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gzhou: 听podcast，又撞到有人在衍生品问题上胡喷，据那位嘉宾经济学家说，如今（2017年）金融市场的规模已远远超出了那些金融产品底下的实体资产的价值规模，所以肯定是不健康的，无疑是某种机制鼓励了过度投机和交易泛滥，

诸如此类的说辞我都听烦透了，

这事情我在2010-11年早已说的很清楚（见《自私的皮球》第16章各节），衍生品的功能是风险的价格发现，而价格发现所需要的交易量，和其价格有待发现的商品的总市值没有关系，这就好比，赌球是胜负几率的发现机制，而赌球市场的规模和被赌的那些比赛的总市值没关系，

既然没关系，过度与泛滥就无从谈起，

举个更下流的例子或许更容易理解，Tinder上的活跃用户数，相当于价格有待发现的商品总量，用那位蠢嘉宾的话，也可以所是实体资产价值，而Tinder用户用手指头在屏幕上向左向右划拉的次数，就是价格发现过程的总交易量，再蠢也能理解，让Tinder市场顺畅运转（顺畅的意思是价格被充分发现出来了）所需的总划拉次数（S）和活跃用户数（U）并无固定比例关系，你不能因为S>100*U就说划拉过度了，

即便是交易双方都没有需要对冲的风险的纯对赌，也不是没有金融价值的。

其价值在于价格发现（price discovery），而要发现价格，必须有足够多的交易者和足够高的交易频率，这样一旦有人需要对冲相关风险时，才有市价可循，才能找到交易对手。

对于衍生品，需要发现的，是风险的价格，抽象的说，风险价格就是人们对未来某一事件的看法的分布状态，而价格发现的过程就是设法让足够多的人把他们的看法表达出来。

问题是，如何确保他们的表达是真实而负责任的？答案是：打赌，设立赌局是目前人类已发现的收集关于未来事件的真实且负责的看法的唯一有效手段。

那么，哪些看法值得收集（因而有金融价值）？我的判别标准是（见第2篇）：这取决于，看法所针对的未来事件，是不是仅仅为收集看法而专门制造的，如果是，比如掷骰子或洗牌发牌，那就是普通的赌场赌博，没有除它本身之外金融价值，否则，就有服务于其他部门的金融价值。

记得当时有人提出了赌球的问题，按我的标准，除非球赛是专门且仅仅为赌球而组织的——那就相当于把球赛当骰子来掷——，它必定有某种金融价值，即便目前尚未被开发出来。

不过，当时我没有细想这种价值可能会如何被利用，昨天整理这几篇旧文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假如现在离下届世界杯开幕还有6个月，中国队还剩一场预选赛没踢，对手是香港队，只要赢下这一场就能进决赛圈，这场比赛被安排2个月之后；现在，我是一家旅行社老板，打算向中国球迷推出一项看球套餐，花5000美元，包括往返机票和三天食宿，并保证帮你买到球票。

显然，这项业务的一大障碍是最后一场比赛胜负未定，球迷面临在白跑一趟的风险，但是，出于机票和酒店预订方面的种种考虑，假如我等到2个月之后再推出产品，就会错过最佳销售时机，于是我决定为球迷提供保险选项：假如你愿意额外支付一笔保险费，那么万一中国队未出线，你可以全额退款（保险费除外）。

问题是，1）保险费如何定价？2）我的风险如何控制？

有了赌球市场就好办了，比如最后那场预选赛香港队的赔率是1:10，而每个全额退款会给我带来1000美元的损失，那就很简单：我把保险费定在100美元，然后，每卖掉一份保险，就在香港队上押注100美元，无论香港队是输是赢，都与我毫无关系。

赌场的妙处在于，我可以做涉及某一未来事件的生意，而不必对此事件持有任何看法，有看法就意味着担风险，而赌场里充满了看法，我可以随时找到足够多的人来让他们对自己的看法承担后果。

说到生产分工，一般想到的是效率改进和相应的成本节省，即，每个生产者若专注于某一工序，不断重复，会更加熟练高效；这没错，不过生产分工有另一个常被忽视但或许更加重要的效果：它拓展了生产的可能性，即，使得许多原本不可能的生产成为可能。

假设一种产品有9道工序，若无分工，必须至少存在一个会做全部9道工序的人，该产品才可能被生产，若彻底分工，则只须每道工序至少存在一个会做它的人，产品即可生产；因此，分工深化会使创新和新产品大量涌现，从而抬高经济水平。

