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结构及其抵御灾难的能力
辉格
2008年5月28日

1. 灾难的社会心理学

像大地震这样的突发灾难，对人们造成巨大的心理打击，其程度仅仅用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数额是难以衡量的。中国每年约有1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人数超过过去30年的任何一次自然灾害，但是突发性自然灾难带给人们的惊恐、痛苦和绝望，却远远超过交通事故。

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平稳的继续，乃是基于每个人对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拥有稳定的认知，我们可以有把握的期待太阳明天还会升起，门前的那条路明天还在那里，早晨醒来时还会躺在昨夜睡下的那张床上，从生活经历和言传身教中习得的经验让我们对自然有着稳定的期待，让我们相信存在着某些可以为人所知的自然律。

类似的，我们所以能和他人一起生活于同一个社会，和谐相处，也是基于对他人的行为也有着稳定的期待，我们可以相信朋友见面时还会认得我，可以相信售货员接过钱后会拿东西给我，也可以相信如果我在大街上被殴打会有人来阻止，因为我们相信周围人的行动和社会的运行依循着某些规则和法律，正如自然界的运动依循着某些自然律。

然而灾难却可能打破这一切。天灾以其暴虐冲击着人们的常识系统，把人们从未想象过的场景和从未料到的变化强加在他们眼前，把他们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如此打击会让人陷入巨大的惊恐和无助，感觉手足无措，同时完全陌生的环境也会让他们对原有社会规则的维系失去信心，进而他们自己也不再遵循这些规则。因此在古代，自然灾难往往伴随着社会动荡，而后者所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常远远超出天灾本身。

现代的科学与教育进步，增强了人们在面对狂暴自然时的自信，同样，现代政治文明、社会组织和灾难应对机制的进步，也增强了人们中在巨灾中维持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能力。然而，这些进步远未彻底消除灾难的社会心理后果和由此带来的混乱、无序和救援与重建障碍。尤其对于我国这样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让社会秩序在灾难中得以良好维系，以最大程度保持灾后秩序，发挥灾区自救潜力，保证外部救援力量和物资的顺利进入和分发，以求将灾后损失降到最低，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索和改进的领域。

2. 灾后的秩序重建

天灾带给个人的第一个心理后果就是人格的急剧收缩，在无法抗拒的自然面前感觉自己非常渺小和无助，常常陷入一种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状态（只不过凶狠的绑匪换成了暴虐的自然）。此时，他首要的需求是寻找可以依赖的庇护者，宗教信徒通常会向他的上帝或神灵祷告，但实际的帮助只能来自俗世。

家庭总是最受信赖的，其次是亲友、邻居和同事，但灾难往往造成家庭破碎和亲人离散，交通和通讯中断又会阻碍友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当人们无法从私人关系网络中寻得依靠时，便转向社区、地方组织和当地政府，而在严重的灾难中，这些功能组织和政府机构也常遭破坏，比如本次大地震中，许多学校和政府主要负责人遇难或受伤，办公场所遭毁坏，一时无法履行其职能，此时，人们只好转向更高级的组织和政府，或等待外部救援力量。

当人们由近而远逐级向外寻求依赖时，他们对于这些依赖对象的信赖度、亲切感和即时即地可获得性的信心，也在逐级递减。外部救援力量虽然强大，但毕竟遥远而宽泛，往往无法及时细致的到达每个需要它的角落。很明显，理想的情况是，大多数人能在较低的层次上找到可靠的依赖，而不是把大多数需求推向上级和外部，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运行。

危险也在于，如果人们未能及时的从其所及范围内寻得依靠，而又缺乏自我组织的能力，便可能转向某些非良性的临时组织，这正是古代灾后危机的根源。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心理状态下，人们很容易受到裹挟操纵而做出其在正常状态下不可能做的破坏性甚至反社会行为。当然，这样的危险在拥有强大政府的现代社会中已得到遏制，但并未完全消除，在小范围内仍可见到，本地地震灾区也已发现个别抢劫团伙。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很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充分发挥了社区和乡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的社会，一个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将最大程度的让灾难中的人们从最接近他的底层寻得依靠，从而把尽可能多的伤痛、匮乏、迷茫和抱怨留在底层和局部得以解决，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将是最稳定的，可以最好的帮助灾区度过困难、重建生活。

