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15-9-17
译者：沈沉（@你在何地-sxy）
校对：小册子（@昵称被抢的小册子）
来源：Capx，http://www.capx.co/external/is-the-eu-good-for-small-businesses/

In a survey of its 6,300 members, the Federation of Small Businesses (FSB) found that 47% would vote for the UK to remain part of the EU, 41% would vote to leave and 11% are undecided. Of those who want to remain inside the EU, 35% would like to see powers transferred back to the UK, while a further 21% would like to see more reforms, compared to just 26% who want the EU to stay as it is.

小企业联合会（FSB）针对其6300家成员企业的调查发现，其中47%会投票支持英国留在欧盟，41%会投票支持脱离，另有11%尚未拿定主意。希望留在欧盟的企业中，有35%盼望英国能收回更多的自主权，另有21%盼望看到更多改革，与此相比，希望欧盟维持现状的只有26%。

The survey also found that while 50.5% of small businesses agreed or strongly agreed that EU membership is beneficial for the UK economy, only 35% agreed or strongly agreed that it was beneficial for their business. In regional terms, London had the largest majority in favour of remaining in the EU – 55% to 34% – while the East Midlands had the largest majority for leaving – 49% to 38%.

该调查还发现，尽管有50.5%的小企业同意或强烈同意欧盟成员国身份有益于英国经济，但只有35%的小企业同意或强烈同意这一身份有益于它们自己的生意。分区域来说，伦敦企业赞同留在欧盟的比例最高——55%对34%——而东米德兰企业赞同脱离欧盟的比例最高——49%对38%。

In nearly all regions, undecided small businesses would be able to swing the majority either way. If the UK were to leave the EU, 43% of the FSB’s members would like to see the UK strengthen trade link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ile 29% would want to see individual trade agreements with the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and 22% would want the UK to remain part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 (as Norway is).

几乎在所有地区，尚未拿定主意的小企业的数量都足以改变多数派的归属。如果英国将要脱离欧盟，FSB成员企业中有43%希望看到英国加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关系，有29%希望看到英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单独签订贸易协定，有22%希望英国继续留在欧洲经济区（如挪威那样）。

Separately, in The Times, columnist Simon Nixon cites Open Europe’s proposals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of non-Eurozone states within the EU, concluding though that there is no easy way to meet the UK’s promise of ensuring fairness between those inside and outside the Eurozone.

此外，专栏作家Simon Nixon在《泰晤士报》上提到了智库“开放欧洲”的建议，后者旨在保障欧盟非欧元区国家的权利，不过他的结论也认为，英国想要确保欧元区内外之间公平的承诺，这并不容易做到。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退出欧盟对英国不算坏事
辉格
2012年11月27日

上周，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以失败告终，未能就下一个七年期预算方案达成协议，由于卡梅隆事先已高调宣布将否决大幅扩大预算的提案，而法德等国也强硬坚持原有立场，这一结果并不出乎人们预料，舆论焦点也已转向英国会不会退出欧盟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最新民调显示赞成退出欧盟的英国人已超过半数，政客们正在悄悄改变论调以适应新形势，工商界也开始认真考虑退出可能带给他们的影响了。

尽管民众对欧盟的热情始终不高，但英国政界却很少会将退出欧盟列为可选项，对于自由派，普世主义和欧洲价值观让他们天然的亲欧洲，而对保守派，虽然价值观上对欧洲持怀疑态度，但他们的亲商业政策却不得不让他们考虑工商界的要求，而商界的主流意见是，留在欧盟对英国非常重要，上周，英国工业联合会（CBI）总干事呼吁商界人士对此发出自己的声音，避免英国退盟。

但其实并没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英国有必要留在欧盟，工商界最大的担忧——英国将因此而失去欧洲共同市场——是多余的，因为脱离欧盟的英国可以像挪威、瑞士、冰岛和列支敦士登一样，通过欧洲自由贸易协会（EFTA）而进入欧洲经济区（EEA），从而享受其商品、人员和要素流通自由，没有迹象表明EFTA成员在享受上述自由方面比欧盟成员国有何不利。

实际上，欧洲共同市场存在许多条边界，对应着不同的机会和责任，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两条：欧元和申根协定，英国都不在其内，而退出欧盟这条边界，无损于进入共同市场的机会，却可以让英国免除许多欧盟加于成员国的法律责任和财政负担，毕竟，未加入欧元区的事实，也并未妨碍伦敦成为欧元区的金融中心。

