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沙龙 《猪肉产业的政治游戏》 直到二战前，美国人吃的猪肉远远多于牛肉，更多于其他肉类，然而从上世纪初开始，猪肉地位一路下滑，到50年代被牛肉超过，70年代起，出于红肉恐惧，许多消费者又转向禽鱼肉，于是从1985年起，猪肉界发起了一场猪肉保卫战，其口号是：猪肉是另一种白肉

@海德沙龙：1985年，国会通过了猪肉复兴法案，据此农业部牵头组织了全国猪肉委员会（NPB），负责向消费者推广猪肉，次年起，它每年投入数百万美元，大力宣传“猪肉是另一种白肉”，然而诡异的是，到2011年，这一口号已经被放弃，而同时农业部官方资料也不承认猪肉是白肉，但这笔每年数百万的费用却仍在照常支付。

@海德沙龙:本文介绍了这件事情里的政治勾当，从中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美国政治的某些运作机制

@whigzhou: 养猪户联合起来，组成行会，向其缴费，委托其推进共同利益，这原本是再平常不过的商业行为，但政府一掺和，性质就变了，入会和缴费都变成了强制性的，而且行会独此一家没得选，结果当然是腐败和权力滥用，以及自由的丧失

@whigzhou: 工会和劳工法的关系也是如此，若仅仅是自愿组织，工会就没什么不好，但那些亲工会的劳工法把它变成了特权垄断组织，只要人数超过某个比例，工会与雇主的议价结果就对非工会成员也有了强制力，于是雇主和非工会成员便丧失了契约自由，同时工会也变得极端腐败

@whigzhou: 全国猪肉委员会实际上体现了联邦政府干预产业和经济的典型模式，和美联储如出一辙，就是在一个私人行会的基础上，通过专项立法将其置于行政部门控制之下，取得其决策机构成员的部分任命权，同时赋予其垄断地位，结果就变成了一个特权垄断性质的半官方组织。

@whigzhou: 此类机构在日常事务上仍是自治的，并且通常也还代表行业利益，前提是必须听政府的话，配合其政策

@whigzhou: 但是因为有了垄断地位，它所代表的行业利益基本上只是行业巨头的利益，虽然在自愿组织的行会中，主导权通常也掌握在行业巨头手里，但小厂商有退出权，可以用脚投票，而只要有竞争，就坏不到哪儿去，对小厂商的压制也很有限，但有了特权垄断，小厂商就惨了

当然，这是指“法律意义上的损害”。

从获得的反应看，不少人认为，在你楼下大音量卖唱，严重干扰了你的生活工作，造成损害的事实是明白无误的，依直觉便可知，理应得到司法救济来加以矫正。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首先，逻辑上，权利先于损害，干扰的事实仅仅表明住户的利益受到了减损，但他人的行为减损了你的利益，并不意味着他在法律上侵犯了你的权利（即法律意义上的损害），要认定损害，必须先证明你拥有排除这种行为的权利。

比如，我住的村子以前有且仅有一家饭店，后来有人又开了一家，此后，前一家店的生意减少了30%，显然，后者的开店行为，减损了前店老板的利益，那么，他是否能够主张：我的权利遭受了侵犯，应获得司法救济来加以矫正呢？

答案并非一目了然，在中世纪欧洲，此类主张通常会得到司法支持，那时候的法律一般会承认商家或行会组织在某地的长期无竞争存在能够构成垄断性权利，因而他/他们拥有排除他人在本村开饭店的权利。

后来，随着自由贸易运动的影响力不断增长，行会权利逐渐被剥夺，到今天，至少在市场经济国家，法律一般不再支持此类权利了，但也有少数例外，比如某些地方的医疗业、律师业、邮递业等等；这一过程之中，法律被改变了，既有的权利被废除了。

扯远一点，经济学家常说，自由交易在增进交易双方利益的同时，没有降低其他人的利益，因而交易总是带来帕累托改进，而帕累托改进是在主观价值论前提下唯一可被客观确认的改进。

但是，经济学家（至少科斯之前的经济学家）在这么说的时候，常常忘了一个前提：认为交易带来帕累托改进的前提是权利是明确的，而认定损害的依据是权利而非实际利益；如果脱离这一前提，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交易会带来帕累托改进。

比如，当我在两家相邻饭店门口徘徊时，两位店老板都面临着达成一次交易的机会，而当我终于踏进其中一家并坐下开始点菜时，另一家便即刻丧失了上述交易机会，也就是说，这两家饭店的任何一家，每当他招揽到一笔生意时，便减损了另一家的利益，于是按定义这笔交易便不是帕累托改进。

类似的，作为消费者，在给定供给能力时，我的每次购买行为实际上都或多或少会抬高所购商品的价格，因而减损了其他可能购买这些商品的消费者的利益，于是按定义，这些交易也不是帕累托改进；所以，帕累托效率这个概念，离开权利明确且损害以权利而定这一前提，便毫无用处。

言归正传，上述离题扯蛋说明了，利益冲突无处不在，若法律的宗旨是消除利益冲突，就只能把多人社会降解为一个个鲁滨逊孤岛，舍此无他；但法律的宗旨并不在此，相反，法官的每一次判决，在将确认一方权利的同时，总是减损另一方的利益。

其次，尽管我承认直觉与法律并非无关，但在个案中，个体的直觉常常并不能准确判断权利边界之所在，他们所处信息环境常常令他们将对当事一方所遭受之利益减损的同情，错误的转变为对其权利遭受侵犯的认定，而这种误认指向当事哪一方，与事件被陈述和传播的方式高度相关。

试想，假如你听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外地来的下岗妇女，多年来在某个社区外的街角摆摊卖早点，挣到的钱勉强能供两个孩子上学，在早点摊站稳脚跟之后，她把老公也接来摆了个修车摊了，现在全家租住在某间地下室里，突然有一天，城管来了……（此处省略3000字和20张照片）……声称附近居民投诉早点摊每日早晨人头攒动喧闹不堪致沿街居民损失睡眠时间平均长达1.5小时，现依据XXXX规定予以取缔清除……

很明显，附近居民的利益减损是显著的事实，而他们的投诉和城管的行动也有着充分的成文法支持，但我并不认为公众对此的直觉感受、评价和反应，是一目了然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