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 Ridley在《红皇后》里讨论了有性繁殖的起源问题，在他分析的各种假说中，他最终偏爱的是寄生对抗假说，即宿主通过不断改变基因组合来对抗寄生物对自身的适应，

十多年前读这本书时我对他的分析挺信服的，但这几年越来越觉得，他可能忽略了更简单直接的理由：有性繁殖或许只是一种多样化投资策略，

从物种或群体的层面上看，多样化红利是很明显的，实际上，对有性繁殖的很多现有解释都和多样化红利多少有点关系，比如：

1）有机体中保持不同来源的两套基因副本，可以控制因其中一套中的某些基因出错失效而带来的损害，

2）双套DNA这种冗余方案，可以让一些并非处于优势组合中的有益变异存续下来，相反，在无性繁殖中，任何有益变异只要不是出现在一个优势种系上，都会连同它们所在的有机体而一起被淘汰，就好比寒门子弟的任何绝世才华都会因为全家饿死而消失，

3）同理，冗余方案可以保存很多在当前没有优势，但未来不知道哪天可能就表现出优势的变异，

4）有性繁殖极大提升了对适应性空间进行并发搜索的效能，因而加速了物种的进化，因为它克服了无性繁殖中那种单步游走算法的局部峰值锁入问题，（有性繁殖的每个后代其实都在适应性地图上从亲代的位置上被抛出了一段，因而不再是单步游走），

问题是，这些解释（除了第一条）都有个困难：它们的好处是对群体或物种而言的，而未能说明，最初采用有性繁殖的个体如何可以为自己获得遗传收益——Ridley在书中正确的指出了这一点，

可是，假如我们把有性繁殖看作一种多样化投资策略，这个困难就消除了，虽然多样化并不能提高期望收益率，但可以提升安全性，也就是降低绝后风险，在环境条件不稳定的情况下，这种策略会受自然选择的偏爱，

比如，假设多样化策略导致平均遗传收益率降低5%，这一劣势可能会让一个种系在几十代之后灭绝，但同时，假如在此期间发生5次天灾，每次只有20%个体幸存下来，一半种系被消灭，而多样化策略可以将种系灭绝的几率从50%降至10%，那么，几次天灾过后，这些采用了多样化策略的种系会变得更繁盛，尽管两次天灾之间它们表现比其他种系差，所以，只要天灾的间隔足够短，短到让这些种系不会因其在常年的劣势而在两次天灾之间灭绝，那么多样化策略便是有利的，

重要的是，这一解释基于经典自然选择，而不是群选择，因而不会面临群选择所面临的那些理论困难，

而且它也得到了一些经验证据的支持，比如许多生物同时具有无性和有性两种繁殖模式，通常在资源充裕的时期以无性繁殖为主，而在匮乏期则转入有性繁殖，

我在自己院子里就观察到了这一现象，有几种景天科的多肉植物，无性繁殖方式是这样的：不断分支生长，当其中一个分支重到无法自我支撑时，便向地面倒伏，然后接触或靠近地面的茎上长出根须，扎进土里，此时这一支若（无论以何种原因）与原植株分离，便成了新的一株，

另一种方式是：肉质叶片掉落，叶片蒂部长出根须，扎进土里，长成新的一株，

无论哪种方式，都需要一小片可以扎根的泥土，所以当这些多肉植丛蔓延到一块水泥地上时，无性繁殖便无法继续了，于是便开花了，我在院子的几个位置都种上了这些多肉，到开花季节，花的分布特征非常明显：水泥地上方的花总是开的最盛最密

@FlyingRaymond_1:前段时间在书上刚看到的，既能无性繁殖也能有性繁殖的生物，都倾向于在物质条件丰沛的时候无性繁殖，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有性繁殖。

@whigzhou: 是的，这一点从商业角度也很好理解：假如一切顺利，收益丰厚，那就何不原样重复之前的做法呢，俗话说穷则思变

@whigzhou: 当危机来临，很可能*怎么着都是死*时，就会乐意博一博新路子，如果能有机会同时博几条新路子，那当然就更好了，这大概就是有性繁殖的最初动因

@whichicanuse:但是有再多好处也很难解释是怎么起源的[允悲]

@whigzhou: 在达尔文主义纲领下，说明对个体的好处（更准确说是内含适应性）是探索起源问题的第一步，你构造的假说必须先通过这一关，才值得付诸经验检查

@whigzhou: 而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正是前期这部分工作，因为这些假说中蕴含的原理往往可以运用于别处，而特定某段进化史细节则没有那么多的一般价值

目前常见的连锁零售业都像是无性繁殖，设想一下，假如麦当劳改成有性繁殖会是什么样：（为简化叙事，假设遗传物质交换只涉及菜单）每家新店的菜单将从其父店和母店的菜单中各随机挑出一部分拼合而成，同时允许做个别调整，比如加入一种新菜，

从短期收益看，这么做好像太疯狂，如果你已经找到一种好卖的菜单，老是动来动去肯定不是好主意，可是，假如你置身于一个消费口味极其多变难测的市场中，这么做能带来安全性，当然，前提是其代价不至于高到让你无法在短期生存下去，不过你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控制这一代价，比如：1）严格限制个别调整的频率，2）规定交配双方的最大遗传距离，这可以保证两份父母菜单足够相似，因而交换重组所带来的改变并不太多，

其实，更进一步，类似的多样化投资策略可以不限于模拟有性繁殖，也可以模拟共生关系，比如，假设麦当劳采用这样一种经营模式：每家店都由一个快餐店和一个便利店以某种形式复合而成，所以每当新开一家店时，麦当劳会租下或买下一个面积两倍于快餐店所需的店铺，其中一半以收益分成的形式租给一位加盟者，让他自己决定做什么生意，麦当劳分得收益的某个固定比例，这就相当于用一个大规模并行搜索算法来找出最佳的业态组合

看了眼各国疫苗进度，发现执行广度优先策略（即让尽可能多的人先打上一针）的只有英国，智利，摩洛哥，巴林，马尔达夫等少数几个国家，绝大部分执行的都是深度优先策略，可是据说，两针的防护率只比一针高了3个百分点（95%：92%），这种情况下显然应该广度优先，

这可能是公共卫生机构在权衡得失时常犯的*视域谬误*的又一个变种，所谓*视域谬误*，是指计算得失时，用的分子和分母，都局限于他们主动做的事情所影响的人数，而不考虑因他们的不作为而影响的人数，

比如批准一种新药，可能200人吃了，治好了100个，吃死了5个，在他们的得失权衡中，只有这两个数字会被考虑，可与此同时，若该药不被批准，每年因某病等死的或许有几万人，那不归他们管，不予考虑，

同理，执行深度优先策略，显然可以提高实际打了疫苗的那些人的防护率，至于因拖慢疫苗覆盖进度而死掉的那些人，不归他们管，不予考虑，

下午去一家German club观摩了一种德国人特有的纸牌游戏，叫Skat，看了几个小时，打牌规则倒是不复杂，后来我上桌打了几副，感觉不难，可是算分规则极为繁琐，我看了三个小时还没全弄懂，而叫牌的准确性又是以会算分为前提的，我打的几副，叫牌都是让别人指导的，所以直到临走时，还不能算学会了。

不过这几个小时已足以让我得出结论，这游戏不会激起我的足够兴趣去加入他们的俱乐部，这可能会让带我去的朋友有点失望，他们俱乐部近些年正在迅速流失成员，附近的老一代德裔移民已经快死光了，在俱乐部打Skat的人本来有好几十，现在经常只有一两桌，所以，甚至我这亚洲人的加入也会受到欢迎。

对于我那位朋友，这家俱乐部是他目前说德语的主要机会，他的孩子们都不会德语。以今天看到的情况，在叫牌和打牌过程中，或谈论与Skat有关的事情时，他们只说德语，其中有些概念甚至还没有英文词对应，我朋友为了让我明白，还临时创造了一些译法。

实际上这次观摩再次加深了我对桥牌的偏爱，我见过的其他纸牌游戏都差得太远了，从桥牌中体验到的乐趣，学到的道理，都是其他游戏中没有的，特别是有关合作与信息传递方面的那些，而且和其他智力游戏不同，桥牌中的风格与智慧非常贴近现实生活。

我曾经给朋友解释过的一个例子，是责任感，要打好牌，你必须具有适度的责任感，既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太强的意思是把不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强行揽过来，比如一个决定本来应交给同伴去做，却擅自做了，太弱的意思是经常意识不到在何种情况下责任在自己身上，或者虽然意识到了却仍然选择逃避，由这两者缺陷造成的错误每天都能看到。

比如叫牌过程中，有关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是：1）同伴之间，谁暴露的（有关自己所持牌的）信息越少，谁负的责任越多，2）谁离叫牌终止点越近，谁的责任越多，这两条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不容易。

从我的经验看，最能体现上述责任原则，但也难向初学者解释的一种叫法，是所谓的逼叫性pass，意思是，基于已经暴露的信息，我们不可能让对方打一个未被加倍的定约，所以我的pass是逼同伴叫牌，要么加倍，要么再叫我们已经同意过的花色，换句话说，这个pass的意思就是『我不确定是加倍好还是再争叫好，请根据你手上的牌做决定』，要理解掌握这种叫法，双方必须对责任原则理解的非常透彻。

所以，通过打牌，你很快可以了解一个人的许多方面特性，特别是在初级和中级牌手中，对于高级牌手，这些问题一般都早已通过理论学习和大量练习解决了，所以反倒看不出个性。

另一个与现实很贴近的智慧是，在纸牌这样的随机性游戏中，策略好坏要以数学期望值来评价，而不能以个例输赢论高下，这一点很多初级牌手都理解不了，结果就是永无止境的策略摇摆，一个策略明明是对的，可因为吃了一次大亏，就动摇了，这种情况太常见了。

还有一条很多人也做不到：不要因侥幸成功而沾沾自喜。这里说的侥幸可以是大概率侥幸，有些高级打法的优势可能只有在20%的牌例中才能体现出来，在80%牌例中，不会这种打法的人表现也不差，很多安全打法就是如此，所以那些不会的人通常日子过得也很舒坦，偶尔出现的失败往往被错误的归咎于坏运气。

更迷惑人的是，有些高级打法会出于安全考虑而放弃一些小便宜，这更会让那些不懂的人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打的更好，多拿了一礅。

