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菜

前逛郑州的一家超市，见排队买九分钱斤的白菜，知道今年又是菜农哭、媒体同情或者假装同情、一堆白菜烂在地里的一年，今天看网上的新闻，知道京冀鲁也是天下菜农是一家，都一定赔得欲哭无泪。我小的时候家里面种西瓜，瓜农只知道把瓜种下，然后等瓜熟，然后去卖，至于卖的时候什么市场，根本就完全不预测或者无从预测，这种撞大运的搞法导致一次又一次重复无异于把自己的心血白白送掉的噩梦。您博闻，不知道您对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及对策有什么看法？

1）农产品市场以生产季为周期的价格波动是古老而普遍的现象，价格理论里被描述为“蛛网模型”，原理是生产决策与供给形成之间的时间差，决策所依据的本季（或更早的）价格信号，而其影响的则是下一季的价格，凡存在这种时间差的产品都可能存在类似价格波动，但农产品的同步强季节性特征使得该现象在该产业尤为常见；

2）传统家庭/庄园的自给型农业受蛛网波动影响较小，反应也不大，而这又反过来弱化了蛛网波动的幅度，这是因为自给型农业的产出大部分自己消费或以实物形式缴纳地租，进入市场的部分比例低，因而价格波动影响小，农户主要关心前两部分（自己消费和交租）足够，生活即有保障，余粮多少能卖点钱就行，而且自给型农业的主要投入是给定量的土地和自有劳动力，农户在做每季的生产决策时，能够决定的变量只有劳动投入，而自己的劳动不投入农业也没有其他什么用处，也就是机会成本极低，因而预期低粮价不会让他少投入劳动，实际上可以认为，他们根本不做每季的生产决策，仅仅按可用的土地量和劳动力而追求尽可能大的产量而已；

3）剧烈而痛苦的蛛网波动，在传统家庭农户面向市场生产时最为普遍，这是因为：a）自给率降低了，b）现代运输条件创造了范围更大的统一市场和单一均衡价格，加剧了波动，c）家庭农户尚缺乏规避蛛网波动风险的交易手段；

4）农户对付蛛网波动风险的主要手段是与买家提前签订订购合同，提前锁定价格，这些买家通常来自：大型食品加工企业、大型批发/零售商、农产品投机商，而鼓励他们订立提前采购合同的重要前提是，存在一个农产品期货市场，假如存在这样的期货市场，即便农户找不到买家提前订购其下一季产品，也可以自己进行套期交易规避风险；

5）中国农业在这方面进展很小，主要原因是制度障碍，表现在几个方面：a）土地流通障碍使得规模化农户难以产生，与家庭农户相比，规模化在利用上述风险规避手段上，有着极大优势，b）期货市场发展受限制，c）农产品生产决策（包括产品选择）受诸多政策限制，d）农产品流通市场缺乏自由度，计划时代的粮食购销制度仍阴魂未散。

我在几篇旧文中曾对农产品和蛛网波动问题有所评论，可参考：

芯片业的蛛网模型
资本家养猪是好事
大蒜疯狂并非市场操纵的结果
自由市场是粮食安全的最佳保障

另外，该话题也是《自私的皮球》第二章的重点，我在该章导言和各篇后记里从多个角度谈论了它。

资本家养猪是好事
辉格
2008年8月21日

近来，所谓“外资养猪”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先是传出高盛收购国内多家养猪场，其后饲料企业艾格非（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大举进入养猪业，近日又纷传南京等地多家房地产商也投身养猪业。有人惊呼外资正大肆圈猪，要控制肉价，抢夺暴利，据说“农业部从黑龙江至广东省，逐步南下调研‘外资在中国农牧业的发展现状’”也与此有关。正如针对外资的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阴谋论一样，“外资圈猪抢钱说”虽听起来激动人心，实则荒诞无稽。实际上，来自养殖业以外的内外资本的大规模进入，将为国内养殖业的繁荣成熟和产业升级提供宝贵的动力，大有好处。

