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上的重组将是未来十年美国经济的一大景象，一些城市的治安状况正在向70年代水平回归，税基逃离，财政破产，将随之而来，

而且，在一段区间内，这一趋势非但不会被纠正，还会得到强化，因为部分人的逃离，只会提高当前台上政客的得票率，

美国历史上，类似的空间重组已发生过多次，原因各不相同，西进运动，水运向铁路的转变削弱了大河沿岸的优势，汽车导致的郊区化，州际公路网带来的分散化效果，空调普及成就了阳光地带，航空枢纽的影响，铁锈带的形成……

美国的制度条件对空间重组所施加的阻力最小，所以美国城市兴衰起落的幅度之大也是罕见的，这也是分权模式下制度竞争的价值所在，

有趣的是，本轮重组的首批受益者，恐怕会是那些黑人比例最低的城市，那里的警察至少还是会被允许执法的，

@加美少女:没这么严重，城市就跟人一样，活不下去的时候它自然会想办法求生的，底特律这两年不也缓过劲了么

@whigzhou: 改弦更张一般发生在死透之后，底特律人口从峰值跌了2/3，不算严重吗？2013年破产后是有了点起色，但人口还在下降，2019年比2010年又少了6%

在中期选举之前，看来已没有什么能阻挡奥巴马的经济政策了，国会顺利通过了动用260亿联邦资金援助各州政府的法案；这不仅是联邦预算的约束防堤彻底溃决之后的又一次开支泛滥，更是对联邦政府又一条行为底线的恣意践越。

尽管共和党议员一致抵制，但这次不像医保和金融法案，对于这样一次通常会引起高度警惕的历史性突破，反对派的抵抗甚至没有引起什么争论，在媒体和学界也鲜有评论；从投票结果看，民主党蓝狗们显然也将党派立场置于其财政保守原则之上，没有表现出任何约束力。

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州陷入了财务困境，其中严重如加州者，已其行政和公共服务系统已陷入部分瘫痪状态，许多部门关门停业、裁员或靠打白条勉强维持；陷入困境的原因听起来很老调，在经济繁荣期，这些州政府税收丰厚，于是大肆扩张公共部门，不仅把增加的收入花个干净，还利用繁荣期宽松的信贷条件大发债券，等衰退到来，税入骤减，银行信贷紧缩，无以为继了。

加上州级财政的税源更多的建立在一些波动性较大的基础上，受景气影响很大，更恶化了它们在衰退期的处境；同时，州政府在美国联邦体系中的角色，又使得它在处理财政危机时面临诸多掣肘；首先，它是个无限责任的主权实体，而不像城市和地方政府那样，是有限责任实体，因而无法通过破产清算或债务重组来摆脱困境；其次，它与联邦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这意味着它既不对联邦负财政责任，也无权要求联邦的财政支持，但与主权国家不同的是，它不能发行货币，不能要求美联储购买它的债券。

最后，由于企业跨州搬迁远比跨国搬迁更容易、成本更低，因而州政府比联邦更不敢加税，换句话说，州政府受各州间制度竞争的约束，而联邦政府只在国际上面临类似竞争，后者的强度显然低得多，税负比美国低的国家不少，可要么市场规模太小，要么法治和营商环境太差，近年来欧美对离岸中心和避税天堂的联手打击，使这一制度竞争压力更趋削弱。

加诸州政府头上的这些约束，迫使它们财政自律，否则很快会遭受严酷惩罚，正如现在的加州；然而奥巴马的260亿援助法案，却给这个约束机制打开了一个后门，树立了糟糕的先例，一旦联邦援助成为可预期的最后保障，今后各州便更可能放松财政自律。

更危险的是，这一做法将削弱各州的财政独立性，从而最终动摇联邦制这一美国宪政的一大基石；由于国会的首要职责便是检查纳税人的每一分钱是否花得值得，所以，一旦联邦需要开始为填补各州财务漏洞的可能性而担忧，国会必将干预各州的财政支出结构和去向。

实际上不久前，州财政独立已经从另一个方向遭受了打击：医保改革是国会的法案，各州事先既未参与讨论事后也未授权和批准，但该法案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很大部分却将由各州负担，所以当时法案通过后几分钟，13个州检察长立即发起违宪诉讼；国会立法将一种社会福利义务和相应的财政负担直接加在州政府头上，这确实违背了美国联邦制的分权传统。

报道此事的媒体普遍认为，该补贴法案是奥巴马在中期选举前收买选票的一个大号猪油桶，不过收买的效果是令人怀疑的，补贴的直接受益者——公务员、公立学校教师和他们的工会组织，原本就是民主党的票仓，收买的边际收益不会很高，而代价却很显著，它直接自证了共和党和草根茶党对对奥巴马和在任民主党议员缺乏财政自律、放纵赤字政策的批评。

如果赤字和税负果真如奥巴马所承诺的，带来了复苏和就业，选民或许不会计较这些代价，但实际上没有，景气依然低迷，失业率依然高企；年初一度令人振奋的复苏苗头，如今看来已是昙花一现，美联储停止退出进程的决定，表明他们也已确认这一点；虽然还看不到第二轮危机的迹象，但持续多年低迷的前景却越来越清晰了。

