贴和对贫困生与民办学校的资助将被忽略。

日前，统计局和财政部同时发布了2010年度经济和财政数据，财政收入增速两倍于GDP增长率，已持续多年的财政扩张大幅超出经济增长的趋势，看来已难以扭转；尽管工薪群体和民营企业对日益沉重的税费已苦不堪言，经济学界对财政膨胀失控的警告也不绝于耳，但财税系统的专家们却仍继续宣称中国的税负水平偏低，然而，他们列举的理由是苍白无力的。

社科院财贸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多家机构和学者的测算，都显示税负水平已超过1/3，这还没算上国企凭借行政性垄断每年获取的数万亿垄断租金；退一步讲，即便我们采信财政部学者的1/4这个数字，拿它与发达国家的数字直接对比，从而得出税负不高的结论，也是根本错误的。

首先，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中包含了很大比例的福利支出，而在中国财政中这一比例可以忽略不计；其次，这些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出我们所能享受到的；最后，进入国库的税收只是政府给国民所带来负担的一部分，还有大量寻租收入和交易费用在账面上是看不到的，而这些负担的高低取决于行政效率和廉洁程度。

高税负和相应的财政膨胀，不仅带来直接的痛苦，弱化劳动、生产和投资激励，更糟糕的是，它和大规模国有化一样，将恶化整个社会的制度结构、激励机制和价值氛围，而一旦它为自己创造出庞大的受益群体之后，便很难再逆转。

近些年来，改革开放前期那种鄙弃铁饭碗、崇尚自主自立、以开拓和创业为荣的潮流，正在迅速消退，政府机关和垄断国企的职位再度成为众人争抢的金饭碗，这是社会激励机制上的大倒退，而随着财政不断膨胀，财政供养的人口在数量和地位上都将继续上升，旧的国有分配机制将再度成为资源分配、身份地位和价值评估的决定性力量，这一趋势与市场化进程是水火不容的。

中国财政历来具有“养人财政”的特性，即它的大部分开支都被用来维持人员和机构本身的存在和支付他们的耗费，只有少部分用于机构的法定公共服务目标，这一特点在地方政府表现尤为突出；养人财政的出现是因为对预算缺乏立法约束，而正因为缺乏约束，它会自动膨胀直至将可用预算耗尽，所以我们看到，尽管近年来财政收入始终以20%以上的年率高速增长，但预算依然年年赤字。

当然，财政膨胀总有一天会停下来，但那是在税基开始萎缩之时；当人才都在排队抢金饭碗，民企在税负重压下失去投资兴趣之后，那么，在下一个经济下行期中，财政将发现萎缩了的税基不再能供养已高度膨胀了人员；此时，国企将面临巨大压力来提供更多的岗位，而条件只能是放任它们进入原本已经退出的那些行业，但这样一来税基便会继续萎缩，这一循环最终将导致全面的再国有化。

如果养人财政仅仅是把钱发给财政所供养的人群，那倒还好些，实际上，机构为了获得合法性和体现存在价值，必须为自己找些事做，而最能显示重要性并令人难以忽视其存在的，就是审批、检查和处罚了，换句话说，就是为个人生活和企业经营设置障碍，由此而给国民和企业带来的成本，以及它所压抑的生产、投资和创新，代价远远高出它直接收取的税费。

对于企业和投资者来说，中国的营商和投资环境，在法治成熟度、程序透明度、行政效率和廉洁程度上，都没有多大吸引力，是低廉的劳动与土地价格和优惠的税赋补偿了这些方面的不足，才会导致过去十几年的投资热潮和民企扩张；现在看来，这两项补偿都已经或正在消失，而迅速膨胀的财政和行政机构规模又会进一步扩大原先的劣势，近来业界对投资环境的恶化前景所暴露出的担忧和非议，并非空穴来风。

各国的历史经验都表明，财政膨胀是条单行道，金饭碗给出去容易收回来难，人员精简吃力不讨好且少有成功案例；在西方，现代国家的发育经历几百年，随着政府日益变大，司法系统和市场制度也逐渐完善，财政扩张和国家发育是同步进行的，而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政府体系现代化才刚刚开了个头，但财政扩张的空间却已早早耗尽，这将使得日后的制度建设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

在经历了多个月来的掩饰（如希腊）、否认（如西班牙）、转移焦点（如法德对评级机构的攻击）和迟疑（如德国）之后，各欧盟大国终于放下身段、面对现实，开始坐到一起认真，应对主权债务危机给年轻的欧元体系所带来的首次大考验；在上月敲定了7500亿的欧元稳定基金之后，最近，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又相继宣布了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的计划，其力度为近年来所罕见。

