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油dang人文集 《告别施舍》里有段资料，提供了新思路：工业革命的几个领头羊几乎都没赚到大钱。按照地位贡献，工业革命的创新者，应该跟比尔盖茨这样的IT巨子、互联网革命创新者旗鼓相当，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相称的回报。

@whigzhou: 没有暴富不等于没有致富，第一代工业革命家的财富激励虽不如后来那么耀眼，也是足够强的，成功者的社会阶层至少跨上了一两级，从穷人或中产变成绅士或贵族的水平，瓦特遗产4万英镑，相当于土地绅士，博尔顿和斯蒂芬森父子都是六位数，小贵族水平，阿克莱特可能有七位数，大贵族水平

@whigzhou: 未能从其发明中得到太多好处的更好例子其实是纽科门，因为他的蒸汽机没有实现工厂化生产，每台都是现场组装的（所以每台都不一样），他只能从由他现场指导安装的那些机器得到报酬，数量自然有限

@tertio:应该是因为那时候能在市场上流通的财富并不多，大部分财富还是土地

@whigzhou: 这是一，同时也是因为缺乏规模化生产模式来内化创新收益，比如18世纪前半叶纺织业创新大量涌现，给整个行业带来的增长也非常巨大，但创新者本人得到的收益并不多，直到阿克莱特实现工厂化生产

@whigzhou: 设想，如果当年盖茨不得不派工程师上门为每台用户电脑亲手安装DOS，会怎么样？

【2021-11-10】

@何不笑: 暴力死亡率那个似乎没包括战争、政变之类，只是世俗社会的刑事案件。验尸制度的起源也并非脑补（至少是动因之一）：国王与领主、领主与小领主、佃农的土地契约是无限期的且永久可继承，但要是绝了户/失去继承，就归国王了

@whigzhou: 土地保有期限有终身的，有三世的，还有无限可继承的

@whigzhou: 保有者是否绝嗣对国王的利益出入其实并不你想的那么大，继承要交继承税，男继承人未成年或女继承人未嫁人之前，领主从监护权中可以得益，嫁人时，还可以凭否决权而敲一笔，绝嗣复归后，除非不再重新封授，收益也多不了太多 //@whigzhou: 土地保有期限有终身的，有三世的，还有无限可继承的

@whigzhou: 在早期封建制中，所谓继承并不是自动的，而是先复归，再重新封授，只不过通常仍旧会封给继承人而已，至少形式上，封建契约是每代重新签订的

听说美国一些小学试验了一种读书激励机制，付钱给小孩，让他读书，每读完一本并通过测试验证，给2美元，据说效果非常好，而且相比其他办法非常便宜，每年每个学生头上只需要花几十块钱，在当代教育系统中，好像确实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事情了 ​​​​

听了个podcast，在说NYT那个1619 Project，非常恶心的一个东西，甚至可以说是NYT从liberal转向commie的一个标志。

不过这倒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奴隶制的问题，许多经济史家都将奴隶制的盛行视为工资率高企乃至长期脱离生存极限的一个迹象，包括Kyle Harper在《罗马的命运》里也是这么认为，其逻辑是：保有一个奴隶的成本=维持其生存的费用（S）+控制其人身的费用（C），在马尔萨斯均衡附近，市场工资率将低到只能勉强维生，也就是接近于S，那么使用奴隶就不如使用雇工合算，所以，假如我们看到某时某地奴隶被大量使用，就意味着此时此地的经济状况显著脱离了马尔萨斯均衡。

我对这种说法比较怀疑，它背后的理论当然没错，但适用条件可能比他们想的要狭窄的多，实际上，其逻辑链的每个环节都值得推敲：1）奴隶未必需要人身控制，2）生存费用不是常数，大量蓄奴或许会因为规模经济或合作效应而降低人均生存费用，至少可以降低调剂丰缺的风险储备，3）这一理论只适用于无技能劳力，对于有技能劳力，蓄奴所节省的技能溢价或许足以抵偿控制成本。

仔细想了想，我觉得，观察蓄奴与否，以及如何蓄奴，需要考虑几个因素：某种工作所需的激励，所需技能的特性，以及这种人力资本如何形成。

依我的印象，古代最流行的奴隶其实是家务仆佣，传统家务的特定是，它所需要的技能是高度特化的，而且只能在从业过程中形成，一个好的仆人需要对他主人的习惯，口味，偏好，忌讳……了如指掌，而所有这些知识换了主人就全部报废。

随便举个例子，你可能觉得打扫房间是一项无技能工作，实则不然，实际上很多人非常抵触让随便一个人打扫他的房间，因为他对自己房内各种物品的摆放位置有一套难以言说的复杂规则，一旦打乱就很恼火，类似例子不胜枚举，衣食住行都是如此。

家务工作的这种特性形成了一种双边垄断：对于已经积累足够经验的仆人，他的知识技能只有一位买家，对主人，他所需要的技能也只有这位仆人能提供，依我看，凡是人力资本存在这种特性的，都倾向于形成奴役或依附关系。

但这种奴役不需要太多人身控制，因为关系终结对双方都是很大损失，主人只须将报酬维持在高于市场无技能工资水平上，便可消除仆人逃跑的诱惑。

另一种容易形成奴役的是需要高技能但不需要特别激励的工作（不需要特别激励是指产出率与激励方式没多大关系），此时奴役可以免除技能溢价，但是，假如这种高技能不是特化的，因而市场价格足够高，那就需要人身控制，许多古代君主都会将一些工匠至于奴役地位，特别是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工匠职业，比如武器制造。

暂时先想到这些。

@簪美人: 看似是人身依附性的度的问题，度的一端是不自由民（奴隶关系，如奴隶、长工、短工、匠户），往前走是分配制劳工（铁饭碗式劳动关系），其后是聘用制劳工（聘用式劳动关系），另一端是合作关系（合作关系，如主播、艺人）。

@whigzhou: 对[good]，一个相当连续的光谱

@whigzhou: 据我对人类的粗略观察，按激励来源分，贵物种的行为模式大致有两种，目标驱动和恐惧驱动，前一类人做事情是因为他想做成某些事情，后一类人做事情是因为他害怕不做这些事情可能带来的后果（比如让自己远离心理舒适区），当然这只是理想模型，实际个体是两个类型的不同比例混合物。 ​​​​

@whigzhou: 一些猜测：1）第一类个体的百分比是个位数或更低，2）两类人的财富边际效用曲线截然不同，3）某些职业成就只有第一类人可能取得，4）对该差异的最佳预测指标是激素水平，

有一种求职广告很奇葩，常见于豆瓣文青，刚刚又看到一个，结尾都是『随便干啥，钱无所谓』，这两句看似宽松普适又便宜，其实是吓退雇主的杀手锏，『随便干啥』=『没有任何专业热情』，『钱无所谓』=『金钱根本不能激励我』，一个既没任何专业热情又无法被金钱激励的人，谁敢要啊？ ​​​​

最近，巴菲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再次呼吁对富裕阶层增税，这是他近年来一再鼓吹的观点，选择此时重弹老调，显然是为影响正陷于僵局的国会财政议程；巴菲特的成就、身份和声望，让他的主张有了巨大影响力，奥巴马的一项增税提案便据此而被命名为“巴菲特规则”（Buffett rule）。

反对增税者常提出的一个担忧是，增税会抑制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因而降低就业率，但巴菲特以其亲身感受告诉我们，这不会发生，在他看来，投资者不会因为高税率而放弃投资，并举例说，五六十年代的资本利得税远高于当前，但他和他的客户从未因此而放弃投资，而当时的经济也很繁荣。

