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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平:孟老师提到的第2点，我们做过详尽研究，分析了整个京津冀的污染物清单，发现：煤炭燃烧排放出的大气污染物是整个京津冀地区雾霾的最大根源。从行业来看，煤电、钢铁和水泥生产是京津冀首要的“污染”行业，详见《雾霾真相》：http://t.cn/8kGsrEL

@whigzhou: 誓死反对核电！

@取个冷名过夏天:为啥反对核电？求科普

@whigzhou: 因为有了核电就不会剩下煤电了，那你让我抗议什么去？也不需要风电和光电了，那你让我赞同什么去？

@whigzhou: NGO组织原则：你抗议的，必须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东西，你呼吁的，必须是永远不会实现的事情

@whigzhou: 由此得出NGO行动原则：确保你抗议的东西不会消失，确保你呼吁的事情不会出现

@whigzhou: 我从2006年就开始思考绿和为何反对核电的问题，最近才悟出其中道理

近日，日本关西电力公司宣布其大饭核电站3号机组将于7月1日重启，这是去年3月福岛核电事故导致日本核电站陆续停运，并于今年5月全部停运以来，首座被重启的核电站；日本核电业面临国内强大反核势力的阻挠所跨出的这小小一步，或许会为其它五十多座反应堆在检修整顿后重启开辟道路，走出目前的电力紧缺困境，也避免重回化石燃料老路。

不过从全球范围看，福岛事故对核电业的打击仍是巨大的，其影响将在未来数十年持续存在，很可能扼杀近几年刚刚崭露苗头的核电复兴势头；在欧洲，反核派显然已加强了其统治地位，德国人对福岛事故的恐慌似乎比日本人更强烈，原本已经推迟并有望逆转的无核化政策，在事故后被迅速提前实施，确立了2022年实现无核化的方案。

对核电的恐惧是极度非理性的，在人类对陌生事物的种种非理性恐惧中，这或许是最极端也最荒唐的一种；从总体历史表现看，核电是非常安全的能源生产方式，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唯一造成了人员死亡的只有切尔诺贝利，直接死亡人数相当于一次中等煤矿事故，因增加甲状腺癌而导致的间接死亡人数相当于一个中型煤矿的同期死亡数，排名前几位的其他核电事故，如福岛和三哩岛，不仅无人死亡，甚至没有任何可证实的健康伤害。

相比之下，煤矿、油田、火力发电厂、水坝的死亡率比核电站高得多，给周围环境和居民带来的污染也大得多；然而，一座核电站给周边居民和所在国民带来的恐慌，却远远高于其他能源电力设施，比如水坝，常被渲染的既安全而清洁，其实相当危险，导致数十上百人死亡的垮坝事故时有发生，但居住在水坝下游的居民却远比距离核电站上千公里的反核分子更坦然。

从个体反应看，核电恐慌很好的印证了行为经济学家的损失厌恶（lost aversion）理论，由于核电是新事物，未被人们视为生活的当然组成部分，因而放弃核电虽然代价高昂，却不被计入损失，而它带来的风险即便再小，也被计入了损失；与之对照的是触电风险，美国每年有1200多人触电身亡，许多事故原本可以很低的代价加以防范和避免，但因为人们已将供电系统视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触电风险远远高于核电，却并未引起多少关注。

然而，仅从个体反应很难理解核电所面临的狂热阻挠，因为煤炭、石油、水电站、火电厂、电网，还有电力本身，曾经也都是新事物，为何都能克服障碍发展起来，并为人们所习惯和接受？假如世人曾以对待核电的态度对待工业革命以来的种种新能源技术，用同样的安全标准苛求它们，那我们今天大概仍在烧木柴；正是这种异乎寻常的苛求耗尽了核电原本巨大的成本优势，否则，高成本的火电水电几十年前就已被完全取代了。

或许正是因为核电太神奇太高效了，以至被视为怪物，加上绿色和平之类的环境破坏组织多年来坚持不懈、不遗余力的渲染摸黑，世人对核电的抵触才远强于其他新技术；核电站的规模和集中性也为个人抵触汇集为社会集体抵制提供了便利，假如幻想中的核电风险像小型柴油发电机、家用燃气灶、插座那样高度分散，同样的风险就不会成为社会焦点了。

另一个更隐秘但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核电工业的产业链太短，劳动密集度也太低，分布又太集中，这样，该产业所卷入的人数、涉及的利益团体数量和规模、在政治利益格局中的渗透度，都远远不及传统能源工业，投资一个核电站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和下游商机都很有限，因而关闭一个核电站所遭遇的政治阻力，也远小于关闭一个拥有上万工人和强大工会的煤矿，这样，它们就很容易在面临舆论压力是被政客抛出了成为牺牲品。