过去几十年，欧盟在推动区域自由贸易和要素流动，引导东欧顺利完成过渡等方面，曾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但现在这些红利已经耗尽，并正在转向负面，近年来它在市场管制和福利政策方面表现的越来越严厉和凶恶，布鲁塞尔的官僚化和集权化倾向也在不断加深，这次债务危机更将强化其财政和政治上的集权。

同时，欧盟的预算开支也已变得十分庞大，按这次的长期方案，将从上一个七年期的年均1200亿欧元膨胀到1700亿，其中英国的份额将从170亿增至200亿，相当于每个中产纳税者近千欧元的负担，这已经不是一笔可以忽略的开销了；而且荒谬的是，欧盟开支中的90%以上属于政策性补贴和资助，而不是用于维持共同市场运转的制度性开支，与推动市场自由的宗旨背道而驰，况且英国在这一再分配游戏中的得益是负的。

考虑到老欧洲深厚的社会主义传统，上述趋势不大会逆转，所以除非英国甘愿被欧盟日益繁琐的压制性法规捆住手脚，并承受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退盟是迟早的事，早点退或许代价更小一些。

有调查显示，工商界留恋欧盟的更多是大企业，这不难理解，大企业历来更能适应大政府的管制和干预，甚至从中渔利，因为他们拥有更强大的公关和游说能力，更有机会影响政策，他们的法律部门也拥有更多经验去应付繁杂的管制法规，另外，他们也更有机会参与由政府主导的大型公共项目和获得公共预算的资助，然而，出于这些动机而支持一个正在走向大政府的欧盟，既是短视的，也是不道德的。

不过，赞成英国应留在欧盟的另一个理由或许可以成立，留在欧盟集体决策机制内，可以更有效的影响和牵制它，避免它走向英国人更不希望看到的状态，但前提是这种牵制必须真的有效，而这次长期预算不失为验证这一点的良机，假如卡梅隆最终无法说服更多成员国在此关键时刻站到自己一边，共同抵制欧盟预算的大幅膨胀，扭转欧盟滑向干预主义大政府的趋势，那就表明为这一虚幻目标而承受的高昂代价是不值得的，不如另辟蹊径，撇开老欧洲，与北欧和东欧国家发展另一个更倾向自由市场的新联盟。

希腊的债权人们又暂时松了一口气，随着法德宣布支持希腊留在欧元区，希腊国债违约风险短期内有望避免，同时，欧债解困方案初步成型，意大利国会通过了540亿欧元的财政紧缩方案，希腊政府也以战后首次国企裁员行动展示了其削减赤字的决心和诚意，这一系列消息令投资者对欧元信心有所恢复。

就短期内摆脱债务困境这一目标而言，德法希领导人选择了一条困难而漫长的道路，特别是对于希腊这样高度社会主义化的国家，众多国企主导着经济，政府是压倒性的头号雇主，其处境很有点像转型期的东欧，财政紧缩将产生休克效应，短期内会加剧经济衰退和税源萎缩，而在制度前景明朗之前，即便下决心出售国企，也卖不了多少钱，甚至倒贴都没人要。

相比之下，许多人所预测或建议的债务违约并脱离欧元区的破罐破摔做法，反倒干脆利落且有望在短期内见效，一旦脱离欧元，希腊便可使用本币贬值这一对付债务危机的惯用手法，通过大幅拉低国内商品和资产的国际价格而改善国际收支，同时也直接掌握了印钞机，可以用发行本币来回笼还债所需的外币，2002年阿根廷脱离美元的过程便是很好的样板，而离开了汇率浮动这一自动调节机制，危机的出路之内只能寄望于财政改革这一更艰巨而充满了障碍的任务。

然而，本币贬值实际上是一种隐性违约，它血洗了此前用外币投资于本国资产的投资者，正如债务违约血洗了债权投资者，对国家信用同样造成伤害，尽管低价格的诱惑一时会吸引来不少投资，但违约记录和币值动荡的历史，会告诫投资者将资金投入于高流动性资产，以便一有风吹草动就拔脚逃跑，这对于建立长期繁荣稳定的资本市场是极为不利的。

