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总算可以开始检查罗氏对诺齐克的批判了，虽然把前半部分分了出去，篇幅还是有点长】

罗氏一上来便宣称，无论诺齐克是如何论证的，其结论肯定是错的，因为（p.300）：

第一条更具体的版本是（p.298）：

第一条质疑表明罗氏根本没理解诺齐克在说什么，诺齐克尝试论证的是：从个人无政府主义心目中的理想无政府状态，会自动、合法的滑向有政府状态；他为了让这个讨论得以开始，无条件的接受了你的前提，这是无政府主义能期待的最友善的讨论方式了，罗氏却以为诺齐克是在为现实中的国家辩护，或者是在论证现有国家是如何起源的，实际上人家半个字也没提到现实中的国家。

第二条进一步暴露了罗氏对原文理解存在障碍，诺齐克的论证不正是从“自由市场无政府主义确立之后”这个前提开始的嘛。

第三条着实让人无语，听上去就像：达尔文你说人是猴子进化来的，那你就该先把自己变成一只猴子，再静静等待进化过程发挥作用；或者更贴切一点：史密斯你说哪怕是穷人只要勤劳就能致富，那你就该先把自己变成穷光蛋，然后慢慢等着勤劳让你致富。

第四条中的“社会契约论的谬误”具体是指（p.299）：

这是罗氏契约理论的老调重弹，确实，按罗氏理论，保护契约很难订立，可是，若适用罗氏契约有效性标准，他口口声声说的保险公司同样无法提供保护服务，比如，为谋杀寻求正义的服务就无法提供，因为罗氏说了（第19章），契约义务不能约束立约人死后的事情，所以一旦你被谋杀，你身前所立契约就全部失效了，保险公司当然就没有义务再帮你寻求正义。

再如，替你追索债务和违约索赔的服务也无法提供，除非你们事先商定服务价格，可是索债和索赔的难度和工作量通常与规模相关，因而通行做法是比例分成，事先无法确定价格，可采用比例分成的契约在罗氏标准下是无效的，因为双方并未交换任何东西，而是约定对某项可能收入进行分成，这样，当实际服务需要出现时，保险公司完全可以拒绝提供帮助（或许是因为预感这笔业务太麻烦），因为罗氏说了，除非不履约构成了事实上的偷窃，否则没有义务履约，既然保险公司并未从客户那里拿走任何东西，当然没有履约义务了。

让委托人承诺放弃某些自力救济权，承诺接受某种司法程序的裁决结果的契约条款，更是不可能执行，因为在罗氏看来，这种条款无异于卖身为奴。

问题是，诺齐克的论证前提只是个人无政府主义，而该主义提倡者不止罗氏一人，其他人未必也采用罗氏这种彻底否认承诺效力、毫无契约内涵的契约理论，诺齐克所用的契约，显然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契约。

【打完四棍之后，罗氏总算开始针对诺齐克的具体论证了。】

首先，罗氏拒绝了程序转移条款的必要性（p.300-301）：

他轻飘飘的说这“不是不证自明的”，好像诺齐克只是提出而没有论证这一点，这让我怀疑罗氏是否认真阅读了第二章之后的各章，实际上诺齐克花了很多篇幅（包括第三、四两章的预备性论证）来论证程序转移的必要性。

程序转移具有根本重要性，其意义不仅在于让保护组织得以有效履行契约责任，提供质量更高的保护，更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制度进化的可能性让无政府主义取得了说服力，假如从无政府状态中无法发展出程序正义，社会仍处于自行裁断、冤冤相报、血仇轮回的状态，那么这种社会根本就是不可欲的。

所以按常理，罗氏本该乐见诺齐克对此条的论证，那为何他会拒斥呢？实际上这反映了罗氏对程序正义的漠视，而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客观主义，客观主义不承认主体间认识差异，因而只需要实质正义，不需要程序正义，在他们看来，事实永远是一清二楚、不存在分歧余地的，“甲侵犯了乙”等同于“乙认为自己受到了甲的侵犯”，这样，乙是选择自力救济，还是诉诸司法程序，在合法性上便没有区别。

