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欧盟对英国不算坏事
辉格
2012年11月27日

上周，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以失败告终，未能就下一个七年期预算方案达成协议，由于卡梅隆事先已高调宣布将否决大幅扩大预算的提案，而法德等国也强硬坚持原有立场，这一结果并不出乎人们预料，舆论焦点也已转向英国会不会退出欧盟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最新民调显示赞成退出欧盟的英国人已超过半数，政客们正在悄悄改变论调以适应新形势，工商界也开始认真考虑退出可能带给他们的影响了。

尽管民众对欧盟的热情始终不高，但英国政界却很少会将退出欧盟列为可选项，对于自由派，普世主义和欧洲价值观让他们天然的亲欧洲，而对保守派，虽然价值观上对欧洲持怀疑态度，但他们的亲商业政策却不得不让他们考虑工商界的要求，而商界的主流意见是，留在欧盟对英国非常重要，上周，英国工业联合会（CBI）总干事呼吁商界人士对此发出自己的声音，避免英国退盟。

但其实并没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英国有必要留在欧盟，工商界最大的担忧——英国将因此而失去欧洲共同市场——是多余的，因为脱离欧盟的英国可以像挪威、瑞士、冰岛和列支敦士登一样，通过欧洲自由贸易协会（EFTA）而进入欧洲经济区（EEA），从而享受其商品、人员和要素流通自由，没有迹象表明EFTA成员在享受上述自由方面比欧盟成员国有何不利。

实际上，欧洲共同市场存在许多条边界，对应着不同的机会和责任，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两条：欧元和申根协定，英国都不在其内，而退出欧盟这条边界，无损于进入共同市场的机会，却可以让英国免除许多欧盟加于成员国的法律责任和财政负担，毕竟，未加入欧元区的事实，也并未妨碍伦敦成为欧元区的金融中心。

过去几十年，欧盟在推动区域自由贸易和要素流动，引导东欧顺利完成过渡等方面，曾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但现在这些红利已经耗尽，并正在转向负面，近年来它在市场管制和福利政策方面表现的越来越严厉和凶恶，布鲁塞尔的官僚化和集权化倾向也在不断加深，这次债务危机更将强化其财政和政治上的集权。

同时，欧盟的预算开支也已变得十分庞大，按这次的长期方案，将从上一个七年期的年均1200亿欧元膨胀到1700亿，其中英国的份额将从170亿增至200亿，相当于每个中产纳税者近千欧元的负担，这已经不是一笔可以忽略的开销了；而且荒谬的是，欧盟开支中的90%以上属于政策性补贴和资助，而不是用于维持共同市场运转的制度性开支，与推动市场自由的宗旨背道而驰，况且英国在这一再分配游戏中的得益是负的。

考虑到老欧洲深厚的社会主义传统，上述趋势不大会逆转，所以除非英国甘愿被欧盟日益繁琐的压制性法规捆住手脚，并承受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退盟是迟早的事，早点退或许代价更小一些。

有调查显示，工商界留恋欧盟的更多是大企业，这不难理解，大企业历来更能适应大政府的管制和干预，甚至从中渔利，因为他们拥有更强大的公关和游说能力，更有机会影响政策，他们的法律部门也拥有更多经验去应付繁杂的管制法规，另外，他们也更有机会参与由政府主导的大型公共项目和获得公共预算的资助，然而，出于这些动机而支持一个正在走向大政府的欧盟，既是短视的，也是不道德的。

不过，赞成英国应留在欧盟的另一个理由或许可以成立，留在欧盟集体决策机制内，可以更有效的影响和牵制它，避免它走向英国人更不希望看到的状态，但前提是这种牵制必须真的有效，而这次长期预算不失为验证这一点的良机，假如卡梅隆最终无法说服更多成员国在此关键时刻站到自己一边，共同抵制欧盟预算的大幅膨胀，扭转欧盟滑向干预主义大政府的趋势，那就表明为这一虚幻目标而承受的高昂代价是不值得的，不如另辟蹊径，撇开老欧洲，与北欧和东欧国家发展另一个更倾向自由市场的新联盟。

英国大选的竞选活动已进入尾声，在临近投票的最后几天，民意领先的保守党虽略微扩大了优势，却还远不能确保获得绝对多数；工党的疲弱表现和自由民主党的异军突起，使得英国人有很大的可能在时隔36年后再次面对一个没有多数党的悬空国会。

由于英国缺乏联合执政的政治传统，而现有政党之间也从未尝试建立实现联合执政所需的谈判、妥协和分赃机制，因而国会悬空的后果很难预料，很可能意味着短期内再次大选，就像1974年那样，而那次悬空只是因为双方优势过于接近，并没第三党捣乱；对目前这一不确定前景的担忧，连同正在蔓延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显著影响了金融市场近日的表现。

