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普降级决定所扔下的炸弹重撼全球市场，投资者至今惊魂未定；不同于以往的大小风波，这次是真正的、纯粹的货币恐慌，这一点从人们成群逃向黄金的举动中可以看出；有人惊呼，整个经济体到了一个重新寻找价值基准的时刻，而在找到之前，投资者将始终处于胆颤心惊、如履薄冰的迷茫状态，市场将难有起色。

这一看法有其道理，不过，在认定美元基础已彻底动摇之前，不妨先来看看标普的降级决定本身是否可靠，确认这不是一次误炸；当然，我没有能力去检查和指点标普的风险评估模型、算法和指标体系，更不会代替评级机构对国债风险作出判断，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专业能力和权威性是难以挑战的，我只能从常识出发，看看标普自己给出的降级理由和从理由到结论的逻辑是否成立。

首先，这次标普降级所针对的，是美债的长期安全性，而不是短期违约风险，大概标普也承认，短期违约风险已经随两党协议和国债上限提升而解除了；而对于长期风险的判断，标普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三条：一、共和党顽固坚持不增税底线，削弱了美国政府的中期收入能力，特别是打破了标普原先所假设的2012年部分减税法案到期后的收入增长预期；二、不增税底线在此次国债上限之争中得到了巩固，因而可能将其收入影响长期化；三、近来两党政治斗争中所表现出的两极化对立，令人怀疑美国政界是否有能力在稳定财政上达成必要的合作。

许多评论者指出，标普此次降级不是一个财务和技术判断，而是一个政治判断，这一观察是对的，不仅标普自己并不否认，而且从一个细节中也可看出：标普最初的计算中存在2万亿美元的误差，经财政部指出后，他仍坚持原先的判断，问题是，在两党谈判的整个过程中，被提议的最高削减额也不过比最终协议额高出2万亿，显然，这一差异在标普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他对中期收入能力的判断早就可以做出了，他的第一条理由，似乎仅仅是个用来充实报告的托辞，真正的理由还是政治态势。

那么，标普对政治态势的判断能否自圆其说呢？答案是否定的；假如标普将稳定财政的希望寄托于增税，那么，他抱最高期望的时间应该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当时对减税不甚热衷的民主党牢牢控制着白宫和国会；但实际上，民主党并未动手增税，而同时却大幅度扩张财政开支，而完全不顾忌债务失控，这一点在奥巴马医改法案通过之际已十分明朗；显然，假如标普的原则是前后一致的，他应该在那时候就感到绝望，并作出降级决定——如果连民主党控制府院时都做不到增税，你还能指望什么？

当然，增税并不能改善长期财政基础和债券信用，它只能提高短期偿付能力，一个税负高企，财政长期紧绷在拉斐尔极限边缘的政府，从长期看绝算不上一个财政稳健和信用可靠的政府；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恢复经济增长，而此时增税将是对实体经济的一个重大打击，这也是为何民主党即便想增税也不敢选择现在这个时机的缘故。

标普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他武断的假定两党合作是控制财政恶化的必要前提，或至少是优势条件，因而将共和党人尤其是茶党的强硬和不妥协姿态视为重大不利，实际上，这一点恐怕是促使标普作出降级决定的决定性原因，有些评论者干脆一语道破，将此次降级称为“茶党降级”。

问题是，两党合作真的必须吗？它真的是优势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历史经验反而告诉我们，合作和妥协只能解决燃眉之急，能拖则拖，从政治妥协和交易中产生的，多半是推迟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深层次和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和开支削减，需要的是一个同时控制府院且拥有压倒性多数的单党政府。

实际上，债务失控正是过去十几年两党妥协的产物，民主党要增加福利，新保守派要扩大国际干预、输出制度和价值观，共同推动开支膨胀，而同时，共和党要减税，妥协的结果就是：开支随它涨，税率照减，赤字靠举债，皆大欢喜；正是在债务依赖上，华盛顿各方找到了他们的妥协默契点，久而久之已经形成固定模式，积习难改；继续依靠两党合作妥协，是难以走出这条老路的。

相比之下，从财政健全和国债信用的角度看，茶党的政策主张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优于上述两党默契格局：在国内问题上，削减福利和废除医保的是节省开支的，国际问题上，和新保守派相比，茶党更偏向于传统的孤立主义，有利于削减国防和外交开支，而在债务问题上，茶党甚至还从杰弗逊乡村保守主义和杰克逊民粹主义那里继承了美国农民所特有的反金融和反国债传统，你恐怕找不出财政上比这更保守的政策组合了。

