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猿已不再害羞
辉格
2012年3月10日

45年前《裸猿》的首次出版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是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运动走出生物学界而迈向社会科学领域时所扔出的第一枚炸弹，此后，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爱德华·威尔逊（E. O. Wilson）又分别于1975和1976年出版了引起巨大反响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和《自私的基因》，并非巧合的是，其间，莫里斯（Desmond Morris）与道金斯的共同老师尼古拉·廷伯根（Niko Tinbergen）与另外两位动物行为学家分享了1973年的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

新达尔文主义的迅猛入侵在当时的社会科学界激起了轩然大波，一方面，这些著作让读者大开眼界、深受启发，因而也非常畅销，而同时，在知识界和社会精英那里，上述作者们却四处遭遇言辞激烈的反对、指责、嘲讽、抗议、甚至谩骂和鸡蛋攻击。

所有这些反应，无非是因为他们试图将在生物学界已趋成熟的基因和进化理论，运用到对人与社会的观察、分析和解释之中，用生物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的眼光来考察人类的特征与习性，将昆虫和蜜蜂研究中获得的启示运用到对人类群体和社会的观察之中，这些做法，被许多人视为对人类神圣地位的挑战。

换句话说，那时的裸猿还很害羞，尤其是其中的知识精英，不愿暂时脱下（即便只是在想象中）文明的外衣，接受动物学眼光的审视，也不愿接受自己与其他动物一样受生物学规律的支配这一事实，当然，在事关肉体的生理问题上，他们早已承认这一点，可是当生物学审视指向他们的行为、心理乃至思想时，便断然不能容忍了。

今天的读者或许很难体会当时的激烈场面和新达尔文主义的艰难处境，它面临着保守和进步派的两面夹击：在保守派看来，这是进化论对传统宗教和伦理体系的又一次进攻，在上一轮进攻中，达尔文主义已将神圣的人“拉低”为拥有共同祖先的动物界的一员，而这次，他们又要将其所珍视的人性、传统和道德还原为无关乎神性或灵性的遗传编码和“策略”。

而在进步派那边，当时主导思想界的行为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认为，通过理性的思辨与探索，借助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人类能够按其意志任意的或朝向公认良好的方向改造人性、行为模式、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可现在有人却用大量证据揭示了：人类的价值偏好、行为模式、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都有着深厚的生物学基础和古老的进化渊源，其中许多被基因编码在遗传物质中，虽然这些基因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会有不同表达，但它们是不能被任意改造的。

让当时的思想界更难以接受的是，基因基础的重要性意味着，由基因差异所导致的个体间、种族间、性别间差异，将不会被教育和文化熏陶等环境条件完全消除，这一点被认为是给种族和性别歧视提供了借口，甚至在有些人看来，提及这些差异本身就是不可容忍的歧视行为，这让他们想起不久前造成了巨大灾难的种族主义。

作为对上述困境的反应，几位有勇气面对挑战的科学家，选择了走出学术象牙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直接与大众和非专业读者交流，以期扭转当时被左右两侧的反对者所主导的社会思想潮流，于是，继《裸猿》之后，诞生了一大批介绍和阐述现代进化理论的通俗作品，一些作者为此不惜放弃了大量学术工作，道金斯甚至干脆完全转变成了面向公众的新达尔文主义布道者。

这些努力可谓成效卓著，在1994年的《裸猿》再版序言中，莫里斯还在痛陈其所遭遇的指责与攻击，但假如今天再让他作序的话，我们将会读到更多的欢快；该书面世后的二三十年中，知识界和大众对现代进化理论的认识与接受程度已经历了巨大飞跃，不仅该理论本身得到广泛认可，它所发展出的基因、meme、选择与传播机制、策略均衡、进化博弈模型、分子钟技术等等概念、理论模型和分析工具，已被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学科广泛采纳和借用，为这些学科带来了革命性变化，特别是基于进化理论而创立的进化心理学，近年来已俨然成为一门显学。

由于这一领域的知识进步异常迅猛，今天的读者或许会发现，《裸猿》（还有之后的类似作品）的一些内容，要么已经过时了，要么不太靠谱，对此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将其视为“科普”作品；“科普”是国内特有的概念，它暗示了所谈论的理论和观点在学术界已成定论，因而可以当作常识向大众普及，而在西方，popular science的意思则宽泛的多，并不暗示学术共识，倒是初等教科书或百科全书通常会保证这一点。

相反，西方的通俗科学著作中，经常会讨论一些非常前沿的、高度探索性的话题，这些处于探索阶段的想法难以满足学术标准，因而无法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或者，有些新奇理论难以在学术同行中获得支持，转而向专业外寻找对话和认同者，这么做有时会收到奇效，因为跨学科的对话和思想碰撞经常会擦出些火花，而专业内的同行反而会因其特有的学术包袱而对新思想形成抵触。