接着，罗氏又否定了诺齐克（第6点）对组织间冲突的三种后果的分析（p.301）：

他认为保护组织为捍卫其委托人的权利或为其寻求正义而向另一个组织使用暴力，是一种非法的“侵略”行为，可是罗氏明明说过（p.137）：“受害者，或受害者的朋友，有权向罪犯施加惩罚吗？答案是当然可以。”

那么为何保护组织就不能算是委托人的朋友呢？难道正式委托关系还不如法律内涵模糊不清的“朋友”关系有效？【说实在，罗氏居然把“朋友”这种概念引入到伦理学中并赋予其如此重要的地位，也算是极品了】假如对方保护组织强行阻止你惩罚罪犯，难道你就只能放弃惩罚了？这么说只要有一个朋友替我出面拦着，我就能随便杀人了？

罗氏又说，对其他组织动用暴力，在经济上也不划算（p.301）：

当然，如果只考虑一个案子或一个委托人，那很可能不划算，但由此而建立的“无力帮委托人讨回公道”的声誉却是极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靠收保护费吃饭的黑手党都知道。

不过，罗氏对诺齐克说的第三种可能性（第9点）的分析是正确的（p.301-302）：

这我前面已经说过。

接着，罗氏否定了诺齐克（第13、14点）对支配性组织强制其地域内独立个体放弃自力救济权、遵守司法程序的必要性，认为诺齐克的第9点已经解决了这问题（p.304）：

其实第9点解决的是组织间分歧，针对的是发生在两个组织的委托人之间的纠纷，而根据第1-4点，能够在保护市场上发展壮大的保护组织，都会采纳程序转移条款，即，他们都已认可程序正义的必要性，只是对何种程序更正义可能存在分歧。

独立个人就不同了，因为他们未与任何保护组织签约，因而其自力救济权不受任何契约约束，所以他的邻居们总是面临着他随时基于自行裁断（很可能是错误的）实施自力救济的危险。

质疑完其必要性之后，罗氏进而质疑其现实合理性（p.305）：

独立个人当然可以这么主张，但保护组织的支配地位意味着他没有能力实现这一主张，同样，支配地位的存在也意味着没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不过这倒提醒我们，其实诺齐克（第6点）的组织间对抗还可能产生第5种后果：陷入无休止冲突，而没有任何组织取得支配地位，势力范围也始终稳定不下来，但这只是可能性之一，并不排除其它四种可能性。

第5种可能性实际上体现了无政府主义的缺陷，诺齐克忽略不提实际上是在照顾无政府主义讨论对手，不知罗氏为何因识破这一点而如此得意。

接着罗氏更进一步，对保护组织以防范危险为由而强制独立个人放弃自力救济权的正当性提出质疑（p.305-306）：

然而，诺齐克在第四章里对预防性自卫的正当性已经做出了充分论证，只要你考虑几种现实情形便会发现，这一正当性是不容否认的，这里我不妨再帮诺齐克补充一下。

比如有人在十米开外举起手枪瞄准你，这显然尚未构成罗氏说的“实际侵犯”，因为到现在为止你还毛发无损，这只是一种危险，甚至他扣下扳机的动作也只是危险而已，你怎么知道枪里一定装着子弹呢？如此说来，即便面对这样的危险，你也不能预防性自卫吗？

不妨将例子再弱化一些，假如你的邻居在紧邻你家卧室的一间仓库里堆满烟花爆竹呢？假如他在你们村子上游拥有一个水库但从不维护其日渐破败的水坝呢？假如他任由自家那几条恶狗在村庄公共道路上肆意乱窜，时而将人咬伤呢？

