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就一份拟议中允许乘客在商业航班上使用手机的提案征询公众意见，很快收到了四百多份意见函，几乎异口同声的对提议表达了反对意见，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些反对者所提出的理由，绝大多数是嫌打电话的声音太吵，而不是担心手机会影响飞行安全。

有关飞机上使用通信设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的争议，从手机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持续，相关研究也做了很多，不过，我在这里想关注的倒是另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或许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清管制当局是如何行事的，而公众对管制政策的态度又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和通常认为的不一样，FCC禁止乘客在飞机上使用手机的正式理由并不是安全隐患，而是担心高空飞行中的手机会扰乱地面基站的工作，所以该禁令也适用于气球，尽管气球上未必有什么可以被干扰的电子设备；实际上，FCC大概也只能使用这样的理由，因为航空安全毕竟不归它管。

可是，真正管航空安全的联邦航空管理局（FAA）从未禁止在飞机上使用任何电子设备，只是说航空公司要确保这些设备不会干扰飞机的导航与通讯系统；这样问题就来了：既然禁用手机不是出于安全考虑，而且即便有这样的考虑也不是FCC颁布禁令的理由，那么FCC何必要为解除禁令而征询乘客意见？从乘客那里听到什么才会让它撤回解除禁令的提案？

显然不是乘客对电话喧闹的担忧和抱怨，因为帮助乘客避免喧闹无疑不是FCC的职责，也不是任何管制部门禁止飞机上用手机的理由；看起来更合理的解释是：FCC当初下达禁令确实是出于安全担忧，以干扰基站为借口只是在掩饰其越权管辖的事实，而二十多年来的大量研究并未找到安全隐患的证据，FCC也觉得维持禁令已没有必要，但它又不想为自己必须做的决策——无论是维持还是解除禁令——承担政治责任，于是就用征询公众意见的方式推卸责任。

再看公众方面，那些给FCC写信的人，恐怕不至于认为，FCC当初下达禁令是为了防止飞机上的喧闹，可是他们却仍然异口同声的以此为由要求FCC维持禁令，假如这些人具有代表性，那就意味着：人们会仅仅因为某项政策看起来符合他们的偏好而支持它，而不管该政策是否合理或正当。

而且，正如我们在其他政策议题中所见到的，他们在这么做时，常常会混淆几个十分不同的问题：某种行为是否讨厌？是否需要加以限制？这种限制是否有必要以政府禁令的方式实行？这样的禁令在道德上是否正当？当这些问题以恰当的方式提出时，人们的反应会更讲道理一些，但政策鼓吹者们却往往故意将它们混淆以便夹带私货。

长途旅行中，周围充斥电话噪音，或许是件讨厌的事情，但限制打电话也会带来许多不便，甚至耽误一些紧急要事，两相权衡，究竟该不该限制，并非那么一目了然，比如同样是长途旅行的火车和大巴上，好像就没多少人主张要限制打电话。

即便一项行为需要加以限制，也未必要诉诸禁令和法规，实际上，许多像图书馆、电影院、高级餐厅这样需要安静的场所，依靠习俗、羞愧感和众人的鄙视目光，或许再加上一些文字提示，通常都可以将喧闹控制在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

即便习俗和道德未能有效的限制这种讨厌行为，而必须明文规定，这种规定也未必需要政府和司法机构来制订，而完全可以由场所的主人制订，而飞机恰恰有着的明确主人：航空公司，假如多数乘客果真希望在飞机上打电话的行为受到限制，那就可以相信，至少会有一部分航空公司会努力满足这种普遍需求，并以自己有能力确保旅途安静为卖点招揽乘客，如此一来，该不该限制打电话，便是一个可以由消费者用钞票投票解决的问题。

公众对特定现象的厌恶，总是被利用来为种种管制禁令提供所谓“民意基础”，殊不知，每条禁令都在剥夺着他们的自由，而原本，通过服务商与消费者双方的自愿选择，他们完全可以在保有自由的同时，避免或至少躲开他们所讨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