3. 自下而上，还是金字塔？

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考察了众多经历了现代化改革和社会变迁的国家，比较了它们在此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性，最后，他用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动员程度两个变量来解释各国社会稳定性的差异，他发现，当社会动员程度较高而组织化程度较低时，便容易出现社会动荡，社会组织化发展进度越是先于民众参与热情的高涨，现代化过程便越是平稳。

这一洞见对于我们寻求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来更好的抵御包括自然灾难在内的各种外部冲击，理应有所启发。无论对于灾区还是国内其他地区，突发灾难无异于一道总动员令，人们或被动（对于灾区）或主动（对于非灾区）的被从日常生活轨道中调动出来，投入到规模巨大的自救、救援和重建活动中。此时，一个自下而上良好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便显得十分重要，而缺乏这样的结构，将使局面要么陷于僵化和低效率，要么变得混乱而无组织。

人类社会能够达致目前的文明水平和复杂程度，端赖于个体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随着合作日益深入和广泛，人们创建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组织，从家庭、家族、部落、村社、城邦到国家，从作坊、行会、工厂、企业到股份公司，从私塾、学校、医院、修道会、互助社、童子军到慈善基金会，这些形形色色、具有各自宗旨和功能的组织，相互交织，将成千上万的人维系在一起，构成了庞大复杂的社会。

个体每时每刻从他身处的社会合作网络中获取信息、达成交易、寻求帮助，他们由此也获得了归属感和安全感，离开这些，我们的生活将跌回石器时代。古代中国，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即便是县衙通常也只有区区几十号人，社会秩序得以维持，是因为众多民间自发组织时刻维系着当地的社会网络，家族祠堂和地方士绅通常为乡村生活提供秩序和公共服务，在城市，工商业行会起着类似的作用。西方也是如此，社区教堂、本堂神甫、乡居贵族、慈善组织和行会，在公共生活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在某些偏远地区甚至完全取代了政府的作用。

现代化的过程极大的强化了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一方面，这是对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广度的巨大扩展所作出的必要反应，但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权力过度扩张以至于压垮了传统自发组织的生存空间，原有的自下而上结构就会被自上而下严密控制的金字塔结构所取代。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已经切身体会了这种结构的僵化和无效率，也认识到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它压制了个体活力，限制了人们在乡村和社区等局部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机会和动力。

金字塔结构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稳定，用系统论术语说，它缺乏鲁棒性，即在遭遇外部干扰时保持稳定的能力。该结构的特点是，除了塔顶，每个局部都是被动的，而且离塔顶越远越被动，每当遇到干扰时，它首先要把信息层层向上传递，等待上级决策，之后决策和应对方案又层层向下传递，传递时间不仅曲折耗时，而且信息在每一层都可能被扭曲，而最大的问题是，一旦传递链条在某个环节被打断，系统将陷入紊乱甚至瘫痪。

当面临灾难、战争和突发事件时，这样的后果是难以承受的。军队就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应该让每个战斗单位都能在与上级和友军失去联系时，维持自己的生存和战斗能力，为此，军队在平时就会注重培养各级军官的独立领导能力和个人权威。借助军衔制度，军人甚至可以在编制被完全打散后得以重新组合，继续战斗。

当然，社会不是军队，而通过层层依附关系组织起来的等级结构是封建时代的特征，不再见容于高度流动性的现代社会。幸运的是，现代社会发展出了更丰富、更灵活的组织形式，在这方面，先于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有许多经验可供借鉴，而我们自己，也正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索并取得进展。

4. 自我组织和地方性权威

虽然家族纽带日益松散，但在乡村，人们组织村委会、选举村长，自行管理公共生活；在城市社区，人们组成业主委员会，聘请物业公司，对社区进行自我管理；旧时僵化的土地承租关系瓦解之后，人们创建了大大小小的企业来组织经济活动，而企业又通过供应链和同业协会联系在一起；生活中，人们按各自兴趣爱好组成俱乐部、联谊会和利益共同体，而学校、图书馆、文体协会和专业学会，也为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提供了空间。