再举个与自力救济更贴近的例子吧，比如你们隔壁村子住着一群伊斯兰极端分子，公然宣称谁对先知出言不逊，，他们就要灭他全家，甚至他的亲戚朋友邻居也将被视为同伙而受到惩罚，他们不仅如此宣称，还时而（比如每隔几年一次）付诸行动，再比如你们村里住着一个瞒旰狂妄之徒，谁不小心一脚踩进他的稻田就他就把人家的脚砍了。

生活在一个社区里的未放弃自力救济权的独立个人，就像一个个随机引爆炸弹，不知何时就会以错误认定侵犯为由向他人发起攻击，这些炸弹的存在会让社区邻居随时陷于恐惧之中，而这种恐惧只能通过剥夺其自力救济权、纠正其自力救济习惯，才能消除。

当然，预防性自卫不是没有限度的，判断标准是自卫者对迫近的危险的预期和恐惧是否合理，而这一点无法由先验标准来规定，只能基于经验和直觉感受做判断，而这正是正规司法程序（特别是陪审团）能起作用的地方，若将判断标准交给当事人自行裁断，那么每个人都会认为促使他发起预防性自卫的危险是足够真实而急迫的——这一点反过来又加强了对自力救济习惯进行预防性自卫的正当性。

接着，罗氏对诺齐克（第19点）的补偿安排提出了质疑（p.308）：

罗氏认为，补偿不能让对独立个人的权利侵犯正当化和合法化，问题是，按诺齐克的论证，剥夺独立个人的自力救济权本来就是正当合法的预防性自卫，只是不幸的让对方因此而丧失了原本所拥有的权利，所以这里压根不存在合法化问题。

当然，在一个完备自洽的权利划分系统中，本不该出现这样的矛盾：一项正当权利的捍卫需要以剥夺另一项正当权利为代价，可是权利系统未必是完备自洽的，特别是在多中心的无政府状态下，没有什么原理能担保这一点。

实际上，自力救济权就是最显著的会相互冲突的不自洽权利，当纠纷双方都拥有自认为充足确凿的证据，并因此自行裁定对方侵犯了自己的权利，然后据此实施自力救济，很明显，这种基于自行裁决和对等执行的规范体系内没有任何规则来避免此类冲突。

具体的剥夺自力救济权从而让对方丧失救济手段这一问题，导致系统不自洽的根源，其实是两套救济原则的不一致和不相容，而对这种不相容局面，自力救济这套老原则要负更多责任，因为它自己本身就是不自洽的，当然就更不可能与其他任何原则构成一个自洽系统。

另一方面，两套救济原则的冲突，也体现人们对“足以让预防性自卫成为正当的真实急迫危险”的判断标准发生了变化，在出现正规司法程序之前，人人都依靠自力救济，因而自力救济权的存在不能被正当的视为支持预防性自卫的“真实急迫危险”，而当正规司法程序出现并普及之后，局面不同了，人们对危险的直觉感受和容忍程度也不同了，因而坚持自力救济权的危险分子已不再是可容忍的了。

当然，对于罗氏这样不承认制度演化的先验主义者，说这些都是白搭，好在我的批判本来就不是写给死人看的。

接着，罗氏又对补偿安排提出更有趣的质疑，认为补偿金额无从计算（p.308）：

罗氏很搞笑的搬出了他在第26章刚刚藐视过的主观价值论，我说过，主观价值论只能在权利边界之内适用，一旦权利边界被突破，或者尚未形成，提出主观价值论除了让事情陷入僵局之外毫无用处，只要坚持主观价值论，任何赔偿问题都无法解决，索赔者完全可以狮子大开口，说被对方摔坏的花瓶比他的生命更重要，所以对方必须偿命。

可是罗氏在第13章不是说要“罪刑均衡”，“绝不能允许一个泡沫胶被偷的商人，对偷窃泡沫胶的小偷处以死刑”吗？可你要是坚持主观价值论，除非被害者认可，你怎么能判断罪刑是否均衡呢？商人为何不能宣称被偷的这块泡沫胶比生命更重要？