资本进入养猪业，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看到行业投资回报和前景不错，在其他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为资本寻找出路或避风港，地产商养猪即属此类；二是上游饲料业和下游肉制品业在价格动荡的形势下，通过投资养殖业来稳定供应和销售渠道，并规避价格风险，新希望、双汇、甚至五芳斋都有自己的养猪场，因此艾格非进入养猪业并不令人惊奇；三是借助资本力量进行产业整合与优化，通过规模化效益和企业价值提升来获取投资收益，德意志银行投资上海宏博便很可能有此意图。相比之下，高盛的策略则更为复杂，看上去包含了上述所有三个方面的考虑。此前，高盛已间接收购了双汇集团，后又成为雨润食品大股东，如今投资养猪业，既可能看好该行业盈利前景，也可能为了对冲食品业的价格波动风险，更可能通过其影响力和雄厚资本进行产业整合。

国内的肉畜养殖业，正处于从传统的农户分散养殖向规模化养殖的变迁过程之中。小规模分散养殖的问题在于，受制于高昂的议价、签约和执行成本，单一农户很少能与上下游（饲料供应商和生猪收购者）进行事先议价和签约，而只能依据事后的价格信号来做决策，这就难以避免传统养殖业中常见的蛛网式价格波动：每次短缺造成价格上涨都会刺激养殖户大量增产，导致下一年的过剩和跌价，于是养殖户又减产并导致第三年的短缺和涨价，如此往复循环，养殖户和经销商都不堪其扰。

成熟的市场会发展出各种方法来摆脱蛛网波动：养殖者可与批发商事先签订收购合约，但散户往往缺乏谈判能力，也难以负担交易成本，因而规模化养殖会得到鼓励；其次，与钢铁企业投资铁矿一样，通过上下游整合或参股也可以规避价格风险；最后，期货市场可为养殖者、经销商和肉制品商提高价格避险手段，据报道，大连商品交易所已经完成生猪期货合约和交割标准设计工作，可望于不久的将来推出生猪期货交易。

国内外资本的进入，将推动养殖市场的上述发展，生猪生产的规模化和标准化将提升产业水平，也将稳定生猪价格，而稳定且可预期的价格将保护养殖户的投资、增强其持续投入的信心。随着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未来分散的养殖农户将逐渐消失，而对肉类的需求将迅速增长，一个规模化和现代化的养殖业将是不可或缺的，这一过程必定需要大量外部资金的投入，国际资本对国内养殖业的兴趣显然是基于对这一形势的认识，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阴谋论式的担忧完全没有必要。

据华尔街日报4日报道，美国最大的内存芯片生产商美光科技和台湾第二大芯片生产商南亚科技最近签署了组建合资企业和技术研发合作的协议。此前，索尼和全球第三大内存芯片制造商奇梦达于去年10月组建合资企业，设计消费电子产品和图形用内存芯片。再前，南亚科技与奇梦达于03年组建了内存芯片生产合资企业华亚科技。这一系列举措，被解读为“芯片制造商肩上所承受的压力正迫使它们寻求合作伙伴”，而所谓“压力”在近期表现为“在过去一年中，DRAM芯片的价格下跌了近80%”。

确实，存储芯片产业素来以其价格波动剧烈而闻名，芯片价格在数周之内涨跌二三十个百分点是常有的事，这种周期性波动也反映在诸如三星和奇梦达这些存储芯片生产商们经营业绩的巨幅波动上。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与存储芯片需求的稳定增长是不相称的，原因在于芯片生产的投资到形成产能进而增加供给的时间延迟。经济学家用“蛛网模型”来描述这种因价格信号对供给的引导作用被时间差所扭曲而导致的周期性价格波动。