所有这些，在平时维系着社会分工和交换网络，而当灾难降临时，便成为人们可以依靠的庇护所。基层自发组织在平时是个体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中介，而在灾后，也是外部救援力量发挥作用的重要依靠。巨灾常常会使许多村镇社区的政府机构陷入瘫痪，或丧失大部分行动能力，此时，其他组织的作用便凸现出来，教师和校长可以组织起学生和家长，厂长经理可以组织起员工，牧师方丈可以组织起教众，医生可以组织起护士和医疗队，消防员和退伍军官可以组织起自我救援队，另外像足球队、学生会、老年协会等此时都可发挥组织作用。这样，村镇和社区将可最大限度维持秩序并展开自救，相反，如果在平时这些组织得不到充分发展，混乱将难以避免。这次地震后，大量志愿者进入灾区，但他们时常找不到适当的当地组织来接收和分发救援物资。相比之下，企业的组织力量这次发挥了很大作用，许多企业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对灾区员工的联络和救援计划。

自发组织能否在紧急时刻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组织及其核心成员能否在平时建立起足够的公信力和权威。试想，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平时体贴师生、热心公益，对公共事务经常发表有价值的意见，当镇长在天灾中遇难时，他完全可能接替镇长职能，领导市民自救。这种地方性权威的建立，是基于他们平时对社会活动和公共事务的经常性参与，在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在主张和观点的表达和宣传中，在投票和竞选活动中，在具体事务的组织过程中，他们的品行、理念、行事方式和组织能力，获得了社区居民的了解和接受。这些平时打下的基础，让他们在紧急时刻很自然的被推到领导地位上，负起维持地方的责任。本次地震中，曾发生同一地点的两支救援队伍对施救方案无法达成一致因而耽误救援的不幸事件，此时如果有一位当地权威人物在场，就可以避免这一不幸。

一些历史学家在研究了中国近代史后发现，洋务运动之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把大量地方缙绅从乡村吸引到城市，乡居地主把土地委托给收租代理人，自己搬到城里，很多变成商人，私塾学生和教师进了城里的新式学校，秀才举人或者留洋或者进了报馆，民团乡勇投奔了各路新式军队，结果造成了乡村空心化，乡村失去了赖以维系地方秩序的社会精英，这一状况导致了此后中国农村的长期动荡。缙绅之所以不愿留在乡村，一方面是新兴城市的吸引力，但更重要的是，乡村自治没有随现代化过程同步发展。

如今，新一轮现代化进程正在展开，一个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公民社会，一个由多元化的自发组织连结在一起的网状社会，一个有能力在各个层次上进行自我管理的社会，将最大可能的在此进程中维持稳定，抵御天灾、人祸和战争等外来冲击。而这样的发展，需要国家法律和政策为之提供宽松的空间，政府应鼓励人民参与到当地的公共事务中，应尊重地方性权威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应容许民众和企业按其兴趣、职能、信仰和利益建立自治组织，政府也应就自身的政策和行政职能与这些组织展开沟通和协调。

政治家应改变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揽一切公共事务的观念，他们需要认识到，公民自治组织不是威胁，相反，它们是政府实施政策和治理地方的依靠。这次绵竹县上百遇难学生家长因质疑建筑质量而集体前往德阳市政府要求调查处理，如果当时他们能从身边找出可信赖的权威人物，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诉求，就不必采取大规模集体行动了，而集体行动会让事情的处理过程变得更复杂更不理性，也是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

5. 发展形势和前景展望

值得欣慰的是，这次灾难中涌现了众多民间自发组织，有些是为抗灾而临时成立，而更多的则是先前就已存在，因其在抗灾中的活跃表现而为人所知，他们的活动无论在参与人数还是分布广度上，都是空前的，充分展现了人们已经觉醒的公民意识和民间组织在过去一些年的长足发展。这样一次大规模社会动员，没有出现明显的混乱，并产生了巨大的效果，这便说明了公民的政治理性和自发组织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我们看到，原本服务于业主和居民的社区组织积极募集捐款和收集救灾物资，各地四川同乡会相互帮助联络家人，车友会、野营协会、登山协会动员起来向灾区运送物资，心理咨询和野外急救培训班组织学员为灾区提供现场服务，甚至网络社区、QQ群和博客圈也成为动员和联络的平台。而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众多民间慈善组织浮出水面，他们先前就在默默从事着各种公益和慈善活动，不以善小而不为，通过私人小圈子点点滴滴汇集着慈悲之情，安抚着身边乏人关注的角落里的种种苦难和伤痛；一旦巨灾来临，他们又挺身而出，以绵薄之力向灾区送去帮助，他们的努力应当受到尊重，我们的制度理应为他们的发展留出空间。