类似的，衍生品的风险配置功能，实际上提供了一种风险分工的手段，可以把一桩生意中包含的各种风险分配给愿意承担它的人，这样只要为所含每种风险找到冒险者，生意即可开展，否则，必须存在某个愿意承担所有这些风险的人，生意才会发生。

有朋友说，你举的生猪期货之类的例子，其好处容易理解，但我还是想不出那些衍生品有啥意义，比如，高盛案中那笔交易，对赌双方原本都没有什么需要通过此种交易转移出去的风险，安排这样的交易不是无风兴浪吗？有何意义呢？

这里其实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有些衍生品的意义一下子看不出，但并非没有，因为风险分割、重组、转移可能会经过很多层次，到达很高的层次后，其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不容易看清。

比如，某钢铁厂在签订若干固定价格销售合约时，便负上了若干风险（用金融界黑话说叫开了敞口），比如一个敞口是对60天后的铁矿石价格，另一个是对90天后的焦炭价格，于是，他用两笔期货交易将其转移出去，他能找到交易对手是因为铁矿石期货市场上有许多投机者。

那么，这些投机者为何有信心在铁矿石上投机呢？或许他对铁矿石的供求有深入研究，密切跟踪各大矿山的产能、港口条件、工会关系等等，这些方面他很有把握，但是，他的风险敞口不止在这些地方，实际上他在铁矿石上的头寸，对应着巨大的运费风险，但他对海运市场不熟，怎么办？他就把这部分风险分割出去，办法是买卖波罗的海指数。

同理，那些投机波罗的海指数的家伙，或许对船舶的运力很有研究，甚至跟踪造船厂的生产计划，但他的指数期货合约，还对应了燃油价格风险，而他对柴油市场没有研究，于是再转出去：买卖原油期货或油价指数。

再继续，某些投机原油的家伙，对其他都很有把握，但对沙特王室的情况没底，眼看国王快不行了，而王位不知会传给弟弟还是儿子，而这两位的石油政策截然相反，怎么办？找伦敦的赌博公司去赌国王何时蹬脚，谁会继位，当然，赌的方向要与你原先的敞口相反。

用足球彩票解释更简单，你要猜中全部12场比赛结果才能拿大奖，现在你对其中10场很有把握，怎么办？没把握的两场随便猜，然后找赌博公司按相反方向赌那两场球，前提是他开的赔率你算下来划算，这样，你两边总能赢到一点，当然，要是那10场猜错了，那是你自己的问题，这部分风险是你原本就打算冒的，怪不得老天。

所以，整个金融市场是一层层套在一起的，从很抽象到很具体，许多看似无意义的交易其实对实体经济有着很大的支持作用。

第二，摸杠头的价值何在？保尔森这种没买债券却要买该债券的保险的做法，类似于麻将桌上的摸杠头，有些家伙来晚了，四个位置已坐满，又不甘心打酱油，于是发明了这种玩法，属于无风兴浪。

摸杠头的价值在于创造流动性，你想想，你那两场没把握的球，需要去找人对赌，但要不是当时针对这两场球的赔率已经公布，你找谁赌去？那么庄家凭什么公布赔率？全靠他自己神机妙算？不是的，庄家之所以能开赔率，是因为他大致了解两侧分别会有多少人押注，当然，他也会研究和预测，一开始可能开的不准，但随着赌客进场，会随时调整赔率来平衡两侧的押注，否则他自己手里会积累过多头寸，变成自己参赌了，这是开赌场之大忌，投行同理。

所以很明显，赌博公司敢于开出任何品种，其前提都是他能找到足够多的喜欢摸杠头的纯赌客，而不是坐着干等那些买了彩票后有几场没把握需要来对冲的那些家伙，那样是不会有足够流动性的；比如保尔森那笔交易之后，如果又有别人来找高盛，要对冲他的房贷敞口（这个不是摸杠头了），而这个敞口看上去跟保尔森交易的组合差不多，这时高盛就知道大概可以开什么价了，因为ABN和那个德国佬已经证明那个价格是卖得出去的，所谓价格发现过程以及完成了。

高盛疑案众说纷纭，参院听证鸡同鸭讲，监管改革鸣枪开锣；尽管理论、事实、意见、利益如乱麻般纠缠，政治和立法进程却如往常那样，注定要在混乱中向前推进；值此关键时刻，克林顿先生也出来说话了，“我不能肯定高盛触犯了法律，但我确实认为，这项交易不具备潜在价值……无论谁胜出，对美国经济都没有更大的用途，只有赢得这场赌博的人是真正的受益者。”他认为，此类纯粹对赌应与那些“为合法经济用途而服务的衍生品”区别对待。