人们对州财政援助案所表现出的不详的安静，究竟意味着他们已坦然接受奥巴马干预主义给美国制度传统所带来的巨大改变？还是他们宁愿默默等待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懒得多费口舌？我们无从知晓，这一秘密会一直埋藏在沉默多数的肚子里，我们只能静待三个月后答案揭晓。

尽管争议不小，尽管很不情愿，德国议会还是高票批准了欧元区救助计划；议员们恐怕也都清楚，这事儿不是闹着玩儿的，先稳住了再说，是非曲直利害得失以后可以慢慢说；未来几个季度中，欧猪们甚至更多欧元国家的债务问题，将继续困扰这些国家，并给市场带来阵阵骚动，但关于欧元体系整体崩解的担忧，已经可以解除了。

不过，由本次危机所引出的另一个话题，仍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思考，那就是欧盟的前景：这个组织，是否将继续成为推动欧洲各国变革、发展和创造的发动机？

过去几十年，欧盟的成就可谓前所未有的辉煌：在大半个欧洲拆除了贸易、投资和要素流动的壁垒，通过一体化改革大幅降低了成员国的制度成本，也降低了企业与投资者所需面对的规则复杂性，在柏林墙倒塌后成功接管了东欧，帮助后者完成了转型和重建；在此过程中，它也向全世界演示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基于和平合作的大规模制度演进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然而近些年来，欧盟在内部拆除壁垒和降低制度成本所带来推动力，已释放殆尽，与此同时，一体化的许多负面效果却日益显现：人们曾经期待，东欧在重获自由之后，迎来一个投资、创新和增长的浪潮，也曾以为，东欧人民在饱受国家之害后，会更信赖个人和市场，可事实却证明，蜜月是短暂的，他们在摆脱计划经济之后，却又迅速投入了福利主义的怀抱，而这正是他们向所谓欧洲价值和欧洲标准看齐的结果。

一体化过程虽简化和统一了各国的管制标准，却没有减少和放松管制，实际上，欧盟扩大的过程，把老欧洲大国的高税收、高福利、高管制传统全欧化了，这严重制约了市场开放本应带来的创新活力；结果是，单一市场扩张的过程，几乎等同于西欧老牌大企业占领全欧的过程，因为这些企业最能适应老欧洲的经济和政治生态，懂得如何在那套管制标准下生存，而人们原本期待的创业浪潮和小企业繁荣，却几乎看不到。

更糟糕的是，随着统一大业即将完成，布鲁塞尔的官僚机构也日益强大和自信，负责经济干预政策的专员职位一个接一个设立；其中尤以“竞争专员”（通常称为反垄断专员）表现活跃，近年来多宗针对美国企业的反垄断案俨然是在欧盟周围树立起新的壁垒。

欧盟的反垄断政策，虽模仿自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杀伤力却比后者大得多，在美国，司法部只能进行反垄断调查，案子最终要在法院定夺，而欧盟专员却可以直接决定动辄数亿欧元的罚款，完全缺乏申诉、质证和辩论的司法程序；类似的，借助环保、性别歧视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干预政策，欧盟正在其内部和外部树立起日益坚硬而高大的壁垒。

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主权债务危机暴发以来，对金融企业强化管制和干预的呼声更不绝于耳，看来也注定将成为事实；尤其危险的是，金融危机仿佛给欧洲历来敌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知识分子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们宣称美国模式已经破产，重回欧洲道路才是希望所在，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同为金融危机所害，美国企业表现了更强的生存能力和继续创新的活力，最终带领美国经济更早开始复苏，而欧洲却至今仍深陷泥潭，看不到复苏的希望，压根没有资格幸灾乐祸。

欧盟的发展，是一个从松散的合作组织逐渐走向联邦的过程，联邦制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组织结构，是不错的政体选择，它既保留了地方自治和制度竞争的空间，也享受了单一市场的好处；地方自治是自由的一大基石，地方性政权通常较少压制性，尤其是在它无法控制其边界时，正因为地方政府的强制和暴虐是容易逃离的，所以它们通常会变得比较温和，而人民用脚投票更会在它们之间造成制度竞争。

但是地方和小国政府也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特别是当商人和投资者已在当地投入大量无法搬走的资产之后；理想的情况是，在各地方之上有一个机构来压制这种机会主义，那就是联邦和它的宪法；所以，联邦制的精髓在于，通过提供一个宪法裁判和执行机构，来防止地方政府对其人民采取机会主义的剥夺和侵害行为，而同时，地方保有其充分的权力来对抗联邦本身成为一个剥夺和侵犯者的可能；简言之，好的联邦随宪法而成长，且只为宪法而存在。

然而，在欧盟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却看不到这样一条主线，尽管在一些条约和入盟标准中规定了一组基本权利，但并没有一个宪法裁决和执行机制正在逐渐浮现的迹象；欧盟的发展更多且越来越多的是一个主权政府之间的政治互动过程，而不是一个法律演进过程，这实际上也是大陆法传统的表现，该传统将法律视为主权意志的表达和理性设计的结果，而不是自发秩序的生长、发现和移植过程。

所以，我们已经和即将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制定法从议会和首脑会议中涌出，从各个侧面对欧洲人的生活和生产加以规制，以此推行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心目中的欧洲价值，统一市场也随之而逐渐失去活力，这不是一个好的联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