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撤军前景明朗之后，美国便开始在反恐战场上扩大无人机的使用，特别是在2008年部署了威力远大于第一代无人攻击机（UCAV）MQ-1的MQ-9后，UCAV俨然已成为空中打击的主力，达到了数百架的机队部署，每年执行几万次飞行，杀死数百敌人的可观规模，而在巴基斯坦、索马里、也门等没有正式出兵的地区，美军更完全依赖无人机执行任务。

在反恐这样的非对称战场上，MQ-9正在代替F-16的地位，许多F-16飞行员已被重新训练为MQ-1/9操作员，实际上，在无须考虑防空突破和空中格斗的非对称条件下，MQ-9完全能够胜任此前由F-16执行的任务；所以当这一能力被事实验证之后，许多国家军方都开始调整战略，采购部署UCAV或开发自己的类似系统。

于是也就引发了许多争议，认为无人机的出现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让拥有技术优势的一方可以安全的躲在基地里，像玩电子游戏那样追杀几万公里之外的敌人，而这可能让攻击一方变得不负责任，如此也模糊了战斗与暗杀的界线，有人甚而认为这种变化令既有的战争伦理和规范变得无效，因而需要寻找建立新的规范。

这种看法有些道理，武器，无论是攻击性还是防御性的，确实会改变战争伦理，比如当武器需要双方人员近距离接触时，接触过程通常会自动揭示出双方意图，逐户搜索时遭遇冷枪，即可认为对方持有敌意，而自我保存的需要也当然的赋予了一方反击的权利。

但远程攻击武器切断了双方互动和对话的路径，这样规范就应对攻击方施加更多审慎甄别的义务；再如核导弹这样可一击灭国的超级武器，给了敌对邻国以先发制人的正当性；类似的，当一方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时，就会被赋予更多责任去避免战区发生灾难性的社会崩溃和人道悲剧。

但无人机并未带来新的伦理问题，它只是延续了远程非接触攻击所带来的问题，而后者已很古老，既有规范也早已作出了调适；MQ-9之所以能够在反恐战场上所向无敌，是因为敌方完全没有防空和空战能力，可既然如此，用有人攻击机甚至直升机其实也很安全，UCAV当然更安全了，但并不比早先的无人侦察机加巡航导弹更安全。

让攻击方变得更安全的伦理后果是双面的，这可能会增加攻击次数，但也有许多正面后果，操作者在更冷静的状态下能更好的遵守战斗规则，避免因惊慌紧张和情绪失控而导致的误伤；同时，将大批士兵留在本土，也可避免因军纪问题或文化隔阂而与当地居民发生的冲突。

因此，规范的发展应着重于两个方面：约束攻击次数，攻击者需要说明每次攻击都是必要且合理的，其次是制订更细致的战斗规则，剔除原先出于自我保存需要的授权，并对原先交给士兵现场自行判断的情形作出规范，因为现在士兵对现场的感知和反应和以前不同了；而确保这些规范得以落实的最重要前提是信息透明，好在，一次攻击得到公开报道的机会，并不会因它由无人机实施而减少。

至于战斗与暗杀界线的模糊，则根本与无人机没关系，这是对方刻意混淆军民身份的游击战术的后果，反恐方之所以需要采用看起来像暗杀的定点清除和“特征攻击”打击方式，是因为恐怖分子总是故意伪装成或混迹于平民之中，以平民作肉盾掩护；而攻击方为减少误伤，才发展出了这种结合了高强度侦察和精确打击的方式，这是很大的进步，而且此前用有人驾驶机同样可以实施。

在过去，游击战术让坚持正规战的一方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他们既要承担避免平民伤亡的责任，还要防范无处不在难以辨别的攻击者，无人机的精确性和安全性只是将这一不对称局面稍稍矫正了一些而已。

实际上，无人机的主要影响并不是在战争伦理上，而是在政治上，它大幅降低了美国在海外实施军事行动的国内和国际障碍，在国内，更低的伤亡率和战场心理代价，让政治家轻易躲开了反战浪潮，在国际，也避免了以往美军军靴踏上外国土地时都会遭遇的政治反弹和民族主义情绪，这将帮助美国在撤军的同时继续反恐战争，尽管还不足以重建当地秩序，至少可以遏制恐怖武装继续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