岁月流逝，伤痛终将抚平，激情也将随之消退，但可以期待的是，巨灾所激发起的慈善浪潮中，一些新涌现的慈善组织将会保留下来，原有的组织将得以发展壮大，经过历练变得更为成熟。而民间组织的动员能力、道德水准和社会价值，经过这次充分展示，也将获得公众的认可，或者成为反面的教训，同时，公民成熟理性的表现也将消除立法当局和政策制订者的疑虑，为自治组织的发展提供更宽松的制度和政策空间。所有这些，都会为未来公民自治社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这一前景，可以让我们更有信心去面对迅速发展中的社会将注定面临的诸多矛盾冲突和不确定性，也更有信心去面对大自然的下一次挑战。

逼捐毒化慈善环境
辉格
2008年5月20日

眼下，正当善良民众踊跃捐款出力之际，出现了一个令人寒心的现象，一些身居言论渠道因而对舆论颇有影响力的媒体人士，拿着先行做出捐款的企业家名单和捐款数额，去百般催逼其他企业家，要求他们做出同等比例的捐款，他们计算着企业的销售额、利润、资产额、高管年薪等等指标，算计着每个企业应该捐多少，然后用这指标去评价每个企业家有没有、有多少良心。这种催逼逐渐升级直至发展为一场充斥了谩骂和攻击的网上群众运动，更荒唐的是，这些被催逼的企业家实际上早已做出了数额不小的捐款，有些还制订并实施了自己的救援计划。

逼捐不仅在道德上站不住脚，而且对慈善业非常有害，会毒化慈善业健康发展所需的文化和舆论环境。逼捐者用以支持其行为的理由是可以逼出更多的捐款，事实上帮助了受助者，但牺牲整个慈善发展环境去换取一时的捐款增加，无异于杀鸡取卵。激励人们行善的最重要动力，来自于善行抚平行善者对他人痛苦的恻隐之心后带来的欣慰感和旁人对其善行的赞誉所带来的荣誉感，而逼捐将从四个方面同时打击这两个慈善的心理基础。

首先，对于被逼者，逼迫之下的捐赠带不来丝毫欣慰，更谈不上荣誉，只有尴尬、委屈和反感。原本，他可能只是选择不参与这次慈善活动，或者选择低调的、私下的、难以为公众所见的方式来参与，甚至他只是还没想好该以何种方式参与，或者还没准备好可以用来宣布的援助计划。所有这些都不能证明他没有慈善精神，更不能证明他不会在过去和将来积极参与慈善。然而逼捐却很可能真的让他对慈善活动心灰意冷，未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回避。

其次，对于被逼捐者用作榜样的先行捐赠者，逼捐将把他们置于不义之地。本来，这些善人的巨额捐赠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荣誉感，或许他们会希望自己的行动具有某种感召力，但极少会有以此向旁人施压的意图。当巴菲特做出370亿美元巨额捐赠的壮举时，绝没有施压旁人的意思，他说：“如果你想捐款，这完全是你个人的事情，应该自己体验，很多人在体验之后会改变想法，对于慈善事业，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想法。”

试想，如果一群记者拿着巴菲特的捐款声明去向拉里·佩奇逼捐，巴菲特会作何感想？如果这种逼捐成了气候并且屡屡得手，巴菲特们还会不会再如此慷慨出手？会不会担心自己的慷慨沦为逼捐者的筹码？我想会的。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巴菲特即使不完全停止捐赠也会转入地下，慈善业将失去一批最伟大的榜样。