克林顿的言论，清晰而准确的代表了许多人对金融问题的看法，其表述也相当理性和公允，然而很不幸，它是错误的；并且，他对高盛案所表现的公允态度，正好揭示了当前政治进程的明确倾向：即便高盛无罪，也不能再容忍衍生品市场如此继续下去了，而这恰是引发令我为未来经济心生担忧的地方。

基于衍生品的金融对赌交易是一种零和博弈，它不能直接创造价值，但它能为实体经济中的企业提供对冲风险的机会，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投资和生产，因而能间接的创造价值；在克林顿看来，那些为企业提供对冲机会的衍生品交易，是有“合法经济用途”的，而那些纯粹对赌——比如为自己并不持有的债券购买CDS——则是没有合法用途的。

但实际上，这两种交易是不可分的，因为任何衍生品在形成足够的交易规模、因而获得起码的流动性之前，也即在完成价格发现过程之前，是无法为企业提供对冲服务的，而早期的价格发现和流动性生成过程，便是由造市商与纯粹对赌者共同完成的；即便在此之后，一笔对冲交易的对手，多半也是一个纯赌客而不是另一个对冲者。

如果把纯赌客清除出市场，那么每笔对冲需求便只能由另一个恰好相反的对冲需求来满足；比如，某养猪户需要为六个月后出栏的生猪提前找到买家，他只能找一个恰好在六个月后需要若干生猪的肉联厂，才能完成交易，成交概率和价格透明度无疑会大大降低；这样一来，市场其实就退化成了基于远期合约的集中式订货会，而后者为企业提供的风险管理服务，在规模、灵活性和效率上，皆与衍生品市场不可同日而语。

公众对纯对赌交易的反感，很可能来自其与真正赌博的类比；诚然，就未知事件作零和博弈这一点而言，金融对赌和赌博是一样的，但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两者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在赌场赌博中，不确定性是人为制造的，若没有人动手去摇掷骰子、推动轮盘、洗牌发牌，这些事件便不会发生；相反，在金融对赌中，参照事件是外在的，无论你是否去赌它，其不确定性都会存在，换句话说：骰子是上帝掷的。

所以，金融对赌并非制造风险，而是通过交易重新分配风险；投行创建衍生品时并不是在掷骰子，而是通过拟制一套形式化的客观指标来描述外部事件，最大程度的消除歧义从而适合于对赌，就像在一块正在掉落的陨石上人为的划出六个面并分别指定点数；正因如此，衍生品才能为企业提供配置风险的手段，而这种手段的存在是许多投资和生产得以发生的前提。

若不能提前卖掉生猪，受够了年复一年蛛网式波动的养猪户就会放弃规模化养殖，退回低风险的家庭养殖；若没有CDS，许多企业债压根就卖不出去，企业融资条件便会恶化，有些会转向高利贷和基于家族联保的温州钱庄，负担不起的只好关门；同样，若不能通过再保险市场将某些风险转移出去，许多保险产品便不会存在，而缺了这些保险，许多生意就不会有人去做，比如开幼儿园、旅行社、甚至开车外出；因此，无论你是否厌恶赌博和赌场，都不应将对待赌博的道德标准，移置于衍生品交易之上。

当然，衍生品的高度繁荣并非没有负面后果，主要的麻烦是，由于它所提供的风险配置能力使得许多原本会吓退企业家的生意得以展开，因而在总体上使得经济中高风险活动的比例提高了；同时，衍生品带来了高流动性，而流动性意味着信贷能力——与一群生猪相比，一份标准生猪合约显然是更好的抵押物——使得更多的企业有机会运用信贷杠杆，这最终推高了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水平。

然而，迄今关于金融监管的立法提议，大多没有切中这些问题而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方案，甚至缺乏对问题的常识性理解；适当的监管改革，无论其他方面是否合理，至少应以不大幅缩减衍生品市场为条件，人们需要意识到，衍生品所带来的高风险水平，是全球经济能维持它目前所拥有的复杂度和繁荣水平而不得不承受的代价，人们需要找出应付这种风险水平的更好办法，但简单的抑制衍生品交易，势必让整个经济一起被打压。

近日，奥巴马政府着力推动的金融监管改革进程跨出了重要一步，据报道，在法案起草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两位民主党参议员，已就对银行衍生品交易设限的条款达成一致；本月中旬，SEC对高盛提起民事欺诈诉讼，许多评论将此诉讼视为SEC配合监管改革立法进程的行动；现任SEC向来主张强化监管，而该案焦点也是广受争议的衍生品CDS和CDO，因此，诸如SEC在拿高盛为监管改革祭旗的巷议，并非空穴来风。

