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广域国家的统治者面临各种技术难题，比如在前文已讨论过的领地安全问题中，为了对入侵和叛乱做出及时反应，他不仅需要机动优势，还需要以5-10倍于行军的速度传送情报，而即便如此，当疆域非常广阔时，也必须在多个据点驻扎军队，而不能集中于一点；行政系统也是如此，为实现有效治理，广袤领地须划分成若干单元，分别派驻官吏。

更一般而言，当统治团队膨胀到一定程度时，由于它本身也受制于邓巴局限，因而只能建立层级组织，假设按每个上级单元控制20个下级单元（1：20已经是非常扁平的结构，只能实现较弱的控制，有关这一点我以后会展开讨论），那么，从一两百人的熟人小社会到数千万人的帝国，就至少需要四个层级。

然而，一旦建立层级组织，就会面临所有委托-代理关系中都存在的激励和控制难题，瞒上欺下，职权滥用，目标偏离，推诿责任，沟通不畅，协调失灵，以及最危险的背叛和分离；最高权力者总会想出各种办法来克服这些障碍，那些或多或少管用的办法就被延用下来，构成了我们在历史中所见到的种种政体结构、制度安排和组织工具。

防止叛乱的一种方法是多线控制，将维持下级单元运行所需职能加以分割，交给不同人掌管，并通过不同的层级系统加以控制，使得其中每个都无法单独行动，从而剥夺下级单元的独立性；例如，由将领掌握军队指挥权，由行政系统负责粮草供给，这样，叛军很快会因失去粮草而陷入瘫痪。

另一种方法是阻止上下级官员之间发展私人效忠关系，缩短任期、频繁调动、任职回避、把奖励和提拔权限保留在高层，都是出于这一目的；另外，在重臣身边安插耳目，派出巡回监察官，维持多个独立情报来源，要求同级官员分头汇报情况以便核查真伪虚实，都是常见的做法。

强化控制的终极手段，是直接发号施令，让官员忙于执行频繁下达的任务而无暇追求自己的目标，甚至让他们看不清系统的整体运营机制因而无法打自己的小算盘；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有句名言：（大意）“每天起床都要等着别人告诉他今天要做什么的人，肯定是农奴。”当控制强化到极致时，臣僚便成了君主的奴仆。

当然，这些做法都是有代价的，多线控制削弱了下级单元的独立应变能力，面对突发危机时，协调障碍可能是致命的；在古代的组织条件下，消除个人效忠也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这一点在历史上已屡屡得到证明，较近的例子是，湘军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依靠曾国藩等人所建立的个人效忠网络，北洋新军相对于绿营清军的一大优势也是个人效忠。

然而，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方法都有一个共同前提：高速通信；多线控制下，军队和粮草都可囤在前线基地，但指令必须由上层发出，平时被刻意隔离的几套体系，离开中央指挥就难以协调行动；同样，有效的监视、巡察、考核、奖惩，也都依赖于快速高效的情报传递，直接遥控指挥更需要近乎于实时的通信能力；正因此，所有帝国都建立了效率远远超出同时代民用水平的通信系统。

自从定居之后，便有了入侵警报机制，发现盗贼时，人们以鸣锣呼喊等方式通知邻居，循声追捕（hue and cry）是中世纪英格兰社区对付盗贼的惯常方法，只要盗贼还没离开视线，所有目击者都有义务追呼，hue的拉丁词源可能是hutesium（号角），和铜锣一样，号角也是用于警报的通信工具。

当部落扩大到多个村寨时，功率更大的鼓就被用于远程警报，流行于百越民族的铜鼓，可将信号传出几公里乃至十几公里，经接力传递更可达上百公里，由于铜鼓的覆盖范围大，也被长老和酋长们用于召集民众，因而成为权威和共同体凝聚力的象征，类似于欧洲市镇的钟楼；钟鼓楼也是古代中国行政城市的标准配置，其象征意义毋庸置疑。

非洲人将鼓的通信功能发挥到了极致，通常，鼓只能通过节奏变化编码少量信息，带宽十分有限，但西非人凭借可调音高的沙漏状皮带鼓创造了一种能够传递丰富信息的鼓语（talking drum），用音调变化模拟语音流，效果类似于闭着嘴用鼻音说汉语。