不妨相信巴菲特是真诚的，但他的论证却是错误的，他的个人感受并不能用来证明宏观效果，一项激励条件的改变，将首先在边际上起作用，那些对其可支配收入的用途和投向摇摆不定，正在权衡取舍的人，将首先受政策变化的影响，而对于巴菲特这样以投资为其终身职业和最大乐趣的人，确实可能没有影响，但这证明不了什么。

这个道理对消费行为同样成立，你可能说，这本好书即便价格翻十倍你也会买，但这不能证明涨价不会影响该书的销量，仅仅说明了你不是边际消费者，而且离边际很远；那么巴菲特是不是边际投资者呢？

恰好相反，他是个极度清心寡欲者，消费需求极少，没什么奢侈爱好，生活平淡无趣，对新科技和任何其他新鲜玩意也没什么兴趣，同时他却拥有极大财富，除投资之外，他很难为这些财富找到其他用途，而且投资带给他满足的是投资行为和绩效本身，而不是赚到的钱可以让他做其他事情，所以，这世上大概找不出比他离边际更远的投资者了。

尽管在投资上表现的十分精明，但巴菲特在制度和政策问题上时不时发表的观点，却多半经不起推敲，而且与他自己的实际行为不符，比如他说，为避免社会沦入财阀体制（plutocracy），应加大财产税和遗产税征收力度，不幸的是，这一观点最近在国内也获得了呼应。

可事实上，虽然过去20年美国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根本没有出现任何财阀化的迹象，当前令人羡慕的富豪，绝大多数凭借个人成就而致富，很少是因为家族财阀背景，很难找出一个社会，其富裕阶层的流动性比美国更高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因为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带来的新一轮创新浪潮造就了一批成功者，这绝不是坏事。

若果真需要用遗产税来避免财阀，或者用巴菲特的比喻，将富家子弟拉回到与穷孩子同一条起跑线，那么对于巴菲特这样的超级富豪，税率必须达到没收级水平才管用，这意味着要将极大比例的私人财富交给政府来支配，而只留下与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相当的部分，才算得上起跑线公平，但巴菲特本人有没有这么做呢？

没有，实际上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交给了盖茨基金会，一个私人机构，假如他果真认为这些财富由政府支配更好更公平，他本应将支票开给财政部，要知道，联邦政府和它的许多分支部门都愿意接受私人捐赠，实际上也一直在接受私人捐赠，财政部公共债务局自96年以来已收到2600万美元捐赠，其他像国家科学基金、卫生局、森林局、公园局、教育部、国会图书馆、老兵事务部等部门收到的指定用途捐赠则更高得多。

那么，他有没有把自己的子女拉回公平起跑线呢？也没有，尽管他捐出了大部分财产，但还没达到没收级，他给三个孩子留下了一个30亿美元的教育基金，而这已足以让他们享有任何可以想象的“起跑优势”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能让他们因为没钱而做不成事情”，可按此标准，遗产税又该如何征收呢？假如另一个亿万富豪的儿子想做的事情是火星殖民呢？

像巴菲特这样事业经历一帆风顺，有幸拥有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消费需求极低，从未经历过实业经营的辛酸苦辣，也没有什么需要支配巨额财富去实现的事业追求或新颖而有创造性的想法和念头的人，在企业家这个群体里实在没有多少代表性，他远离激励边际，难以理解众多中小企业面对重税时的痛苦和绝望，他在制度和政策上的意见因而没有什么价值。

制药业需要经历一次大清洗
辉格
2012年4月24日

毒胶囊事件再次震惊了国人，许多消费者都吓得不敢吃药了，值得留意的是，该事件与三聚氰胺如出一辙：都是大面积发生，被媒体怀疑的九家全部得到证实，受检的42批次检出了23批，并且都是大幅度超标，多数超标了数十倍，最高达70多倍；这还只是第一批检验结果，随着调查深入，恐怕会有更多企业被揭露。

如此大面积和大幅度的超标，显然不是漏检的结果，也无法归诸意外、随机因素，或者管理疏忽，和三聚氰胺一样，它们都是故意被“漏”过的，这些企业在明知存在其他可靠来源的情况下，为了省钱，故意选择了不合格来源；更恶劣的是，牛奶企业至少还有一个辩解的理由：分散奶农的质量很难逐一监控，可是药用明胶的生产却早已实现规模化了，质量可靠的规模化产能已经能够满足胶囊所需。

三聚氰胺事件固然可恶可悲，但它总算也给市场带来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奶企们多少做出了些改变，规模化牧场也在兴起，那些经受住考验的企业声誉有了提高，消费者变得对质量更敏感、也愿意为此支付溢价了，新西兰的优质品牌奶粉受到热捧，这些都是市场走向成熟的迹象；可是，我们不知道制药业在这次事件后会发生什么变化，至少从它们过去一周的反应中还看不出变化的迹象，好像这不是一次大地震似的。

实际上，制药业出现这样的丑闻是有迹可寻的，该行业的种种条件，都不利于建立品牌信誉，因而缺乏在质量和安全上做出改进的激励；首先是生产极度分散，十年前，国内还有7000多家制药厂，近年来虽经历了大量重组合并，仍有3500多家，前十大药企的市场份额只有百分之十几，无论与欧美药品市场还是国内其他消费品市场相比，集中度都非常低。

这种局面下很难指望由品牌提供质量激励，因为面对如此多厂商和品牌，消费者无法形成品牌认知，在选择产品时（即便他们有机会选择）难以将品牌纳入考虑，这样，市场竞争实际上处于无品牌状态，大家都是白牌；相比之下，奶业和其它一些饮料、食品和日用品的品牌作用要强得多，消费者很清楚自己选的是什么品牌，也知道有哪些候选者可供比较。

另一个阻断质量激励的因素是当前医疗体制的医药不分、以药养医模式，尽管处方上只有通用名，可当病人拿着处方去药房拿药时，是没有机会选择品牌的，这一选择医院已经替他做了，然而，医院是否有足够激励去控制药品质量，是大为可疑的，特别是通常具有地域垄断性、缺乏竞争的国有医院。

其实，对于食品和日用品的质量，商场也在为消费者提供质量筛选，不同的是，消费品零售市场存在激烈竞争，而且大型连锁超市本身拥有品牌，因而提供了另一道辅助的质量激励机制，而对于药品，由于上面提到的两个原因，这两道关都靠不住了，只有那些经药店销售的非处方药和慢性病人长期服用的药物，品牌认知才可能起了一些作用。

目前这种高度分散状态，是改革初期诸侯经济的遗迹，随着药品市场的繁荣，地方政府纷纷投资，遍地开花，类似的现象一度广泛存在于热门消费品产业，比如家电、日化和烟草；直到90年代中期，因国企普遍陷入困境，开始了全面市场化和国退民进改革，此后许多产业都已改变局面。

目前仍处于这种局面的产业已不是很多，其中最典型的大概是烟草业了，几乎每个省都有自己的一批烟草企业，而且每家都拥有一整套从低档到高档的完整系列品牌，堪称举世罕见的一大奇观；这一奇观绝非市场自发演变的结果，而是严格的准入管制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经典产物，所以，准入管制同样严厉的制药业，出现类似格局就不奇怪了。

不过，烟草业的遍地开花和厂商林立倒并不影响消费者形成品牌认知，因为香烟属于长期高频率重复消费的商品，加上地方保护主义导致很强的品牌地方性，消费者有充足的机会和信息来了解各品牌，也很容易形成自己的习惯，所以尽管集中度很低，品牌激励仍可起作用；药品就不同了，除了慢性病的常服药，大部分药品对消费者都是陌生的，无从鉴别和选择。