在各国就债务救援和财政紧缩这些解决短期困境的措施达成一致之后，人们的视线逐渐转移到了如何建立确保财政自律的长期机制这一更重要的问题上，已经有多种制度性安排的建议被提出；《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赤字和负债红线，已被事实证明完全不具有实际的约束力，违规处罚条款形同虚设，特别是到了萧条期，以凯恩斯式财政刺激为名的开支膨胀更变得毫无顾忌；眼下讨论的焦点便是，如何赋予这些条款以可执行性。

通常认为，除了简化价格信号、节省交易费用和消除汇兑风险等，单一货币的一个重要好处是，一个稳定而强势的货币体系，将改善市场参与者的融资能力，而对于成员国政府来说，就意味着更容易通过发行国债来筹资，这一好处对于那些原有货币很弱的国家尤其显著。

实证研究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实际上，此次陷入或面临债务危机的欧猪各国，恰好都是在进入欧元区之前拥有弱势货币的那些国家，而此后融资条件大为改善；换句话说，这些国家的企业和政府，从欧元体系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问题是，享用这些好处的同时，他们是否会承担相应的风险和代价？

欧猪们以前的货币弱势，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财政自律，但那时候，其代价是自负的：赤字高、通胀高、价格不稳定、投资萎缩、国债卖不出、融资条件恶化，都发生在国内，现在欧元区让他们享受了好得多的融资条件，却无法迫使他们财政自律，发债的好处各自独享，制造的麻烦和风险却集体分担，这样的不对称激励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寻求建立约束机制的过程，便是找出成本内化的方法；《稳定与增长公约》的约束条款之所以缺乏执行力，实际上体现了其所选择的处罚手段与欧盟的组织化程度和强制能力之间的不匹配；虽然从长期看，欧盟（至少其核心圈）是在向联邦发展，但到目前为止，它还只是个很松散的联合体；然而，《公约》却选择了以高额罚款（GDP的0.5%）这种以强制和服从为基础的手段，作为对赤字超标的惩罚，是很不现实的。

以欧盟目前的组织与强制能力，与积极的、介入式的约束手段相比，那些消极的外部手段可能更容易实现，这些手段不需要当事国政府的主动配合，即可让它承担违规的代价；比如，最简洁有效的办法就是听任其破产，但欧元大国已否决了这种可能性，另一个办法是开除，但这在技术上很难做到。

不过，实际上有一种暂时部分开除的方法或许是可行的：欧洲央行可以在成员国违规时，将其国债（至少新发部分）从合格资产名单中剔除，这样，这些国债就不能成为被央行接受为抵押品，也不会成为其公开市场操作的对象，如此一来，在财政意义上，这些国家便等于从主权政府自动沦落为了地方政府，国债也沦为了市政债券。

其实这一机制按规定原本就有，但目前央行的剔除标准是评级机构的评级，问题是评级的变动往往是滞后的，比如这次，希腊国债的评级被拉低时，危机已经形成，非但没有起到足够的预警作用，而且此时央行更不敢将其剔除，因为那会火上浇油，进一步深化和扩散危机；如果在触及赤字红线之时立刻加以剔除，将起到一个类似于漏电保护器的作用，成员国一旦财政恶化，便与欧元体系的融资环境自动脱钩。

不过，从卢森堡财长会议前传出的声音看，欧盟并未朝这个方向探索，相反，他们看来更倾向于积极介入的方式；尽管目前的提议还五花八门，但一个基于事先主动干预的欧元区中央财政约束机制看来即将浮出水面，按不同的提议，其实现形式有这样几种可能：首先，一个类似IMF的常设性稳定与救援机构将会建立，很可能，这次为实施7500亿稳定救援计划而建立的欧洲金融稳定性机构（EFSF），在其三年任期结束时，将转变为一个常设机构。

其次，已被提议的成员国财政对等互查机制（peer review），最终可能会演变为一个类似于美国国会预算局（CBO）的机构，它将负责在各国政府向议会提交预算案和涉及预算的法案之前（比如提前6个月），对其财政均衡性影响作出评估和预警，以便货币当局和稳定机构及早作出反应，避免其在债务危机既已酿成之后才被迫行动；不过，这一机制显然需要货币当局开发出有效的反应手段来配合，而后者目前尚无眉目。

