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社科院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留学生最大来源国，2011年共输出了34万留学生，占全球总数的14%，这34万学生大约一半是去美国留学，从而在美国市场上也以22%的比例取代印度学生而成为最大留学族群；这一状况，是过去12年以28%的年率迅猛增长的结果，如今每年的留学人数已1.5倍于2000年之前22年的总和。

这股留学热潮是全球性的，全球留学生的年增长率尽管远低于中国水平，也高达12%，而且目前还看不出这股热潮会消退的任何迹象；推动这股热潮的一大动力，无疑来自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市场化进程和随之而来的新兴地区经济增长，首先，它让新兴地区的民众有了更高的收入，负担得起高等教育这种较高层次的需求，其次，参与全球分工体系的经历让他们更加意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第三，全球化也让人们认识到，接受和融入在当前全球文化和知识体系中占主流地位的英语文化的特殊价值。

本来，如此旺盛的留学需求，对于接纳留学生的国家，特别是最受留学生青睐的发达英语国家，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既能创造一个繁荣的留学产业，还能提升本国大学的规模和素质，顺便还输出了本国的文化；输出文化这点不可小视，它不仅能为本国文学影视等文化产品和与文化习惯高度相关的消费品开拓海外市场，也能让本国公民在外经商投资时，其行事风格、行为准则乃至商业规范更容易被当地人所理解和接受，这是份宝贵的无形资产。

可实际上，英美等国的民众、学生和政客们似乎并未对留学热潮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反倒感觉头痛，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出现了许多抵制和排斥的声音；最早是加州濒临财政破产，无力补贴大学经费，学校被迫提高学费，此后不少州都面临类似境况，然后人们将原因追究到留学热潮，认为大批涌入的留学生挤占了有限的教学资源，让本国学生上大学更困难了。

上学难不仅成为多个州的热门公共议题，更进入了联邦层面，不久前克林顿在给奥巴马的助选演说中就将其作为要点，提出联邦政府的助学贷款应按学生毕业后的收入水平来确定偿还比例；最近英国政坛也在为此事吵架，卡梅隆政府要限制一些学校的外国学生名额，还要求牛津剑桥等名校在录取时照顾成绩不够格的低收入学生，结果招来一片反对声。

事实上，英美学生所抱怨的挤占效果确实存在，问题是，它本不该这么严重，留学热潮不是最近才开始的，它至少已持续了十几年，为何没有创造出更多的供给呢？很明显，供方未对迅猛增长的需求做出充分的反应，这就说明，在这些国家高等教育产业的激励链条上肯定存在某种传导障碍，比如学校被限制了自主调整学费的权利，或者扩建和新建学校面临制度障碍，或者学校本身的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妨碍了它对需求做出反应。

问题最突出的加州，其大学体系是由依靠政府资助的公立教育，它们对市场信号反应迟钝是不难理解的，不过私立学校也好不了多少，英美的传统名校虽被称为“私立”，其实都是公益性质的自治法人社团，没有明确的个人独自或合股的拥有它，而他们的章程也从根本上排除了盈利目标，这样，他们不对市场信号做出充分反应也就在预料之中。

法人社团、教授终身制和教授治校这种传统大学模式，在历史上已证明了其巨大价值，它为学术和思想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构造了一个远离日常功利性考虑的象牙塔，隔离了凡世俗务对学术的干扰，然而，仅仅靠这种象牙塔，看来已越来越难以满足迅猛增长中的教育需求了，他们更适合研究型大学。

可是许多学生上大学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和技能，并不是冲着做学术研究这条路去的，对于这些需求，未来恐怕会由更多其他类型的大学来满足；实际上，侧重于教学和培训的大学已经开始涌现，只是目前尚未获得传统大学那种崇高声望和社会认知度，在职业市场上也还未建立起被雇主所广泛认可的地位。

但随着高等教育成为人人可获得的普及型消费，这个领域还有着巨大的空间有待开拓，可以预料，与传统大学相比，他们的组织目标将更趋商业化，治理结构上也更公司化，对需求增长和价格信号也将能够做出更加迅捷而灵活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