@whigzhou: 《政治人物的道德评价》 http://t.cn/zOvzfe0

@tertio：这段大妙：我强化暴政的力度，你可以说我助纣为虐，我努力减轻暴政给民众带来的痛苦，你可以说我在延长暴政的寿命，反之亦然，你也可以说，我在加速暴政的灭亡，我在帮助民众抵挡暴政的肆虐——这样一来，道德评判实际上不可能进行了。

@茶博未: 有些零碎想法，总体上不同意。长时间的后果，原则上可以用利率折现；折现率和价值观一样是主观和不可加的；欲求共识/判决，陪审团制；跟辉格关于刑求情报的文章主旨似不符

@whigzhou: 因果链的长度和时间长短是两码事，一棵树龄3000年的树的存在和那颗种子的埋下之间，因果链很短

@whigzhou: 关键是因果链的拉长和复杂化，削弱了可预见性

@茶博未: 有理！但事后的道德评价，可否看作对未来类似情形下决策的一种输入/期许，使得决策者对因果链的把握比otherwise更长些(对还是错另说)？

@茶博未: 一个题外的问题：假如简化形式化你的比喻为种子 气候 土壤=树，那么认为种子比另2个因更直接，有什么一般性的判据呢？

@whigzhou: 哦，我这是简单的把种子->成树这条因果链单独拎出来了，我们谈论事情时总是需要把某个因果链从错综复杂的网络中拎出来，否则就没法说了

@whigzhou: 或者不妨换个例子，李世民把兰亭集序带进了坟墓，昨天有人把它挖出来了……时间跨度不算小吧

@whigzhou: 但这条因果链显然算不上复杂，在依常识可轻易理解

@茶博未: 假如人们普遍赞赏太宗这样的”高瞻远瞩”(动机固然不是)那么金三世也可能把宝物带进坟墓，搏一个后世好名声(假设他对尸体被动不很介意)。在道德评价竞争的情况下，被未来决策者接受的那部分(meme?)将会得以在行动上传播，按进化论看最符合主流道德的将survive，免除了麻烦的因果推理

@whigzhou: 有效的激励机制要以激励对象对因果关系的认知能力为前提，否则他无法理解奖励/惩罚所针对的究竟是什么，这样的奖惩也就没有激励效果，反而扰乱激励机制了

@whigzhou: 好比你的狗，朝试图闯入的陌生人狂吠，获得你赞许，这个它能理解，但它的狂吠或许打乱了你的诱敌深入计划，此时你斥责或惩罚它吗？我看没什么用，它理解不了这个，反而可能破坏了它防备陌生人的反应机制

@whigzhou: 当然，一条久经训练的狩猎犬或许能学会诱捕策略，但训练过程所用的激励方法仍须依靠它之前所能认识到的因果关系

@茶博未: 我觉得存在这样的可能：一些类似定理的基于直觉/因果推理的“历史教训”或“道德”会浮现(伴随多得多的淘汰)并成为主流价值观，从而影响政客的决策，他引用/纳入考虑这些类

@whigzhou: 那是那是，所以规范会演进嘛。对因果关系的认知和相应预见能力也不必依赖于对整个因果链的充分理解，黑箱可以关着

【2011-10-28】

@遗产卫报：象牙雕染色香蕉。年代为19世纪，长17cm，2010年北京古天一秋拍亮相。写生的仿生艺术在清初时期就已流行，这件象牙雕仿真香蕉，体现出仿真艺术的极致。

@Ent_evo:谁能告诉我，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蛋疼啊……你要是把象牙拿回来雕个思想者或者大卫那种级别的艺术作品，那没准还稍微从轻发落那么一丁点儿，可你把大象偷猎得这么惨，就为了雕这个？？？

@whigzhou: “不许出售”=“让它变得一文不值”

@whigzhou: 许多可怜的野生动物迟早要在动物保护主义者手中（或口水中）死绝，阿弥陀佛

@sw小橘子: 没有买卖，就没有养殖。没有养殖，就有偷猎。

@whigzhou: 不止如此，假如野生种群不能带来收益，当地居民为何要保留其栖息地？

@sw小橘子:有道理。不过这就难了。产权部分转移给当地居民，这是第一重。当地居民形成自我组织，避免公地悲剧，这是第二重。

@whigzhou: 组织失败的话还有最后一招嘛，征用并拍卖种群用益权，所得分给居民

@sw小橘子: 不过还是要补充，在这个例子中，群体规模、成员关系、沟通便利程度、组织化程度等因素，会影响到这个群体是否能够将分散的权利交托与一个代理者并由其实施拍卖。

@whigzhou: 不是啊，假如能够“交托”，就已经组织成功了，征用拍卖说的是组织失败时的外部介入

@whigzhou: 禁猎法实际上已经没收了种群用益权，所以不存在司法障碍

@sw小橘子 又想到一点。居民自组织成功时，证明至少有一种实施方式可以有效利用种群用益权。而当居民自组织失败时，则意味着，在当地种群用益权存在

@whigzhou: 对，拍卖额可能是负的，负值就是“物种存续”买家的出价，当然，这个出价可能仍不足以抵偿用益权的负值，但那就没办法了，说明保护者的意愿不够强烈

@sw小橘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用益权是负值。物种存续是另一件商品。

@whigzhou: 对啊，假如用益权市值为正，就不需要物种存续的买方参与，物种可自我维续，假如其值为负，则需买方出价来补偿该负值

@whigzhou: 总之，无论通过自发组织还是征用 拍卖，首先实现种群用益权的产权化（也就建立了物种前途的排他性影响权），然后所有者用该产权产出若干产品：动物制品、观赏和物种存续，它们的售价之和若能抵偿产权获取和维持成本，物种即无灭绝之虞

@whigzhou: 所以，作为其产出品之买方，象牙雕刻家和虎骨食用者与动物保护捐助者一样，都是物种的恩客，而非敌人

@茶博士未遂:在你的定义里，旅游参观某物种也是“出售”该物种的存在吧？这种出售，只要价格购高，环保主义者和土著就能都基本满意（环保者可能还是会抱怨几句该物种个体受到打扰）。

@whigzhou: 不是，“物种存续”这一商品的买方是主张保护者，卖方是物种命运影响者，而参观管制权是种群用益权的一部分，后者的确立让种群收益内化，从而激励对“物种存续”的产出

@茶博士未遂:价值观上，我认为物种个体直接被人杀掉比物种因栖息地被人侵占而灭绝更不可接受啊

@whigzhou: 呵呵，那你就不是物种存续的买方，而是“动物个体善终”的买方了

@茶博士未遂:请问怎样能买到尽量多的“动物不被任何人直接蓄意杀掉”？

@whigzhou: 先形式化一下你的需求吧，是不是先把动物死亡分为“善终”和“惨死”两种？你要买的是善终率的提高，对吧？然后寻找卖家，应该是那些影响动物死法的人吧？这个范围太广太散，而且要命的是，我还不知道你界定善终的标准是什么

食品安全话题又起波澜，最近，几家媒体相继“揭露”了知名餐饮企业的“丑闻”，永和豆浆和肯德基的豆浆被“发现”是豆浆粉冲泡而不是现磨的，随后肯德基的炸薯条用油也被“发现”不是每天更换，接着，矛头又转向山西陈醋，许多品牌被“发现”并非100%酿造，而是兑入了醋酸，许多还添加了防腐剂苯甲酸钠。

由于这些报道是以“惊天发现”的口吻叙述的，似乎揭开了一道长期被掩盖的黑幕，于是不明就里的读者们就跟着大惊失色了；其实，这些算不上什么发现，只是揭露者将自己一厢情愿臆测的标准强加于商家，进而将不符合该臆测标准的事实认定为黑幕和丑闻而已，而实际上，永和并未曾宣称他们的豆浆都是现磨的，肯德基也没宣称过他们的油是每日更换的，相关法律和行业标准也没有这么要求。