综上所述，标普的降级决定，其所依据的理由并不成立，而从理由到结论的推导也缺乏逻辑一致性；简言之，假如这次一次共和党人所称的“奥巴马降级”，那么它应该在中期选举之前就作出，假如它是民主党人所称的“茶党降级”，那么它所依据的前提是错误的，既不符合历史经验，也与政策组合的对比完全不符；假如我的看法成立，那么这次降级的影响将只是短期心理上的，人们应将目光更多的投向下一次大选，那才是更值得关注的决定性时刻。

在穆迪红旗预警报告给市场带来强烈震撼之后，各家投行好像也都挨了一记闷棍，因为许多被插旗股票都在他们看好或推荐之列，红旗预警的可信度直接关系到他们的专业声誉，所以也很快做出了反应，各家反应不一，其中以麦格理的反应最为强烈，基本上全面否定了报告的价值，这些反应在所透露出的理念，值得投资者细加品味。

麦格理的主要质疑是：一、评级机构方法和经验适合于债券而不适合股票，二、红旗系统用的是一刀切的简单化方法，缺乏对行业和企业特定情况的分析，三、导致插旗的都是涉及风险的间接证据或迹象，并不能证明企业确实存在高危行为、管理漏洞或财务窟窿，公开高调发布且造成剧烈冲击，有失公允，四、穆迪报告利用了投资者对中资股丧失信心的市场氛围，不恰当的放大了其影响。

应该承认，这些说法本身都是可以成立的，作为投资者阅读红旗报告时需要参考的注意事项，也很有价值，但它们全都不足以否定红旗模式的价值；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红旗是个预警系统，不是个股分析，而且不同于其他风险识别机制，（假如我没理解错的话）它更侧重于辨认常规财务报表中所难以体现的风险信号，它所预防的，主要是常规手段所难以预料的、会给股价带来两位数跌幅的灾难性事件。

债券和股票的风险类型和来源确实不同，然而在灾难性事件面前，两者的关切是相同的，至少对于可能长期持有的价值投资者是如此；作为一种广谱预警系统，需要用程序化方法成批处理大量样本，因而难免是片面、表面化和简单化的，也难免有误杀和漏网，这就像各国外交部门向公民发布的旅行风险预警，它只是从某个侧面所提出的安全警告，而不是代替个人做出旅行决定，后者当然还要考虑大量特定情况：目的地在该国的相对安全性，可利用的防护能力，要办的事情是否重要和紧急，旅行带来的享受是否值得冒险，等等，而这些恰与个股分析和投资决策所要做的事情一样，从这一点看，德意志银行的反应就比较中肯，他承认预警的价值，同时认为这些风险因素已经体现在估值之中，这是对待预警机制的合理态度。

风险预警只是评级机构提供给投资者做参考的信息，不具有任何强制性，甚至没有风险评级所具有的官方认可地位，它只是诸多信息来源之一，与其他来源平等竞争投资者的重视和信任，因而没有理由要求它遵循无罪推定原则；所谓无罪推定，是指在定罪之前需要排除所有对定罪所依据的事实与因果链条的合理怀疑，即，在重建事实因果链条的全部可能且合理版本中，只要其中一种是无罪的，就不得定罪。

显然，这是评级机构和投资者都不应也无法负担的奢侈品，首先，需要遵守无罪推定原则的是法官和陪审团，而评级机构只是多方证人之一，最终下判决的是投资者，其次，投资者是用脚做判决，并未动手对企业施加强制，无须为自己的选择提供任何理由，遑论合理与充足；而从投资策略上讲，衡量预警机制的有效性，是对误杀和漏网两种代价的权衡，而无罪推定则是单方面追求最低误杀率，假如所预警的是会带来两位数跌幅的灾难，而继续持有的预期收益是个位数，那么忍受较高误杀率而追求低漏网率便是合理的策略。

投资者不会傻到坐等证据凿凿真相大白之后才清仓逃跑，对待灾难性风险，蛛丝马迹和风吹草动常常就是拔腿开溜的充足理由，及时察觉比证据可靠性重要得多；假如我是麦格理的客户，听到无罪推定说会让我大惊失色，假如这果真是他们的策略，我可不敢放心等着听他们的建议；同样，作为向投资者兜售信息的众多竞争方之一，假如评级机构不能满足这样的信息需求，其地位就会被其他供方所取代，或者，假如始终没有专业机构能够出面提供这样的信息，广大投资者便只好继续满足于在信息汪洋大海里摸黑乱抓小道消息。

