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世界，国家已成为笼罩一切、无可逃避的存在，然而，国家最初如何形成，在何种条件下形成，仍是个众说纷纭而鲜有定论的问题。

通常，当我们想探索一种东西的起源时，容易想到的下手之处是：看看有和没有这东西的地方有何不同。

近代以前的各种主要社会形态中，定居农业社会一般都有国家，狩猎采集社会一般没有国家，而游牧社会则在两可之间，有些有，有些没有，有时有，有时没有；正是游牧社会的这种差异性和多变性，为我们考察国家起源提供了一个独特机会，而历史上游牧社会与定居社会之间的密切互动，也为这种观察留下了大量记录。

在《游牧者的抉择》一书中，人类学家王明珂为我们描述了与华夏农业文明关系密切的三种游牧社会的不同特征：河湟地区的西羌社会从来没有建立起国家，蒙古大草原的游牧社会则在多数时间都有某种或强或弱的国家形态，尽管其统治能力起伏不定，而满洲地区的游牧社会则在无政府状态和突然兴起的国家之间反复。

这三种社会在国家发育上的差异，似乎源自其所处生态条件和所采用生计模式的不同；游牧不是随机游荡，而是在山坡、开阔草地、河谷、湖畔等适合不同季节的小生态位之间，按特定线路和节奏移动。

其次，单纯的游牧业不是一种能够自足的经济模式，通常需要搭配一些其他产业：从农耕业获得谷物以补足畜产品常不能满足的能量需求、从森林获得木材、从手工业获得工具（特别是金属制品），最好还能辅以少量狩猎活动，等等。

这种搭配组合，要么由当地环境的生态多样性满足，要么经由较大范围内的贸易或再分配而得以实现，而正是实现这一搭配的不同途径，导致了上述三种游牧社会的政治和制度差异。

西羌所在的高原河谷地区，每个小河谷天然地满足了游牧业的搭配需要：背风和向风的山坡，草场，林地，可种植谷物的河谷，整个游牧过程可在单一河谷中完成；每个所容纳的人口规模，也恰好与无政府状态下的传统血缘群体规模相当（此类群体的适宜规模受邓巴数（Dunbar’s number）限制）。

由于每个群体占据一个河谷之后，即可满足其生计模式所需的各种条件，因而无需与其他群体建立经常性的更高层次政治结构，群体间竞争的焦点是争夺河谷，而不是相互控制或对更高级权力的争夺，只有在遭遇自然灾害或强敌入侵时，才需要结成临时性的攻守同盟，但因为缺少持续存在的需要，这些同盟既松散也不稳定。

蒙古游牧的跨度则大得多，因为实现类似搭配的生态多样性只有在很大地理跨度上才能找齐，但这么大的区域内所容纳的人口规模，显然远远超出了血缘群体的适宜规模，此时，为了解决群体间资源冲突，必须发展出超越于血缘群体的政治结构，这就为国家的发育提供了动力。

而且蒙古草原尤其是漠南地区的生态相对单调，对农耕社会展开贸易或劫掠的需求更强烈，而无论是重要商路和商业市镇的控制，还是为进行劫掠和勒索而需结成的联盟，都推动了高层次政治权力的发展。

满洲的情况更为微妙，那里分布这一些多数时候处于中原王朝控制之外的农耕区，这些农耕社会由于规模太小，在游牧联盟的强大武力面前难以自保，也因为其规模小，游牧联盟有能力加以控制，因而后者对待这些农耕社会的方式，不是像蒙古人那样以贸易、劫掠和勒索为主，而是直接征服、控制和奴役。

从猛安谋克、牛录额真到八旗制，从内部结构看，其实都是渔猎游牧民族对其所征服农耕社会的有组织奴役体系；这种关系，有点像西域的草原游牧民与绿洲小型农耕社会之间的关系；每当中原王朝收缩，满洲游牧民就有机会建立此类奴役体系，甚至将其扩展到燕赵地区。

不过，这种模式只适合于其生计并不完全依赖农业的混业社会，对于中原的广大纯农耕地区，由于统治成本过高而难以为继，所以当满清统治覆盖整个中原地区时，只能保留原有以自耕农为主的中原体制，八旗制度蜕变为单纯的军事组织体系，而且大致限于非农业区或畿辅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