要知道，罗氏版本的主观价值论是最最极端的一种，他根本不（像萨缪尔逊那样）承认显示偏好，也不承认偏好稳定性，因而他的主观价值是无法通过之前的交易行为来认定的（p.308）：

难道罗氏在所有赔偿和救济问题上都要适用主观价值论吗？加上他坚持的自力救济权，我们将会得到怎样一个世界？

下一条质疑更加离奇，罗氏说，诺齐克既然要补偿丧失救济手段的独立个人，那也要补偿那些因其取得支配地位而丧失服务选择机会的人（p.309）：

按诺齐克的论证，保护组织的支配地位是经由捍卫自身和委托人权利的过程，以及委托人自愿选择的结果，其垄断是一种自然垄断，按罗氏自由主义，自然垄断显然是正当合法的，为啥要补偿？

再下一条简直是无理取闹了，罗氏说，国家诞生的事实伤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感情，也要补偿（p.309）：

我觉得这条再去点评就有点对不起自己了。

接着，罗氏借查尔兹之口质疑补偿安排的负面激励效果（p.310）：

这一质疑第19条里已经预先回答了，不再重复。

接下去罗氏用了不小篇幅对诺齐克在第四章的预备性论证中提出的“非生产性”原则提出了质疑，诺齐克的这条原则我也不大同意，过于功利主义了，不过该原则在他的论证链条上其实并没有用到，更不是必须的，预防性自卫原则足以支持禁止和补偿自力救济权的做法，所以这部分我略过了。

下一条质疑非常重要，我在前面已指出，罗氏伦理学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他根本上否认程序正义，而只承认实质正义，而他对程序正义的否认，根源在于其客观主义，当我发现这一点时，还没看到他明确表述过，现在看到了（p.315-316）：

不过，罗氏否定诺齐克的程序权利的理由却很奇特，本来他应该从他的客观主义哲学除非来否定，不过那么做会显得很荒谬，所以他走了条旁门左道：宣称程序权利是一种类似于积极自由的肯定性权利，而按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对此我举四肢赞成），合格的权利都是否定性的：是规定别人不能对你做什么，而不是你可以做什么。

可是，诺齐克说的程序权利就是否定性的，它规定了别人不能以一种不合格的司法程序来裁定你的是否有罪并据此施以惩罚，假如它是肯定性的，那就意味着别人有义务为你提供一个合格的司法程序，显然，诺齐克并未如此界定程序权利，否则当独立个人与另一个独立个人发生纠纷，就有权要求获得合格司法程序的裁决了，实际上诺齐克并未这么说，相反，正因为独立个人没有这样的肯定性权利，才需要为他与委托人之间的纠纷额外安排一种补偿。

接着，罗氏又借查尔兹之口质疑到：即便诺齐克最弱国家已经诞生，也仍可能退回无政府状态（p.317）：

没错，完全可能（见我上篇的第3点评论），但这并不构成一项质疑，因为诺齐克只是论证了国家可能以这种方式诞生，成为最弱国家的支配性组织所获得的支配地位只是一种事实上的垄断，而不是排他性垄断权，因而不能保证形成该垄断的过程是不可逆的，诺齐克也并未作此保证。

接着，罗氏又很搞笑的质疑为何诺齐克的这个国家是不征税的（p.318）：

当然，若征税就违反诺齐克设定的道德前提了，不征税不好吗？而且诺齐克也并未将征税设为认定国家存在之标准之一啊，罗氏说：可是现实中的国家都征税啊，可是诺齐克论证的是最弱国家啊，他又没说现实中存在这样的最弱国家嘛；这里，罗氏不知是因为脑筋混乱还是故意捣乱，把保护组织按契约收取的费用说成是税收，又说分不清该向谁收费，可诺齐克明明说了（而且罗氏之前好像一直都清楚），委托人与保护组织的关系是由契约建立的，有契约在还分不清谁是委托人、该向谁收钱？