当然，许多个性和逻辑推断能力上的缺陷可以用大量而细致的约定来弥补，但中初级牌手很难记住那么多约定，此时你更容易看出一个人的能力和个性。

还有一点：桥牌对道德自律的要求非常高，我没见过任何其他竞赛项目的规范执行像桥牌那么依赖于自律，特别是有关非法暴露信息方面的自律，规则要求牌手在叫牌过程中，以及防守方在打牌过程中，避免以叫牌和出牌之外的方式暴露信息，这意味着对自身表情、体态和动作节奏的严格控制，最好没有任何波动。

事实上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少数是故意，但多数是缺乏意识（他们意识不到表情体态和节奏上的微小波动都是在传达信息），或自我放纵，还有更多是缺乏控制能力，我觉得这种训练很有价值，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其他机会经受这样的训练。

常有人感叹人类食谱之广泛，简直能把什么东西都弄上餐桌，从某些角度看，确实如此，不过这里有几件容易混淆的事情，首先，人类食谱之广泛，主要归功于人类文化的巨大多样性，群体间的饮食习俗差异，以及个体间的口味嗜好差异，假如分解到单个群体或个人，其广度就远不如一本《食材大全》所显示的那么值得惊叹了。

其次，假如我们随便挑几个食俗不像因纽特人那么极端的群体，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这是经济学家度量供方离散度的标准方法——来测量食物来源离散度，那么人类得分确实不低，毕竟我们是杂食动物，可是，假如我们把衡量标准换成『有能力消化因而有可能吃多少种食物并从中获取营养』的话，那么得分最高的脊椎动物远不是人类，而是——你或许会吃惊——食草动物（注：除非特别说明，本文所谈论的动物仅限于脊椎动物）。

食草动物也吃肉

因为凡食肉动物和杂食动物吃的东西，食草动物几乎也都能吃，鹿经常被观察到在啃动物尸体，甚至同类的内脏，牛在吃草叶时也常有开点小荤的机会：草丛里的蜗牛，树上掉下来的雏鸟或鸟蛋，死老鼠……河马上岸吃草时甚至偶尔会主动猎杀动物，畜牧业者也早就懂得往牛羊饲料里添加屠宰下脚料。

反过来却不行，食草动物消化纤维素和对付植物毒素的能力太强大了，以至很多被它们当作主食的植物其他动物都吃不了，而食草动物很少吃其主食之外的东西，特别是肉食，并不是因为消化吸收上存在任何障碍，而是一种策略选择：基于它们在生理和技能上的相对优势，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寻找、争夺和获取肉食上，几乎总是不划算的。

比如一头鹿，在一天中可用于觅食的那几个小时里，若面临两个选择：要么专心吃树叶（并时刻警惕着随时出没的老虎），要么漫游林中寻找尚未过度腐烂的动物尸体，动物尸体能量密度高，消化成本低，一只野兔或许顶得上啃两天树叶的净收益，可同时，大张旗鼓的搜索尸体，扩大了活动范围，提高了自己的活跃度和曝光率，因而更可能被老虎吃掉，也增加了与食腐动物（比如狼）发生冲突的机会。

更要命的是，搜索尸体的结果远不如啃树叶那么确定，很可能连续几天一无所获，况且鹿又不像食腐动物那样具备远距离发现尸体所需要的灵敏嗅觉，也不像老虎那样能够大块吞肉，一次吃下一周所需，相比之下，树叶虽能量密度低，消化成本高，但收益十分确定，因其难消化，竞争者也少，而且竞争者都是无威胁的食草动物。

只有当尸体是沿途偶遇的，并且附近没有危险的竞争者，因而无须承担上述种种风险时，鹿才会去吃，这就好比偷窃，食肉动物是职业小偷，将生计建立在偷窃之上，并为此而发展了高度特化于偷窃的生理机制、行为模式和后天技能，食草动物没有这些优势，但若是有顺手牵羊的便宜机会出现，它们也不会漠然放过。

草饲与谷饲

所以，尽管食草动物拥有强大的纤维素消化和毒素处理能力，但只要在成本与风险无差异的条件下给它们选择，它们还是会偏爱高能量密度、低消化成本和低毒性的食物，野生条件下，成本风险无差异这个条件只是偶尔会满足，而在人工饲养时，由于这些成本和风险转移给了饲养者，而后者拥有的技术又将它们降至极低水平，因而可以轻松满足。

于是我们有了谷饲牛，与草饲相比，谷饲牛长肉快，产肉多，脂肪含量高，容易出雪花，同等产肉量所需土地面积仅为草饲的1/3，这些优点对于谷物充裕而草场相对稀缺（相对于加拿大、澳洲和阿根廷）的美国尤为显著，西欧谷物和草场都稀缺，所以更倾向于往饲料里添加屠宰下脚料，这也是为何疯牛病首先在西欧爆发的缘故。

有些情况下，谷饲不仅有好处，而且不可或缺，比如军马；若是只吃草，马一天至少要花八小时咀嚼草料（这是人工饲喂干草的情况，若自己在草场吃，需十几个小时），每公斤嚼3500-4500下，约需40分钟，而且吃完后三四小时内消化负担极重，其长达20米的小肠在此期间将分泌100多升消化液，随后50多升食糜进入一米多长的盲肠并在那里开始发酵。

这样，每天能用于行军（牵引或骑乘）和作战的时间就十分有限，最多四五个小时，这还得益于马的睡眠很短，每天不到三小时，外加两三个小时的伏坐休息，所以它们能在夜晚继续进食；但若能将部分草料换作谷物，比如燕麦，每公斤咀嚼次数便降至850次，只需十分钟，替换一半即可省下三小时进食时间，并大幅减轻消化负担。

正是谷饲，让优良役马在轻负荷条件下每天能工作多至8-10小时，从而让一些骑兵部队能以每天50-60公里的速度行军（如果能沿路获得补给的话），勉强超出罗马步兵自带给养的行军速度，至少马不再是行军速度的瓶颈。

最优觅食理论

关于特定动物吃什么，不吃什么，偏爱哪些食物，优先寻找哪些食物，当条件改变时食谱会如何改变，以及有关动物食性的其他种种问题，生物学家发展了一套被称为最优觅食理论（optimal foraging theory, OFT）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寻找解释，该理论考虑的因素主要有：觅食的时间成本，失败的几率和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各种食源的竞争强度和自身的竞争优势，在消化能力和消化成本上的相对优势，因暴露在觅食环境中而被捕食的风险，中毒风险，等等。

理解该理论的一个要点是，某种动物花最多时间和努力去寻找，因而事实上也吃得最多的，未必是（且常常不是）它最喜爱的食物，反之，它很少或根本不花精力去寻找某些食物，未必是它消化不了、不爱吃、或没能力获取，而常常是因为，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之后，它“发现”，把时间精力投入在寻觅该食物上并不合算，要么失败风险高的难以承受，要么边际净收益低于将这份时间精力投入于其他食源的收益。

沿着这条思路，不同动物的食性差异，觅食相关的种种行为模式，以及人类饮食习俗的形成与变迁，都将得到更为深入也更系统化的理解。

食草与食肉

这是最鲜明的一组对比，但这对名称本身并未揭示出这一对比的要点所在，关键区别其实并不在于食物来自植物还是动物，而在于对待风险的策略差异：食草动物代表了策略光谱的稳妥保守一端，而像猫科这样的顶级食肉动物则代表了冒险激进一端。

捕猎是高风险活动，专以捕猎为生更是高风险生存策略；捕猎成功率往往很低，而且越是大型猎食者越倾向于大型猎物，而猎物越大，成功率越低，猫科之王老虎的成功率只有5-10%，北极熊10%，狼14%，非洲狮18%，体型苗条的猎豹成功率高的出奇，40-50%，但猎物经常被抢走；对于大型猎食者，连续几天空手而归的情况很平常，他们就像赌场里喜欢博大输赢的赌客，赢上一把够吃上一阵，但经常输个精光。

相比之下，草虽然营养密度低，摄食时间长，消化负担重，但分布广泛，供给充分，收益非常确定，一份付出一份回报，是勤恳吃苦耐劳者可以依靠的生计来源；但具备这些特征的食物未必来自植物，在海滩捡拾贝类，在蚁穴舔食蚂蚁或白蚁，在河流入海口捕捞洄游鱼群，都更像是采集而非捕猎，那些以此为生的动物，在生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上更靠近食草动物。

比如在食蚁兽身上，你看不到食肉动物的典型特征：大脑发达，认知能力强，活跃好动，好奇心强，爱探索，爱玩耍，反倒有许多食草动物的特征：安静，不好动，重防御，以及高度特化的摄食与消化系统：能快速伸缩的超长舌头，高粘度的唾液，胃内用于碾碎昆虫的搓板状结构（类似鸟类的嗉囊），分泌的胃酸是甲酸而非常见的盐酸；类似的，以洄游鱼群为主食的人类族群，其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各方面都更像农耕者而非狩猎者。

风险策略上的分化，起初可能只是因为所处环境不同，比如在空旷平坦的大草原上捕猎，比在温带森林中困难的多，因为最普遍的捕猎方式是偷偷靠近然后突然袭击，老虎和豹在扑袭之前通常会贴近猎物到十几米甚至几米以内，这一战术需要有足够多的掩蔽物，树丛、土丘、岩石、沟壑，或特别高的草，只有像猎豹这样速度优势极为显著的猎手才会在百米之外就发动进攻，或者像非洲野狗这样的团队捕猎者，能靠合作与耐力长途追逐猎物将其拖垮；总之，在那些捕猎难度过高的生态位（另一个例子是热带雨林的树冠层）中，动物更可能向保守稳妥的食草、食果或食虫发展，反之亦然。

然而一旦策略分化出现并长期持续，进化机制便会将这一差异扩大并固化下来，选择压力作用之下，主吃低营养密度食物的动物，重点发展消化和防御，而食肉动物则重点发展搜索、追踪、潜行、擒杀等捕猎技能，这些特征，相信大家都已耳熟能详，这里我仅以视觉为例略加说明。

同样是两只眼睛，食草动物更注重视野广度，以便全方位探知正在靠近的捕猎者，所以双眼分别朝向头部两侧，视野重叠少，比如牛的视野广度330度，重叠部分仅20-50度，马的视野350度，重叠65度，而食肉动物则高度依赖立体视觉和景深感知，因而两眼向前，形成双眼视觉，视野广度小，但重叠度大，比如猫的视野200度，重叠140度，这一差别，在食肉猛禽和其他鸟类的对比中也可看到。