甚至，从常识出发，也得不出这样的推断；有人凭经验宣称6度以上的陈醋无需防腐剂即可无限期保质，即便这一缺乏研究和统计支持的说法果真成立，也不能因此认定添加防腐剂是非酿造醋的证据，甚而是无良行为，选择添加的厂商或许是出于审慎考虑，或许是因为食醋未达到6度，毕竟，山西陈醋的行业标准是4.5-6度，而迄今被披露的添加者，都作出了明确标注。

对豆浆粉的指责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甚至翻出了基于材料成本计算“暴利”的陈词滥调，照这么算餐饮服务业遍地是暴利，30多块一杯的咖啡材料成本也不过两三包豆浆粉，更有趣的是，假如材料成本低是一件值得大惊失色而产生被欺骗感的事情，那么指责者们所钟爱的“现磨”才更离谱，它的材料成本更低。

从这一片蛮缠滥打的恬噪之中，有一种人会得到好处，就是那些在食品安全上劣迹斑斑并曾被揭露的厂商，他们或许正在暗处窃笑；这些在产品质量和安全控制上缺乏优势，也不愿在信誉和品牌上做长期投入的商家，最希望看到的局面就是，市场的食品安全信息一片混沌，消费者缺乏可据以判断的有效信息，这样，他们与那些在质量和安全上表现优秀的企业便处于同等竞争地位了，甚而他们在安全上的低投入还会带来成本优势。

创造如此混沌状态的一个办法，就是制造大量不能反映真实安全信息的噪音，来淹没那些有效信息，从而在消费者眼里造成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印象；对于消费决策来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和一般白是完全等价的，即：颜色将不再是影响选择的因素；这种把水搅浑的手法人们大概不会陌生，某些组织在无法维持自身的高大清白形象时，便会转而一个个抹黑周围的其他人，好让大家相信自己并不比别人更黑，所以你们也就别再挑三拣四了。

当然，这不是说报道上述事件的媒体都是在替黑商家干活，或许他们只是无法区分真正重要的安全信息，这样的话，他们该给自己强化一下自己的辨别力和审慎习惯了，或者他们只是为了博得一点眼球和喝彩，毕竟这是媒体的主要激励来源，但假如明知这么做会恶化社会的食品安全信息环境，却仍不惜以此博眼球，那就很不道德了，至少不能再以“社会良心”自居了，假如他们果真拿了欲搅混水者的好处，那就比乌鸦还黑了。

近日，银监会、央行和发改委联合下发通知，要求银行停止对11类34项服务的收费，称这是旨在敦促银行业“进一步履行社会责任”，并“保障社会公众享有基础金融服务的权益”；这样的价格管制政策，尽管会博得一些群众的喝彩，表达出某种关切民生的姿态，但无论对银行还是储户，都是有害无益的。

限制银行收费所能带给储户的，不过是蝇头小利，因为这些收费原本就很低廉，许多项目多数银行本来就不收，而这些费用并未对任何家庭构成显著的负担，或成为众人抱怨的焦点；相反，禁止这些收费将导致的激励扭曲和银行策略调整，反倒极有可能给储户带来足以令他们头疼的麻烦和负担。

而对于银行，这些收费在其营收中的比例也是微不足道的，取消与否都不会影响其业绩；实际上，这些小额收费项目对于银行的功能，主要不是收入来源，而是作为激励工具，引导储户以他们所期望的方式来使用银行的服务资源，以便这些资源能创造最大的价值；因此，剥夺这些工具所带来的影响主要不在于减少直接收入，而是它会迫使银行寻找一些更迂回曲折、代价也更高的工具，而储户的免费益处也将在由此而带来的麻烦之中耗散殆尽。

比如，柜台的拥挤和排队会带来客户抱怨，这对银行是潜在的风险，可能会因此丢失业务和客户；为此，除了用电子取号排队等手段降低客户排队成本之外，银行也会为一些柜台服务设置费用，以引导客户尽可能使用柜员机和网上银行等拥挤度和运营成本都较低的服务，同时，收费又不会高到引来新的抱怨和客户丧失风险。

再如，在没有开户费的情况下，有些储户会为一些十分琐碎的原因，或只是图一时方便，随意开设许多账户，而其中许多都很快不用了，长期下来会积累下许多僵尸账户，这对银行的数据处理系统是个负担，同时对跟踪用户的信用记录也构成了障碍，而开户费和小额账户管理费是引导储户避免随意开户的有效工具。

假如银行被剥夺了这些激励工具，就只能另想办法，比如，将柜台窗口分为几等，赋予金卡客户以各种的优先权，只给普通储户留下少量窗口，以确保将关键资源用于为最有价值的客户提供服务，而普通客户不得不忍受更漫长的排队；当然，即便没有价格管制，这种基于客户甄别的差异化服务也在进行，但管制将会强化这一倾向，把差异化推广到更多的业务上，让排队和拥挤变得难以忍受，由此带给普通储户的负担，或许远超出几块钱的收费。

有意思的是，收费限制一方面激励银行差别化对待客户，同时却会弱化整个行业的经营策略差异化；每个银行会在产业生态中为自己寻找有利的生态位，有些侧重柜台和基础业务，有些则专注于高端的理财和私人银行业务，总的来看，行业呈现一个多样化的、相互重叠的连续分布，以高端业务为主的银行也会开设一些柜台服务，以便积累客户资源。

现在，假如柜台收费被禁止，他们原本就不多的柜台资源就可能被这些银行所不欢迎的大量储户所淹没，于是，这些银行的理性选择就是索性关闭柜台业务；这样，限制收费对行业整体所产生的效果就是：业务分布将变得更两极化，业态多样化程度降低了，这对于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和抗风险能力，恐怕不是好事。

价格管制如同其他管制一样，其最糟糕之处在于，它们会自动诱发出更多的管制，比如，你禁止了开户费和账户管理费，导致大量僵尸账户，最后不得不出台规定，用行政手段限制储户开户数量；你禁止了柜台存取/转账/查询费，导致银行歧视性政策，为了平息由此带来的抱怨，又不得不出台反歧视规定，最后，你会发现，为了达到管制目标，你得亲手为银行规定窗口的数量和队伍的长度，到那时，所谓的市场经济，就跟计划经济没什么差别了。

最近，巴菲特又完成了一轮总额近20亿美元的慈善捐赠，除了为履行其对盖茨基金会的承诺而做的年度捐赠之外，还分别向以其前妻和三个孩子的名义所设立的几个基金会捐赠了数亿美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巴菲特和盖茨夫妇这一慈善业的天王级组合，近来似乎越过了“不以自己的行动向别人施压”这条界线，开始高调呼吁富人们慷慨捐献，在过去一年的一系列慈善餐会上，他们号召亿万富翁们作出慈善宣誓，承诺捐出一半以上的财产。

如果盖茨和巴菲特们只是运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去推动他们认为值得的事业，并从中获得满足，旁人是难以置喙的；然而现在，他们正将自己的行动上升到道德层面，试图以自身的影响力构建一种道德氛围和舆论压力，让富人们都来追随他们的脚步，其规模甚至将改变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格局，这样，就难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索：他们所推动的这一慈善潮流，对于其事业所针对的人群，对于经济，对于社会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些基于特定价值偏好的慈善机构，比如资助某个流派音乐的基金，旨在保护野生鹤类的基金等等，其实是特殊利益组织；而像盖茨、福特、洛克菲勒这样的超大型慈善基金，通常都不会将其宗旨限定在某种特殊价值偏好之上，而是设定一个诸如“在世界范围内改善人类福利”这样笼统宽泛的目标，至少从宣称的目标看，他们旨在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无论他是谁，无论他的爱好与追求是什么；所以，蕴涵在各种慈善行为中的慈善精神，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条价值观：帮助他人是好的，帮助穷人比帮助富人更好，除此之外，他们是价值中立的。