最后，罗氏又穷极无聊的质疑道：保护组织的保护标准很难确定啊？（p.318）：

可是罗氏你不是也有提供保护服务的保险公司吗？为啥保险公司的保障标准可以确定，保护组织的保护契约里的保障条款和收费标准就不能确定呢？保护组织不会按市场需求设计保护产品吗？不能随着销售效果和客户反馈而调整产品？这样试错和反馈的过程不能让产品接近客户需求？

说实话，诺齐克的论证远称不上完美，我上篇提出的三点疑问（其实很容易看出）已足够动摇其结论，可是罗氏的表现实在不堪，东拉西扯的质疑没几句站得住脚，在诺齐克这样一位客串玩家面前，可谓颜面丧尽。

#第29章#

本章，罗氏批判了诺奇克（Robert Nozick）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提出的一种国家理论，与第四部分其他各章相比，这一交锋更为正面而直接，因为诺齐克这本书就是对罗氏（和其他人）所主张的个人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回应【许多人以为这本书是针对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其实对《正义论》的回应（构成该书第二部分）只是诺齐克对无政府主义的思考的附带后果】，诺齐克对无政府主义话题的兴趣，最初就来自他1968年与罗斯巴德的一次长谈，在该书第一部分中，这一针对性也非常明确，而且该书后来在自由主义阵营中的影响极大，所以罗氏当然要花大篇幅重点回应了。

【顺便说一句，诺齐克主要是个分析哲学家，政治和伦理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作为一位思想活跃、兴趣广泛、什么话题都喜欢插个嘴并且较一下真的哲学家，他的业余爱好还有很多，我猜他的课会很好听），这本书在他自己眼里也只是一次兴致盎然的客串而已，客串完之后也没再过多留恋和纠缠。】

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里（另两个部分与这里的话题关系不大），诺齐克试图证明这样一个论点：即便从个人无政府主义所追求的那种理想状态出发，经由一系列完全不侵犯个人权利的市场过程，也会产生一个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因而，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道德指责至少对这样的国家是不成立的（而只适用于超出了这个最低限度的国家）。

为让讨论顺利进行而不在形而上学和经验问题上纠缠，诺齐克在开始论证前，全盘接受了个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前提：一个洛克式的和谐自然状态是可能的，在此状态下——

1）个人的权利都已清晰界定，
2）所有人对权利边界也有共识，
3）社会大致上处于和平状态，即，没有一个大恶棍或一个强大的犯罪组织，足以对社会秩序造成颠覆性的破坏，以至于上述权利荡然无存，
4）所有基于契约而为个体提供私人权利保障的组织（诺齐克称之为“保护性社团”，类似于罗斯巴德的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保护组织）都是善意行事的，从不故意侵犯个人权利，无论是其委托人的还是其他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

很明显，这样的理想化前提，对于任何注重现实（而不满足于玄想与空谈）的政治学家都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对于个人无政府主义来说，诺齐克真算得上一个难得的对话者。

开始评论之前，我先概述一下诺齐克的论证过程，主要分下面几步：

【这一论证主要由该书第二章和第五章完成，第一章是对上述论证前提的接受和说明，第三、四两章是一些预备性论证，第六章则对一些可能质疑做了回应，我下面的概述脱离了诺齐克的论证顺序和文字组织，也没有完全延用他的术语，甚至还做了不少脑补，所以读者最好先读一下原著第一部分，至少第二、第五两章。】

1）保护组织会倾向于要求其委托人在契约中承诺放弃（至少一部分）他在自然状态下原本拥有的自行裁定并据此实施自力救济的权利（以下称此权利为自力救济权，称放弃该权利的承诺为“程序转移条款”），而将有关纠纷提交给该组织所认可的某种司法程序来处理，若非如此，当它面临自己的两个委托人之间的纠纷时，便会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无法有效履行其契约责任，因而无法保证其服务质量；