相对于比例代表制，英国所实行的单数选区制通常会导致少数大党轮流执政的格局，但与同样实行单数选区制的美国相比，英国的两党格局并不稳固，它更利于小党派的生存；这是因为第三党或小党在总统制下更难生存，而在议会制中虽没有执政机会，却常能在议会占据一片小天地，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英国国会长期以来都是2+N的格局。

这些小党在太平年代少有作为，可一旦政治格局出现动荡——比如某个大党内斗乃至分裂——他们就有机会参与派系重组，发展壮大乃至进入主流；过去三十年中，两大政党都经历了惨痛的选举失败和长期痛苦迷茫的在野历史，也都经历了从冷战结束、全球化、欧盟成长到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等规模空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变迁，因而党内也都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和重组。

自由民主党的国会席位从其最初十年的20席左右，稳步增长到了目前的62席，它的壮大崛起，既是上述政治力量分化重组的产物，也是这一过程尚未结束的证据；或许还需要一两次分化组合，才能重回两党格局，或者英国选民将长期接受双反对党格局，或者在一次成功的联合执政之后，选举制被朝向比例代表制修改，那样的话，政治格局将被永远的改变。

70年代，冷战、北爱问题、通胀和连绵不断的罢工，把英国拖入了混乱的泥沼，俨然成为一个失败国家的典型，撒切尔的新右派政纲适时抓住了对混乱已厌倦透顶的英国民众的心；然而撒切尔在任期之初非常艰难，改革带来的痛苦召来了广泛抱怨，幸运的是，福克兰战争和她在战争中的坚强表现挽救了她，让她赢得了第二个任期，而那时，改革的成果已开始显现。

撒切尔的幸运和成就严重打击了工党，首先，工会的顽固和撒切尔的强硬让劳资纠纷陷入僵局，加上贸易开放和全球化进程，使英国制造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结果，工人阶级急剧萎缩，工党失去了其传统选民基础；其次，冷战结束和柏林墙倒塌，使得工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而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用它巨大的成果赢得了人心。

在经历了一次重大分裂（这次分裂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后者后来与自由党合并成为现在的自由民主党）和多次选举失败之后，工党痛定思痛，在布莱尔的带领下把自己彻底改造成了一个中间派政党，而布莱尔本人的政治立场甚至比中间还要偏右；面貌焕然的新工党，利用选民对梅杰政府在92年英镑危机中糟糕表现的痛恨，以极大优势赢得了97年大选。

和克林顿的民主党一样，新工党延续了自由化改革，并享用了与之相伴随的全球化和创新浪潮的成果，由此赢得了工党史上最长的执政期；这下，该轮到保守党痛苦、反思和震荡了；十几年中，在更换了四位领导人，在与欧盟关系、地方自治和宪法改革问题上导致多次内部分裂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稳定的自我定位和一个赢得众望的领导层。

如今，保守党的最大麻烦在于，右派政纲中对选民最具吸引力、因其成功而曾为它带来声誉的部分——减税、自由贸易、私有化、去管制化、亲美外交——，多半已被新工党偷走了，现在它很难再拿出过硬的理由说服选民：要得到这些好处就得选我们；保守党对此的反应也很有意思：让我们也去偷他们的。

卡梅隆学小布什自称“有同情心的保守派”，而且在福利和环保政策上向左走得更远；不过从早期言行看，这些向中间靠拢的姿态仅仅是策略性的，曾以撒切尔继承者自诩的卡梅隆，在骨子里仍是个纯正的右翼保守派，尽管表面上更圆滑和蔼一些；如果他能获得安全的国会多数，不排除会高调重启撒切尔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甚至如他曾暗示的那样拿NHS和公立学校开刀，为医疗和教育系统引入某种市场化竞争机制。

作为上述动荡过程的产物和受益者，自由民主党有着清新的形象、清白的背景和一个富有魅力的领导人，但它也有着先天的不足：党内整合度太低；20年前自由党与社民党合并以来，两党旧部在经济政策上的显著对立始终未曾弥合，现任党魁所代表的自由市场派和干预主义者的政策取向截然相反，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亲欧盟取向和社会政策上的进步主义，还有对两个老大党尤其是工党的怨恨；这样的联合基础是脆弱的，可共患难而难共荣华，一旦获得独立或联合执政的机会，很可能迅速分裂。

更不幸的是，他们生不逢时，如果眼下的竞选格局发生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奥巴马上台之前，他们或许很有希望，可现在，由伊拉克战争引发的对保守派的普遍怨气已经释放了，而希腊债务危机的蔓延，使得他们的亲欧盟和亲欧元立场很不受欢迎，而他们打算疏远的美国，却正由一个与他们同道的进步派偶像当政，同时，原本可为他们赢分的环保倾向，也已因哥本哈根的失败和暖化派的丑闻而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