市场反应也印证了这一点，高盛案宣布当天，不仅高盛股价暴跌，金融板块乃至整个美股随之重挫，外汇、石油、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也一度陷入恐慌；显然，如此剧烈而广泛的反应，并非针对此案将给高盛带来的损失，它是对SEC的政策取向和即将展开的监管改革的反应。

这一反应是正确的，各种迹象表明，当前推动监管改革的政治力量，正在迎合和利用金融危机以来弥漫于公众和舆论之中的反银行情绪，这股情绪里混杂着对危机后果的忿恨、对金融企业罪责的含糊认定、对新型金融产品的误解和恐惧、对银行家贪婪吸血的古老仇恨，以及传统的仇富心态。

在庭审尚未开始、指控证据尚未披露之时，高盛早已被当作罪犯和公敌，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吊销了当事交易员的执照，多名国会议员退回了高盛的竞选捐款，并质问奥巴马为何不退回，多家德国国营机构也已宣称断绝与高盛业务往来；这股公众情绪若不受节制的发展为一场政治运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银行业创造流动性的能力，最终伤害实体经济。

流动性是一个市场化经济体的核心元素，是交易和生产得以进行的基础；所谓流动性，是指一件商品的价值客观化的程度，即，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撇开自己特定的价值偏好来看待该商品的价值；你把一本新书和一包复印纸丢在路上，路人多半会先捡复印纸，即便两者标价相同，即便两者对他自己用处都不大，但他很容易将复印纸折价卖掉，却很难为一本书找到买主，这里的差别便在于流动性。

高流动性意味着，即便我不喜欢一件商品本身，也不妨碍我认可其市场价值，并接受别人用它和我做交换，因为我相信很容易找到同样认可其价值的人，从而用它再换回我真正喜欢的东西，而最能满足这一条件的，便是货币；除了极少数的巧合，任何交易得以发生，被交换的两件东西中至少有一件必须是高流动性的。

在宏观上，一个经济体中高流动性物品越多，交易便越容易发生；许多时候，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仅仅提高流动性便可极大的提高福利水平，因为流动性可以让物品到达最需要它的人手里，也让资源配置到能创造最大价值的地方；所以，每当官方货币崩溃之后，人们总是挖空心思的找出一切可能的货币代用品。

早期的金属货币是在交易互动中自发形成的，然而近代以来，尽管贵金属和法定货币还起着基础性作用，但实际上，货币乃至整个经济体中的绝大部分流动性，是由银行创造的；银行家通过一个被称作价格发现的过程来创造流动性，假如你知道镇上有个书市，买书的人都会去那儿找，一本书即便暂时没人要也会有中介先买下来，你就很可能弯腰捡起那本书，这样，一件垃圾就可能变成另一个人的精神食粮。

投行工作就是创建这样的市场，通过撮合买卖双方，他们确保许多商品可随时在某个地点以众所周知的价格买入或卖出，这种造市商的角色，意味着必要时他们自己必须充当买家或卖家；不过，除了大宗商品外，投行致力于提高其流动性的，主要是无形商品，比如对世界的看法；在中世纪，当一个佛兰德商人决定为东方消费者生产一批呢绒时，在他的资源组合中，实际上包括了大量看法：他相信五个月后大马士革呢绒行情会不错，相信四个月后热那亚关税不会翻倍，相信三个月后英吉利海峡仍然安全，相信他选择的船长是可靠的。

若非有意无意持有所有这些看法，他便不会生产，即便通过契约可将部分风险转移给中间商，但这些看法和对应的风险必定存在于该产业链上；多亏了几百年来银行家们的努力，借助商业票据、保险、期货、期权等风险管理工具，今天的企业家可以把大部分看法从他们的资源组合中剔除出去，现在，他们只须对自己控制下的生产过程和成本结构具有信心即可；显然，这会让大批原本不会进入生产的人投身于企业家行列，让许多原本被割舍的生产和交易得以发生。

衍生品就是汇集各种不同看法的平台，作为造市商，投行确保你随时可以就特定问题找到一个看法与你相反的人来做交易（即对赌），对于原本被迫持有某种看法的人，他提供了一个通过买入相反看法来实现中立的手段（即对冲）；原则上，靠佣金吃饭的投行不会主动参赌，但造市责任经常会迫使他充当交易对手，就像麻将馆老板在三缺一时被迫上桌一样，此时他会迫切寻求在反面下注的机会，比如在承销某只债券的同时买入它的CDS，这种做法经常被外行指责为不诚实。