随着时间推移，选择了不同觅食策略的动物逐渐被自然选择朝着不同方向改造，从生理构造，行为模式，到生存技能，都发生了与其主要食物对应的特化适应；这些改造是全方位和成套出现的，因为生理结构受着基本生化规律和长期积累的进化包袱的严格局限，其设计空间有限，要强化某方面性能，就不得不在其他方面作出牺牲，比如发达的消化系统往往对应着较小的大脑和较低的认知能力。

而且很多生理/行为特性是连锁的，一个改动将引发一系列相应改动，而食性改变往往是触发连串改动的初始启动因素，因而它总是我们认识一种动物生理、习性和行为模式——以及，对于人类，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最佳起点；比如在开阔草原吃草的动物都成群出没，这不是因为它们友爱互助，恰好相反，它们需要同类替它们挡子弹：在开阔地躲避捕食者的最好办法就是往同类群里扎；成群出没的习性极大提升了雄性间的性竞争强度，和交配关系中的雌雄比，继而导致雄性发达的第二性征和巨大的性器官。

重要的是，特化适应是个不断加速的正反馈过程，策略选择与生理/技能改变轮番相互加强：消化能力越提升，食草策略越受青睐，爪牙越锐利，立体视觉越好，捕猎越有优势，食肉策略越受青睐，反之，草叶在食谱中比例越高，对消化系统的选择压力越强，肉类比例越高，对爪牙和双眼视觉选择压力越强，如此循环，走上一条特化的不归路。

专食与杂食

物种（及更大类元）在特化道路上可能会走得很远，考拉几乎只吃桉树叶，而桉叶以营养低、难消化和毒性强而著称，桉叶精油是强效杀虫杀菌剂，只有考拉和一些负鼠有能力对付；对付桉叶的独特能力让考拉占据了一个极少竞争的生态位，但也失去了很多：考拉代谢率非常低，行动迟缓，反应迟钝，活动范围小，每天睡20个小时，清醒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嚼桉叶……幸好澳洲没有擅长爬树的大型食肉动物（比如豹）。

猫科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它们将捕猎禀赋发展到了极致，但由于几乎专吃肉食，其消化系统处理植物的能力严重退化，比如味觉系统丧失了甜味感受器，而后者是辨别植物营养价值的重要手段；无论朝哪个方向，高度特化都降低了物种的适应灵活性，当食物来源随环境条件而改变，或出现新的天敌或竞争者时，很难转向或掉头。

然而并非所有动物都沿食性特化道路走的很远，熊科和猪科都是高度杂食的，犬科和人科的食谱也相当广泛；杂食让这些动物保持了应对环境变化的适应灵活性，所以熊科里才会既有专吃肉食的北极熊，也有吃素——而且几乎只吃极难消化的竹子——的大熊猫，大熊猫从杂食向素食的转变只有两三百万年的历史（和人类转向肉食的时间差不多），这很好的展示了熊科的灵活性。

当然，大熊猫要是在这个特殊生态位下继续进化几百上千万年，或许也会像考拉一样走上高度特化的不归路，反过来说，杂食性可能恰恰体现了这些动物的祖先所走过的进化道路上，环境条件的摆动更频繁，幅度更大，从未提供充足时间让它们完成食性特化。

机会主义者

杂食性代表了一种觅食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在素食-肉食这一光谱上，它显然处于中间位置，不过，这个维度对我们理解该策略并没有多大帮助，我们最好从时间分配的角度看待它，即，在面临各种潜在的觅食机会时，将多少时间分配给自己熟悉且擅长处理的食物源，而多少分配给较为陌生的，新颖的，充满未知因素的，价值不明确的食物源。

让我用一个有点类似的生活问题来说明我的意思：我发现自己在超市买食品时经常面临一个两难：日复一日的买同样的食品，难免让人厌倦，感觉自己错过了太多美味，可是尝试新鲜事物的风险也很高，以我个人经验，其中大部分会让我失望，很多最后进了垃圾桶，所以必须作出权衡：将多少预算分配给新食品？多年前我还不会做饭时，在选择餐馆上也面临同样权衡：每十顿饭里几顿留给熟悉的饭馆，几顿用来探索新饭馆？

一旦我们转换到守旧-探索这一维度上，便发现，原来杂食动物才是策略上的激进分子，它们随时准备捕捉任何出现在面前的新机会，而不是一心专注于自己最熟悉擅长的食物源上；所谓机会主义，就是对特定食物源较少持有内在偏好或固有习惯，对新食源总是持开放态度，某一时刻作何选择，全看哪个机会在此时此刻的有着最高预期收益。

这听起来简单，实则对动物的某些禀赋极具挑战，诚然，杂食性对特定捕食技能——诸如鹰的锐眼，猫的柔韧性，鳄鱼的咬合力——没有那么强的选择压力，可是对综合感官和一般认知能力的要求却很高，因为它要求动物在不断面临新情境、新食源的条件下能够良好辨别物体种类与数量，评估其可食性、营养价值和中毒风险，以及面对不同竞争者时的获胜可能性，正因此，猪、熊、狗普遍有着较高的智力，鸟类中的杂食冠军乌鸦也以高智力出名，更别提人科了。

不妨再以人类职业倾向作类比，许多人偏爱一份稳定职业，有着相对固定的收入，就像食草动物，也有些人是命中注定的连续创业者，朝九晚五这种事情对他们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们是食肉动物，但还有另一些人，他们对职业类型没有任何内在偏好，没有好机会时，也能朝九晚五安心打一份工，可一旦机会出现，比如诱人的跳槽机会，激动人心的创业念头，捞笔外快的良机，则决不会轻易放过，他们是杂食动物——一个并不像其名称所显示的那么中庸的类型。

参考资料

Richard Wrangham: Catching Fire (2009)
Wikipadia: Optimal foraging theory
Wikipadia: Cattle feeding
Wikipadia: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Wikipadia: Binocular vision
Wikipadia: Koala
Wikipadia: Eucalyptus
Wikipadia: Cat senses
Wikipadia: Giant panda
How Horses Digest Feed
https://aaep.org/horsehealth/how-horses-digest-feed
Sleep Requirements of Horses
https://ker.com/equinews/sleep-requirements-horses/
Grazing Management for Horses
http://agriculture.vic.gov.au/agriculture/livestock/horses/feed-requirements-of-horses/grazing-and-feeding/grazing-management-for-horses
Hunting success rates: how predators compare
http://www.discoverwildlife.com/animals/hunting-success-rates-how-predators-compare
Anteater Facts
http://facts.net/anteater/
Lori Marino & Christina M. Colvin: Thinking Pigs
https://animalstudiesrepository.org/cgi/viewcontent.cgi?referer=https://www.google.com.au/&httpsredir=1&article=1042&context=acwp_asie
The Average Bear Is Smarter Than You Thought
https://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thoughtful-animal/the-average-bear-is-smarter-than-you-thought/

@果壳 【理工班=和尚班？为什么理工女成了“稀有物种”？】“你们机械班有多少男生？我没问你总人数，哦，男生人数就是总人数了……”在理工专业、学院、大学，女生一直被当作“稀有物种”。有的专业有几百号人，可女生的人数还没占个零头。为什么？一些人认为是女生的理科不如男生，事实真的如此吗？ °理工科的女生为什么少？因为她们理科差？

@李子李子短信: 女性的理工科成绩不比男性差，但是阅读普遍更好，很多是基于个人优势和兴趣方面的选择。

@whigzhou: 总体看女性的理工科成绩不比男性差，但男性的方差大，所以Top 10%里的男性比例高很多，而只有一小部分职位需要STEM专业背景，这两条足以解释两性择业差异，但显然不够政治正确

@雷雷atcg: 在智商分布上，男性的方差更大，内部差异大/比女性大，认真观察的话，其实长相也是

@whigzhou: 对，在绝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特征上，男性的方差都比女性大

@UgandaKnuckles:如果说男性面临更大的选择压力，为什么女性的性状的分布会更平均

@whigzhou: 我猜是因为男性在历史上面临的性选择压力更大，而这一压力更偏爱策略组合上的激进分子，考虑极端情形：假如一夫多妻的比例达到1：10，那么男性只有成为Top10%才有机会留下后代，策略必须激进，而女性则不必

@whigzhou: 当然实际情形远没有这么极端，但原理一样

@whigzhou: 更简单的解释：挤入前10%对男性回报率要高得多，女王比浣衣妇多生不了几个孩子，男王就不是了，更要命的是，在复杂社会爬上高位是往往已人到中年，女性已近绝经期，所以往前10%里挤的回报率很可能是负的

@whigzhou: 解释一下为何不对称性选择会偏爱男性的激进策略，许多改进某方面性能的变异都会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比如某变异可能大幅提升你进入IQ-Top10%的机会，但也大幅提升患某种脑病的机会（这正是阿兹肯纳齐犹太人中发生的情况），此时，如果挤入Top10%的回报特别高，冒高风险追求高回报的激进策略就会受偏爱，这一解释与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相吻合：在所有高风险高回报的事情上，男性都远远比女性更起劲

@whigzhou: bear问：三胖玩这么疯究竟是图啥？依我看不难理解，就是要让美国的战略声誉破产，乘机将其长期以来所玩弄的边缘策略的边缘往前推，选择这个时机推进这么一大步，无非是吃准了川普就是个口炮党，从目前的进展看，这一着貌似又一次得手了，而且是很大的一手。 ​​​​

@whigzhou: 最近文章看的少，你球的事情没怎么跟进，只能随便说两个基本的判断，首先，积极干预和川普的孤立主义是根本冲突的，可是他同时又需要保持一种强硬姿态（以便迎合其基本盘对强硬个性的偏好），川普调和这一矛盾的方法是把干预说得很容易，似乎不需要长期经营和巨额投入只要轰几炮即可解决问题，

@whigzhou: 其实，用漫天牛皮来调和政策矛盾是川普的一贯做法，砌边境墙的高昂成本怎么跟缩减政府调和？墨西哥人会买单的，减税怎么跟大规模基建和大涨军费调和？砍别的项目！（千万别提别的项目加起来总共多少钱），反正只要牛皮吹的够大，任何政策的成本都可以被吹掉……

@whigzhou: 这一招骗骗选民是可以，问题是不能真的实施，一实施成本就免不了了，一旦数十万军队驻扎几年，美国第一就喊不响也没人信了，

@whigzhou: 其次，川普根本不具备领导一场战争的能力，他上台以后基本上处于被拔河双方竞相拉拽的境地，除了放口炮之外，迄今尚未表现出任何独立行动能力，更何况一场战争所需要的领导力，拔河竞赛中当前处于优势的阵营，包括他的整个国安团队，在外交问题上都站在他的反面，很难想象这种局面下怎么打仗。