然而，正是在这两点上，人们常常对慈善行动做出错误判断；第一种错误是常说的合成谬误，即，帮助若干个人实现某方面的改善，累加起来就等同于整个群体在这方面的改善，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比如，你资助100个学生去参加高考，其中70个考上了，这些个人的处境当然是改善了，但如果高校录取名额不变，整个中学生群体的升学机会并不会有任何改善。

所以实际上，你只是加强了一部分学生与其他学生竞争教育资源的能力；当然，有些慈善家的目的就是要加强穷人在竞争中的地位，但这样问题又来了：穷人在竞争中处于弱势是因为他们没钱，因而改变这一状况的最简捷办法就是给钱，这也是同时保持价值中立的唯一办法；不给钱而资助上学，等于是在说，你们不知道自己利益所在，而我知道，这三千块钱花在教育上比花在别处更值得；显然，不经意中你已经把自己的价值观施加在他们身上了。

这种施加的后果常常出乎意料，由于资源总量有限，倾向性资助会大幅改变资源配置，结果处于价值盲区的那些条件恶化了；比如，《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道就认为，由于盖茨基金会将医疗赞助的目标集中在死因排名最靠前的几种疾病上，而该基金的压倒性实力将大量医疗资源和人才急剧的吸引到攻克这些疾病的任务中，在短期内便导致其他医疗领域资源匮乏，服务质量下降，价格上涨，这恐怕不是盖茨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那么，通过恰当合理的计划来平衡资源配置，能否消除这种倾向性呢？计划经济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对于大规模资源配置这等复杂的问题，我们唯一可依赖的就是市场，实际上，斯密在两百多年前便得出了这样的洞见：在市场中，唯一可以让你确信自己的确是在帮助他人的东西，就是价格信号，如果你能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服务，而自己又挣到了钱，就表明你在用最少的资源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满足他人的需求。

然而对于慈善家们，仍有两个问题有待解决：首先，穷人缺乏支付能力，他们的需求无法在市场上得到表达，其次，也更要命的，是许多地方根本不存在起码的市场环境，财产得不到保护，契约无法履行，大跨度交易受到重重阻碍；这样一来，问题就清楚了，在斯密洞见的启发下，要秉持慈善精神而同时做到价值中立（这意味着不会在改善穷人某些处境的同时，恶化穷人的其他处境），唯一可做的事情只有三件：推动市场制度的建立，给穷人发钱，投资或经营盈利性企业。

如果我们放眼纵观世界，不需要多少洞察力，便可发现，那些吸引了最多慈善家目光的地区，和那些源源不断产生慈善家的地区，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制度；若不改变制度，不建立起码的市场环境，再多的慈善捐助都无法消除那些制度每时每刻在制造着的贫困、苦难和不公；遗憾的是，很少有实力雄厚的慈善组织致力于推动市场制度的建设，除INGKA之外的前三大慈善基金，全都将资源集中在医疗上；更可悲的是，在非洲，正是因为大量慈善和国际援助组织依靠当地政府和军阀来分发援助物资，大大强化了这些反市场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能力。

富士康的连环跳楼自杀已经发展到了第九起，并险些发生了第十起，各方都在为此而痛惜、焦灼和困惑；与此同时，一个不祥的信号正在从员工和家属们的反应之中传递出来：他们已经在关注和讨论企业对自杀者的补偿金额了；更有报道显示，在深圳其它企业的类似事件中，已有一些自杀者的家属在以富士康的先例为参照，向雇主要求人道补偿。

如果事实证明企业对员工的自杀负有责任，当然应该赔偿，但富士康所施行的无责任人道补偿，却是一种恶性激励，它会鼓励更多的自杀行为，不仅在富士康内部，也会波及整个珠三角工业区；可以相信，无责任补偿政策的动机是善良的，目的也在于息事宁人，然而事实上，它却在无意中构成了对自杀行为的公开收购，而且出价不低；一旦高价收购成为稳定预期，定会吸引到越来越多的人把命卖给你。

有人会说，二三十万补偿不足以买到一条命，谁会为这点钱就去跳楼呢？确实，普通人是不会，但社会中存在大量不那么普通的人，这些精神状态处于边缘水平的人，在遭遇特定的情境时，就可能自杀，而激励的作用会在他们身上得以表现；事实上，即便没有补偿的激励，许多人也跳楼了，而对补偿的可信预期会促使那些摇摆者作出决定。

也有人会问：命都没了，还要钱干啥？答案是：给家庭。心理学家德·卡坦扎罗的研究显示，两性关系上的挫折，和感觉自己成为家庭的负担，是自杀的两大主要动机，显然，后一种很容易被高额金钱补偿所激励；用许多自杀者的话说，自己很没用、没出息、不能替父母分忧、反而让他们操心、帮不了弟弟妹妹、娶不到老婆、满足不了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等等；此时，如果他想到自己的死能给家人带去一大笔他们从未指望能攒够的钱，是不是一种很大的诱惑呢？

对死亡的无责任补偿，并非新近出现的做法，实际上，它体现了那些法律不健全的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一条司法原则，即所谓的“人命关天”：在任何纠纷和冲突中，只要有人非正常死亡，就必须找出某个人来为此负责，即便没有任何人存在过错；无论权利如何遭受漠视和践踏，无论司法系统如何低效和不公，无论官员如何渎职和腐败，只要一出人命，一切就立刻变得简单、高效而爽快，赔钱、革职、甚至抵命，仿佛老天突然开了眼。

这条原则，是对法治缺位的一种补救；法律作为一种各方可接受的纠纷解决机制，为社会创造了一个和平共存的环境；然而，由于司法程序的不合理，刑侦和取证手段的缺乏，司法官员的腐败低效等等原因，许多冲突得不到公正解决；所以，为了确保那些最严重的冲突得以平息，不至于引发社会动荡，主权者常常鼓励或强制对诸如死亡这样的最严重伤害进行无责任补偿，而这种安排也常常作为不得已的次优结果被双方所接受。

同时，不惜一死的决心也常常被视为证明当事人清白或含冤的过硬证据，试想，在取证手段原始粗糙、缺乏交叉质证程序、没有专业律师辩护、法官常常是惯于受贿的文盲；这种时候，细致的举证、慎密的辩护、引经据典的法理阐述，或许都比不上一死的决心来得直观而有说服力；这一观念，也很生动的体现在古代滚钉板告御状的故事中。

然而，人命关天原则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负面效果，它激励了人们在涉及重大利益的冲突中，无论是否在理，都不惜以死相争的倾向；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拆迁自焚案，便是这一倾向的典型表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自杀甚至常被用作一种报复手段，尤其多见于缺乏其他救济手段的弱势者，比如受婆婆欺压的媳妇们；这种做法的流行，一方面造成了许多本可避免的悲剧，同时也衍生了大量的后续冲突。

无论是以命为证的古老传统，还是无责任补偿的人道安排，其宗旨都是不求真相与公正，只求息事宁人，从这种和稀泥做法中，永远无法生长出法律、公正与秩序；而随着刑侦和取证手段的进步，其在技术上的理由也早已不复存在，它的延续仅仅昭示着一个有效司法制度的缺失。