基于前面所提到的困境，新达尔文主义借以进入人与社会领域的通俗作品，或多或少带有些布道者的使命感，因而其所介绍的理论与知识的成熟度难免会低一些，比如莫里斯认为直立人诸特征（甚至包括语言能力）是同时出现的，婚姻从一开始便是单偶制的，直立人已经拥有固定巢穴等观点，有些与古人类学和分子人类学的考察结果大相径庭，有些则缺乏证据而流于想象，他对许多体征和习性的解释都基于两性合作抚养后代的需要，但这种合作需求如何导致那些结果，则缺少一个严格的博弈模型来加以演示。

不过，尽管有这些弱点，对于尚未或刚刚开始涉猎这一领域的读者，《裸猿》仍是个很好的起点，它写的非常生动有趣，内容也很丰富，用一个动物学家的眼光考察了人的方方面面，最重要的是它能开阔眼界和思路：呀，原来我们还可以这么看待自己，原来这些我们早已熟视无睹的东西背后是有原因的！

近些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生活中面临各种问题时变得无所适从，如何鉴别和评估食品的安全性，如何安排有益身心健康的生活起居，如何让孩子获得适当的教育并顺利融入社会，在各种相互矛盾的意见中，常陷于茫然和困惑，不知如何取舍。

与困惑者的解惑需求一起繁荣增长的，是作为供给的各种“意见”，科普作家、心理辅导师、情感专栏、成功学、养生大师，乃至宗教，都在蓬勃发展，一派供需两旺的景象；这其中难免鱼龙混杂，自然也会有江湖骗子乘机浑水摸鱼。

就个人而言，我更青睐来自科学的意见，和来自生活、交流和学习的个人经验，其他种种意见供方从未打动过我；但是，在同样推崇科学的人群之中，我却感觉到一种令我不安的倾向正在变得日益强烈，在一些人眼里，科学似乎已成为有价值的经验知识的唯一来源，而那些未在科学规范下经受检查，未被纳入科学体系的传统经验和个人知识，都是没有价值的，即便不是该被清除，也不应在指导人们生活的知识体系中为它们保留地位。

进而，更有人认为，那些为人们提供意见和指导的供方，若无法为他们的说辞提供科学依据，就都是骗子，都应被取缔；这种看法不仅荒谬，而且有害；现代标准的科学最多只有几百年历史，而人类已生活了几十万年，而有了科学之后，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观察世界和做出选择的方式，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否定前科学的经验知识的价值，等于是说，在缺乏科学指导的那几十万年中，人类生活得很失败。

当你下楼买瓶饮料时，是否计算过乘电梯的时间节省和爬楼梯的健康效果？当你跨过马路走向便利店时，是否依据车流车速统计数据计算过被撞倒的几率和期望损失？当你面对五个饮料品牌时，是否计算了卡路里和维生素摄入量并和你的需要作比较？

当然，在许多诸如此类的生活环节中，科学都可以提供有益的知识，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科学远远无法为生活提供一个全面完整的指导框架，它充其量只能在零散个别的环节上提供意见；而即便科学有了足够好的理论框架和足够丰富的知识储备，个人的认知结构和计算能力也决定了他不可能全面运用这些知识到每个生活细节，成为一部完全基于科学知识的决策机。

所以，即便我将科学视为最佳知识来源，即便我努力在最大程度上运用我的理性，但我完全清楚，我日常的种种行为和选择，远远说不上是理性的，在指导每日生活的各种知识来源中，占有压倒性优势的，仍然是进化所加于我的认知局限，我成长于其中的文化传统，我那充满了偶然性的个人生活和交往史，以及我沉浸于其中的传播环境，在我看来，拒绝承认这一现实是非理性的。

可以相信，日益进步的科学将进入更多的生活领域，但迄今为止，多数传统经验的作用机理尚未被分析过，事实上，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不断发现原本被进步人士视为荒诞无稽的传统习俗，确有其实用价值；因此，轻易摧毁和抛弃那些未经科学理解、也没有科学替代物的传统，非但不会增进理性和进步，反而会让那些失去依凭的人们倒向更具煽惑性也更机会主义的新潮大师。

一旦与之争夺意见消费者的竞争对手，从传统和习俗，转向新潮大师，科学是绝无胜算的，科学的怀疑精神、试错态度和对竞争观点的开放性、逻辑上的审慎、对支持证据的质量要求，都大大降低了科学家获得传播力和成为意见领袖乃至心灵大师的可能性，大师们所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断然、当头棒喝的气势和简洁明了的信条，将注定让他们在这场争夺中所向披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