发现澳洲香烟零售业的几个特点：

1）包装规格多，20、25、30、40、50支装的都有，

2）特定牌子的价格变动频繁，幅度大且不规律，

3）不过，假如你像我一样总是挑价目表上最便宜的那种，你面对的价格就会稳定得多，季度内波动不超过五毛，

4）貌似有个规律（对此我还不是很确定，需要继续观察）：越便宜的牌子越难念，比如rothmans cool crush，shuang xi （这个我猜native根本不会念），原以为 deal 是个例外，结果我念了两遍店员都没听懂，

总结）商家貌似动了不少脑筋从香烟这种原本利润边际极薄的商品中榨出点油水，重点是利用买家的马虎随便，考虑到烟民平均智商偏低，这招可能有点用，因为包装规格繁多，且每个牌子只有全部可能规格的一部分，你是很难仅仅扫一眼就找出其中最便宜的牌子的。

传统得以形成和延续，得益于我们在行动时所固有的保守倾向，尽管人类已经是头脑最开放，心思最活络，最具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动物，却仍无法摆脱这一倾向，因为保守性是生命的基本特征：每一代相当精确的复制上一代，生命的有序结构才得以维持，过高变异率会摧毁任何结构；这一点对文化同样成立，尽管两者所能容忍的临界变异率可能十分不同。

保守性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我们在做多数事情时，面临的选择实在太多，而其中只有极少数是可行的，随机改变而得到可行方案的希望极小，获得改进的机会则更为渺茫，所以一旦你有幸找到一种可行方法，最合理的做法就是牢牢记住它并不断加以重复，不要轻易试探其他可能性，除非错误代价很小。

比如种稻，假设播种时间、育秧天数和灌溉次数分别有20种、10种和3种选择，每次灌溉的时间有5种选择，那么种植者一共就有4万多种选择组合，其中或许只有几百种能带来正常收获；此时假如你已找到一种可行组合，尽管可以指望还存在可成倍提高产量的其他组合，试探仍是不合算的：以万分之几的几率获得数倍产量，代价是以99%的几率丧失整季收获；更何况像水稻种植这样的事情，可选参数实际上比这多得多，其组合将是天文数字。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因探索而得益的机会这么小，那么诸如种植水稻的正确方法之类知识最初是怎么获得的？难道不是探索的结果吗？答案之一是达尔文式的：探索的代价确实很高，经常是丢失生命或繁殖机会，但有时生物必须承担这种代价去解决面临的问题，那些没找到解决方案的个体都没留下后代，而我们的历代祖先有幸都找到了，这正是我们存在于世的前提。

其二，获取和背离一种方法的代价是不对称的，因为方法的发现可能改变了成本收益曲线，当我们祖先最初探索谷物种植方法时，以狩猎采集为生，利用闲暇尝试种植，权当消遣，成败无关痛痒，可一旦找到好方法后，谷物便会养活更多人口，越来越多人将生计建立在此之上，不适宜狩猎采集但适宜种植的地方也有了居民，此时种植失败便是灾难了。

其三，许多创新不是有意探索的结果，而是无心之获，可能是一时疏忽差错，或意外干扰，或模仿学习中的误解，或不具备照搬条件时的姑且凑合，这些偏离的后果多半是中性或恶性的，所以生活总是充满失败、灾难、死亡和灭绝，但也有个别偏离得到了好结果，于是有了改良和进步。

保守倾向的另一个理由是，一种方法的长期沿袭，会降低继续使用它的成本，而提高更换它的代价，因为随着该方法的持续反复使用，围绕它的知识、工具、技能、设施等等资源会积累并特化，同一条路走多了，会被踩的更平，沿路陷阱和危险会被发现并记住，重要路标被识别和命名，歇脚点被开辟和修缮，通往它的分支小路也纷纷被踩了出来，此时，弃之另辟它途的机会成本，就比当初选另一条路要高得多，于是路径选择便被锁入在了传统之中。

保守性也引出了我们的另一种倾向——将某些已知可行的方法、策略或原则视为无须考虑而应加以遵行的，是无须其它理由支持而本身有其价值的：起初用果木烤鸭、用橡木制酒桶，只是因为它们方便合用，因循日久，果木烤制和橡木桶储装本身被赋予了价值；如此将工具价值当作终极价值对待，就指导行为的效果而言，起初是完全等价的，可是当情况变化，比如发现了被证明更好的方法时，这种将手段价值化的保守倾向，有时会成为改进的障碍。

不过，此类妨碍与另一种情况常纠缠在一起，颇难区分：策略的价值化，也是防止疏忽大意、偷工减料、欺诈蒙骗等机会主义行为的二阶策略；特别是当我们旨在保守的，是一种与人合作交往（而非独自做事）的策略时，往往会面临牺牲长期利益而谋取短期利益的诱惑，而策略的价值化可以帮助我们抵御这种诱惑：假如我将诚实守信本身视为值得追求的价值，是我人格中值得珍视的部分，而不只是追求长期利益的手段，我就能更好的抵御机会主义。

除了我们固守已知可行方法的保守倾向之外，传统之牢固性还得到了另一种力量的强化，经济学家称之为网络效应，意思是，有些做事方法，只有当别人也采用它时，才是可行的或有优势的，而且采用者越多，优势越大，许多事情都是如此，比如消费规模不足以支撑全日制零售业的地方，商家必须决定哪些日子出摊，某一选择采纳者越多，效果就越好。

此类抉择被称为协调博弈（coordination game），经验表明，当存在这样的协调需要时，无须中央权威统一指挥，只须借助一些细微线索，或者最初的微小差异，参与者通常很快便可自发达成一致，比如某座庙每月初一十五香客较多，且庙前空地适合摆摊，一些商户便选择这两天在庙前出摊，于是吸引一些买家在这两天去庙里，然后更多商户发现该选择的好处……集日便产生了。

像集日之类由协调博弈而产生的一致选择，被称为聚点（focal point）[1]，大量习俗和传统皆由这一机制所生成；聚点一旦形成，其地位就会被上面提到的资源特化所加强，起初难分伯仲的其他选项，被迅速排除于考虑之外，此时改变就很难发生了，因为要改就得大家一起改，要让系统从一个聚点转到另一个聚点，后者需要在其他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来弥补其在网络效应和特化资源上的不足。

传统之牢固性，也因其系统性而难以撼动，各种习俗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以错综复杂的方式相互依赖而构成一个体系，因为对于个人，每项选择都限制了他在其他事情上的选择余地，选择一个职业，很大程度上就限定了居住位置、交往圈子、作息安排，甚至娱乐内容、穿着风格和说话腔调也被限定了。

同样，对于群体，每项习俗的存在都将改变其他习俗出现的可能，在婚姻关系不稳定，离婚和单亲家庭普遍的地方，不大会有大额彩礼和贞操习俗，缺乏贞操习俗的地方，就不会有缠足或蒙面头巾之类的习俗，在婆婆权威牢固或有着其他闺禁习俗的地方，就不会有女性割礼这么残酷的贞操控制方式。

文化系统的这一紧密耦合特征，在传统乡村社会比在现代城市社会更为显著，它将指导生活各个侧面的诸多传统紧紧捆绑在一起，个人很难取此而舍彼，即便是那些最有能力把握自己命运的人，而只能在极为有限的几种一揽子套餐中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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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聚点又称谢林点（Schelling point），由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于1960年在《冲突的策略》一书中提出。

@whigzhou: 1）效仿成功者是人类行动的基本策略（之一），2）成功者探测器是一种心理功能，用来帮助实施这一策略，3）地位探测器是成功者探测器的一种近似替代品，4）地位装扮是效仿成功者策略的衍生策略，5）以上是声望品（prestige product）之市场价值的基础，6）以上是价值阶梯和文化优势起作用的基础，

@whigzhou: 石油财富至少影响了数亿人的地位探测器的探测结果，西方知识界的反西方倾向至少影响了数千万人受教育人口的地位探测结果和对声望品的认定，他们继而又影响了所在社会数十亿人的价值取向，结果便是价值阶梯的断裂

@whigzhou: 无论你们怎么嘲笑二胖三胖的发型，还是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边缘策略玩的非常成功，把边界一点点往看似不可理喻的方向上推，这样当形势不利不得不退让时，只须从边缘往后撤一小步，大家就觉得他很乖了，至于贩毒绑架印假钞，就都是没人关心的小把戏了，趁列强正焦头烂额，而且民主党还在台上，赶紧推几把

在性策略上，女性面临的一个基本约束是，她们追求数量的空间十分有限，特别是在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极高的时代，即便生育十胎（已接近极限），能活到成年的也只有四五个；在数量上可做的文章，只有通过缩短哺乳期来缩短生育间隔，办法是使用羊奶牛奶等母乳替代品，或者雇佣奶妈。

就生殖目的而言，女人只需要一位丈夫就足够了——只要他能正常生产健康精子，一妻多夫制十分罕见，通常是为了满足家庭的经营需要，可以避免财产和土地分割，降低兄弟间的资源冲突，更多是出于男性方面的策略考虑而非女性的主动选择，而且主要流行于穷困阶层或资源极度匮乏的地区。

然而，通常只需要一位丈夫，并不意味着女性不需要更多一些的性伙伴，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何妻子们也会有那么多婚外性关系（只比丈夫们略少），毕竟这些关系多半都是自愿的，许多甚至是她们主动寻求和发起的；一个典型的现代妇女，一生中大概会有8位性伙伴。

男人寻找更多性伙伴的主要动机是获得对方的生育资源，而女人这么做时却是出于另一些更精妙的策略考虑。

最容易想到的是后备需要，男性死亡率高，寿命短，在男性从事狩猎、男人间充满暴力争斗、部落间时不时发生战争的时代，这一点尤为突出，对于妻子们，缺少备胎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况且，除了丧夫，她们还有被遗弃的风险。

备胎策略要求女性在选定丈夫的同时，不能让其他追求者彻底死心，这意味着她们需要采取一些暧昧姿态，让追求者维持希望，为此，有时就需要给他们一些甜头，但又不能做得太过分，以免危及既有的婚姻，其中分寸不容易把握，但高明的女人可以应付裕如，甚至能够同时维持多条备胎。

备胎策略也解决了寡妇再嫁的迫切性与慎重性之间的矛盾，短暂而宝贵的生育期，急迫而沉重的抚养保护负担，要求寡妇尽快再嫁，但新丈夫的能力和意愿是否可靠，又不可不慎察，而备胎则可以让女性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从容考察。