富士康这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企业，理应对其政策的潜在社会效果保持警惕，应该立即停止对自杀事件的无责任补偿，至少应避免公开的一次性现金补偿，而代之以秘密年金，对方一旦泄密，应立即停止支付；驱动富士康作出补偿的善意，完全可以转移到预防环节上，这方面他们做的还远远不够，他们迄今还未展开全面的员工心理状况调查和研究，没有聘请社会心理学家入场，没有对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资助，也没有对管理结构作出针对性调整。

最近，沈阳森林野生动物园三个月内连续饿死11头东北虎的事件，震惊了世人，也引发了人们对野生动物园是不是保存濒危动物的恰当方式这一问题的思考；饿死老虎的直接原因，是以观赏门票为主要收入的商业模式无法维系，该动物园多年来处于勉强维持的亏损状态，加上去年因老虎伤人被封园整顿，终于撑不下去，断了动物口粮。

人们或许还记得，几年前桂林熊虎山庄也曾面临类似的困境，在历经十几年努力并投入4亿多元资金后，山庄在老虎繁育上获得了巨大成功，老虎数量达到1000多头，并以每年一两百的速度增加；但与老虎一起增长的却是亏损，门票收入只够买饲料，无法维持运营，死老虎不能出售，相反还要承担每年十几万的冷藏费；如今，那里的众多老虎正被关在棚屋里苟延残喘。

在繁育上获得巨大成功的投资者，所收获的却注定是巨亏甚至破产，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目前的濒危动物保护体系，在激励机制上出了大问题；保护野生动物的立法努力，最初所指向的是捕猎行为，但后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只要对野生动物制品的巨大需求依然存在，就难以阻止猎手们铤而走险；制品禁售法律的主旨，在于通过切断野生制品的流通链，来遏制消费者对供方的激励。

然而，禁售法是否有助于其立法本意——即最大程度的保存濒危物种的野生种群——的实现，却并非无须论证；通过制品禁售来保护乃至扩大野生种群，暗设了一个前提：野生种群的数量是外生给定的，并且是进入消费市场的动物制品的唯一来源，因而流入消费市场的数量越多，野外保存的数量便越少。

这样，在设计激励机制时，所需考虑的市场只有一个：对来自野生种群的动物及其制品的供给和需求；在此考虑之下，最优选择便是：从供给、需求、流通三个方面施加最大的打击，以便消灭这个市场，最终关闭野生种群向消费市场的溢出。

然而这里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满足消费需求的动物制品未必来自野生种群，也可来自人工养殖，因而，消费需求究竟激励了更多狩猎，还是激励了更多养殖，取决于供给成本；不同物种的成本曲线也是不同的；抓到濒危稀有动物原本就很困难，而禁猎法又大幅抬高了其成本，因而养殖成本远低于狩猎成本是完全可能的，越是稀有物种，这种可能性越大；若人工养殖能将市场价格压低到令商业捕猎完全无利可图，那么，禁售法便是不必要的。

其次，野生种群的供给数量，并不是由自然条件和物种禀赋单方面给定的，也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人类对土地的使用状况，极大的影响着野生物种的栖息地面积和质量，从而影响其种群数量和规模；实际上，与捕猎相比，栖息地消失是濒危物种的更大威胁。

因此，若要全面考虑濒危动物保护中的激励机制，须辨识出两个不同的市场：一个是上面所说的动物个体及其制品的终端消费市场，另一个是野生种群的市场，种群数量与规模，首先将由后一市场的供需状况决定，然后再减去其中溢出到终端市场的数量。

如上所述，当养殖替代品不能排挤掉捕猎供给时，禁售法可以降低对捕猎的激励；但人们时常忘记的是，它同时也降低了对保育和扩大野生种群的激励；假设某个非洲、印尼或亚马逊部落，其领地上生活着若干濒危种群，禁售法固然可能降低他们的捕猎热情，却无法阻止他们将草原、森林和沼泽改造成农场、牧场和鱼塘；由主权政府强行设立自然保护区，虽可缓解这种危机，但剥夺部落居民对土地的传统权利和改善生活的愿望，在道德上却是说不过去的。

来自消费市场的激励，在栖息地究竟会诱发更多的滥捕，还是更多维护种群存续的热情，取决于当地居民对激励的反应是否长期化，而这又取决于其从野生种群中获取的利益是否能长期化，换句话说，产权结构是否明确而稳定；若收益预期可长期稳定，竭泽而渔的滥捕便是不可取的，而部落居民在利益算计上并不比别人更傻。

多数濒危物种的栖息地都位于远离现代社会的部落区，所幸的是，传统部落社会普遍拥有维护公共资源和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基础和相关的动员与约束机制，这一点在水源保护、祭祀、求雨和战争等公共事务上已有充分的体现；对于已将保护濒危动物设为既定目标的主权立法者来说，重要的是要让部落居民认识到，他们从野生种群的存续中，可以得到长期稳定和切实可见的利益，立法的作用应在于加强这种预期；显然，禁售法与此背道而驰。

在辨明两个市场及相应的激励关系，并弄清各物种的濒危程度、繁育难度和制品需求度之后，才可能针对不同物种制订出合适的保护机制；像华南虎这样极度濒危而短期内无望恢复野生种群的物种，禁售毫无意义，鼓励养殖以便为未来野化留种，才是可取之道。

对于野生种群仍然存在的濒危物种，在定期种群调查的基础上，动物保护组织可向当地部落发放奖金，政府则可发放出售相关制品的定额许可；而在终端市场上，借助类似纯种马的谱系跟踪和动物身份认定技术，也可以设计出排除了捕猎激励的交易市场；一旦良性激励机制建立，消费者对虎骨虎皮等野生制品的乖僻需求，反而成了物种的救星，相比之下，那些其尸体一文不值的濒危蟑螂，倒是要另觅保护之途了。

云南60年一遇的特大旱灾仍在延续中，若无重大意外，旱情将持续到五月雨季来临；正在北京出席两会的省委书记和省长，相继向媒体表达了抗灾决心和有关政策措施，表示将不惜代价向缺水地区运水以保障其饮水安全，将兴建更多五小水利来提升旱区储水能力，并在未来积极推动金沙江滇中调水等大型引水工程。

由于去年秋天雨季降雨量偏少且提前结束，云南全省年降水量比平时少了30%，严重的地区甚至少了一半；云南原本就不是个多雨的地区，昆明年降水量仅相当于长沙的76%或广州的58%，且87%集中在夏秋雨季，这样，在错过半个雨季的雨量之后，便被迫面对长达半年的干旱。

后果相当严重，数千万亩农地成灾，一千多万亩耕地和林地绝收或报废，数千万人受灾，700多万人和300多万家畜饮水困难，300多万人因灾缺粮，农业直接损失已过百亿；在安排运水的同时，政府已开始组织省内农民去沿海务工，以省下部分水和粮食，这一点尤其凸显了局面之严重。

可以预料的是，最困难的时刻尚未到来，随着各地小水库的逐渐枯竭，雨季前的最后两个月将更加难熬；同时，在较轻的程度上，旱情也在贵州广西等西南其它地区蔓延和持续；然而，值得深思的是，这样一种日益加剧的危机局面，其所引发的社会关注和反应，与其它自然灾害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以受灾人数、在单一省份造成的损失与困难的规模而言，这次旱灾不亚于新世纪以来的历次水灾和雪灾，但它在全国乃至国际所引起的政府动员、媒体报道、公众关切，以及慈善组织的行动，都远远不如后者；对旱灾的报道，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全国性媒体的新闻头条中，在网络论坛中也很快沉底。