我们知道，价格信号作为“看不见的手”，起着协调供需的作用。若不考虑时延，当价格高出边际成本时，生产者感觉有利可图，便增加产量直到价格因供给增加而下降至边际成本，但如果从作出增加产量的决定到产量实际增加之间有一段较长的间隔，在此期间价格将不会因供给增加而下降，那么这一持续的高价格将在间隔期内吸引过多的生产者作出增产决定，这样，当这些增产决定在间隔期过后所形成的过多供给将把价格压至远低于生产者们当初所预期的水平；接着，过低的价格又促使生产者作出减产决定，该决定的生效同样可能存在延迟并导致类似的信号误导，于是价格便反复震荡，在曲线图上形成蛛网形状。

当然，市场不会像教科书描述的那种单纯方式运行，那些把蛛网模型当作又一个“市场失灵”的说法，显得十分书呆子气，就像拿着地图找不到目的地就说路修错了一样。正如人有学习能力，市场也会演化，市场参与者会接受教训并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也会通过交换信息、协议、合作、联合，发展出更复杂的交易方式和商业组织，来克服价格信号延迟所带来的障碍。

最简单的办法是抢先宣布增产决定，这个方法适用于那些只有少数生产商的行业，如果抢先宣布者拥有领先地位，并且其信誉、能力和决心得到认可，那么他们的宣布将让其他生产者望而却步，即使当时的价格很有诱惑力。

第二个办法是组建卡特尔，比如石油行业的欧佩克，根据对预期价格变动协商决定增减产数量，并在成员内按约定比例分配。此种方法适用的生产者数量较第一种多，但也需要有一两个巨头来牵头组织，因为巨头可以用宣布单方面增产的威胁来强制较小的生产者接受并遵守协议。

第三种方法是与需求方订立远期供货合约，来规避信息滞后所带来的风险，该方法常常和卡特尔搭配使用，每年一次的国际铁矿石议价即属此类。与前两种方法相反，这种方法适用于行业内需求方数量较少的情况，而供给方可少可多。比如，奶制品企业与饲养奶牛的农户签订整年的固定价供奶合约，酒厂和葡萄种植者签订收购合约等。该方法实际上通过让需方筛选，事先排除了部分供应商在未来增加供给的可能性，从而保护了那些获得合约的生产者。

在那些供需双方数量都多得难以进行提前议价的行业，人们发明了期货市场，这是第四种方法，期货交易中间商设计了标准远期合约，为供需双方提供规避风险的手段，大宗农产品常常使用该方法。与方法三不同，期货市场没有减少风险，而是把它从那些试图规避风险的市场参与者那里转移到了愿意利用风险来牟利的期货炒家那里。

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芯片产业，尤其是存储芯片产业，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生产者们似乎没能有效的利用上述多种方法让自己摆脱价格和收益剧烈震荡的命运。在我看来，原因有这样几个。首先，存储芯片虽然基于工业标准因而具有较大可替代性，但需求者对品牌的关注使其远不如大宗物资那样有很好的无差别性，而产品无差别性是标准期货合约和期货市场的基础。

其次，存储芯片本身和以其为配件的电子产品的技术升级换代都非常快，而且换代周期难以预料，对于必须不断推出新产品的下游厂商来说，远期供货合约过于束缚手脚，即使要签也只能以较短的周期，比如按月或按季度签订，而这一周期与一条芯片流水线的建设周期相比太短了，难以纠正价格信号延迟所带来的供给扭曲。

第三，由于技术换代太快，无法组建卡特尔，因为根据组织学规律，任何组织从建立到成熟，至少需要三次程序性验证，在此期间各方展示实力，相互摸底试探，争夺妥协，最后规则、秩序和地位分配得以确立，组织才算成熟，而芯片行业的每次技术换代都伴随着行业地位重新洗牌，各方都希望在新的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这种局面下卡特尔是不可能建立的。

第四，同样因为技术换代太快，每条新流水线的建设都会比前一条采用更多的新技术、新工艺，这会让后来者有理由认为自己比抢先增产者更有优势，也使得抢先增产的宣布和威胁都难以阻止后来者。况且，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战场上，谁也不愿意掉队，忍气吞声通常意味着灭亡，即使是弱小者也会拼死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