2）将其委托人的部分纠纷转移到其公正性有所保障的司法程序中，总体上改善了其委托人的权利保障处境，至少当委托人所涉及的纠纷多半发生在同一保护组织的委托人之间，或者接受共同司法程序的诸保护组织的委托人之间时，这种改善将是显著的，其实，这也是司法程序的价值所在；

3）上述改善潜力赋予了那些采纳了程序转移条款的保护组织以一种竞争优势（相对于不采纳该条款的同行），因为它改进了其服务质量，而且这一优势是规模经济的，即，委托人越多，优势越大；

4）上述优势及其规模经济，将产生两个效果：首先，它将促使所有（至少主要的）保护组织最终都采纳程序转移条款，其次，它将使得各保护组织的业务分布在空间上出现某种内聚倾向，即，在空间上相互邻近的委托人将倾向于选择同一家保护组织，这意味着，更多的人际关系将发生在同一保护组织的不同委托人之间；

5）尽管我们已经接受了一个很强的假定：权利已完全界定明确，并且所有人对权利有着共同的认识，但在具体纠纷的处理中，不同保护组织仍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分歧：首先，他们所认可的司法程序可能不同，一方认可的另一方可能不认可，其次，他们所采用的执法程序（包括纠纷发生后、裁决作出前的处理，比如临时拘禁、财产扣押、证据保全、侦查取证等等方面，也包括预防性自卫措施）可能不同，且相互不认可对方的程序，第三，他们对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可能不一致；

6）上述分歧将导致保护组织在处理涉及两个或更多组织之委托人的案件时发生冲突，当一方根据自己所认可的司法程序的裁决结果寻求处罚另一个组织的委托人（或向其索赔）时，可能遭遇后者保护组织的对抗；这种对抗前景将导致三种可能后果：

7）一方击败或压服另一方（或多方），而成为所在地域的支配性保护组织，所谓支配性是指它有能力强行落实其所认可的司法和执法规范；

8）各方经过较量达成某种势力均衡，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获得支配地位（根据第4点，此类势力范围预先便已存在）；而随着这一地域性支配格局的浮现，权利保护市场的业务分布将随之而发生与之相应的分化，分化将通过委托人迁居或更换保护组织的方式实现；

【这一步论证诺齐克用到了谢林的协调博弈理论，委托人为了确保其面临的潜在纠纷能得到有效处理，将倾向于迁离那些势力范围不明确的边界地带，向某个保护组织的势力中心靠拢聚集，这些分散个体选择将很快导致一个总体分化格局的出现。】

9）各方经权衡协调之后，同意接受一套处理组织间分歧的共同规范，并建立一套能有效处理跨组织案件的上诉程序，这样，他们相当于建立了一个二级保护组织，一个遵循共同规范的联邦，而该联邦拥有了这些组织所在地域的支配地位；

10）上述三条意味着：凡存在保护组织的地域，都将出现一个在该地域拥有支配地位的保护组织（一级或二级的）；

【现在我们暂停这一分支，转向论证链条的另一个分支】

11）任何个人，若已与某保护组织订立保护契约，接受了程序转移条款，因而在某些纠纷中放弃了自力救济权，那么他就会强烈的要求此类纠纷中的对方同样放弃自力救济权；很明显，这一主张在道德上是合理而正当的，当已经存在比自力救济更公正的司法和执法程序时，对方却仍执意不经此类程序而自行裁定我对他犯了罪，并自行对我施加惩罚，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12）然而，若对方是一个未与任何保护组织订立（包含了程序转移条款的）保护契约的个人，那么这一要求便不会自动得到满足；

13）于是，任何采用了程序转移条款的保护组织，都会要求它所在地域内未与之签约的个人放弃在与它的委托人发生的纠纷中实施自力救济，并且，当有人违反这一要求时，它将在其能力限度内强行确保这一点，从而可能导致冲突；