显然，旱灾缺乏突发性自然灾害所具有的传播学优势，因为它是慢性灾难；地震通过在瞬间摧毁大量财产和人命给人当头棒喝，事后挖掘救援受困者又是一场扣人心弦的战斗，与一个明确可见的敌人作战来挽救黎民于水火，这样的故事从来都是吸引目光和催人倾诉的最佳题材。

水灾也差不多，尽管降雨是分散的，但汇聚后的水流是集中的，洪水溃堤的打击是迅猛而真切的，抗洪指挥部里每分钟刷新的战报和指令更带给人们临阵作战的生动和紧迫感；相反，旱灾的后果需要长达数月的缓慢煎熬之后才逐渐显现，这期间拍不到惊心动魄的画面，也找不出千钧一发的悬念。

有经验的政治家，无论是民选的还是军事强人，都不会错过地震和水灾的场面；作为政治产业的从业者，处理突发灾难是证明政府的合法性和存在价值的极好机会，而作为政治市场的竞争者，缺席灾难现场而将上镜机会让给对手，将付出极高的代价，这与他在现场是否能真正起作用是没有关系的；这一点，卡特里娜之后的小布什一定深有体会。

正是在上述激励机制的引导下，各国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设计和行为方式，都被塑造为以“事件-响应”模式为主导的结构；与日常常规职能相比，突发事件处理不成比例占据了大量的财政、人力和政治关注资源；尽管在竞选纲领中，我们看到的是各种深思熟虑的计划，但获选当政后，却一个个沦为救火队长。

这一机制同样作用于慈善业，与灾难的强大传播力相对应的，是公众的高昂捐款热情，它让那些专注于紧急灾难救助的慈善组织获得了不成比例的高额善款，而更多如旱灾这样缓慢渐进发展的灾难，却很难得到救助；激励机制的同构削弱了公共安全机制与慈善业的互补性，否则，它们通过错开方向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紧急和慢性灾难的激励差异，还可能导致更隐秘也更严重的政策后果，即，在评估一项水利工程的风险时，高估降低水灾风险的收益，而低估增加旱灾风险的代价；比如一个干流大水坝，可以利用库容减少水灾，同时却可能导致下游干旱，由于水灾因其突发性而在决策过程的意见和利益竞争中占据优先地位，下游很可能因此承担不公正的风险和代价。

要纠正上述激励差异所带来的扭曲，需要赋予慢性灾害的直接受害者以表达其利益诉求的机会，缓慢的煎熬或许不能打动旁观者，但当事人自己却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他们的关切和利益主张能在诸如水利工程的评估决策、公共安全机制的安排、抗灾预算的配置中，获得充分有效的表达，那么，慢性灾害就不至于被过度忽视。

随着青岛海利丰和成都谢菲联多位高层因涉嫌操纵比赛而被警方拘押，公安部的足球反赌打假行动正不断深入和扩大，越来越多的俱乐部、球员、教练和官员被牵入案中；接二连三的案件和大量的丑闻，给了本已声名狼藉的国内足球业又一次沉重打击；有人说，执法部门的介入或许会给病入膏肓的足坛带来一次涅磐重生的机会，但此类集中打击行动，是否能为建立可持续的干净比赛体系，则令人怀疑。

所谓假球，是那些被期待会努力让所在球队赢球，或对输赢保持中立的人，因受到非正常的反面激励而作出相反了的努力；反面激励通常来自对方球队或下注于对方的赌球者的贿赂，当反面激励高过赢球快感、成就感、荣誉感和商业利益等正面激励，而差额又超出事情败露所带来的损失风险时，打假球便成了理性选择。

因此，清除假球需要一种机制来确保正面激励大于反面激励；集中打击行动提高了假球的败露几率和败露后的损失额，因而确实能在短期内遏制假球；然而打击行动代价高昂且难以长期持续，如果潜在的反面激励在数额上具有压倒性优势，依靠周期性的外部打击不可能建立可自我维持的干净体系。

不幸的是，国内足球业的情况正是如此：各俱乐部的年收入在千万元级别，而赌球市场的规模则很可能高达百亿元级别，相差三个数量级，这样，对于一场非关键比赛，俱乐部的正面激励总额大概不过几十万元，分摊到具体的队员教练则只有千元级，单一大赌客的下注额便可轻松压过，何况大赌客之间还可能合谋，那些风险未经轧平的大庄家在一场球上的头寸可高至数百万；如果这场比赛又是对方的关键比赛，反面激励更可能加码。

理想情况下，对阵双方的正面激励水平是相当的，因而造假所需的贿赂额将超过贿赂者从中得到的收益，这样贿赂便不会发生；但在赛程后半期，随着排名逐渐明朗，对阵双方的激励不对称便会大量出现，从而诱发假球；此问题可通过改进赛制和赛程安排来加以缓解，相对于体育界已发展出的许多更合理的赛制，足球界普遍采用的主客场双循环制显得过于简单原始，大有改进空间。

然而赌球带来的反面激励才是更致命的，从历史和各国经验看，只要有足球，赌球的需求便无法遏制；将赌博置于非法地位，并不能阻止赌博的广泛存在，反而给黑社会创造了巨大财源，地下赌博历来与性交易、毒品和走私同为黑社会的支柱产业；所以，尽管赌博确实腐蚀了足球业，但禁止赌球却并非可行的办法。

恰当的做法是在推动足球博彩合法化的同时，引导赌博机制为参赛者提供正确的激励，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实际上，足球之所以成为受热烈追捧的赌博题材，正是因其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可干预性，这也是一切赌博题材的核心特征；所以，在根本上，维持足球赛事的干净，是足球界和博彩业的共同利益，若比赛果真完全被操纵，那既吸引不了球迷，也吸引不了赌徒。

如果联赛运营商与博彩公司一样受益于足球博彩的繁荣，他们将有同样的动机来建立透明清廉的比赛和投注制度，并通过设计激励机制来遏制操纵行为；比如，博彩公司可以限制个人单场投注额，或对大额投注进行身份登记和披露，以避免单一投注损益压过参赛者正面激励。

更好的办法是，从对比赛一方的押注额中提出固定比例，直接支付给该方俱乐部、球员和教练，也可从对一场比赛的押注额中提出固定比例支付给裁判，这样，球队会奋力争胜以吸引球迷押注于自己，而经常作弊的球队和裁判就会被赌客所抛弃；一旦正面激励额被众多散户投注抬高，贿赂门槛便会高得令潜在贿赂者望而却步。

只有一个合法且开放的博彩业，才可能获得足够的透明度和合约执行保障，来推动这样的交易创新，而地下赌球有时连结账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复杂的多边交易安排；并且，由于合法博彩无须支付高额违约风险溢价，可以用更低的返奖率销售彩票，从而为支付参赛者提成保留足够空间，比如，香港六合彩和国内体彩返奖率都只有60%左右，远低于地下赌球的90%，只须从差额中拿出几个百分点，便足以打消参赛者和大赌客的作弊念头。

欧洲和香港都已开放足球博彩，NBA运营商总裁大卫·斯特恩最近在一次访谈中也主张赌球合法化，并指出NBA与博彩业之间存在巨大的合作前景；作为博彩的一种形式，足球彩票在我国也已存在多年，但政府垄断经营阻碍了商业创新，使得更有效的交易安排难以出现，而彩票产品的单一化也无法吸纳地下赌球者的多样需求，合法化和开放，或许才是挽救足球业于水火的可行之道。