中资股在海外市场上连遭重挫，继浑水等空头的调查、做空和揭露浪潮之后，评级机构也开始介入，近日穆迪公司发布了一份针对中国企业的“红旗风险预警报告”，被点名的数十只中资股随即暴跌，并且跌幅也大致与被插的红旗数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使用了专门为新兴市场设计的风险评估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评级模型，除了关注盈利基础、现金流状况和负债水平等传统财务指标，更多的引入了用于识别企业行为模式的指标，这些指标通常不会包含在财务报表中，也难以量化和批量处理，却常常是重要甚至致命的风险因素。

这是一个重要变化，显示了评级机构正在对自己此前在中资股潜藏风险的迟钝反应作出反思和调整，同时，这也是金融危机迫使评级机构变得更加谨慎的一种表现，但这种谨慎不仅体现为风险标准的收紧，更是对风险认知方式的改变，它们或许已经认识到，以往高度依赖标准财务报表和统计模型的评估方式过于被动和肤浅了，要及时感知风险，需要对企业行为进行更多的直接观察。

特别是在资本市场全球化之后，企业所在的文化和制度背景已高度多元化，无论在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风险内控和职业素养上，还是商业传统、竞争传统和法治环境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差异；以往，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被貌似全球一致的公司制度所掩盖了，上市公司们看上去有着完全一样的公司章程、职衔系统和会计制度，也遵守着大同小异的公司法、证券市场制度和监管标准，但实际上这些企业对待法律、财产权、契约和职业道德的态度和行事风格迥然不同，甚至在背后驱动企业家和经理人的成就感、荣誉感和价值取向，也是大相径庭。

这些差异预示着，对于新兴市场的企业，其风险的来源和爆发方式也将不同于成熟市场中的企业，需要一套全新的预警系统来帮助投资者识别风险，而寻找导致风险的行为方式和危机爆发的早期信号，将是设计这一系统的关键，它所需要的知识，将来自对过去那些突然遭受重挫的企业的行为特征分析：为何某些貌似有着良好财务表现的企业，会突然爆发内斗？老板被抓或逃跑？被揭露惊天丑闻或巨大亏空？或被官方查处？成为整顿、清理或调控的对象？或被媒体集体揭批？遭遇莫须有的指控和定罪？

详细考察过去的惨痛案例，将帮我们找出那些未成熟市场中特有的玩火、玩猫腻和捣浆糊线索，即便事先无法弄清具体是些什么猫腻，比如这次穆迪所依据的频繁更换审计师的举动，便是典型的识别信号；数字容易造假，行为模式却难以伪装；当然，那些专心研究特定企业的投资者和分析师，向来不会局限于标准财务数据，他们早就惯熟于从企业行为的蛛丝马迹中捕捉风险信号，但这些努力多半还停留在直觉和随机获取的状态，缺乏形式化和系统化，而这是构建模型的前提。

对于关注少数股票的投资者和分析师，或许可以满足于这样的状态，但对于需要同时关注大量股票的指数基金和评级机构，唯有模型化才能让他们以固定程序成批处理信息，从而建立一个广谱的预警系统；广谱筛选自然没有个别跟踪来得仔细和精确，难免有漏网或者错杀，但作为一个参考，它是投资者容易获取的低成本信息，而作为一种市场净化与完善机制，它也是高效率的。

对于海外投资者，购买中资股的一大动机是分享中国增长，为此就难免要承担中国式风险，穆迪红旗系统所指示的评级变革方向，有望为规避此类风险提供帮助；另一方面，糟糕的制度环境始终是中国民企发展所面临的障碍，短期内很难指望有所改变，而海外资本市场的合规性审查和筛选约束机制，倒是提供了一种难得的离岸制度约束，让国内民企在获得融资机会的同时，也经历了一次自我完善甚至浴火重生的考验，假如资本市场针对新兴地区企业的评估机制足够完善，那么未来海外上市企业便可骄傲而自信的向其商业伙伴和债权人宣称：我是真正经过考验并获得认可的，而在眼下，他们是没有这种底气的。

金融危机之后，从公众到政界都在不断反思、苦苦寻找究竟是谁酿成了如此大祸，他们怎么也不愿相信，这或许只是一种集体非意图的结果，是迄今尚未被看清和理解的某种宏观波动；在此心态引导下，立法和监管当局展开了一场抓坏蛋行动，其目标从最初的结构化债券，到金融衍生品，然后指向了投行的贪婪与失德，现在又有了下一个靶子：评级机构。