因为班图语和汉语一样也是声调语言（tonal language），这样的模拟确实可行，当然，去掉元辅音丢失了大量信息，听者很难猜到在说什么，特别是失去当面对话中的手势体态环境等辅助信息之后，为此，鼓语者会附加大量冗余来帮助听者还原：重复、排比、修饰，把单词拉长成句子，插入固定形式的惯用短语来提示上下文，等等，长度加长到所模拟语音的五六倍。

鼓语不仅被用于在村庄之间传讯，也被大量用于私人生活，召唤家人回家，通知有客来访，谈情说爱，或只是闲聊，在20世纪上半叶鼓语还盛行时，人人都有一个鼓语名；不过，自发形成的鼓语毕竟不够精确，难以满足军事和行政需要，阿散蒂（Ashanti）和约鲁巴（Yoruba）的城邦君主们会供养一批世袭的专业鼓语者，并将短语和句型加以精确化，用于传递情报和指令。

18世纪初建立的阿散蒂帝国（Ashanti Empire），曾是下撒哈拉非洲最强盛的国家，在19世纪与英国的四次战争中表现出强大战斗力，多次挫败英军，而构成其战斗力的一大法宝，正是鼓语通信系统所带来的机动优势和指挥效率，在前电报时代，这大概是最高效的军事通信手段，它不仅传输速度快，带宽也不比电报低，而且是无线的。

欧亚帝国更流行的通信系统是烽燧链和邮驿网，烽燧传讯的速度较快，汉代边地烽燧的间距约1-3公里，假设每个烽燧的响应时间是5分钟，那么信息每小时可以走12-36公里，每天三五百公里；但烽燧的带宽太小，调节烟柱数量和火把离合也只能编码几个比特。

邮驿则是高带宽的，但速度比烽燧慢，罗马帝国的普通驿传速度是每天60-80公里，和唐代的每天160里差不多，紧急情况下，若不断更换最好的马，且不惜将马累死，可以达到每天两三百公里，公元前9年提比略（Tiberius）便是以这种方式在一昼夜内狂奔300公里，赶往日耳曼前线见他临死的弟弟德鲁苏斯（Nero Claudius Drusus）。

在古代，既高速又高带宽的远程通信工具是信鸽，可负重75克（相当于20张A4纸或0.6平米缣帛或0.14平米羊皮纸），以80公里时速一天内将消息传至千里之外；但信鸽也有其缺陷，首先是不可靠，它们经常被敌人打下来，其次，它是定点且单向的，因为信鸽通信利用的是其归巢本能，而每只信鸽只认一个巢；不过，对于最高权力者，第二个缺陷同时也是优点，它限制了属下的通信对象，防止他们用信鸽与敌人或相互间密谋串通。

通信在大型组织运营和控制上的关键作用，从教皇格列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I the Great）的成就中可窥见一斑，格列高利是罗马教会事实上的缔造者，在他之前，教会是个十分松散的组织，教皇作为罗马主教也只是诸主教中最显要的一位，格列高利将它改造成了严密的层级化组织，他那非凡的组织管理活动有个著名特点：大量写信，在14年任期中，仅留存下来的信件就有854封。

通过与下属之间非常频密的信件往来，他对远在西西里、北非、不列颠的下属的工作进展了如指掌，事无巨细的作出指示，并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不断给予协助和干预；为处理大量信件，他还组建了一个专门的文书团队。

格列高利能这么做，也得益于教会在读写上的优势，当时统治西欧的蛮族领主和贵族大多是文盲，因而这一优势尤为突出，国王们能够得到的文书服务也大多来自教士，结果，集权化之后的罗马教会不仅在各国拥有巨大权力，也成了近千年中唯一一个影响覆盖整个西欧的权力中心，到中世纪后期当贵族也开始掌握文字时，教廷的地位已难以撼动。

通信手段在帝权专制的发展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历史上那些权力欲特别强的帝王，总是努力绕开常规行政系统，直接从下层获取情报，武则天就特别喜欢让人向她告密，朱元璋更将密疏言事制度化了，不过，他们把告密权放得太宽，反倒容易被信息所淹没。