第三，一旦逼捐的氛围形成，任何人捐出善款时，旁人都无从判别，他究竟是出于慈悲还是仅仅屈服于舆论压力？这样一来，即使没有直接受逼，捐款人将再也得不到他应得的自豪和荣誉。如此，整个慈善业所赖以存在的心理基础便不复存在，其对慈善业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最后，逼捐也将把受助者置于不义之地。慈善受助者不是乞丐，他们中多数不愿被当成乞丐对待，如果他们知道大量善款都是逼捐逼来的，他们接受善款时将作何感想？这种感受之下他们是否还愿意接受捐助？接受了之后心理会不会留下阴影？慈善活动一旦沦入这种气氛中，慈悲、怜悯、温情、感恩这些本应充满这一活动的美好情感将被置于何地？我很怀疑它们将荡然无存。

慈善业在我国仅只初具雏形，还时常遭受运作不规范、透明度不够、核查机制不健全等等缺陷的困扰，现在它又要面临逼捐风潮的打击，实在前景堪忧。逼捐者有他们的言论自由，但那些希望慈善业得到持续健康发展的善良人们，理应发出他们的声音，去谴责这种对慈善业釜底抽薪的恶劣行为。

地震预警机制有待探索
辉格
2008年5月18日

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有些人抱怨地震局没有作出预警，一些传闻也声称震前曾有多种前兆。这样的指责是不公正的，事实上，人类目前的知识水平还不足以对地震作出准确可靠的预报。历史上唯一一次得到公认的成功预报是1975年的辽宁海城地震，但那次成功是因为大震前25小时起当地发生了一连串频次渐增的3级小震，从而引起警觉。这只能算是侥幸。实际上，目前的地震监测网只是情报和研究机构，而非预警机构，不应对其过多苛求。

地震之所以难以预测，是因为地震研究所依据的现代地球科学还非常年轻，尽管发展很快，但远未成熟。虽然魏格纳早在1915年就发表了他的大陆漂移说，但由于缺乏动力学基础，遭到普遍冷遇和嘲笑。直到1960年代地磁研究引发地学革命，大陆漂移说在新的地幔运动和板块构造理论基础上被重建，1972年国际科学联合会“上地幔计划”（UMP）的研究报告发表，现代地学才最终得以确立。此后数十年展开的一系列研究为人们揭示了许多地球构造和运动原理，但远非完整，还有大量未知领域有待探索。

和气候研究一样，地震研究所需采集和处理的数据量极为庞大，其所需的高性能计算能力直到最近几年才勉强开始具备。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近年刚启动的大规模研究计划——地震灾害计划（EHP）仍然只能谦逊的将重点放在提高认识、及时反应、准确评估等目标上，提高预测能力还只是次级目标，即便如此，该计划也只能把资源集中在少数几个地震多发带。

那么，对于地震预测，我们是不是完全无事可做呢？如果把预警理解为在震与不震之间做出确然的二值判断，并以此为据公告社会和启动应急机制，那么，以目前的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我们的确无事可做。事实上，虽然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地震监测网，但除了海洋地震引发的海啸（因为有较长的延迟）之外，各国极少根据地震预测启动应急机制。原因是，虽然有些预测事后被证明是对的，但在统计上，这些预测的可信度都不高，远没有高到足以说服行政当局愿意承受可能的错误决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因此，任何这样的预测都不可能通过多层次行政程序的过滤而转变为决策。

但是，预测不必是确然的二值判断，也可以是对概率分布的盖然判断，即针对各种可能结果分别给出一个发生概率。在经济走势、商品行情、选举等确定性低、预测难度大的领域，盖然性预测越来越流行，几乎已成范例。USGS正是这么做的，USGS利用其掌握的有限知识，建立预测模型，算出每个地点未来24小时内发生各级地震的概率，然后用不同颜色代表概率值并投影到地图上，获得一组概率分布图。在USGS官方网站上，民众可以实时查看他所关心地区的地震概率分布，并自行决定该如何行动。

无疑，USGS的预测并不十分可信，但这已经是当前知识水平下所能得到的最佳信息了，何不与民众分享呢？盖然性预测的好处是，因为预测信息是实时连续发布的，民众不会被一个突然宣布的消息震惊，减少了发生恐慌和过度反应的可能性；其次，如何行动的决策由民众自己做出，降低了预测不准所带来的公众不满和政治风险。

