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APEC高峰会即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在东道国俄罗斯为会议安排的几个议题中，包括了粮食安全这个老话题；近几年受多国生物燃料政策和一些地区自然灾害影响，国际粮食价格波动较大，像乌克兰这样的传统粮食出口大国，时而还采取一些愚蠢的出口管制措施，这些似乎构成俄罗斯提出这个话题的背景。

粮食市场的另一大背景因素，是新兴国家的农业转型和国际化，扩大了国际市场的规模和单一化程度，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超级人口大国，正在迅速卷入国际粮食市场，这一过程还要十几二十年才能完成，而且紧接着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也必将亦步亦趋重复这个过程。

相比传统本地化农业和分割市场，这种单一化和同步化的趋势有加剧波动的倾向，因为传统市场中，价格信号传导较慢，且处处受交通、交易费用和制度等等壁垒的阻碍，而且家庭农户的资源配置对价格信号的反应也较为迟缓。

不过，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形成，同时也增强了生产和消费者对价格波动的适应能力；因为大型市场能够发展出更多形式更灵活的合约结构和金融工具，帮助生产者提前锁定价格、控制和转移风险，将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从农户转移到合约收购商、具备风险抵御能力的大型下游厂商、以及愿意承担风险的投机者那里。

这样，尽管二级市场粮价波动有时会很剧烈，但一个更丰厚灵活的中间市场将更有能力吸收这一波动，最终消费者所面临的制成食品会有一个相对平稳的价格；消费者对价格波动的抵御能力，更多的将建立在消费选择的多样化之上，与传统市场相比，今天消费者可选的食品种类已极大扩展了。

对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价格普遍上涨，选择多样化当然也无济于事，但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抵御粮食生产的特性所造成的价格波动，比如农产品市场最常见的以两个生产季为周期的蛛网式波动：今年猪肉价高好卖，明年多养猪，结果价格大跌，赔本，杀母猪……如此循环往复。

无论是蛛网波动还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波动，都是品种独立的，猪肉和鸡肉不会同步波动，这样，消费者便可以在猪肉涨价的年份多吃鸡肉，实际上，平时留心菜价的人都会发现，无论肉类、蔬菜还是水果，每年都会有几个品种价格奇低，只须将食谱配置稍稍向它们倾斜一下，便可在价格波动形势下维持消费水平而不突破预算。

肯定有人会说，消费习惯很难改变，对于爱吃猪肉的人，猪肉是“刚性需求”，这种所谓刚性需求，不如说是对价格不敏感，明明存在替代选择的情况下，仍宁愿忍受高价而坚持吃猪肉，其实不过是表明了他对价格上涨的抵御能力很强、是幸运的富裕人士而已，换作勉强吃得起肉、营养还常常不足的穷人，是不会如此坚持的，这些富人显然没有理由要求政府用粮食安全政策来支持他们的偏好。

过去三十年来，食品供给的极大充裕和消费选择的高度多样化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叫做“粮食安全”的话，舍此无他，而这全赖于自由贸易和大规模市场的分工合作体系，先是全国单一市场的形成，然后过去十多年又融入国际市场；正是因为市场的高效率，让各国无聊政客们可以整天挖空心思琢磨怎么阻止外国商人把粮食送进来，这分明显示了，如今粮食供给早已不再是个问题，怎么拒绝粮食供给才是个问题！

肯定有人又会问，万一哪天外国切断粮食供给怎么办？这是个虚幻的问题，在当今国际政治伦理下，没有一个有能力这么做的大国的政治家胆敢对另一个国际实施粮食禁运，他若真的这么做，马上会失去国际和国内支持，那时候，他恐怕不得不向全世界宣战才能实施这一禁运；实际上，这些大国无论在对一个国家实施制裁、禁运、甚至发动战争时，如何确保对方的粮食供应，不发生饥荒，是他要考虑的头等大事之一。

退一步讲，大国若真有能力和道德胆量对你实施粮食禁运，他同样也会有能力和道德胆量对你实施石油禁运，而离开石油所支撑的能源、生产和运输体系，粮食安全恐怕也保证不了，照样会饿死人，那么，是不是也要提高能源自给率来确保能源安全？照此推算下去，化肥、农药、药品、机械、通信，又有哪些不需要自给自足？