第二个动机更加微妙，一方面，为说服男性合作抚养孩子，妻子必须让丈夫对自己的忠贞从而对亲子关系有足够高的信心，但同时，为让丈夫在家庭这个合伙企业里投入全力，又不能让他完全放心，否则他就可能花较少的时间为妻儿提供最低限度保护，同时寻求更多性机会，从而将策略偏向数量一端，正如第一篇中曾介绍的，夫妻双方的最优子女数量经常是不同的。

为此，女性发展出了一种适度模糊策略，该策略清楚的体现在她们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上；多数灵长类都有着清晰可辨的发情期，雌性会用诸如性肿胀这样的鲜明信号为其排卵期和受孕能力大做广告，但人类女性的排卵期却是隐蔽的，这意味着丈夫难以判断妻子哪些天更可能受孕，于是被迫在（除经期外的）多数日子里守在妻子身边，以防她出轨怀上别人的孩子，这样，丈夫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发展其他性关系。

有发情期的雌性动物，通常只在发情期接受异性的交配请求（除了像倭黑猩猩这种把性交当作常规社交活动的动物之外），而人类女性则在排卵周期的任何阶段都可能被性唤起并接受性交请求，即便在没有受孕可能的时候，女性也可以达到高潮（尽管程度和几率稍低）。

在缺乏可靠的亲子鉴定技术的情况下，适度模糊策略和备胎策略的组合运用，还可以帮助女性抵御杀婴风险，假如亲子关系完全确定，新上位的备胎就有足够的动机杀死、遗弃或驱逐前任留下的子女，但暧昧的备胎策略让他们有了顾忌：孩子可能是他自己的，而模糊策略更强化了这种不确定性：为在排卵期无法识别的情况下，任何一次偷情都不能排除让女性怀孕的可能。

在表达爱慕、性兴趣和性快感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含蓄和婉转，情绪也更阴晴变幻不定，让对方更捉摸不透，这些心理机制或许也是配合上述模糊暧昧策略发展而来；借助一整套复杂信号，女性告诉丈夫：我爱你并愿意忠诚于你，但前提是你要把我看紧了，否则我也不是没有其他选择。

女性在固定配偶之外寻觅其他性伙伴的第三个动机，是提高子女的遗传多样性，以便贯彻一种分散投资策略；由于子女会继承父亲的许多特性，不同特性在各种环境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相对优势，但未来环境条件难以预料，而多样化可以避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同策略所依赖的资源不同，假如子女们继承了相同的策略，他们之间更可能出现资源冲突；在上一篇里，我已介绍过基于排行的策略分化，通过以排行为参数进行童年期策略配置，可以缓解兄弟间的资源冲突，但母亲们其实还有更直接的选择：让孩子们拥有不同的父亲。

这种多样化不是随机的，而是精心搭配的特定组合；女性在为自己挑选丈夫和为孩子挑选父亲时，遵循的标准有所不同，前者注重的是他养护妻儿的能力和意愿，包括财富、权力、情感专一、喜欢孩子等，而后者更注重他的遗传禀赋，比如健康、智力和性吸引力等。

尽管这两方面有重合之处——抚养能力和意愿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遗传，而健康和智力也会影响抚养能力——，但差异也很明显，财富和权力的取得有很大偶然性，有时甚至和遗传禀赋完全无关，比如彩票中奖者或被国王收养的孤儿，而且这方面的潜力不容易识别，而健康和性吸引力等特性不仅遗传性更可靠，也容易直观的判断。

而且，既然寻求婚外性伙伴是为了提高子女的遗传多样性，而挑选丈夫时肯定会侧重与抚养能力有关的那些禀赋，那么挑选情人时就最好偏重其他方面，所以理想的组合是，一个资源条件丰厚的好丈夫，外加若干其他方面遗传禀赋优秀的情人。

这是总的指导方针，具体如何搭配最优，还要看女性自身的条件，大致上，我们可以识别出几种常见组合；假如一个女人自己拥有庞大的抚养资源，完全无须男性帮助（比如她是伊丽莎白一世），那么她的择婿标准应以可识别的遗传禀赋为主，而且可以大胆实施多样化策略。

不过，能这么做的前提是她拥有自主权，实际上在许多社会，女性的择偶权利常被父母掌握，她的兄弟们也可能会干预，而他们的利益和她并不一致，特别是在权贵阶层，女儿的婚姻常被用作家族建立政治或商业联盟的工具。

如果女人已经嫁了一个资源特别丰厚的丈夫，那么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是生下儿子，并帮助他争取继承权，在此之前，任何其他考虑都要暂且搁置，直到完成这一任务，或者那已经无望实现；之所以生儿子（而不是女儿）最重要，是因为对于特别庞大的资源，只有儿子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而女儿由于受生育数量限制，边际收益会下降得太快。

嫁入豪门的女性在多样化上需要要特别慎重，这既是因为奸情败露而遭遗弃的机会成本太高，也是因为丈夫因条件优厚，不难再娶，因而在决定遗弃（甚至杀妻）时会较少顾忌和犹豫；而且，假如她能够继承亡夫遗产，哪怕只有一部分，也足以让她获得优厚的再婚条件，不需要预先考虑备胎问题。

相反，如果嫁的丈夫条件一般，那她就有理由在备胎和多样化问题上更积极一些，因为这种情况下不仅对备胎和多样化的需要更迫切，而且这么做的风险和机会成本也更低，因为缺少其他选择、再婚条件不佳的丈夫，虽然防范绿帽时会更加努力，但在妻子出轨既成事实之后，却更可能选择忍气吞声。

对于绝大多数不具备女王或公主条件的女孩，嫁个可靠的丈夫都是优先考虑，为此，（至少在传统社会）保有贞洁名声非常重要，风流名声会极大损害女性的择偶地位，所以多数女性不会以短期关系作为其性策略的重点；但是，也有少数自身条件特别差的女孩，由于预感到自己很难找到可靠丈夫，只好选择以短期关系为主，并因此而放弃贞洁名声。

有研究显示，在童年期没有父亲或缺少父爱的女孩，月经初潮时间更早，也更早开始性关系，而且更倾向于短期关系，这或许是因为，没有父亲很可能意味着自己是私生子，或者会非常穷困，在缺乏父亲保护的情况下，遭遇性侵犯而失贞的几率也更高，所有这些，都会让择偶条件变得很差。

和其他女性一样，在短期关系中，女性更偏爱处于策略光谱两端的男性：要么是社会地位高的“橙喉”富贵子弟，要么是性魅力高的“黄喉”浪子，而不喜欢较为保守中庸的顾家好男人，“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句俗语，说的正是这一点。

因为富贵子虽不大可能娶她为妻，但或许会愿意资助她和孩子，只要孩子有相当大可能性是他的，相反，好男人因为顾忌家庭，很可能不敢认私生子更不敢资助；而浪子则可以让她儿子继承到他的风流本事，由于她儿子未来极可能是个地位低下的穷人，而这种处境下浪子策略将更有优势。

女性一旦选定以短期关系为策略重点，贞洁声誉就不再重要，因为男性在短期关系中不在乎这一点，放荡名声反倒可以帮助她们吸引短期性伴侣，因为追逐者会觉得她们更容易得手，也更少需要负责任。

关于人类性策略，诸如“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男人喜欢年轻漂亮，女人需要安全可靠”之类流行观念，抓住了某些重要方面，但实际情形比这些句子所能表达的要复杂而微妙得多，而正是性策略的微妙之处，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心理和文化。

不过，在讨论男性的策略之前，让我们暂时放下人类，看一个蜥蜴的例子。在发表于1996年和2000年的两篇论文中，生物学家巴里·西内尔沃（Barry Sinervo）和他的同事介绍了美洲侧斑鬣蜥（学名：Uta stansburiana）的性策略，这种蜥蜴按喉部颜色分为三种类型：橙喉、蓝喉和黄喉，其雄性各自采用不同性策略。

橙喉与蓝喉雄性都占有领地并与领地内雌性建立配偶关系，黄喉雄性则不占领地，专门偷偷摸摸伺机与前两者的配偶偷情；橙喉富有攻击性，常抢夺霸占蓝喉的领地与配偶，但因为领地大配偶多，照看不过来，常被黄喉偷腥；蓝喉则满足于较小领地和较少配偶，但严加看管，因而较少被黄喉偷腥；而黄喉的特长是擅于伪装成雌性而混进别人领地，并能制造更多精子从而在精子战争中占据优势。

如此构成了一个像“剪刀石头布”一样循环相克的策略多态：橙喉增加时，黄喉偷腥机会也增加，因而第二代将有更多黄喉，此时更多橙喉将戴上绿帽，其第三代数量将减少，而蓝喉的严防死守策略变得更有优势，也更少受橙喉攻击（因为橙喉少了），结果第四代蓝喉数量增加，于是橙喉有了更多可攻击的目标，导致其数量在第五代又反弹，如此循环，三种类型将以某个比例达成动态均衡。

从这一有趣的模式中，可以窥见一些人类的影子，有些男性富有野心，不甘人下，冒险好斗，为谋取权力和财富不惜拼命，和橙喉鬣蜥一样，他们的雄性荷尔蒙水平更高，死亡率也更高，尽管成功可以让他们得到很多女人，但失败的下场可能会很凄惨。

另一些则是稳妥保守型，满足于凭自身资源条件容易获取的地位，尽早成家娶妻生子，把资源和精力集中在照顾和守护家庭上；人类发展出了多种心理机制来配合男性的顾家策略，包括爱情这种对特定对象的迷恋，对天伦之乐的偏好，以及多数动物都缺乏的父爱。

还有一些是类似黄喉的风流浪荡子，他们无意成家立业，也不爱争权夺利，其遗传成就主要通过短期关系实现，凭借的优势是性吸引力和社交能力，不仅善于取悦女人，也善于取悦男人从而获得接近他们妻女的机会。

尽管有些相似，但人类的策略与蜥蜴显然有许多重要差别；首先，由于人类极高的后代抚养负担，所以对大多数资源条件一般的男人来说，稳妥保守都是优选策略，贪图多妻的进取策略只适合于资源条件特别优厚的男性，而浪子策略则处于边缘地位。

其次，侧斑鬣蜥的性策略由基因决定且终生不变（除非人为改变激素水平），而人类在策略选择上更为灵活，可以随境遇变化而调整，甚至可以运用理性能力进行反思和权衡；和其他许多策略一样，性策略可以在早期发育阶段根据资源条件进行配置。

