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生物学中对子女性别偏好有个理论，叫特里弗斯－威拉德假说（Trivers–Willard hypothesis），大意是，资源条件越优厚，越偏爱雄性后代，这是特里弗斯从他的亲代投资理论推导出来的，我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里曾详细介绍过，而且举了很多支持该假说的经验证据，

刚刚又听到几个例子，

1）911后的几个月中，美国男婴流产率显著提高，出生男女比降低了一个百分点，这一效应逐月减弱，直到第8个月才完全消除，

2）柏林墙倒塌后，东德的出生男女比明显下降，

3）90年代巴尔干战争期间，斯洛文尼亚的出生男女比也明显下降，

4）日本阪神大地震后也出现类似情况，

@赵昱鲲: 除了营养水平外，与心理自信是否也有关系？我们家兄弟三人生了5个男孩1个女孩，但是我们家并不富，只是给孩子的心理支持很好。

@whigzhou: 有可能，关键是未来母亲是否产生*好日子要来了*的感知，至于何种线索会产生这种感知，可能性很多，依我看情感支持完全合格

bear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数量最终会达到自然资源能够承受的极限，大多数人将生活在仅仅能维持生计的状态。这个说法隐含了一个假设，即人口数量仅仅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根据辉格的消费离散型假说能简单得出这样的推论–个人和家庭会为了保证自己的消费水平而放弃多生一个孩子。换句话说，人口数量除了受自然资源约束外，还会被家庭的生活层次和收入限制，也就是说人口数量不可能达到马尔萨斯极限。

处在上级消费层次的家庭多一个孩子的边际支出比下级的家庭大得多，支出甚至可以是指数级的增加（这点从经验上看没问题，是否确切有待验证）。加上这条，消费离散型假说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越富有的家庭（和国家）越不愿意生孩子。

首先需要稍稍修正一下，马尔萨斯（T. R. Malthus）的“极限”的意思是，无论生产能力如何进步，均衡状态下（只有战争、瘟疫和自然灾难外部事件会让系统偏离均衡），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那部分人永远只能生活在勉强温饱的生存线上。

至于处于或靠近底层的这部分占人口的比例多少，随社会制度而不同，马尔萨斯为我们描绘了两种可能的图景：一种是扁平化社会，绝大部分人生活中生存线附近，这种情况下，人口的绝对数量就达到了资源极限，另一种是层次化社会，财产权、身份特权、继承权等制度条件，使得部分人得以远离生存线，从而使得社会形成一种复杂多层的等级结构，此时，人口数量并未达到理论极限。

所以，“人口数量仅仅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这句话，只能是在“给定社会结构或制度条件”的前提下才能成立。

马尔萨斯认为，当时的中国正是典型的扁平化社会，所以他说，如果按同等资源供养人口数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无疑是最成功的社会了，这个国家的制度成功的将绝大多数人拉到了生存线上；这一判断是否准确还有待考察，但这两幅图景的对比是很有启发的。

但很明显，马尔萨斯并不认为这种社会是可取的，相反，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财产权得到保障，西方社会才维持了复杂而繁荣的文明结构。

好，现在就容易看出消费离散性假说在上述理论框架中的含义了：等级阶梯的存在，激励人们为了维持现有的较高地位，或者爬升到较高的地位，通过克制生育数量来确保消费水准，从而在整体上，使得人口的极限水平低于没有这种等级阶梯的情况。

注意：这不是让人口脱离了马尔萨斯极限，而是移动了马尔萨斯极限本身，因为马尔萨斯极限原本就不是指绝对的资源供养极限，而是给定制度条件和社会结构下的极限。

但是，克制生育数量只是确保消费水准和社会地位的手段之一，是牺牲数量换质量的办法，另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手段：一个是嫡庶之分，不牺牲数量，但只确保其中一部分子女的消费水准和社会地位。

第二个是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也不牺牲数量，但只确保其中一部分作为主继承人的长子的消费水准和社会地位不低于自己，其他子女则能保障多少就算多少。

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生育率下降，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进城后就失去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本性，而是因为他们改变了生养策略，从数量策略转向了质量策略；尽管从短期看，采用质量策略（即少生精养策略）给你带来更少的儿子女儿，但在长期，给你带来的重重重重孙，可能并不比采用数量策略者少，因为较好的营养、健康条件、教育程度、工作技能、社会竞争力，不仅提高了他们的生存能力，还提高了他们在未来婚姻市场的谈判地位，也有望给他们的子女一个较高的发展起点。

个人按自身条件不同会采用不同策略，均衡状态下，两种策略的分布比例取决于抚养和教育的成本收益比，这个收益，最终是以重重重……重孙的数量来计算的。

当精养成本高于粗养成本的两倍时，穷人便很可能采用多生粗养的数量策略：假设粗养成本是3000/年，精养成本10000/年，一个穷人年收入9000，不养孩子时的基本开支2000，已经生了第一个孩子，现在他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拼命挣钱，争取能挣到12000，以便能精养这一个孩子，或者放弃这一愿望，再生一个，全都粗养；一旦他做出后一决定，而此后又幸运地将年收入提高到了12000，那时，他不可能再杀了一个孩子，重新换用精养策略，这时，他的最佳选择就可能是再生第三个。我们知道，越是穷人越不愿意冒险，所以他在第一个决策点上更可能选择生第二个。

实际上在中国，精养与粗养的成本差异，还要高出上面的虚拟数字，所以，很明显，穷人会更倾向于采用数量策略，因而计划生育的主要受害者；在无差别一胎政策时期，农民是最大受害者，后来被允许有条件二胎，于是没有农村户籍的城市贫民如蓝领工人成了最大受害者；实际上，在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早期阶段，城市工人的生育率很高，直到后来教育年限拉长，教育成为很大负担时，生育率才开始下降，而在中国，城市工人的生育率显然被人为压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