通过提高各种商品和要素的流动性，衍生品大大降低了企业家在空间和时间上大跨度配置资源的门槛，从而使基于复杂交易和深度分工的产业链成为可能，将其仅仅理解为投机工具，是不得要领的；眼下正在推动的监管改革进程，看来并非基于对投行和衍生品经济职能的正确把握；一旦投资者发现不再能像过去那样方便的配置风险，他们就会避开许多投资产品，比如企业债，而这样的退缩终将伤害实体经济。

经过三年多模拟交易之后，股指期货终于正式挂牌交易；对这一陌生的证券产品，许多投资者选择了观望，这种谨慎是可取的；但是，如果你因为短期内不会去触碰它，就置身事外而不加以关注，则是错误的；无论你是否参与股指期货的交易，只要你身在股市，便无法躲避它对你的影响，它的引入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股市的结构，尽管其效果要等到交易量增大之后才逐渐显现；作为投资者，现在必须思考它将给自己带来何种影响。

第一个常被提及的影响是，场外空头们有了参与市场的机会，在此之前，他们除了清仓离场并在场外大声唱空之外，无事可做，现在，他们可以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其看空的信念，这样他们也可以与那些假装的或缺乏信心的唱空派区别开来；一个缺乏做空机制的市场，实际上自动把多头筛选了进来，把空头挡在场外，结果形成单边行情；现在放空头进场，将让市场力量更加平衡，看上去这是让指数向下的力量。

但这一改变同时对指数有着相反的影响，在此之前，你买入某个股票的理由，是你在绝对意义上看好它，由于绝大多数个股的走向与大盘高度相关，这也意味着你同时看好整个股市；现在这个条件的大大放松了，你只需要相对的看好某些股票，即可买入，同时卖出指数期货来做风险对冲；这样，原本对股市前景不看好或缺乏信心的投资者也可进入，这当然会增加市场的资金量，从而推高指数。

这一变化对于那些其资金受时间限制的投资者，显得更有意义；对于大盘的阶段性波动，许多投资者是通过长期持有来规避的，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和条件作数十年的长期持有，你就可以无视阶段性波动，但是许多投资者即便想这样做也没条件，他的投资是有截止期的：到某个时刻，因为孩子上学，或买车买房，或遭遇大病大灾，或养老所需，要拿出来用，这时若正好赶上低谷就倒霉了，而指数期货可以帮助他早作安排。

但投资者需要意识到，用指数期货来对冲你的投资组合，未必会降低风险，它可能只是转换了风险，让你从那些你不愿承担的风险转移到那些你愿意承担的，或者说，它让你的投资组合更忠实更纯粹的体现你对市场的看法，如果这一看法本身是高风险的，那么，该风险将在更精密的组合下被提纯。

股指期货带来的另一个或许被关注的更多的变化是，它会彻底改变做庄和操纵的方式，这一点几乎是肯定的；但会向何种方向改变，眼下还无法判断；或许新杠杆会加强某些庄家兴风作浪的动机和能力，但它也增加了对立庄家直接角力的机会，同时期货行情也会提早暴露某些做庄信息；如果指数产品足够精细，加上未来扩大甚至全面开放融资融券的可能性，会令大部分传统操纵方式归于无效。

从更广阔（因而也更遥远和渺茫）的角度看，股指期货作为一个主流衍生品，将在外围市场推动一些次级衍生品的发展；从根本上讲，任何衍生品都是你对某种关于未来的特定看法押注的手段，但是，对未来的看法通常是复杂的，比如，你看好未来两年的中国经济，可以买入沪深300期货，但如果你的看好是以“不发生通货紧缩”为前提，那就需要组合其他衍生品才能作出精确押注，比如一种以某中立机构公布的通胀率为基础的指数期货。

可以想象，当股指期货市场达到万亿级规模时，对此类外围衍生品的需求也会大量出现，理论上，若衍生品足够丰富，任何经形式化表达的观点，都可以被押注；而当这种局面逐渐浮现时，目前活跃于财经媒介中的风水师们，便会遭遇压力了：下次他们再喷着唾沫星信誓旦旦的预测未来时，人们会追问，他的预言对应着何种衍生品组合？他自己买了几份？这或许会吓跑一些风水师而留下更谨慎而负责任的评论。

不过这样的前景还很遥远，眼下，即便股指期货的套期功能，也要等交易量达到足够规模之后才能发挥作用；首先启动的将是对赌者的投机性交易，他们将完成初始的价格发现过程，并带来高流动性，这一阶段对未参与者并无影响；然后，投资者将重新评估自己的投资策略，并在新的可能性下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机构投资者更会建立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策略，此时，由于投资者行为模式发生了变化，市场形态将因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