假如胎儿根据营养供应水平“判断”（加引号是因为这种判断是无意识的）自己将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就更可能将性策略配置成较为进取的那种，因为进取策略在富家子弟的成功率较高；相反，假如他预期自己未来会极端贫穷，娶妻成家的机会渺茫，则更可能选择浪子策略。

类似的早期配置选择可能也导致了基于排行的差异，比如当男孩发现自己有好几位兄长，因而无望分到家产，成家立业时也难望得到父母帮助（因为届时他们很可能已经死了），就可能偏向浪子策略；将排行作为一个配置参数，可以在兄弟之间实现策略差异化，降低兄弟间资源竞争。

更重要的差别是，人类会组合使用多种策略，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条件。

进取型男性也会针对绿帽风险采取防御措施，不过他们的防御风格和稳妥型男性的不同，后者更偏重强化夫妻感情，通过占满妻子时间来防范出轨，而前者更多依靠恐吓来吓退偷腥者，他们的好斗性格适合这么做。

在确保不影响婚姻稳定的条件下，稳妥型顾家好男人也可能出轨，否则就不会有1/4到1/2的丈夫曾有过婚外情了，只是他们这么做时会更谨慎隐秘，选择更安全的对象；在制度允许且资源充裕时，他们也会寻求多妻，只是他们不会贪多而降低养育子女和防范绿帽的标准。

多数浪子也会娶妻生子，只是与经营婚姻家庭相比，他们更热衷于四处撒种；按《精子战争》作者罗宾·贝克（Robin Baker）的看法，浪子策略常常与双性恋倾向相搭配，与单异性恋男性相比，双性恋男性更早开始性行为，更勤于探索和尝试各种性技巧，因而拥有更多性经验，他们的异性伙伴也远远多于单异性恋者，而这些正是浪子策略所需要的优势。

浪子策略与双性恋的组合优势，和前面提到的排行差异联系起来就更容易理解：心理学家雷·布兰查德（Ray Blanchard）发现，男性成为同性恋的概率与其兄弟排行高度相关，每多一位兄长，成为同性恋的概率提高1/3，而根据贝克的理论，同性恋是双性恋的副产品。

除了风流，在婚姻之外通过短期关系谋求遗传收益的另一条途径是强奸；强奸会导致反抗、报复和社会惩罚，因而是一种高风险策略，所以只有在这样一些情况下才会被采用：其他常规策略的弱势者或失败者，只好铤而走险；强奸者拥有权力因而有信心免受报复和惩罚；社会规范的约束暂时被解除时。

部落时代，约束侵犯行为的规范通常只适用于部落内和熟人间，男性经常结成团伙攻击其他部落，就像他们结伙狩猎一样，除了扩大领地之外，强奸和掳掠妇女也是这些攻击的重要动机；即便在文明时代，战争或社会秩序崩溃也常伴随着大规模强奸，这种场合，持任何性策略的男性都可能参与强奸，因为此时既没有报复和惩罚的风险，也不会影响既有的婚姻。

从上面对各种性策略的介绍可以看出，尽管多数婚姻是单偶的，但男性普遍会在条件适当时寻求更多性伙伴，所以在性伦理日益宽松的现代社会，每位男性一生中平均有多达12位性伙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大幅拓展了男性实施多妻策略的空间。

多偶策略当然是以牺牲其他雄性的交配机会为前提，动物界通常凭借的是体能优势，胜负通过个体搏斗决出，所以多偶制动物的雄性体型显著大于雌性。

与大猩猩或象海豹相比，人类的男女体型差异并不算突出，男人间的性竞争（和他们的狩猎活动一样）更多的凭借团队合作和组织优势，其结果经制度化之后，形成了等级制、财产权、继承权等社会制度，于是性竞争的焦点逐渐转向对权力、地位、财富和继承权的争夺上来，只有在这些制度全面崩溃的场合，焦点才又回到个人战斗力上来。

组织和制度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为富贵者实施多妻策略提供了更多手段，帮助他们缓解多妻与防绿帽之间的冲突：高墙深院创造了更严密的闺禁，贞操伦理提高了出轨代价，雇佣奶妈可缩短妻子哺乳期从而增加生育次数，女仆和阉奴可协助预防红杏出墙，裹脚或许也是为了限制妇女的行动能力和出轨机会；相比之下，缺乏资源的小土豪们，只能使用贞操带、割礼、阴道缝合等更野蛮原始的方法。

假如“祖母假说”成立的话，那么女性在预期寿命还剩十几年时就早早绝经，也是对她儿子实施多妻策略的一种帮助，绝经可让年长女性放弃自己的生育机会而将资源转向抚养孙辈（这一交换之所以值得，是因为她自己再生孩子很可能变成生存希望渺茫的孤儿），这一帮助在孙辈不幸丧母时尤为宝贵，同时，婆婆还可监督媳妇防其出轨。

随着大型社会和多层等级制度的出现，多偶策略的空间被无限拓展了；中国和奥斯曼的后宫嫔妃可多达数千，不过繁殖效率却不如阿拉伯后宫，繁殖成就最高的中国皇帝康熙，生了55个孩子，远远落后于与他同时代的摩洛哥国王伊斯梅尔的888个。

然而，论长期繁殖成就，冠军则非成吉思汗莫属，2003年的一份DNA调查显示，一个据信源自大汗的Y染色体特征标志，在中亚各国的频率高达8%，在全人类中的频率也高达0.5%。

另一方面，随着分工和贸易的扩展，社会流动性的提高，以及近现代的风气开放和妇女解放，浪子策略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尤其在艺术家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有了大幅提升之后，浪子策略更大有走出边缘而成为主流的苗头。

不过，浪子们的繁殖成就多数在婚外实现，难以查证和统计，有据可查的案例中，成就最高的浪子当属威尔士画家奥古斯都·约翰（Augustus John），留下了大约100个孩子，当然绝大多数是私生子；亚军大概是美国黑人歌星杰伊·霍金斯（Jay Hawkins），据信他的妻子、女友和粉丝们总共为他生下了75个孩子。

至此，我只谈论了男人的性策略，有关女人如何在两性关系中尽可能的谋求遗传利益，将是下一篇《微妙的人类性策略（女性篇）》讨论的主题。

@whigzhou: 宜家的定价策略真有意思，貌似很下了一番心计，许多东西仅仅因为颜色不同，价格可以差出1/3、1/2、甚至两三倍，之前还以为看漏了什么差别，今天仔细看了几样，还真是这样

@郭春龙_颤: 从消费这角度出发不同颜色的价值还就是不同

@whigzhou: 嗯，而且我猜他们已经找出了颜色偏好与年龄段/亚文化/支付意愿之间的某些关系

@潘沩: 原理跟卖衣服时，当季的全价，快过季的打折一个道理么？

@whigzhou: 我觉得很不一样，过季是不可避免的变化，卖衣服的不会故意让一些衣服处于过季状态（或许也有商家将刚上市的衣服伪装成过季的？我不知道），但宜家却故意将某些产品漆成不同颜色，并定一个低价

@whigzhou: 所以，尽管过季服装事实上也具有区分消费者的效果，但这是被动的，而宜家是在主动用颜色区分消费者

@whigzhou: 其次，过季服装对于商家的机会成本原本就远低于新上市服装，而不同颜色的家具机会成本应该是一样的

@流浪的鲥: 确实很有策略。不过经常TB的女生都知道，哪怕是同一牌子同一款的衣服﹑鞋子﹑指甲油﹑化妆品，不同颜色之间价钱常常会差好多啊。2倍都是常有的。

@whigzhou: 是吗，看来我还需多多观察学习

@流浪的鲥: 回复@whigzhou: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男人普遍认为功能相同，颜色区别不重要，但是女人普遍认为很重要。这也是那个著名的“你要买什么样的电脑？”“粉色的！”男女对答的由来。

@whigzhou: 呵呵，好

@流浪的鲥: QAQ您觉得同一牌子款式的车（假设20万），不同颜色差几万块钱不正常么？

@whigzhou: 能想得通，但直觉上有点惊异，能这么做也说明商家定价能力很强，品牌地位差因而可替代性强的情况下，恐怕做不到

@流浪的鲥: 回复@whigzhou:汗。。。NDS冰蓝色硬生生比最普通的黑色高出一千块我会告诉你吗？某些高价除了提供给真正热爱这个少见的颜色的买家，更给最普通的颜色提供了对比，让你觉得买那个低价的好划算嘛。

@whigzhou: 呵呵，你说的很对

@潘沩: 我是这么想的：价高的那个颜色，肯定是最受欢迎的，卖给愿意出钱的人；低价的颜色卖给对价格敏感的。跟商场卖衣服时，时新的卖给对价格不敏感的，本质上是一致的，就是榨取最大的剩余价值

@whigzhou: 实施价格歧视需要以垄断能力为基础，所以判断过季打折是否属于价格歧视，可以看那些品牌地位较弱的商家是否也采用同样做法

@whigzhou: 许多被认为是“文化特性”的东西，背后都是人口压力等经济因素在支撑着，比如西欧人的晚婚晚育、青少年离家独立谋生，一到美洲人口压力一解除就全变了，早婚早到16/17岁，狂生孩子，没结婚的孩子也不离家谋生了，在家帮父母种地放牛，劳动力奇缺啊

@sw小橘子: 那中国为啥也早婚、狂生孩子、不离家谋生？

@whigzhou: 不同财产权/继承制度下对人口压力的反应不同嘛，早生孩子、赖在家里，可以确保占到一份家产，狂生孩子这条不成立，人口压力很大时就都开始避孕/主动流产/溺婴了

@甜蜜温柔小可爱: 如果在財產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的社會里，狂生孩子主要是男孩子，對一個家庭獲取社會資源至關重要。這也是爲什麽家族勢力在中國盛行。

@whigzhou: 对。这原理对大家庭内，家族内，同地区家族间，都适用

@sw小橘子: 回复@whigzhou:早婚育是兄弟堂兄弟竞争的结果？

@whigzhou: 对啊，尽早生出儿子对确保你在大家庭内的地位很重要，另外早婚也是同龄人竞争的结果，在条件有利时尽早确定一桩婚姻是好的策略，低就风险可以用纳妾来弥补