随着地学研究的进展和技术手段的提高，相信未来对地震的理解和预测能力也会不断提高，地震预测虽然困难，但只要抱持谦逊和审慎的态度，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USGS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值得我国相关机构借鉴，在未来探索出适合我国条件的地震预警机制。

让权利战胜匮乏
辉格
2008年5月16日

四川震灾的搜救工作渐近尾声，逝者已去，生者还需继续生活，该是考虑灾后救济和重建的时候了。在地处深山、广达数十万平方公里的核心灾区，道路阻滞，电力通讯中断，生产停顿，定居格局被打乱，要对数千万受灾人口实施救济，将是极其艰巨的任务。

或许，你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和民间的精心组织且训练有素的救援队伍，将生活和重建物资收集并运送到每一个需要的地方，分发给每一个需要的人。但是，你是否意识到，这样一项有组织的活动，是多么困难。即使在组织严密、秩序井然的军队里，千万人规模的后勤补给也是个巨大难题，何况是针对失去家园、缺乏组织、四处流动的灾民。

我们生活现代社会之所以能维持如此庞大的人口和相比古人如此优裕的生活水平，全赖于分工和市场交换，是价格信号指引着不同人生产和提供物品和服务通过市场交换送达每个人手中，满足我们的每日之需，即使在几十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日常必需品也是通过供销网络和零售商店分发，而不是由配送员每日送到各家各户。一旦失去了价格信号的指引和市场的交换网络，生活将变得极度匮乏和窘迫，也难以维持如今这庞大的人口。

那么，灾难是否会改变这一切？有组织的救济活动做出了卓绝的努力，其在灾后救援中的价值和必要性是无法否认的，但是仅仅依靠救援组织是否能满足所有灾民的需要？恐怕没有可能，组织化救济就是彻底的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已被历史证明了注定无法解决庞大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详细研究了几乎所有现代大饥荒，他发现，在灾难导致饥荒和大量人口病饿而死的地区，实际上很少缺乏生活资料，在1740年代的爱尔兰、1906年的湖南和1974年的孟加拉，看似荒谬但千真万确的是，就在饥荒最严重的日子里，还有大量粮食从灾区出口到外地，而且类似情况在历次饥荒中并不少见。发生如此荒谬情况的原因，用森的话说就是“交换权利失败”，这导致了灾民对物资的渴求没有转变成有效的市场需求。

所谓交换权利失败有两种，一种是交换的权利被法律管制压制了，出于良好的愿望，政府常常会在灾区实行紧急价格管制和流通管制，打击乘机抬高物价的投机商，其结果要么让投机商把本来准备运进灾区的物资留在区外，要么让当地商人把物资囤积起来，两者无疑都会加剧短缺。

第二种是灾民根本没有可用于交换的财产权利，发生饥荒的灾区通常有大量穷人，灾后高涨的物价会迅速耗尽他们的现金，如果他们没有可资抵押的财产，就无法借到现金，他们的饥饿就会因为缺乏购买力而无法转变为有效需求，此时如果没有足够的救济品送到他们手里，就会饿死人，即使在他附近就有不少粮食存在仓库里。当然，近几十年来，和平地区饿死人的情况很少了，但灾后生活和重建所需其他物资的匮乏仍很普遍，医药、清洁饮用水、被服、建筑材料，这些必需品的短缺同样会加重灾难。

你或许会问，为什么灾民会穷到一无所有？现金耗尽后，他们至少还有住房，即使地震毁掉了房屋，农民还有土地，还有耕牛。是的，问题就在这里，在发生饥荒的地方，农民虽然居住着房子，耕种着土地，但他们的这些权利往往是不完整的，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尤其是缺少转让和抵押权，用德·索托的话说，这些晦暗不明的权利没有确立为可流通的现代产权，因此就无法体现出其潜在的市场价值，农民也因而失去了他们本该有的最大一项财富和信用支撑，而这种信用资源在灾难时期尤其显得宝贵，是救命之物。

