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名韩国传教士因为被怀疑有传教活动而在利比亚遭拘捕，利比亚还因此而中断了在韩国的领事业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传教活动而导致韩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外交冲突了，过去几年，在阿富汗、伊拉克、也门、约旦等等国家，都发生了韩国传教士遭地方武装绑架或被当地政府驱逐的事件。

作为美国反恐战争的积极盟友，韩国向伊拉克和阿富汗派出了不少重建和援助部队，同时也有许多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前往帮忙，其中便以教会组织居多；他们所招惹得外交风波常将韩国政府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尽管后者屡次劝阻境外传教活动，但由于基督教已成长为韩国第一大宗教，而且基督徒选民十分在意候选人的信仰，因而政府也是投鼠忌器，不敢过分压制。

无论以绝对数还是人口比例计，韩国都已成为仅次于菲律宾的亚洲第二大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在韩国的发展异常活跃，不仅体现在信徒人数的庞大，更体现在信徒们高昂的宗教热忱，新教派的大量涌现，和积极甚至狂热的对外传教活动；韩国各教派共向海外派出了两万多名传教士，这一数字仅次于宗教基础最为深厚稳固的美国。

这一景象，与我们在韩剧中所看到的那个韩国似乎大相径庭，在许多人眼里，韩国是一个保留了儒家传统的社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被华夏文化熏陶了两千多年的韩国社会，如此热情的拥抱基督教，并在对外传教上表现出这般狂热？

答案或许就在问题之中，韩国基督徒所表现出的积极和热忱，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急于想摆脱自己身上难以抹去的东方印迹；一旦决定投入西方基督文化的怀抱，那些挥之不去的儒家文化和佛教传统，似乎就成了他们身为基督徒的先天不足甚至历史污点，就像文革中那些出身不好的资本家子弟，为了向组织证明自己的忠诚和坚定，也表现出异常的决绝和狂热，不惜与父母反目成仇，而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更是冲在最前面——把我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验吧！

这种狂热常常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传教者们会故意去招惹和激怒异教地区的民众和政府，诱使他们来迫害自己，以便获得受难、殉教、最终成为圣徒的机会；这在外人看来好像难以理解，但确实广泛存在于那些处于扩张期的教派中。

纵观各种教派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类似的狂热其实普遍存在于各种新兴的教派、新近皈依的信徒，以及刚刚从异教统治中获得解放的教区；比如西班牙，在与阿拉伯王朝长达七百年的拉锯战之后，西班牙文化和语言已深受阿拉伯影响，于是，一旦基督教得以光复，西班牙基督徒变得极为狂热，他们急于要与这段历史和它所留下的痕迹彻底决裂，因而在对外传教、征服、迫使殖民地该宗、在欧洲迫害新教徒、审查消灭异端等方面，都表现的非常积极。

对于传统教区的信众来说，教徒身份是与生俱来的，他从其所成长的文化环境中未经思考和选择而自然的获得了信仰，既然不是自己的选择，也就无须为此而辩护和证明，因而信仰问题通常不会给他带来焦虑；然而，新教派的加入者、新兴教区的皈依或该宗者，就很难避免这种焦虑了；首先，如上所述，他需要与他所来自的那个文化传统划清界线，其次，他还要时刻应付来自他身边的异教人群的种种鄙视、嘲讽和非难。

正是这种对抗性的氛围，激发和强化了他自我辩护和自我证明的冲动；由于宗教信条和戒律常常与习俗、常识和理性发生激烈冲突，新皈依者必须有坚韧顽固的自我辩护能力才能坚持下来，这就是他们为何总是那么狂热的缘故，因为非如此者早就放弃退出了。

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人一旦陷入自我辩护的循环，就能够堂然无视一切反面证据，他们总是能通过各种神奇的迂回曲折，将旁人看来明白无误的反证，解释成自己信仰的又一次确证，或者对手垂死挣扎般的捏造和诋毁；在这样的循环中，他的认知能力、想象力和思维的空间，也就会变得越来越狭窄。

自我辩护和它所激发的狂热对于宗教传播的重要性，在预言问题上体现的最充分；许多教派都有预言，而且任何教派都不会因为预言落空而破产，实际上，著名的预言都落空了，而每次落空都促进了教派大发展；基督教曾预言了耶稣的复活和千禧年弥赛亚的降临，现在第二个千禧年已经过去了，弥赛亚没来，不过没关系，人们决定把它推迟到2012年，当然，届时还会再推迟的。

宗教只是一个较为纯粹的例子，新皈依者的自我辩护效应，可以在各种文化和组织现象中观察到，从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到政治派系和学术门派；比如，在欧洲的反犹浪潮中，许多积极反犹者本身就是犹太人，在一两代之前该了宗，急于抹去自己的犹太特性，伊朗总统内贾德就是个最新例子。

这种情结还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在学术和文艺界，由于犹太社区素以浓厚的商业传统著称，所以，那些进入学术和艺术界的犹太人，往往比他们的同行更激烈的反商业和反资本主义，他们急切的要洗掉祖宗留在他们身上的铜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