若循此方向的制度建设能有所突破，将是对欧盟中央权力的很大强化，而这种强化是有益的，它将为各国政府的权力建立制度化的外部约束，减少其被滥用的机会，是一个好的联邦发展的应有之义；这次债务危机若真能换来这样的收获，倒是欧洲人民之福。

摘自陈志武《中国的建设狂热难解经济困局》：

征税权力如果不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媒体的制约。那么，结果，从1995年到2007年，调整通胀后的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同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6倍，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2倍。这是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归国家所有的经济制度。

尽管进行过私有化，但是，现在中国仍然有大约119000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账面价值大约有4万亿美元。中国国有土地的价值超过了7万亿美元。加起来，这些国有资产合计几乎达到了中国国家生产财富的四分之三。

辉格
2008年11月13日

近日，中央政府宣布了在未来两年内追加四万亿元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意在通过对铁路、公路和核电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继减息、放松信贷控制、恢复和提高出口退税和增值税转型之后的又一项“加热”措施，不同的是，此前的措施都基于货币和税收工具，是政府作为经济政策执行者的常规手段，显然，决策者现在意识到这些措施已不足以避免当前的不景气发展为衰退，因而祭出了大规模财政扩张这一封存已久的手段，以求短期内遏制经济颓势。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究竟如何，暂且不论，眼下的问题是，这四万亿从何而来？

征税？根本上说，政府的一切收入都来自纳税人，因而任何增加财政开支的措施最终都将由纳税人负担。中国财政十几年来一直是赤字，直到去年和今年上半年才略有盈余，但考虑到此后的经济状况和减税措施，这些盈余大概会被下半年的赤字所抵消。去年的税收收入是4.5万亿，4万亿开支分摊到两年，即使只有1/3由税收支持，也意味着平均增税15%。这显然是各方面都无法接受的数字，面对当前经济困境，企业和个人减税呼声都很高，从增值税转型由试点到全面实行可以看出，政府也已开始考虑减税方案，增税应该未被列入选项。

国企自有资金？国企的钱实际上也来自纳税人，国有资产有三个来源：没收或征用自私人，财政投入，利润积累。第一种相当于定向征税，第二种间接来自征税，至于利润，对于垄断国企，垄断利润实际上榨取自消费者剩余，效果与消费税相当，对于竞争性国企，这部分利润本应由私人企业获得，与民争利所得的实质是间接税收。现在，政府如果要求国企把积累的资本拿出来用到财政刺激方案中，则相当于把原本分散在各大国企的税收收入集中起来统一支配。可是正如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中曾指出的，国企从来不缺乏扩张冲动和投资热情，把它们的钱挪一个地方未必会增加总投资额。况且以下半年的形势，它们未必能拿出很多钱。

发债？在公开市场上发行国债，虽然可以增加政府的可支配现金，却会从银行和私人部门吸走流动性，两相抵消的结果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了总需求——因而是刺激还是抑制了经济，要看银行系统的货币乘数和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哪个效果更大。理论上，只有当宏观经济处于罕见的“流动性陷阱”状态时，积极财政政策才可能在扩大政府投资的同时避免对私人部门产生挤出效果而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所谓流动性陷阱，是指投资者对利率变动已经失去敏感性，不会因利率升降而增减投资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是否可能存在，理论上还有争议，但即使认为它会存在的学者也承认那是十分罕见的。那么，决策者是否认为当前宏观经济已经处于流动性陷阱之中？似乎没人这么说。

印钱？另一种可能性是由财政部向央行而非公开市场发行国债，也就是直接印钱。弗里德曼曾经用央行从直升机上撒钱的例子给我们阐述了这种做法的无效性。从每一个局部看来，撒下的钱都可以花出去，但整体上，经过投资-产出-消费一个循环之后，钱实际上一分也没花出去，唯一的效果是抬高了物价水平和制造了经济波动。但正因为这种政策能制造波动，短期内可以看到一个扩张和繁荣期，各国政府受此诱惑都乐于采用，但凯恩斯以来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已证明这不是个好办法。

动用外汇储备？我国的外汇储备并非财政结余，当出口企业把外汇收入兑换为人民币时，它实际上已经被“用”了一次，所以，动用外汇储备于国内投资，相当于把一份美元印成两份人民币，跟直接印钱没什么差别。

概言之，四万亿财政扩张政策的基础，或是大幅增税，或是集中国企资本，或是转移流动性，或是增发货币，无论哪种手段，即使对经济没有伤害，也于事无补。同时，将财力和投资主体重新集中到政府部门，也与鼓励民营经济和国企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