4月23日，参院永久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评级机构在危机中角色的报告，指责其与投行勾结误导投资者，随后，参院在其金融监管法案中加入一项修正案，要求在SEC之下设立评级委员会，由其代为发行方就其所发行证券指定评级机构；之所以作此规定，是因为此前许多评论认为，现行的由发行方付费聘请评级机构为其证券评级的做法，存在利益冲突，即所谓“吃人家的嘴软”，结果造成评级标准下降，而解决方法就是截断其利益关系。

评级机构的发行评级是一种卖方评级，就像产品出厂时，制造商找第三方质量检验机构，给产品贴合格标签，标明等级，然后检验机构按标签数量收钱；显然，厂商愿意花钱去买这张标签，是因为他知道消费者对该标签或多或少抱有信任，信任度越高，标签就卖得越贵，所以，对于评级机构，已经建立的信誉是非常值钱的资产，不会轻易损毁。

因此，若从长期利益考虑，卖方评级并不存在激励扭曲，问题是，和任何大型组织一样，确保其行为始终符合长期利益，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随时抵御短期诱惑，也要在管理和激励制度上杜绝短期行为，确保其员工和团队不以组织长期利益为代价谋取私利。

许多人基于直觉认为，换成买方评级就可以消除激励扭曲，但实际上未必可行；首先，交易费用的分布特征使得许多买方评级不存在可行的盈利模式，比如一只债券的发行方只有一家，而买方却有上万，向他们分别兜售几十块钱一份的评级报告可能还不够支付操作成本；况且，评级是一种信息产品，不具有天然的排他性，投资者宁愿等着别人买了去借来看，或者等着从他们的交易行动中看出苗头，毕竟，一开始交易，这些信息都会表现在价格上。

其次，大型买方评级机构同样存在激励内控问题，比如米其林的餐馆评级就是买方评级，它通过销售旅行指南获得收入，不向评级对象收钱，甚至不登任何广告，算是完全切断了利益关系；但他同样面临问题：如何保证评级员们不被餐馆贿赂收买？米其林为此制订了极其严格的管理制度，评级员身份保密程度比克格勃间谍还高，连家人都不知道，还要定期轮换；由此可见，买方评级要解决激励问题，并不比卖方评级更容易。

其实，金融市场上也是有买方评级的，只不过因其分散而不如三大机构那么有影响力；有许多独立证券研究机构，各大银行也都有自己的研究部和大批分析师，他们都会为买方提供研究报告，这些专家不会天真到三大机构说啥就是啥；与其他市场相比，金融市场的投资者有着最丰富最多样化的信息来源，而且，当各种评级、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都不能阻止投资者头脑发热时，市场还有着最后的矫正手段，那就是做空者，他们的做空行动也会想其他投资者传递出有价值的信息。

所以，只要存在充分竞争，评级机构尽管可能在内控上出现漏洞，但也不会过分放松其评级标准，他们的丰厚利润也吸引着许多随时准备取而代之的竞争者，实际上，三大一直就面临着中小机构的竞争；如果说有什么东西阻碍了评级竞争的话，那恰恰是来自SEC的监管政策。

SEC的许多监管规定——比如证券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要求、可否使用简式说明书等——都以评级为基础，为此，SEC不得不指定一组合格的评级机构，于是就有了所谓“国家认可统计与评级组织（NRSRO）”这样的东西，凡监管规定中涉及评级的地方，只能用来自NRSROs的评级；NRSROs不是由某个外在标准（比如市场占有率）划定的，而是由SEC直接指定，这样等于断绝了中小评级机构的发展机会，人为强化了现有大机构的垄断地位，因为除了监管机构，许多基金也都以NRSROs评级作为投资依据，特别是那些拥有大量古板规定的养老基金。

显然，参院修正案将进一步强化三大机构的垄断地位；排除发行者选择评级机构的机会，或许消除了一种潜在的不良激励，却带来了讨好监管衙门这种新的激励，这可决不是什么好事；衙门从来不对错误负责，不要指望他们会对投资者负责，纵容了马多夫多年的SEC，现在可是最理直气壮的部门；试想，对于花大钱买来贴在产品上的那个标签是否真的值钱，谁会更在乎？如果连评级机构也落入政府之手，下次他们还敢顶着政治压力拉低欧猪债券的评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