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旁观者，这次大选最凸显的一点是，它提醒我们，社会终究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即，共同体成员将一组道德原则作为他们组织共同生活的社会契约，我在《群居的艺术》里曾花了不少篇幅说明这一点（见第II-6，II-8，III-5章）。

从历史演变进程看，社会越富裕，个体自由度越高，共同体就越趋向于以道德原则为其构建基础，而传统上界定共同体边界的那些因素——血缘，族裔，随生态/资源/技术限制而划定的地缘政治边界——则逐渐弱化，作为移民国家，美国是迄今朝此方向走的最远的一个。

在古代，构成共同体道德基础的诸原则，通常被封装成某种形式的宗教，而在美国，它们逐渐（虽然并非全部）被移入宪法之中，并由一套制度基础设施加以维护，由此，共同体的立约过程和契约内容，都变得更为正式和显明。

传统上基于宗教的共同体往往是强共同体，其成员在生活/行动的所有方面都受其严格约束，而基于宪法而构建的，则可以是弱共同体，所谓弱，是指构成社会契约的道德原则是一个极小的集合，只约束个人生活/行动的少数几个方面，个人在其余所有事情上都保有自由。

一个道德共同体若要继续存在，其成员必须就一组最低限度的共同原则达成最低限度的合意，可是，个体价值观分布始终在随文化演变的漂移，并没有任何法则能保障这种合意总是会达成，所以，历史上总有这样一些时刻，争执不下的各方不得不摊牌、决斗，以分出胜负。

依我看，本次大选就是这样一次价值决战，双方在基本道德原则上的分歧已到了水火不容，必须做出抉择的地步，也就是说，美国人需要一次类似于56年前那样的一边倒大选结果，以便明确分出胜负，让惨败一方要么服气，要么滚蛋，要么被无情压制。

基于上述认识，我并不赞同许多老派人士对当前政治两极化的担忧，因为如此深刻而巨大的分歧是必须解决的，摊牌决战是迟早会发生的，晚不如早，四年前川浦上台的刺激效果或许加速了这一过程，但那不是坏事。

历史上，美国至少经历过三次这样的摊牌：内战，新政，伟大社会。

我相信这次美国人会做出正确选择，我也相信，无论哪方胜出，都不会像第一次那样以热战的方式发生，两个理由：大法官的民望和权威仍非常牢固，迄今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将军们的忠诚和荣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