所以，尽管德法承诺的具体内容尚未完全澄清，希腊政府推行财政改革的决心和能力也有待证实，但他们的上述选择还是值得赞赏，真正的改革从来都是困难的，为求短期纾解而将病根保留给后人，是不负责任的；本次危机中许多人所表现出的惊恐无助，其实体现了他们当初对欧盟共同市场和欧元区的制度含义缺乏洞察，没有领悟到迫使那些缺乏实力和活力的脆弱经济体接受一种坚挺的货币意味着什么，也没有领悟到让渡货币主权的财政含义，而如今的现实应该已经让他们看清，加入共同市场和欧元区实际上已让这些国家沦入与美国各州类似的地位。

当然，程度会有所不同，而转变的过程也将是缓慢的，但日后回首，或许将发现本次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它将从制度的可操作意义上界定欧元区成员国在货币和财政上的主权边界，也将赋予欧洲“联邦政府”执行财政政策的明确职能；欧元国与美国各州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仍将有权发行国债，但这些债券之成为国债而非“州债”，需要满足更严格的标准，此前规定的笼统标准已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而本次为实施救援而拟议发行的六国联合债券，将为未来欧洲联邦债券树立一个范例。

由于本次危机的救援先例已让欧元大国负上了救援责任，为实施国债发行所需的财政标准，欧盟将不会再满足于利用评级机构的信息，而会建立某种最起码的事先干预机制，至少那些财政状况接近红线的成员国，将不得不接受其干预；第一个，也是较温和的步骤，大概会是用扩大了的欧盟经济统计机构，部分取代成员国的统计机构，同时，一个类似美国国会预算局（CBO）的机构也可能会被用来动态监控各项政策的财政后果，这些机构获取的信息可被用来改变各国的发债额度及其债券在央行资产组合中的地位。

对于各欧元国，施加于其财政体系的这些外部制度约束，将帮助他们克服党派政治的短期行为，和寄生于财政的利益集团的绑架，避免一边减税一边大派果子这种两头讨好而不负责任的政策伎俩，对稳固财政、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大有裨益；当然，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欧盟的集权化也可能强化其对市场和私人经济活动的干预能力，并弱化各成员国之间的制度竞争，但只要联邦财政权力限于标准执行和总量约束，而不介入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微观结构，那便是无害的。

在经历了多个月来的掩饰（如希腊）、否认（如西班牙）、转移焦点（如法德对评级机构的攻击）和迟疑（如德国）之后，各欧盟大国终于放下身段、面对现实，开始坐到一起认真，应对主权债务危机给年轻的欧元体系所带来的首次大考验；在上月敲定了7500亿的欧元稳定基金之后，最近，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又相继宣布了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的计划，其力度为近年来所罕见。

在各国就债务救援和财政紧缩这些解决短期困境的措施达成一致之后，人们的视线逐渐转移到了如何建立确保财政自律的长期机制这一更重要的问题上，已经有多种制度性安排的建议被提出；《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赤字和负债红线，已被事实证明完全不具有实际的约束力，违规处罚条款形同虚设，特别是到了萧条期，以凯恩斯式财政刺激为名的开支膨胀更变得毫无顾忌；眼下讨论的焦点便是，如何赋予这些条款以可执行性。

通常认为，除了简化价格信号、节省交易费用和消除汇兑风险等，单一货币的一个重要好处是，一个稳定而强势的货币体系，将改善市场参与者的融资能力，而对于成员国政府来说，就意味着更容易通过发行国债来筹资，这一好处对于那些原有货币很弱的国家尤其显著。

实证研究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实际上，此次陷入或面临债务危机的欧猪各国，恰好都是在进入欧元区之前拥有弱势货币的那些国家，而此后融资条件大为改善；换句话说，这些国家的企业和政府，从欧元体系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问题是，享用这些好处的同时，他们是否会承担相应的风险和代价？

欧猪们以前的货币弱势，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财政自律，但那时候，其代价是自负的：赤字高、通胀高、价格不稳定、投资萎缩、国债卖不出、融资条件恶化，都发生在国内，现在欧元区让他们享受了好得多的融资条件，却无法迫使他们财政自律，发债的好处各自独享，制造的麻烦和风险却集体分担，这样的不对称激励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寻求建立约束机制的过程，便是找出成本内化的方法；《稳定与增长公约》的约束条款之所以缺乏执行力，实际上体现了其所选择的处罚手段与欧盟的组织化程度和强制能力之间的不匹配；虽然从长期看，欧盟（至少其核心圈）是在向联邦发展，但到目前为止，它还只是个很松散的联合体；然而，《公约》却选择了以高额罚款（GDP的0.5%）这种以强制和服从为基础的手段，作为对赤字超标的惩罚，是很不现实的。