康熙做得更聪明，他把密折专奏的机会限于少数亲信和60多位省级大员（这里我们又看到了邓巴数），从而首度建立起了真正有效的直达皇帝的专属情报系统，康熙还在要地安插亲信作为另一套情报来源，曹雪芹祖上三代所担任的江宁织造，就兼负着为皇帝收罗江南情报的职责；雍正更将密折制度变成了主要施政工具，通过朱批奏折与臣僚直接对话成了常规，留存的朱批奏折共41600本，批语1000多万字，合每天批9本两三千字。

这一系列做法，将集权专制推向了前电报时代的极限，从孔飞力（Philip A. Kuhn）在《叫魂》中所描绘的一个案例可以看出，当皇帝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时，其干预可以细致和深入到何种程度，比如对一个乞丐的审讯中，刑讯逼供的尺度该怎么把握，如此程度的直接干预和全程遥控，自然离不开高效率的通信系统，在处理叫魂案的那半年里，奏批往来的频密程度，可从孔氏所援引的部分批语中得到一个直观印象。

这些通信系统成本极为高昂，汉代西北边境的居延都尉府（县级军事辖区）沿额济纳河构建的一条270公里烽燧链上，有270座烽燧，敦煌的塞垣烽燧链密度近似，长约100公里，近100座烽燧，每座烽燧少则三五名，多则十几名守卒，为管理数百座烽燧并为其供应粮草，还须建立一个四级官僚结构和三级仓储系统，人员配置近2000，而当时居延县总共才8000户人家。

邮驿网比烽燧链庞大得多，东汉修建的褒斜道，全程258里（107公里）设置了大小64个中继站（所谓邮亭驿置）；假设每县有50公里驿路，每2-3公里一个小型中继站，10-20公里一个大型服务区，就需要数百人为它服务；明清两代，全国8万多公里驿路，2000个驿（服务区），14000个铺（中继站），每驿60-70匹马，总计十几万驿卒铺兵和同等数量的马匹。

维持这样的系统需要雄厚的财政和劳役资源，在古代帝国的常设行政系统中，它占了很大比例，清代一个县级政府的书吏衙役加起来不过一两百人，和驿卒铺兵数量相当，加上马匹，后者财政负担更大，所以万历年间张居正大举裁撤精简行政官僚机构时，邮驿系统是他的裁撤重点。

道路和邮驿系统一旦建立起来，便成为帝国权力的一大支柱，并且为帝国统一提供了一种向心力，使得它容易被接管，却很难被割裂，因为这些道路网络的拓扑结构有着强烈的首都中心倾向，将其中一个局部分出来，功效便大打折扣，罗马大道（Roman Roads）被刻意设计成笔直的形状，常不顾地形条件而强行取直，甚至在翻越山岭时也直上直下，这样的道路系统有利于大跨度的战略机动和长途通信，但削弱了连接区域内城镇和局部中心的价值，因为后者的分布通常由河流山脉等自然地貌所决定。

电报的出现戏剧性的改变了通信方式，传统邮驿系统在不到一代人中即遭废弃，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结构；南北战争首度见证了这场革命，凭借4000多英里电报线路，林肯成为首位能够直接向战地指挥官发号施令的总统，在战争部的电报室里实现了对战争近乎实时的遥控。

1879年的祖鲁战争（Zulu war）是个有趣的对照，这场冲突很大程度上是英国派往南非不久的高级专员亨利·弗里尔（Henry Frere）刚愎自用，背着其殖民部上司擅自行事的结果，在殖民部长希克斯·比奇（Hicks Beach）看来，当时弗里尔若用电报而非信件与伦敦沟通，战争完全可以避免；可惜的是，就在战争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来自亚丁（Aden）的东线海底电缆刚刚通到德班（Durban），而通往专员驻地开普敦（Cape Town）的西线海底电缆在十年后才铺通。

电报对权力结构的冲击也改变了几大帝国的命运，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热情拥抱这项新技术，1839年，摩尔斯的测试成功后一年多，首部电报机即已出现在伊斯坦布尔，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尚未结束，通往欧洲的线路便已开通，到1869年，急速扩张中的帝国电报网已拥有25137公里线路。

起初，电报强化了帝国对遥远行省的控制，但因为电报线铺设成本远远低于邮驿系统，只须一路竖杆子，且完全不受地形之碍，地方政权也很容易建立起自己的通信网，同时民用电报也迅速发展并推动了新闻业繁荣，结果导致地方离心倾向和民族主义的兴起。