@甜蜜温柔小可爱: 是不是可以更進一步推論，所謂現代社會個體人的疏離感，是否就是部份源自財產權獨立而產生的人格獨立？

@whigzhou: 是的，除了财产权保障，还有契约执行保障，可以让个人摆脱对传统熟人圈互惠网络和人格化交易的依赖，简单说，现代人可以靠一份家当和一技之长在陌生社会活得很好，古人则不行

【后记】

这几天在读Gregory Clark的A Farewell to Alms，有段笔记刚好与此话题相关：

章节名：4
页码：第89页 2013-02-16 02:39:23

西北欧的生育模式是高婚内生育率+高女性单身率+晚婚，而东亚则是低婚内生育率+低女性单身率+早婚，结果两者总和生育率相当。
这一模式差异似乎源自婚姻制度，在东方多妻制下，（加上高女婴溺杀率），女性供给严重不足，因而需要抢先娶妻，导致早婚，但这样一来，想控制生育数量，就不能靠晚婚，而只能靠降低婚内生育率和溺婴了。

@MorrisDong_董勇发 #工作感悟# 小概率事件与决策风险：昨日问小麦，如果一家三口旅行，要坐同一班飞机嘛？答：当然，不能因为小概率事件影响决策！漂亮，我被他点醒了：如同企业决策，不能因为极端事件\小概率事件而影响决策。决策，是用来服务大概率的！只要保证对80%的人合适，就是一个好决策！不要被那20%的风险牵绊！

@tertio: 一家子坐一趟飞机是对的啊

@whigzhou: 这就是传说中的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生共死吗？

@__k_ 辉格老师，决策和20%，80%有关系吗？跪求不成，付费也行

@whigzhou: 呵呵，本来我只当个玩笑，既然你认真了，那就不是一句话能说清了，等晚上慢慢说

@whigzhou: 如何对待小概率事件，和你面临的问题和追求的目标有关，设想三种目标：1）维持某种状况，比如生活安康；2）收益最大化；3）做成某件事情。第一种情形，重点是避免灾难性风险，一种事件若要反复面临，虽每次概率很小，乘数积累起来却很大，重要的不是单次概率，而是整个生命期中免遭遇的概率 @__k_

@whigzhou: 第2种情况，重点是事件对收益的影响大小，而不是其概率，比如打桥牌，大概率事件普通牌手都会处理，高级安全打法就是专门对付各种小概率事件的，而运用这些打法的能力对最终成绩影响很大；许多投资也是如此，假如你与竞争对手之间处理大概率事件的能力相仿，那么生死就取决于处理小概率事件上的能力

@whigzhou: 关于安全打法，这里有个简介 http://t.cn/zWHpigV

@whigzhou: 第3种情况（我猜原帖作者指的是这种），忽视小概率事件也是不对的，因为这件事的成功本身可能就是个小概率事件，而它的成功可能依赖于某些小概率事件，为说明这个问题，我还是要以桥牌为例

@whigzhou: 桥牌里有一种打法叫孤注一掷，意思是，你根本不考虑失败的可能性，所以全部决定都以“成功所必需的条件全部成立”为前提，而不管这些条件的概率有多大

@whigzhou: 比如，要打成这副牌，黑桃A必须在你左手家，该条件加上其他已知信息，你可推出红桃K必定在右手家，那么，你就按红桃K在右手的假定来打，无论这个概率有多小

@whigzhou: 实际上，许多短信诈骗采用的也是孤注一掷打法，诈骗者先设想其目标对象是何种人，符合哪些特征，处于何种状态，骗局才可能成功，然后以这些前提设计短信，无须考虑这些特征和状态出现的概率有多高

@whigzhou: 总结：三种情形下，“无须考虑小概率事件”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后记】

补充一篇最近的文章：【纽约时报】JARED DIAMOND：洗澡可能会要你的命 http://t.cn/zYbc3Xn 长寿的秘诀可能在于，小心那些单次风险很低，但却频繁遭遇的事故。这是作者在新几内亚岛50年野外工作中学到的最大教训。一天早上，我毫发无伤地从一次险境中逃生。不，我家里没有闯入持枪抢劫者，我也没有…

@徐轶青 规范到个体的价值观之间比较难过渡，现在基本上用博弈论的信念和多重均衡来处理。把规范设想成状态变量也比较容易操作，不过问题是谁在选那个状态

@whigzhou: 这种方案我完全同意，我在“从博弈论角度理解法律”  中也表达过，不过形式上的过渡还没想清楚，比如如何避免成为万能膏药

@whigzhou: 从聚点/策略向价值观的过渡中，存在一个策略和规范内化为个人价值的过程，它类似于鲍德温效应（Baldwin effect），当在某种博弈格局中采用某种策略总是具有优势，那么个体预先便持有倾向该策略的偏好、或预先持有导出该策略的信念，便是有优势的，由此内化便发生了。

@whigzhou: 比如：若博弈环境足够稳定，因而遵循某条规则总是有利的，那么鲍德温效应便倾向于让个体本能的偏爱这条规则，就像遵守它本身就能带来价值一样

@whigzhou: 教育或文化驯化中存在更强的鲍德温效应：父母或社会向孩子灌输规范时，不会用博弈论计算结果来说服它，而是直接将规范塑造成他的价值观

@whigzhou: 因为人类头脑里没有博弈论运算器，其价值函数只能以本能和文化价值的形式在特定的文化结构（或曰范式）中表达

@whigzhou: 表达的结果是将遗传收益这一终极性价值分解成了一组工具性价值，把单目标决策变成了多目标决策，这尽管导致了价值冲突的问题，却让算法可以在大脑上实现了，大脑的大规模并行特征和达尔文机制让它善于同时实现N多个小而简单算法，而不善于实现单个大而复杂的算法

最近，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的炒家们，又给我们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博傻（greater fool）游戏，首批上市的份额化艺术品中的两件画作，价格在50天内被推高了17倍，其中《黄河咆哮》市值一度达到令人乍舌的1.03亿元，随后，在经过9天停牌之后，前天复牌首日又双双跌停。

大概极少有人会相信一位二三流画家的作品的市场价格会长期维持在上亿的水平，每个在此价位买入的炒家，只是相信他能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炒家，换句话说，我犯傻没关系，只要我不是最后那个傻瓜就行；这样的博傻游戏在市场上屡见不鲜，特别是那些新开辟的市场，商品期货市场、收藏品市场、权证和A股创业板，都上演过类似的疯狂。

每每这样的情景出现，我们总会听到“市场变赌场”的惊呼和“强化管理”和“规范市场”的呼吁，许多人认为，任由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存在，会恶化市场环境，降低市场的投资价值，最终使市场丧失创造流动性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然而，这些担忧是多余的，确实有许多因素会破坏市场的功能和价值，比如信息的不透明和产品的非标准化，但博傻游戏不在其列，这是因为，博傻是不可持续的游戏，博傻策略的取利对象，并不是价值投资者，而是他们的同道——其他博傻者，因而从长期看，它会自动将自己从市场的策略分布中驱逐出去，而即便它能继续存在或卷土重来，也伤害不到理性的价值投资者，因而也伤害不到市场的健康发展。

每一个回合的博傻游戏最终都会崩溃，而崩溃点是高度不确定的，所以该游戏的效果实际上相当于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每次从博傻者中随机挑出一批倒霉蛋，他们的尸体被搬走，剩下的博傻者瓜分他们的遗产；在充满风险的市场上，无论如何每天总会有若干具尸体被搬走，那么，希望市场健康发展的人们，难道不希望被抬出去的，是那些主动采用非理性策略的参与者？

显然，对于奉行价值策略的投资者来说，一个存在众多博傻者的市场，（用格雷汉姆（Benjamin Graham）的话说）是更友善的“市场先生”（Mr. Market），因为它会时不时以远远出乎你意料的高价格，送给你一个个超额实现投资价值的机会；有人或许会问，假如博傻者总是将价格推高在离谱的水平，价值投资者就没有机会进入，市场怎么健康发展？

但这不是博傻游戏的特点，泡沫总是短命的，一旦有风吹草动，博傻者比的就是谁跑得快，由此造成的恐慌常常将价格拉到低的离谱的水平，而这时，市场先生又从另一个方向对价值投资者表现出其慷慨和友善：送给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低价买入的机会；对此，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所以，呼吁对博傻行为进行管制的，不会是价值投资者，他们没有理由为此担忧，面对价格泡沫，假如他们手里有货，理应大喜过望，假如没货，也乐得看个热闹；有理由大声疾呼的，只能是俄罗斯轮盘里那些不幸躺下的倒霉蛋，他们既要享受豪赌的快感，又不愿面对输个精光的后果，这就好比那些毫无道理的疯狂抢购食盐的家伙，事后却要求超市接受原价退货，天下岂有此等好事。

任何交易制度和监管政策，当然不应满足这样的无理要求，那些一心只想着丰厚的回报，却将最起码的风险原则抛诸脑后，指望交易所和监管当局替他们挡开所有危险，最好在输掉后还能讨回本钱的所谓“投资者”，理应被横着抬出市场，幸好，博傻者们会自己干这份累活儿，他们是市场的义务清道夫，这也是每出博傻游戏的美妙结局所在。

近日，谷歌宣布将不再对其中国境内服务器实施内容过滤，即便为此须付出关闭境内服务器和乃至整个大陆业务的代价，这意味着，为恪守他为自己所设定的行为准则，谷歌已决定放弃中国市场；多年来谷歌在中国市场的艰难开拓，他与网络监管机构之间日益复杂的拉锯战，以如此方式告终，这对于他的大批忠实用户、他历经磨难的中国团队、他的热忱而出色员工，都将是一颗难以下咽的苦果。

正如许多评论所指出，这是一颗文化和价值冲突所结下的苦果，然而，价值冲突无处不在，所有跨国公司必须面对，而其中像谷歌这样悻然退出的却很少；谷歌中国过去几年来的变故，是其应对价值冲突的全球战略在特定条件下的自然延续，看来，这一战略并不成功；在欧美以外地区，当存在一个本土化竞争对手时，谷歌的表现都不好，而在文化和制度迥异的地区，他与监管机构的关系也很糟糕。

谷歌价值战略存在两个根本问题，首先，他错误的把最大程度拓宽言论自由度设定为企业目标，从而在许多文化和制度环境下，将自己置于毫无希望的冲突之中；实际上，在监控难以避免的条件下，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让监控规则更加明确和透明。

对于以信息采集和投送为业的搜索引擎来说，规则的暧昧和随意性才是最大的问题，它不仅让那些善于幕后交易和钻营取巧的竞争对手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更因为规则的不可言说，而将由过滤和屏蔽措施所带来的道德包袱乃至法律责任，从监管机构转移到了实际执行者头上。