14）发生此类冲突时，若对方是另一个保护组织的委托人，那么论证链条就接入了上面第6点，若对方是未与任何组织签约的独立个人，该保护组织将谋求压服他；

【现在论证链条两个分支又合并了】

15）按第10点，任何有保护组织的地域都有一个组织处于支配地位，因而在面临第14点的冲突时，总会有一个保护组织来决定事态后果，并且按第4点，这个组织几乎肯定是采纳了程序转移条款的，因而，自力救济权总是会被压制；

16）这意味着：在任何一个存在保护组织的地域，当地的支配性组织都能决定在某些情形下是否允许其他人或组织使用暴力，这就为他自己谋得了使用暴力的某种垄断权；

17）现在，诺齐克得出了他的第一个关键结论：由于此类暴力垄断权是诺齐克为认定国家之存在所设定的两个必要条件之一，现在它被满足了，所以诺齐克宣称，超弱（也就是比最弱的还要弱一些）意义上的国家已经存在了；

18）再回到第14点，保护组织在这里面临一个道德困境：尽管它要求独立个人放弃自力救济权是完全正当合理的，但落实这一要求却导致了一个不幸的后果，那些被它压服因而无法实施自力救济的独立个人，完全丧失了可行的救济手段，这在道德上看起来是说不过去的；

19）可是按诺齐克最初接受的前提（第4条），保护组织都是道德楷模，不会做自己良心过不去的事情，所以它会对此进行补救，显易的办法是为这些身处其占支配地位的地域之内的独立个人在被其委托人所侵犯时提供保护服务，而只按其原本要实施的自力救济的预期成本收取费用；

【这会不会激励许多人不购买保护服务而宁愿搭便车？诺齐克认为即便有也不会太严重，因为这种优惠服务不涵盖独立个人之间的纠纷，所以搭便车的人越多，便车的价值越低，到某个临界点，搭便车便不再合算，他认为，通过恰当制订费率，可以将搭便车现象控制在可接受水平。】

20）这笔额外开支，是保护组织为有效履行其对委托人所承担的契约责任而同时不违背其道德准则而必须承担的，因而在它为其保护服务定价时便应予以考虑，而因为事先已经包含在服务定价中，便不构成强制性再分配；

21）这样一来，支配性保护组织便在其拥有支配地位的地域内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普遍保护，尽管这一普遍性并不完全，独立个人之间的侵犯仍被排除在保护之外；

21）现在，诺齐克得出了他的第二个关键结论：此类普遍保护特征是诺齐克认定国家存在的另一个必要条件，现在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了，因而诺齐克宣称，最弱意义上的国家由此诞生了。

这个论证很有意思，也非常精彩，尽管有不少可以推敲的地方，但大致上是通顺的，最重要的是，其中确实没有任何非法环节，每一步都基于个人无政府主义所认可的既有权利，没有为保护组织额外创立新权利，即便是保护组织发生分歧而相互攻击时，也都是为了保卫其委托人的权利，而按无政府主义标准，这么做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在他们的理想自然状态中，个人在认为自己权利被侵犯时，完全可以出于自卫和自力救济的需要而攻击侵犯者或阻止他自卫和自力救济的人，现在只是委托保护组织这么做而已。

【先说说我对诺齐克理论的看法】

不过，诺齐克的论证过程仍存在几个严重缺陷，而且这些缺陷会动摇他的最终结论：

1）第8点所论证的多方均衡、各自拥有一个支配地域的格局，默认了委托人分化是发生在地理空间上的，尽管看上去很可能是这样，但逻辑上这不是必须的，理论上，分化将发生在人际关系空间上，即，最可能发生关系的那些委托人，将倾向于选择同一个保护组织，但人际关系空间未必与地理空间一致，甚至未必有对应关系。