以欧盟目前的组织与强制能力，与积极的、介入式的约束手段相比，那些消极的外部手段可能更容易实现，这些手段不需要当事国政府的主动配合，即可让它承担违规的代价；比如，最简洁有效的办法就是听任其破产，但欧元大国已否决了这种可能性，另一个办法是开除，但这在技术上很难做到。

不过，实际上有一种暂时部分开除的方法或许是可行的：欧洲央行可以在成员国违规时，将其国债（至少新发部分）从合格资产名单中剔除，这样，这些国债就不能成为被央行接受为抵押品，也不会成为其公开市场操作的对象，如此一来，在财政意义上，这些国家便等于从主权政府自动沦落为了地方政府，国债也沦为了市政债券。

其实这一机制按规定原本就有，但目前央行的剔除标准是评级机构的评级，问题是评级的变动往往是滞后的，比如这次，希腊国债的评级被拉低时，危机已经形成，非但没有起到足够的预警作用，而且此时央行更不敢将其剔除，因为那会火上浇油，进一步深化和扩散危机；如果在触及赤字红线之时立刻加以剔除，将起到一个类似于漏电保护器的作用，成员国一旦财政恶化，便与欧元体系的融资环境自动脱钩。

不过，从卢森堡财长会议前传出的声音看，欧盟并未朝这个方向探索，相反，他们看来更倾向于积极介入的方式；尽管目前的提议还五花八门，但一个基于事先主动干预的欧元区中央财政约束机制看来即将浮出水面，按不同的提议，其实现形式有这样几种可能：首先，一个类似IMF的常设性稳定与救援机构将会建立，很可能，这次为实施7500亿稳定救援计划而建立的欧洲金融稳定性机构（EFSF），在其三年任期结束时，将转变为一个常设机构。

其次，已被提议的成员国财政对等互查机制（peer review），最终可能会演变为一个类似于美国国会预算局（CBO）的机构，它将负责在各国政府向议会提交预算案和涉及预算的法案之前（比如提前6个月），对其财政均衡性影响作出评估和预警，以便货币当局和稳定机构及早作出反应，避免其在债务危机既已酿成之后才被迫行动；不过，这一机制显然需要货币当局开发出有效的反应手段来配合，而后者目前尚无眉目。

若循此方向的制度建设能有所突破，将是对欧盟中央权力的很大强化，而这种强化是有益的，它将为各国政府的权力建立制度化的外部约束，减少其被滥用的机会，是一个好的联邦发展的应有之义；这次债务危机若真能换来这样的收获，倒是欧洲人民之福。

尽管争议不小，尽管很不情愿，德国议会还是高票批准了欧元区救助计划；议员们恐怕也都清楚，这事儿不是闹着玩儿的，先稳住了再说，是非曲直利害得失以后可以慢慢说；未来几个季度中，欧猪们甚至更多欧元国家的债务问题，将继续困扰这些国家，并给市场带来阵阵骚动，但关于欧元体系整体崩解的担忧，已经可以解除了。

不过，由本次危机所引出的另一个话题，仍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思考，那就是欧盟的前景：这个组织，是否将继续成为推动欧洲各国变革、发展和创造的发动机？

过去几十年，欧盟的成就可谓前所未有的辉煌：在大半个欧洲拆除了贸易、投资和要素流动的壁垒，通过一体化改革大幅降低了成员国的制度成本，也降低了企业与投资者所需面对的规则复杂性，在柏林墙倒塌后成功接管了东欧，帮助后者完成了转型和重建；在此过程中，它也向全世界演示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基于和平合作的大规模制度演进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然而近些年来，欧盟在内部拆除壁垒和降低制度成本所带来推动力，已释放殆尽，与此同时，一体化的许多负面效果却日益显现：人们曾经期待，东欧在重获自由之后，迎来一个投资、创新和增长的浪潮，也曾以为，东欧人民在饱受国家之害后，会更信赖个人和市场，可事实却证明，蜜月是短暂的，他们在摆脱计划经济之后，却又迅速投入了福利主义的怀抱，而这正是他们向所谓欧洲价值和欧洲标准看齐的结果。