这一点对于跨国公司尤为不利，由于他们还受总部所在地法律的约束，其不透明操作的空间更小；所以，谷歌应对监管的战略重点应是促使监管规则的透明化，以便获得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也免于为具体的过滤措施承担道德和法律责任。

跨国公司的多重司法管辖实际上可以帮助他贯彻该策略：如果在当地无法做到透明化，他可以积极借助本国的司法、听证和立法过程来推动透明化；由于他的几个重要竞争者也是跨国公司，必要时将被迫出庭作证，或出席国会听证，而监管措施的实际边界将不可避免的在此过程中被勾勒出来。

第二个问题是，在坚守价值理念的时候，谷歌错误的单方面拔高自己的价值标准，而不是将重点放在推动整个行业的价值标准向自己所希望的方向提升；这种独善其身的做法，虽保住了其“不作恶”的美名，在特定条件下却无助于现实世界按他的意愿改善，而同时却在商业上遭受了巨大损失。

可以相信，对于谷歌雅虎这些崇尚信息自由的新兴网络公司，绝大多数监控措施都会给他们带来道德负担，并在本土遭受舆论压力；当年雅虎便因邮件泄露案被搞的狼狈不堪，杨致远还亲自出面道歉；然而正是这一案件暴露了问题的要害所在：雅虎万分委屈的表示，既然公众和立法机构都十分介意监控措施，那为何不立法为此类措施设定一个适用于整个产业的可接受标准？却单单把雅虎挑出来讨伐一番？

对于以最高标准自奉的谷歌，最需要的正是此类立法，然而，他当初却没有响应雅虎的呼吁，从而错失了一次为整个行业设定价值标准的良机；他本可以理直气壮的告诉公众和国会：若要进入那些市场，必须采取那些监控措施，如果你们认为这些措施不可接受，那就立法禁止吧，那样我们定会遵守法律从而退出这些市场，当然，我们的竞争对手也会；相反，如果你们经过取证评估后，认为立法禁止的经济后果不可接受，那就无须再指责我们不得不采取这些措施。

今天搜了一下，发现百度上一篇价目表内容较丰，于是逐一浏览来验证我的推断，结果发现，数据与预期符合的很好。

可以看出，在15对10元以下的样本中，无一例外都是软贱硬贵，而且软硬价差绝大多数是5毛，我猜这大致是制造成本之软硬差异；在7对20元以上的样本中，6对是软贵硬贱，只有一个反例，是珍品云烟，另有3对样本比较暧昧，我不确定应将其归入高档还是低档（这3对中，1对软贵硬贱，2对软贱硬贵）。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做更系统化的验证。

低档烟：

白沙（软盒） 长沙卷烟厂 37.00 4.00
白沙（硬盒） 长沙卷烟厂 42.00 4.50
牡丹（软盒） 上海卷烟厂 31.00 3.50
牡丹（硬盒） 上海卷烟厂 36.00 4.00
桫椤（软盒） 遵义卷烟厂 21.00 2.10
桫椤（硬盒） 遵义卷烟厂 22.00 2.50
小康（软盒） 铜仁卷烟厂 14.00 1.50
小康（硬盒） 铜仁卷烟厂 21.00 2.10
红金（软盒） 青岛卷烟厂 22.00 2.50
红金（硬盒） 青岛卷烟厂 25.00 3.00
红塔山（软） 玉溪卷烟厂 74.00 8.00
红塔山（15毫克） 玉溪卷烟厂 75.00 8.00
红塔山（软世纪） 玉溪卷烟厂 79.00 8.50
红塔山（世纪） 玉溪卷烟厂 83.00 9.00
阿诗玛（软盒） 玉溪卷烟厂 62.00 7.00
阿诗玛（硬盒） 玉溪卷烟厂 65.00 7.00
恭贺新禧（软盒） 玉溪卷烟厂 67.00 7.00
恭贺新禧（硬盒） 玉溪卷烟厂 72.00 7.50
红梅（软盒） 玉溪卷烟厂 39.00 4.00
红梅（硬盒） 玉溪卷烟厂 41.00 4.50
新石林（软盒） 曲靖卷烟厂 38.00 4.00
新石林（硬盒） 曲靖卷烟厂 41.00 4.50
吉庆（软盒） 曲靖卷烟厂 25.00 2.50
吉庆（硬盒） 曲靖卷烟厂 28.00 3.00
三塔（红软盒） 大理卷烟厂 37.00 4.00
三塔（红硬盒） 大理卷烟厂 42.00 4.50
红河（甲软盒） 红河卷烟厂 47.00 5.00
红河（甲硬盒） 红河卷烟厂 51.00 5.50
金桥（软盒） 华美卷烟厂 36.00 4.00
金桥（硬盒） 华美卷烟厂 46.00 5.00

高档烟：

人民大会堂（硬盒） 营口卷烟厂 123.00 13.00
人民大会堂（软盒） 营口卷烟厂 323.00 33.00
中华（硬盒） 上海卷烟厂 400.00 41.00
中华（软盒） 上海卷烟厂 594.00 60.00
玉溪 (硬盒) 玉溪卷烟厂 216.00 22.50
玉溪 (软盒) 玉溪卷烟厂 227.00 24.00
福（硬盒） 曲靖卷烟厂 200.00 21.00
福（软盒） 曲靖卷烟厂 281.00 29.00
国宾（硬盒） 楚雄卷烟厂 97.00 10.00
国宾（软盒） 楚雄卷烟厂 216.00 22.00
小熊猫 (硬盒) 会泽卷烟厂 246.00 25.00
小熊猫（高级精品） 会泽卷烟厂 291.00 29.50

明确的反例：

云烟（珍品） 昆明卷烟厂 281.00 30.00
云烟（软珍品） 昆明卷烟厂 227.00 23.00

比较暧昧的样本：

黄山（红盒） 蚌埠卷烟厂 102.00 11.00
黄山（软红盒） 蚌埠卷烟厂 130.00 14.00
红河（精品88） 红河卷烟厂 108.00 11.00
红河（软盒88） 红河卷烟厂 94.00 10.0
红河（精品99） 红河卷烟厂 140.00 15.00
红河（软盒99） 红河卷烟厂 124.00 13.00

报复性贸易制裁须找准要害
辉格
2009年8月12日

四月下旬，美国钢铁工会（USW）以保护国内相关行业就业机会为由，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提交了针对中国轮胎的特别贸易保护措施申请；六月底，经过调查和听证，USITC针对轮胎特保案向美国贸易代表（USTR）正式提交了建议方案；上周，USTR就此案举行了第二次听证会，并将于下月初向总统提交最终建议；轮胎特保案的前景正处于第二个关键期，于是，中国橡胶工业协会（CRIA）于近日向商务部提出了反制建议，旨在通过威胁对美国农产品实施报复性关税来迫使美方放弃特保案。由于小布什在两届任期中否决了全部四件到达USTR的特保案，如果轮胎特保案最终通过，那将是奥巴马传递给世界的一个强烈信号：贸易保护主义回来了。

对于自由贸易的好处和贸易保护的危害，已经有了太多的论证，那些曾为贸易保护辩解的崇高口号，如今已少有人信，贸易保护在今天已沦为赤裸裸的借国家主权牟取集团利益的手段；然而，尽管经济学界在反对贸易保护上已达成普遍共识，但在如何对付贸易保护、如何推进自由贸易的政策建议上，仍存在很多分歧；在国内以张五常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主张无条件单方面开放贸易政策：尽量争取全面开放贸易，但即使对方不肯开放，我们仍应主动开放市场。这一主张所依据的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国际贸易会通过促进国际分工来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从而使各方都受益；该演绎即便在单方面开放的部分自由贸易条件下仍然成立，更多贸易总会带来更多收益；上述主张运用于贸易争端的结论便是，即便对方实施贸易保护措施，本方也不应以对等措施予以报复，否则将加大损害。

这一分析简单直白且完全正确，以报复性制裁反制贸易保护的确会导致双输，问题是，两国贸易政策的互动并非单次博弈，而是长期重复博弈；在重复博弈中，最初导致一种互惠局面得以出现的那些单次行动策略，不必都是互惠的，而在互惠局面遭破坏时，那些恢复该局面的单次行动策略，也不必是互惠的；实际上，在博弈实践中，那些被用来建立、维持或恢复互惠双赢局面的那些行动策略，常常是双输的，使用或威胁使用报复性措施或拒绝交往策略，是维持互惠环境的常用手段；报复和拒绝交往常常是代价高昂的，但若能明确连贯坚决的实施，从而让对方了解并相信你的策略，就经常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互惠关系；我认识一个替人向企业讨债的家伙，每次去讨债都带把刀，我问他扎过几个人，他说一个也没有，这刀是用来扎自己的，如果第一轮催讨无果，他会撸起袖子把刀扎进自己的胳膊，当然，他胳膊上的刀疤远远少于他成功讨债的次数。

大致上，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环境仍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但无政府不等于无秩序，人类历史和阿克塞尔罗德等政治学家的研究表明，秩序可以经由重复博弈中达致的合作互惠局面，而先于政府得以建立；在无政府条件下，秩序通常由基于报复的对等制约机制，和各方自愿依循的中立仲裁机制来维持，而当下的国际贸易秩序，正是由报复性制裁和WTO仲裁机制而得以维持；在面临具体的贸易纠纷时，应选择上述两种机制中的哪一种来维护互惠局面和本方利益，取决于长期策略和案例特性；首先，最大程度的拓展本方所及的自由贸易空间，应确定为长期策略；其次，对于WTO仲裁机制是否有利于上述长期策略，应有一个判断，如果仲裁机制确能公正有效的保护和推动自由贸易，那么，即使在个案上可能得到不利判决，也应加以尊重和依循，而不要绕开仲裁而直接实施报复。

相反，如果当局认定仲裁机制是不公或无效的，即使得到公正判决对方也不会执行，那时，考虑采用或威胁采用报复手段才是长期有利的；假设当局在经过上述斟酌之后决定实施报复，在制裁对象的选择上仍须谨慎；CRIA建议的农产品制裁显然选错了对象，美国农场是共和党票仓，制裁农产品将是对共和党长期自由贸易政策的惩罚，合理而有效的制裁，应将目标对准民主党尤其是民主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票仓：好莱坞、软件和科技业、律师、以及那些白领愤青聚集或工会势力强大的产业，其中以软件和知识产品效果尤佳，报复措施给本方潜在买家带来的损失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