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年当选立委之后在政坛的夸张表演、05年的“神州文化之旅”，一度使李敖成为众媒体追捧的天王巨星；稍稍平静几年之后，最近他又高调亮相，看世博、游西湖、送儿子上北大，同时也为他即将出版的新书《阳痿美国》造势；据说，这本洋洋洒洒四十万字的书，把44任美国总统中的43任挨个骂了一遍，可谓的李敖式编史又一典型成果。

很巧，另一张著名大嘴乔姆斯基，最近也巡游中港台，拿了几所名校的荣誉博士后，也在北大演讲，继续着他对美国政府和西方政治不知疲倦的攻击；这两位，一个语言学的顶级大师，一个青年时代才华出众的历史学者，如今却沦落到八卦小丑的地步，其言论虽时而能哗众取宠、惊世骇俗，却少有人认真对待，更谈不上启人心智、发人深思，实属可悲。

他们都是斗争哲学的牺牲品。做学问的人总是会遭遇各种势力的干扰、诱惑乃至裹挟，特别是来自权力的那些；取悦或依附于这些势力，会让你失去思想和学术的独立性，这是对的，但人们通常也认为，与这些势力相抗争，始终站在他们对面，永远持批评者的立场，就是学者之独立性的最佳体现，村上春树的名言生动的表达了这一思想：在墙与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这是一种很糟糕的哲学。一条曲线的相似形和互补形，与该曲线同样高度相关，也就是同样不独立，类似的，与干预势力做斗争不能给你带来独立，只有漠视和不理睬它是真正的独立；学问是求真或求美的游戏，而斗争则是求胜的游戏，一旦你进入抗争、反驳、批判、揭露、嘲讽、责骂的斗争路线，会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一条日益狭窄的死胡同，实际上，你的概念体系、想象空间和思想轨迹，都被这一争论的语境所限定了，而创造力却被关在了胡同外面。

李敖在被国民党迫害，坐了两次牢之后，就悲剧性的陷入了这条死胡同，在无休止的斗争中断送了他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学术生涯，他后期的历史著作，活生生就像文革期间批斗用的“某某十大罪状”“某某某罪恶可耻的一生”之类凌乱拼凑用来支持其单薄苍白的口号式观点的史料片语摘抄汇编集，很难相信几十年后还有人会有兴趣看这些垃圾。

无论是求真的科学学派还是求美的艺术流派，都不是靠对其它学派的批判而赢得其地位的，而是依靠自身所展示出的解释力、表现力、启发性和创造性而赢得认同与追随，这不是一场面对面的战斗，而是肩并肩争夺客户的竞赛。

或许人类的战斗意识被进化培育的过于发达了，人们常把平行竞争错误的识别为面对面对抗，新闻和文学作品中，商人总是被描绘成时刻想着如何弄死对手，其实成功的商人更关注客户而非同行，用谷歌CEO的话说，我们不关心竞争对手在做什么，我们只关心用户需要什么。

好的学者很少参与辩论，更不会热衷于大规模论战，那些所谓历史性的大辩论从未决出胜负，也没能推动知识进步，反而把双方推向自我辩护不断强化的死胡同，恶化学术气氛；真正有效的学术争论，只能发生在那些遵循共同科学范式、接受同一组基础假定、采用相似方法论的学者之间，他们往往处于同一学派，而争论的主题也限于尝试性的外围假说和事实细节的判断。

如果在方法论和基础假定上缺乏共同点，争论是无益的，明智的选择是相互漠视，各自专注于自己的工作，等待人类知识积累体系的内在发展逻辑最终做出评判；至于学术以外各种力量的干预和斗争，就更应予以彻底漠视和屏蔽，因为后者遵循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一旦把“这是鸡蛋还是墙？”“你站在哪一边？”“你的动机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引入，学术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当然，学者作为个人，会有其价值观，作为社区成员，会有其道德准则，作为公民，会有其政治立场，但这些被应被屏蔽在其知识工作之外；对于自然科学家，这容易做到，因为其间有着清晰可辨的自然边界，所以乔姆斯基的政治批判热情并未影响他成为杰出的语言学家，但社会科学家就不同了，他们的工作所针对的事实和问题域，经常与道德和政治争议的问题域相重叠，此时，避免将立场之争带入理论建构、科学解释和事实判断，是非常困难的。

李敖的错乱是个极端的案例，他始终以学者自居，却热情投身政治，一边怀抱政治倾诉欲写书，留下一堆垃圾，一边用学者的姿态从政，没有推进任何政治进程，两样都做得很糟糕；尽管在生物学意义上，他算得上是成功人士：有金钱、有美女，还有两个孩子，但在我眼里，却是个十足的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