今天，我们的整个产业体系早已融入了全球分工交换和资源配置网络，一旦脱离，绝大部分资源都将处于无效率配置状态，各产业要么效率大大下降，要么其产出国内根本用不着，这种情况下，不发生大灾难是不可能的，所以，除非现在就下决心脱离全球市场，否则单独考虑粮食安全就是无用的多余设计。

近日，国土资源部再次收紧了土地供给政策，在84个城市之外，又将22个沿海城市列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之内，意味着这些城市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须报国务院批准，据称，该政策旨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并强化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考虑到限购和保障房政策扑朔迷离的前景，该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还难以预料，唯一清楚的是，这是对囤地行为的一次褒奖。

遗憾的是，作为一项影响着亿万人生活的重大政策，耕地红线只是被反复宣示，却从未得到严谨的论证，看上去，它的逻辑似乎简单而清晰：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要保障国民安全就须确保粮食供给，为此需要提高粮食自给能力，而这只有在保有起码数量的耕地时才能做到；不幸的是，这一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设想你是一位空调设计师，为了保证空调正常工作，给自己设定了这样一个任务：需要设计一个机制来确保环境温度超过90度时，仍可维持室内凉爽；然后你在此目标指导下做出了一系列精妙设计；你的设计或许会很出色，问题是，你从一开始就错了，环境温度超过90度意味着发生了火灾，此时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灭火或者赶紧逃命，为这样一个前提考虑如何改进空调设计纯属多余。

类似的，耕地红线也是一个因未能充分理解自己设定的前提而做出的多余设计，主张耕地红线者，其前提是国家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遭遇包括粮食禁运在内的国际封锁，否则在当今国际贸易条件下，粮食安全根本无须通过自给率来保障；可是，这样的国际封锁若真的出现并成功实施，其所导致的局面将无异于一场大火灾，此等大灾之下任何国民安全都无从谈起，此时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突破封锁，其它考虑纯属多余。

对封锁前提的错误理解和对自给自足的迷恋，乃是基于对当今经济体系如何依赖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无知，现有的食物生产、流通和分配系统能够养活这13亿人，高度依赖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存在，农业生产和运输所需的化肥、农药、种子、机械和燃料，无不直接或间接的依赖于国际贸易，假如国际封锁者有道德胆量和能力实施粮食禁运，那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禁运所有这些重要物质，而在这种情况下，粮食生产和流通体系无论如何都会崩溃，耕地数量无济于事。

但实际上，假如我们抛开这些空洞虚幻的假设，现实的评估国际形势的话，最不可能遭遇禁运的，恰恰就是粮食，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伦理之下，这么做的道德代价过于巨大，恐怕没有任何政治家愿意承担，更难以通过由许多人许多层次组成的决策和执行机制，即便在我们能够想象的最剧烈的国际冲突中，那些有能力实施国际封锁的大国或联盟，不仅不敢悍然禁运粮食，恐怕还要花大力气保障粮食供给以避免出现大规模饥荒。

数十年来的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深化，已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世界的新世界，在这里，所有已融入该体系的社会都已被断绝了后路，不再有余地思考脱离假如该体系该怎么办的问题，那是注定无解的，除非接受人口规模和生活水平的大幅缩减，所以，恰当的态度是，弃绝这一念头，将其视为绝对不可接受，转而思考如何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这也是贸易和分工让人类相互依赖从而带来和平的道理所在。

耕地红线政策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这样一组前提：

1）中国未来可能面临国际粮食禁运；

2）敌对国有能力为决定和实施禁运而建立有效联盟；

3）在如此邪恶的禁运开始之后，中国不会向他们宣战，尽管中国每年会花掉几千亿军费来建立作战能力；

4）或者，会宣战但仍无法突破禁运；

5）在即便开战也无法突破禁运的条件下，中国不会投降而宁愿听任大量国民饿死。

只须略加追问，就不难发现，离开这组前提耕地红线是无法成立的。

至于政策本身，我就不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