假如两个空间不一致，那将意味着如此产生的国家，其法律管辖范围将是“属人的”而不是“属地的”，而按我们对国家的常识理解，它们首先总是属地的，都拥有一条明确的国界线来划定其领地，在其中适用其法律，其次才是属人的，也就是领事保护（Consular Protection），但后者的保护内容与境内的大不一样。

2）从第6点中的对抗所产生的均衡结果，不止（7、8、9所列）三种，完全可能存在第四种结果：形成一个比联邦更松散的邦联，或一个法律共同体，只要它能满足如下四个条件，即可为跨组织的案件提供和平的解决方案，即一个终审上诉程序：

A）共同体成员组织就跨组织案件的上诉程序和该程序适用的法律规范达成一致；

B）成员组织将“接受该上诉程序所产生的终审裁决”作为必备条款列入其与委托人所订契约；

C）成员组织都有足够的诚意执行终审裁决（B已保证了具有这个资格）；

D）成员组织足够多，并且表现出足够参与度和合作性，足以确保在任何需要的时候能够应上诉者请求而召集起一个上诉法庭，同时其中立性与公正性能够得到上诉双方认可；甚至可以预料，若上诉需求足够多，共同体范围内将出现一些常设法庭专门为此类上诉提供裁决服务；

这样的共同体与第9点中的联邦有一个根本区别，它不是一个人格化组织，不拥有自身的目标和追求该目标的能力，也不具备集体决策和一致行动的能力，因而不能（如第16点那样）被认为“拥有”某种暴力垄断权，实际上，它根本不是“拥有”一词的合格主语，因而也不可能成为诺齐克所说的超弱意义上的国家；相反，第9点中的联邦显然是一个拥有独立目标和行动能力的人格化组织。

诺齐克之所以忽略了这种明显的可能性，似乎是因为他把一个保护组织所认可的司法与执法程序，等同于所由它所执行的司法与执法程序，但很明显，两者不必一致，两家保险公司完全可以认可同一套定责、定损、理赔机制，因而同一套规范的跨组织适用，不必以任何一家组织获得支配性地位为前提。

需要强调，共同体成员认可的处理跨组织纠纷的规范，不必与各成员在其委托人之间适用的内部规范相一致，尽管这种不一致性会对生活的可预期性带来不便，但只要行为空间的内聚度足够高（这意味着跨组织关系的比例会很低），这种不便就是可容忍的，就好比我们在与不同文化、不同圈子、不同身份的人打交道时，也会形成不同的预期。

当然，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前三种情况不可能出现，或许很可能出现，这只是说第四种情况同样可能，而正是这种可能性，为无政府主义的多中心司法系统作为一种均衡状态稳定存在留出了余地，而不是像诺齐克认为的那样，会不可避免的导致国家的诞生。

3）还是第16点，即便像诺齐克所预料的，一个组织获得支配性地位，并拥有了某种暴力垄断能力，这种垄断也只是一种事实状态，而不构成一项排他性的权利，只要该组织继续遵守最初设定的道德标准，它就不能正当的排除其他组织因其竞争优势而取代其支配地位的机会。

相反，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国家对暴力的垄断，是国家这个组织的一项排他性权利，因而诺齐克从第16点并不能得出国家产生的结论。

这一差别非常关键，事实上的垄断永远不会关闭制度选择和制度竞争的大门，因而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自由，试想，假如保护组织甲在某地域拥有支配地位，现在另一个保护组织乙将业务扩展到该地域，由于它完全认可甲所要求的程序转移条款和上诉程序，因而可以与甲和平共存，但仅仅因为其契约设计和运营效率比甲好得多，得以吸引大批甲的客户更换保护组织，按其扩张势头很快会在几年内取得甲的支配地位，此时甲能够强行阻止吗？

按诺齐克的标准，显然不能，这样甲就很不像一个国家，如果你非要说甲就是一个国家，那么，我的无政府主义便与此种有国家状态没什么区别。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