类似的故事也在东方上演，庚子事变后的东南互保这种前所未有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正是因为各地督抚已能相互通电，而此事的牵头者恰恰是当时控制电报局的盛宣怀，更有意思的是，盛宣怀在1911年担任邮传大臣后，试图将各省自建的铁路和电报网收归国有，以便由中央集中控制，由此引发的保路运动导致了满清帝国的最终崩溃。

国家最初源自若干相邻酋邦中的最强者所建立的霸权，而这些酋邦则由专业武装组织发展而来；霸权当然首先来自压倒性的武力优势：霸主能够轻易击败势力范围内的任何对手，并且所有各方都十分确信这一点，因而甘愿向它纳贡称臣，也愿意在自身遭受威胁时向它求助，卷入纠纷时接受其仲裁，发生争霸挑战时站在它那一边。

然而，武力是起落消长多变的，仅凭一时之战斗力而维持的霸权难以长久，要将围绕霸权所建立的多边关系常规化和制度化，需要更多权力要素；要理解这些要素如何起源，以及它们在支撑国家权力中所履行的基础性功能，我们最好从多方博弈的角度出发，考虑其中的利害权衡。

通常，霸主最需要担心的是这样几种情况：1）在属邦遭受攻击时不能及时提供援助，丧失安全感的属邦可能转而投靠其他霸主，2）当一个属邦反叛并攻击其他属邦时，若不能及时加以制止，便可能引发连锁反应，3）当足够多属邦联合协调行动发动叛乱时，霸主的武力优势被联合力量所压过。

无论何种情况，当事方对霸主行动速度的预期都是关键所在，若遭受攻击的弱小属邦预期得不到及时救援，便可能放弃抵抗而选择投降，若邻近敌邦预期能在援兵到达之前得手并及时撤离，便更可能发动攻击，若潜在叛乱者预期自己有能力在霸主赶来镇压之前连克多个属邦并吸引到足够多追随者，便更可能发动叛乱，而当叛乱实际发生时，那些骑墙观望的属邦，若预期霸主无力及时平定叛乱，便更可能加入叛军行列，特别是当他们原本就心怀不满，或与反叛者关系亲密，或早有争霸野心时。

所以，对于维持霸权，仅有强大战斗力是不够的，还要有机动性，能够将兵力及时投送到需要的地方，速度要比对手快；设想这样一种简化的情形：霸主甲位于属邦乙的南方60英里，敌邦丙由北向南进攻乙，位于乙之北60英里的边境哨所得到敌情后向甲和乙汇报，假如所有人的行动速度都是每天10英里，那么丙就会早于甲的援军至少6天到达乙地，假如乙预期撑不过6天，就可能早早选择投降。

但是，假如报信者每天能跑60英里，而甲的行军速度是2倍于敌军的每天20英里，加上一天的集结时间，援军仍可与敌军同时到达，换句话说，上述情境中，只要通信速度6倍于敌军行军速度，己方行军速度2倍于敌方，霸主便能有效保护属邦，若机动优势降至1.5倍，也只需要属邦能抵抗一天，或者，即便机动优势只有1.2倍，霸主也完全来得及在敌军得手撤离之前追上它并实施报复，而及时报复能力是对潜在侵犯者的有力威慑。

这虽然是简化虚构，但离现实并不太远，古代军队的行军速度很慢，晴天陆地行军速度一般不超过每天10英里，雨天则几乎走不动，而无论是青铜时代的城邦霸主，还是铁器时代的大型帝国，机动优势都构成了其霸权的核心要素。

公元前15世纪的埃及战神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在其成名之战米吉多战役（Battle of Megiddo）中，在9天内将2万大军投送到250英里之外的加沙，将近3倍于常规速度；从波斯、马其顿到罗马，这些辉煌帝国的一大共同点是：都有能力以2到3倍于对手的速度大规模投送兵力，同时以5至10倍于常规行军的速度传递消息。

古代行军速度慢，不是因为人跑的慢，相反，人类特别擅长超长距离奔跑，大概只有袋鼠、鸵鸟和羚羊等少数动物能与人媲美，长跑也是早期人类狩猎技能的关键，我们的脊柱、骨盆、腿骨、颈部肌肉、脚趾、足弓和汗腺，都已为适应长跑而大幅改造，运动生理学家发现，对于长距离奔跑，两足方式比四足方式更加高效节能，尽管后者能达到更高的瞬间速度。