就钓鱼执法事件，浦东政府日前宣布，该区行政执法局先前的调查结论“事实不清、结论错误、公布草率”，责令其终止执法程序，并承认此事执法过程中存在不正当取证手段，为此向公众作出了道歉；从事件发生到责令自查，到自查结论给出，再到组成联合调查组、推翻自查结论、公开道歉，前后不到两周，对这一迅速的反应和180度的转变，许多人感到欣慰甚至拍手称快，认为这是舆论监督的又一成就，也反映了地方政府应对公众舆情的意愿和能力有了切实提高。

然而，在欢呼胜利之前，有必要想一想，我们所需要的，究竟是一个尊重和保障权利的政府？还是一个善于应对舆情的政府？钓鱼事件的发展结果，是否降低了对权利的类似侵犯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如我们所看到的，事件并未在一个常规的司法程序中、以可重复和可信赖的方式得到解决，导致事件发生的行政管制及其执行机制也未被改变，实施侵犯的那双政府之手，更没有被加上有效的束缚，从这个角度看，实在没什么值得乐观的进展。

有人认为，舆论本身构成了一种约束，在法治缺失的条件下，不失为权利保障的次优替代品；这有点道理，但舆论约束是否能导向权利的有效保障，能否导向安全而公正的行为环境，取决于这种约束所处的激励结构；如果舆论能约束法官和陪审团不致做出太过荒唐的枉法裁判，能约束珍惜声誉的个人和组织不恣意妄为，能激励珍惜品牌和商誉的商家诚实守约，此时，舆论的确是社会良俗的保障；然而，在另一种激励结构下，舆论约束也可以激励官员经由向下哗众来向上取宠，或者热衷于面子工程来制造正面新闻事件，甚至动用大量公共资源来影响和干预舆论。

钓鱼时间的发展过程，是后一种情况的范例，事件的关键转折点是人民日报和央视的负面报道，这表明真正起作用的压力来自“上面”，即权力结构中的更高一层，而不是舆论本身，只有看清这一点才能理解转变之神速；在这一激励结构中，舆论压力无法直接在本地起效，必须绕道经由上层向下施压，而这样一来，舆论约束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压力的向上传递通道是越来越窄的，到最顶层变得极其狭窄，能否通过、通过后得到什么反应，取决于事件的传播学特征、把守层层通道关口的个人或组织的信息过滤特性或偏好，和许多偶然随机因素，而正是后面这些因素才真正规定了舆论约束的导向性，它完全不同于自下而上约束机制的导向性。

很明显，在上述激励结构下，下层官员会竭力避免负面事件向上传播，为此不惜动用大量公共资源，也不惜为此破坏规则和侵犯个人权利，但是当事人一旦设法突破通道障碍，前一天还凶神恶煞的地方官立刻换上一张笑脸，恨不得跪下来求你息事宁人；这让我想起古代的滚钉板拦轿告御状，含冤苦主突破重围冲向钦差轿子的过程中，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而且希望极为渺茫，但你一旦成功到达轿前，案件立刻变得易如反掌，一个小小民妇可以扳倒上百官员，孙中界断指就是活生生的现代滚钉板，他对传统规则的领会，看来高过许多法学教授。

舆论约束的此种导向机制，吸引了大量资源被投入到这场博弈之中，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和使用强制力的意愿都因此而大为扩展，政府之手更深更硬地伸进了生活的各个领域，最终恶化了社会的权利保障条件；为了阻止负面信息抵达最上层，地方政府派出大量人员层层阻截上访者，雇佣大批网络评论员影响网络舆论，建立深入每个毛孔的维稳机构避免公共事件上新闻头条，为避免煤矿事故上头条，从封锁新闻到收买记者，最后索性关闭和没收民营小煤矿，为了掩盖一件坏事，常常需要再做十件坏事——否则，杨乃武案怎么会牵连上百官员呢？

大难当前，善良的人们在悲痛之余，纷纷伸出援手，捐款捐物，慈悲之心令人钦佩和欣慰。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人们，在捐助的时候，要留意辨别，选择恰当的捐助方式和慈善组织，确保你的捐助的确是在推动你所希望的目标。不恰当捐助非但无助于你的目标的达成，还会鼓励不良募捐组织的贪婪，损害慈善业的发展环境，在某些条件下，甚至会严重伤害你原本想帮助的对象。

对于捐赠者，慈善是一种消费，他付出金钱、实物和精力，期望推动某个目标的实现，并从中得到满足。这么说丝毫没有贬义，金钱和购买本身无所谓高尚或卑劣，用金钱所追求的那个目标才是价值判断的对象。所以，捐赠者在付出之前，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用这代价购买的到底是什么？掏钱并不等于高尚，重要的是目标。仔细分析会发现，捐赠所追求的目标其实分多个层次。

首先是良心的安宁，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当你看到一群孩子因白内障而失明，怜悯油然而生，觉得不做点什么于心不安；其次是旁人的赞誉，善行不仅给你带来自豪和荣耀，也可让你周围的人了解你的善良，使得你们的相处和交往更加融洽，这种认知将为相互体谅和帮助创造良好条件，是形成社会道德氛围的有效途径；最后无疑也是最重要的，是引发捐助行为的那些痛苦的消除，这理应是慈善的核心目标。

幸运的是，恻隐之心和荣誉感根植于人类天性之中，它让我们本能的追求前两个目标，由此而使行善成为自然而普遍的举动；然而危险也正在于此，如果我们止步于这两个目标而忘却了治愈创伤和消除痛苦的核心目的，那么我们的慈悲之心就可能被利用来达到其他目的。捐助者需要明白，如果目标是治愈伤口，那么你在看到伤口时付出的善款就仅仅是预付款，受助者或作为中介的慈善组织必须用治愈的结果来报账，至此这笔购买才算完成，如此才能保证善款购买的是伤口的治愈，而不是伤口本身。

购买伤口？听起来匪夷所思，实际上并不少见。2006年深圳警方在为期一周的专项打击中，便破获了50多起拐卖、残害儿童并胁迫其沿街乞讨的案件，有些儿童原本残疾，被黑帮以两三千元的年租金从贫困乡村“租”来，而另一些则是被诱拐后遭到残害。在这些黑帮那里，利用善良民众的慈悲心，向他们展示和兜售伤口，已经成为一个产业。行善者在洒下同情眼泪，抛下硬币之后，良心得到抚慰，而没有索要治愈结果的报告，于是，善款购买了伤口。

需求创造供给，有人买就有人卖，出价越高卖方越起劲，没有伤口就制造出伤口，价格够高时甚至会有人自残待沽。因为缺少了报账环节，慈善的回路被短路了。指出这一逻辑显得十分冷酷，但事实无可回避。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报账环节必须被强化，捐赠者应仔细鉴别、慎重选择慈善组织，而后者应主动公布每一笔善款的使用细节和救助效果，如此才能确保善款被用来实现捐款人所希望的目标，而慈善业也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在面临巨大灾难时，常常听到一种说法：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计较这些，良心被狗吃了？急切心情可以体谅，但这种态度对于慈善业其实非常有害。慈善行动不是简单的送钱送物，从募集、采购、运送、对象认定、分发，到针对效果的回访、评估、统计、公告，这一连串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回路，其中任何环节的混乱和不透明都会给贪婪留出缺口，每个缺口都是一种诱惑，无数先例证明了，人是很难长期抵御诱惑的。

大地震制造了数不尽的悲剧和痛苦，如果能给我们留下什么，或许就是由灾难所激发的爱心和慈善了。若有幸以此为契机，我们尚显稚嫩的慈善业得以成熟和繁荣，我等生者也就有所可以告慰于受难者在天之灵了。而慈善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捐助者的审慎与明辨，也离不开慈善组织的透明化，慈善工作者不应把核查与监督视为麻烦或敌意，而应视之为捍卫自己神圣荣誉的盾牌而热情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