落实土地权利，原本就是解决三农问题和改善农民境遇的上选之策，而眼下，理应成为保障灾区救援和重建的当务之急。政府应当机立断，紧急立法将灾区宅基地明确为个人所有，将土地承包权延长至一百年甚至更长，并赋予其转让和抵押等各种处置权利，同时可辅以现金派发，如此，灾民将可立即获得充足的信用资源和购买力，其余一切可交由市场处理。一旦灾民有了购买力，商人会争先恐后向那里送去急需的物资。

灾区物价切莫管制
辉格
2008年5月15日

当前，汶川震灾的救援正进入高潮，在搜救和治疗的高峰过后，灾区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将是物资短缺。警惕的人们已经开始提醒我们：黑心商人是否又要乘机发国难财，利用短缺抬高物价大捞一票？就在去年冬天的那场冰雪灾难中，被封堵在路上的人们曾负担了10元一个的鸡蛋和50元一碗的方便面。于是在前天，发改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加强灾区价格监管，……要坚决打击趁灾害之机，哄抬盒饭、方便面、饼干、矿泉水等必需品价格，牟取暴利的行为。”

在灾区特殊时期施行价格管制，看上去天经地义，可惜，这是个古老的错误。在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之前两百多年，冯梦龙就洞察了其中的道理，他写道：

两浙旱蝗，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诸州皆榜衢路立告赏，禁人增米价。［冯批：俗吏往往如此。］公独榜通衢，令有米者增价粜之。于是米商辐辏，米价更贱。
［冯述评］大凡物多则贱，少则贵。不求贱而求多，真晓人也。（《智囊·卷八经务·赵抃》）

无论为一份盒饭摘下钻戒者多么不情愿，无论索要这钻戒者看上去多么贪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份盒饭在那一刻救了买家的命，而这位卖家在最需要的时候，最需要的地点，把这份救命的盒饭送到了最需要它的人手里。在这一点上，他和那些高尚的志愿救助者没有差别，所不同的是，他没有高尚到放弃对此索要金钱报酬。志愿者从自己良心的安宁，从旁人赞誉的目光，或者从他的上帝的注视中，得到了他认为值得为之付出的报偿，而我们这位不够高尚的卖家，或许是冰封道路侧旁的某个村民，则宁愿选择金钱作为酬报，是否因此就该惩罚他？

价格是指引人们行动的信号，当灾难造成匮乏，如果无偿捐助不足，就该听任高价格信号去指引趋利而动的人们向灾区送去急需的物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价刺激之下，商人们常常以惊人的想象力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此时施行价格管制，无异于向他们宣布：你可以去帮助受困者，但别指望拿到一文钱，或许还会因此受到惩罚。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相信人类的慈善之心，无偿捐助将是足够的，果真如此——我也希望如此——，那些指望赚取暴利的投机商就会赔个血本无归，因为当他们费尽心思把货物运到灾区后，将发现他们竞争者的供货价格是零，灾民自然不会傻到弃免费救助品不取而买他们的高价货。如此，何须劳驾发改委操心去管制物价打击奸商？

相反，如果无偿捐助不足，那么商业供应就是必须的，其缺乏可能是致命的，而商业供应只有在得到足够激励时才会发生，不够高尚的卖家不会因为价格管制的施行就变得高尚起来。无论如何，商业供应不会排挤和减少无偿捐助，因为它在价格上毫无优势，相反，商业供应会被无偿捐助所排挤。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商业供应而担心，它只是在弥补无偿捐助的不足。生命无价，何不多留一条救人之路？仅仅因为这条路上将要铺撒一些臭钱？更何况它与其他道路丝毫不冲突。

实际上，对于投机奸商，旁观者往往比当事人更加义愤填膺，可以理解，在满怀慈悲之心的善良人们眼中，奸商的铜臭玷污了灾难救助这一高尚的事业，在审美上，这是难以接受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斗胆劝一句，在动手扼杀投机奸商之前，想一想是否会因此而扼杀了大批灾民的生路？当自然正在无情地蹂躏着生灵之际，在人类的慈善足以挽救每一条生命之前，可否暂且放下你的审美偏好，让庸俗和贪利者也参加到这场救人的奔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