一体化过程虽简化和统一了各国的管制标准，却没有减少和放松管制，实际上，欧盟扩大的过程，把老欧洲大国的高税收、高福利、高管制传统全欧化了，这严重制约了市场开放本应带来的创新活力；结果是，单一市场扩张的过程，几乎等同于西欧老牌大企业占领全欧的过程，因为这些企业最能适应老欧洲的经济和政治生态，懂得如何在那套管制标准下生存，而人们原本期待的创业浪潮和小企业繁荣，却几乎看不到。

更糟糕的是，随着统一大业即将完成，布鲁塞尔的官僚机构也日益强大和自信，负责经济干预政策的专员职位一个接一个设立；其中尤以“竞争专员”（通常称为反垄断专员）表现活跃，近年来多宗针对美国企业的反垄断案俨然是在欧盟周围树立起新的壁垒。

欧盟的反垄断政策，虽模仿自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杀伤力却比后者大得多，在美国，司法部只能进行反垄断调查，案子最终要在法院定夺，而欧盟专员却可以直接决定动辄数亿欧元的罚款，完全缺乏申诉、质证和辩论的司法程序；类似的，借助环保、性别歧视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干预政策，欧盟正在其内部和外部树立起日益坚硬而高大的壁垒。

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主权债务危机暴发以来，对金融企业强化管制和干预的呼声更不绝于耳，看来也注定将成为事实；尤其危险的是，金融危机仿佛给欧洲历来敌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知识分子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们宣称美国模式已经破产，重回欧洲道路才是希望所在，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同为金融危机所害，美国企业表现了更强的生存能力和继续创新的活力，最终带领美国经济更早开始复苏，而欧洲却至今仍深陷泥潭，看不到复苏的希望，压根没有资格幸灾乐祸。

欧盟的发展，是一个从松散的合作组织逐渐走向联邦的过程，联邦制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组织结构，是不错的政体选择，它既保留了地方自治和制度竞争的空间，也享受了单一市场的好处；地方自治是自由的一大基石，地方性政权通常较少压制性，尤其是在它无法控制其边界时，正因为地方政府的强制和暴虐是容易逃离的，所以它们通常会变得比较温和，而人民用脚投票更会在它们之间造成制度竞争。

但是地方和小国政府也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特别是当商人和投资者已在当地投入大量无法搬走的资产之后；理想的情况是，在各地方之上有一个机构来压制这种机会主义，那就是联邦和它的宪法；所以，联邦制的精髓在于，通过提供一个宪法裁判和执行机构，来防止地方政府对其人民采取机会主义的剥夺和侵害行为，而同时，地方保有其充分的权力来对抗联邦本身成为一个剥夺和侵犯者的可能；简言之，好的联邦随宪法而成长，且只为宪法而存在。

然而，在欧盟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却看不到这样一条主线，尽管在一些条约和入盟标准中规定了一组基本权利，但并没有一个宪法裁决和执行机制正在逐渐浮现的迹象；欧盟的发展更多且越来越多的是一个主权政府之间的政治互动过程，而不是一个法律演进过程，这实际上也是大陆法传统的表现，该传统将法律视为主权意志的表达和理性设计的结果，而不是自发秩序的生长、发现和移植过程。

所以，我们已经和即将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制定法从议会和首脑会议中涌出，从各个侧面对欧洲人的生活和生产加以规制，以此推行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心目中的欧洲价值，统一市场也随之而逐渐失去活力，这不是一个好的联邦。

围绕希腊债务危机的国际互动已进行了多轮，走出危机的路径却仍未浮现；向中国发行250亿欧元债券的方案看来仅仅是传闻，IMF说相信欧盟自己能解决问题，它能提供的将只是“技术支持”，G7财金峰会也明确援助希腊的责任在欧元区，但在此后的欧盟特别峰会上，对援助希腊仅宣示了政治意愿，并未拿出具体方案。

恰在此时，又传出坏消息，希腊政府涉嫌在2001年其加入欧元区之初，通过一桩外汇掉期交易掩盖了其赤字规模；无论该交易的主旨是掩盖赤字还是规避汇率风险，欧洲央行和债权人事实上很可能真的低估了希腊的长期债务负担，这一插曲为欧盟的救助行动又增添了一个争议点。