卡拉哈里的桑族猎人经常在40度高温下连续三四小时奔跑三四十公里直至将猎物累垮，美国西南部的派尤特（Paiute）印第安人逐猎叉角羚时，澳洲土著追逐大袋鼠时，也采用类似方法；当距离超出100公里时，人的速度便可超过马；居住在墨西哥高原奇瓦瓦州的美洲土著塔拉乌马拉人（Tarahumara）很好的展示了人类的超长跑能力，在他们的一项传统赛跑活动中，参赛者可以在崎岖山路上两天内奔跑300多公里。

拖慢行军速度的，是后勤补给负担，这一负担因国家起源过程中战争形态的改变而大幅加重，原因有三个：首先，大型政治实体的出现成倍拉大了作战距离，在前国家的群体间战争中，作战者通常可以当天往返，无须携带补给品，在酋邦时代，相邻酋邦之间相距几十公里，军队也最多离家一两天，但广域国家的军队常常需要到数百上千公里外作战，短则几周，长则数月，必须随身携带大量消耗性补给品。

其次，军队的大型化使得就地补给变得不可靠，对于数十上百人的小股部队，只要拥有武力优势，沿路打劫村落便可获得补给，但数千上万人的大部队就很难依靠这种方式，而攻取拥有大量存粮的设防城镇则会大幅拖慢行程，并为任务带来不确定性，所以，尽管古代军队很大程度上利用就地补给（说难听点就是一路抢过去），但在两个可靠补给点之间，不得不携带足够粮草。

据估算，长途行军者粮食补给的最低需求约为每人每天1.5公斤谷物，若穿越水源不足的干旱地区，还需另加2.5公斤水，按携带15天粮食（这是罗马军团的标准配置）和3天饮水算，单兵负重便达30公斤，这还没算上武器装备；因为要在外吃饭过夜，还须携带燃料、灶具、铺盖和帐篷；如此负重之下，奔跑就只能改成行走。

以古代行军效率最高的罗马军团为例，其常规行军模式是，单兵负重20-30公斤，步伐每分钟120步，每步75厘米，每天可走5-6小时（夏天长一些），合计30公里左右；当然，若放弃辎重、不考虑补给，一两天内的短途轻装奔袭可以快得多，然而对于陆地长途行军，每天30公里构成了古代军队机动性的极限，那些强大帝国的优势便在于，它们能够最大程度上接近这一极限。

构成机动障碍的第三个原因是军队的重型化，从青铜时代开始，战争就始终在向重资产方向发展，随着新型武器不断出现，装备也变得越来越重，仍以罗马军团为例，罗马方盾（Scutum）重达10公斤，重标枪（pilum）每支3-5公斤，每人配备1-2支，一套锁子甲（lorica hamata）约16公斤，鳞片甲（lorica segmentata）9公斤，这样，仅单兵基本装备就占满了20-30公斤的行军负重，其他补给品只能另想办法。

对后勤构成更大压力的是消耗性材料和重型装置，由于投射型武器日益增多，且发射功率越来越大，它们使用的耗材也大幅增加；传统猎人和部落战士虽然也使用弓箭，但通常只携带很少几支箭，重量在30克左右，但在大型阵地战出现后，连续密集齐射成为一种火力压制和近身接战之前的主要杀伤手段，弓箭手在一次战斗中常携带50-100支箭，后勤储备更数倍于此，而随着弩机的使用，箭也增大变重了，出土的秦代青铜弩箭重达100多克。

另一种单兵投射武器是投石索（sling），用于抛掷鹅卵石，每颗重几百克，投掷者背囊里的几十颗弹丸将为他带来近十公斤负重；从手持式轻弩，脚踏式和腰张式重弩，重型床弩，到能够发射几十公斤重箭或石块的大型扭力绞盘投射机（ballista），投射装置和它们所抛掷的耗材都越来越重，所有这些装备和材料，都无法指望由单兵背负。

解决这一运输难题的最初办法是使用驼畜，主要是驴，后来还有骆驼，驴的问题是负重太小，走的也太慢，一头负重50公斤的驴每天能走25公里，但它每天需要消耗3公斤粮草，所以当行程超出15天时，有效负载就接近零了，而且它驼不了太重的东西，所以只适合于轻装队伍短程行军。

