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时而会有一些人士呼吁央行发行500或1000元的大面额纸币，比如经济学家茅于轼就长期坚持这项建议，最近，这一呼声又在舆论中出现，并且得到了政协委员的提案支持，宗立成委员为此提出了三条理由：便于携带、节约流通环节的时间、节约纸张；不过，与去年一月马德伦副行长一样，胡晓炼副行长在日前的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声明近期不会发行大面额纸币。

这一选择是明智的，目前的情况下，确实没有什么靠得住的理由发行更大面额的纸币；有人说，自从1988年发行百元纸币以来，收入和物价都已上涨了很多倍，纸币面额应顺应这一变化；可是，这种说法忽略了两点：首先，当初发行百元纸币时，并不仅仅是要适应当时的支付需要，它已经考虑了未来的需要，很可能，百元币在起初的使用频率是不经济的，如今的频率才合适。

其次，在1988年，我们的支付手段还非常单一，很少有人拥有银行卡，也很少有商家接受它，更没有网络支付，而现在，我们有了纸币之外的大量替代手段，特别是对于大额支付，这些新型手段远比纸钞更方便也更安全；所以，纸币的最大面额，无须与收入和物价水平同步，只须与现实中频繁发生的交易的支付规模同步即可，因而在特定技术条件下何种面额是恰当的，需要由经验来回答。

然而各国的经验却显示，我们不需要500或1000这么大面额的纸钞，相反，经验表明，目前支付技术条件下，约当于人均GDP千分之二的最大面额已足敷使用，而超出人均GDP千分之十的面额则是大而无当的，在各大主要货币中，只有欧元有500元大钞，美元和英镑都只有百元钞，日元最大面额一万，近似于百元美钞。

一个更有启发意义的例子是港元，按上述GDP标准，港币的最大面额500元就够了，实际上，港元早就有了千元大钞，可是，有大量证据显示，千元港钞的发行是个很大的失败；和所有大面额纸币一样，千元港钞从诞生之初起，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伪造，面额越大，伪造的收益率便越高，而纸币克服伪造问题的终极手段是规模优势，用巨大的规模一方面摊薄自己的印制成本，一方面稀释伪币，使得实际流通中的伪钞比例降低到普通交易者能够接受的程度。

所以，当纸币因面额过大而缺少足够的流通量因而无法将伪钞稀释到足够低水平时，它就会丧失交易者的信任，而同时增加了自己的单位印制成本，从而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最终失败退出流通；实际上，过去十几年千元港钞正是处于这种尴尬境地，许多市民和商家都拒绝接受它，大部分柜员机也不提供千元钞，其发行量始终处于低水平并有萎缩趋势，发钞行也逐步在用500元钞取代它。

除了伪造，大额纸币的另一个问题是找零困难，试想，为了达到与以往同样的找零满足率，比如至少能应付连续三笔最大钞支付，商家需要在钱柜里至少保留20多张百元钞，而以前则只需要保留百元以下的零钞，这样一来，便大幅增加了社会的现钞持有量；同时，大额纸币的出现相当于扩大了每个钱包的容量，降低了携带单位纸币的成本，这同样会增加社会总现钞量。

而过度的现钞持有和流通是不应被鼓励的，现钞面额和现钞量的增长，激励了伪造和偷窃，加重了找零负担，也增加了纸币灭失和污损的风险与争议，从发钞者的角度看，帮助使用者避免这些风险，同时确保所发行纸币的信誉，是值得赞赏的，即便这会让一些人继续忍受偶尔才有的大额携带与支付上的不便，也无可厚非。

况且，这些不便会引导人们更多的去使用更安全便利的支付手段，并进而迫使商家更广泛的提供这些手段；可喜的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大批商家已经对这样的需求做出了反应，倒是那些对市场需求向来反应迟钝的国企和政府机构，已成为制造这些不便的主要来源，比如国营加油站迟迟不接受银行卡支付，尽管如今的油价已让每次加油的支付额高达三四百甚至过千，还有各种公共事业、行政收费和罚款，也很少有支持现钞以外支付手段的，即便有，也常常因限于指定银行而带来比现钞更大的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