危机的起因并不复杂，奉行社会主义的希腊政府长期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所埋下的隐患，一度被经济景气期的税收增长和信贷宽松所掩盖，金融危机和随后的萧条削弱了税基，恶化了信贷条件，于是撑不下去了。

所以，对症疗法首先应包括强化财政自律，但从迄今为止希腊政府的应对手法看来，它并不打算认真承担其控制赤字的责任，不愿忍受由财政紧缩所带来的痛苦和政治代价；相反，它正在努力将这一财政问题转变为国际政治问题，即，利用法德等欧元大国捍卫欧元地位、维护欧元区经济稳定和树立欧盟解决自身问题能力之信誉的急切心理，以获取欧盟大国廉价而条件宽松的援助。

显然，诸如用希腊国民银行控股权换取中国援助的方案，将给所谓的欧洲团结和向心力揭短，是法德极不情愿看到的，不排除这是希腊政府耍的小伎俩；原本，请求IMF援助是更现实可行的选择，也有成熟的经验和手法可供援照，但IMF援助素以严苛的财政自律为前提，而这正是希腊政府竭力避免的。

法德于是陷入两难，一方面担心危机蔓延，影响刚刚开始的复苏和本已疲软的欧元，同时又担心无条件的援助会树立不良先例，激励欧盟小国今后更加放松财政约束，对大国援助形成依赖，而这最终将破坏欧元体系的财政基础。

无奈之下，法德只能在宣示援助意愿的同时，督促希腊政府拿出财政紧缩方案，但后者的响应却并不积极，甚至到现在也没有正式向欧盟提出援助请求，大概他自信已摸透了法德心理——他们会比自己更着急；似乎连投资者都猜到了法德必将出手，所以，今年首批200亿欧元5年期希腊国债很快顺利卖出，利率也只比同期德国国债高3个百分点。

财政自律问题是长期困扰西方民主社会的痼疾，在社会福利传统深厚的欧洲，问题尤其严重；把钱花在有具体受益人的开发和福利项目上，是吸引选票的有效手法，但同时，加税总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受拉斐尔原理所限，提高税率并不能无限提高税收收入，结果就是各国政府都不自觉的日益滑向赤字政策。

在纸币时代早期，赤字积累经常导致恶性通胀，而在现代独立央行体系建立之后，恶性通胀在发达国家已经绝迹，赤字的后果更多的以债务危机的形式出现；由于美元取得了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因而美国政府能承受比他国高得多的赤字和债务，但希腊以美国作比声称自己债务规模并不可怕，则是自不量力了。

在欧元区各国的政治生态中，希腊历来处于最左端，目前执政的被称为中左派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不同于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长期奉行马克思主义，90年代中期之前甚至主张退出北约和欧共体，而在该党左侧，还站着拥有有数十议席的希腊共产党和激进左翼联盟；所以，毫不奇怪，希腊有着欧洲最高的国有化、官僚化和福利化的经济体系，以及最低的经济自由度。

对于那些深陷于高度国有化、福利化、高税收、重管制、高失业、缺乏竞争、效率低下等相互关联的组合困境中的国家，债务危机常常是洗心革面、突破困境的契机，平时，改革所带来的痛苦往往会吓退选民和政治家，而危机和破产倒可以让他们别无选择、破釜沉舟。

新西兰是此类转型的成功典范，此前，新西兰也是个高度福利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但1973年因英国加入欧共体而竖立起贸易壁垒之后，新西兰陷入了灾难性危机，被迫进行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最终走出困境并获得了二十多年持续增长；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接受IMF援助并在其督促下实施了大量深刻改革，此后迅速恢复增长，其产业和宏观经济在近年来表现亮眼，在本次危机中也表现稳健。

从过去几十年的经历看，IMF在处理类似希腊的债务危机上，已经有了一套成熟有效的办法；欧盟解决希腊问题的最佳选择，是在欧元区内部建立某种类似IMF的机制，这样，既可维护欧元地位和欧盟向心力，也不至于因无原则的援助而助长其成员国的财政不自律行为；但是，仓促之间能否及时建立这样的机制，将是对欧盟各国协调和实施能力的艰巨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