日前，前世行首席环境顾问罗伯特·古兰德博士在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一个论坛上提出了他的阻止全球暖化新方案，通过对畜牧业征收重税，将畜产品消费降低25%，从而减少40%的谷物产量；之所以以畜牧业为目标，据他说，是因为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占了总人为排放量的51%，尽管在2008年一份由他撰写的报告里，整个土地利用（畜牧业只是其中一部分）的排放份额还不足20%，而能源生产的份额则超出50%。

古德兰的建议可谓荒谬绝伦，即便他突然颠倒过来的数据是靠得住的，放着其它减排手段不用，却要首先拿穷人的饭碗开刀，是无法让人接受的；中国的大部分穷人在最近十几年才刚刚吃上肉，中国和印度还有数以亿计的穷人至今还没吃上肉，现在有人却要求政府用税收将肉奶价格抬高到让他们吃不起。

姑且不论暖化是否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危机，或人类活动带来的温室排放是不是其主因，即便我们假设人们已就此达成共识，也还远远轮不到减排运动来动穷人饭碗的脑筋；就在我们眼前，摆着一个成熟、廉价、安全、清洁的减排手段：核电，它的技术早在50年代就已成熟，也早已完成商业化，其安全性也经受了半个多世纪的考验，然而，正是那些呼天抢地要控制排放和阻止暖化的绿色和平和绿党们，始终在用一切可能手段阻止核电发展。

许多人误以为核电建设投资过大，发电成本高于化石燃料，事实完全相反，核电成本一点也不高，五六十年代的第一批核电厂就实现了盈利，而当时与其竞争的原油价格不到3美元，经通胀调整后相当于今天的十几美元；自那时以来，反应堆已发展到第三代，浓缩和反应技术都已有长足进步，原料利用率大幅提高，而同时，原油价格则已涨到100美元。

确实，投资核电的成本和风险很高，但并不是高在建设和生产成本上，相反，让投资者望而却步的，是法律、政治、行政管制和公共关系成本，一个核电项目从选址、评估、审批到开工，投资者除了要满足繁杂和严苛的行政管制要求，等待环境和安全方面的层层审批，还不得不与耗费大量精力进行游说和政治斗争，以克服来自利益集团、政治派系和环保组织的竭力阻挠。

在此过程中，项目随时可能在任何环节被无限期叫停，前期投入只好泡汤，所以，当小布什政府开始重启核电政策时，投资者响应寥寥，政府只好提供大额补贴，而补贴的用途正是为项目前期风险购买保险；核电所面临的种种阻力、风险和成本，都来自民众对核放射的恐惧，而这些恐惧，很大程度上是环保组织造谣、蛊惑和煽动的结果，他们完全无视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核电在安全和环境上的杰出表现。

结果是，美国核电发展在三哩岛事故后停顿了三十年，以至于美国电力仍有45%来自煤炭，23%来自天然气，尽管那次事故并未造成任何实际伤害；有人说，核电虽说平时安全清洁，但一出事可不得了，然而最近的日本大地震恰好提供了反证，福岛案例表明，即便在如此小概率的极端事件中，即便运营商处置并不完美，核电仍未造成实际伤害，而与此同时，煤矿却正在以每年数千条的速度，稳定而可靠的吞噬着鲜活的生命。

反核电者唯一拿得出手的案例是切尔诺贝利，但那是在一个惯于草菅人命的制度下、以今天任何头脑健全的核电厂商都不会采用的方式来建造的反应堆，但即便如此，整个前苏联核工业所害死的人，也远不及其煤炭石油工业所埋葬的冤魂。

或许有人会说，尽管对核电的恐惧缺乏科学和事实基础，但这并不妨碍反对者基于非理性的担忧而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是的，这也正是我多次表达的观点，但首先，反对者需要证明其诉求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真实利益，而游行和抗议不是有效的证据，抗议活动算不上成本，相反常常是收益，它能给抗议者带来快感，而统计证据却表明，核电站的建立并不会对其周边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带来负面影响，反而还可能提高房价。

其次，假如你只是在维护一项既有的权利，那你的确无须为此提供科学和理性基础，无须说明你为何非要坚持这项权利，所以，假如反核电者只是反对在他家附近修建核电站，那么担忧本身就是充足的反对理由，但问题是，反核电者的主张远不止与此，他们在全世界阻挠核电的同时，要求将其他严酷的排放限制强加给别人，要削夺他人的既有权利，这样，他们便负上了举证责任，而这些证据当然应在法庭上接受理性的检验；他们不能一方面顽固坚持对核电毫无理性的阻挠，同时却要求穷人停止吃肉，这是断难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