有了轮子后，牵畜逐渐取代了驼畜，牵引力最强的是公牛，据色诺芬（Xenophon）记载，希腊军队中一辆单牛二轮车可以拉650公斤货物，相当于13头驴，而16头公牛合力更可牵引一部6吨多重的攻城塔车；但牛的问题是速度太慢，只能以2英里时速每天走5小时，而且牛的食量很大，约为马的5倍，这就进一步减少了有效负载。

所以大部分古代军队（除了最强大的那些）行军速度难以突破每天10英里的主要原因，就是被辎重牛车拖了后腿，要突破这个瓶颈，必须用马代替牛，据计算，5匹马牵引的四轮马车，负载相当于两头公牛，而速度可提高至每小时4英里，每天走8小时，且食量只相当于一头公牛，这样，辎重车队的速度便可超过步兵。

马的问题是昂贵，特别是在那些缺乏草场的地方，中世纪西欧流行多圃轮作制，草场较充裕，但据一份中世纪后期的价格资料，一头公牛13先令，牵引马10-20先令，按同等牵引力算，马价约3倍于牛价，骑乘马则更贵，约为牵引马的5-10倍；根据公元前17世纪赫梯帝国的一份文献，公牛价7.5谢克尔（shekel），牵引马10谢克尔，比价与中世纪欧洲相仿。

长途征战的大军对役畜的需求非常大，罗马军团的每个8人小队（contubernium）共享一个帐篷、一套灶具（包括一个石磨）和一头骡子，外加专门的后勤辎重队伍所需；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在改革马其顿军队的后勤系统时，通过清理闲杂人员（家属、仆人、妓女等），并提高单兵负重，将一支5万人军队的役畜削减了6千多头，可见总数之庞大。

因为数量太多价格太贵，只有那些财力最雄厚的军队才能配备足够多马车从而消除牛车瓶颈；同时，为了尽可能避免用牛车，并节约马匹，铁器时代两位著名军事改革家马略（Gaius Marius）和菲利普二世都十分强调提高单兵负重，而且不约而同的将标准设定在30公斤左右，这差不多就是现代化步兵的标准负重，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军步兵负重80磅，登陆诺曼底的美军步兵是82磅；将负重向单兵转移到倾向表明，机动瓶颈不在士兵行走速度，而是后勤辎重车队。

提高机动性也需要在组织训练和强化纪律上下功夫，像罗马军团那样每天数小时负重30公斤齐步行军，需要严格的训练，每天迅速及时安营和拔营，也需要完备的组织，参加过集体旅游的人都可以想象到，一群乌合之众，哪怕只有数十人，要让他们一致行动起来，有多么困难和耗时，要让五千人的军团趁天黑之前在两小时内井井有条的完成扎营、设岗、侦查、补充燃料和饮用水……，需要很强的纪律性。

克服后勤障碍的另一个手段，是利用水路便利进行快速投送，在火车出现之前，水上运输比陆地快得多，而且负载越大水路优势越明显，波斯帝国动辄在几千公里的跨度上投送数十万大军，便是充分利用了地中海的便利，能够运载如此大军的船队也非常庞大，需要雄厚实力才能供养。

然而，对于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型帝国，要将其军事控制覆盖境内每个角落，并且对任何要害地点皆可以接近极限的速度投送武力，终极手段是修建高速公路网，这一点只有罗马做到了，在罗马之前，各大帝国也致力于架桥修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但通常只限于开路、平整和压实等初级措施，保证道路勉强可用，但远远达不到全天候全速通行。

在公元前312年第二次萨莫奈战争（Second Samnite War）后的数百年间，罗马共修筑了40万公里道路，其中8万公里是精心铺设的硬化路面，有着土基、灰砂和石块三层铺设，以及路肩和排水系统，沿路设有大量路标、哨所、驿站和旅店，旅行者每隔20多英里便可找到休息和补给点地方，还有为通信兵换马的马栈。

正是这一高速公路网，确保了罗马军队可以在任何条件下以极限速度调往帝国任一角落，它构成了帝国权力的一大支柱，其所带来的陆地机动能力，直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才被火车所超越，同时，罗马大道也被商人和平民旅行者所利用，它将帝国疆域内的众多小社会连接成了一个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