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枝新闻 【擦亮眼！#35人退钱群里34人是托#】近日，江苏张家港的李女士收到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寄来的一份“红头文件”，表示现在为某平台的部分投资人办理清退事宜。因李女士在这个平台投资过，后来平台“爆雷”，钱全部打了水漂。李女士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如今见到“清退通知”，于是扫描了文件上二维码加入了“清退”群。进群后，对方先让其缴纳投资款的20%作为税费，在其转完5905元的“税金”后，又以缴纳“对冲金”为由让其继续转账7万余元。为了尽快回款，李女士先行转账了35000元，正当要再次转账时，接到预警提示的民警找到了李女士，向其揭穿了诈骗团伙的骗局。原来该群里35个人中34个都是托，只为骗李女士一人。经过民警的反诈宣讲，李女士彻底醒悟，也多亏了民警及时赶到，帮其挽回了部分损失

@tertio:笑死，我也进过一个英语网课群，群里人也多，特别热闹，大家都很积极的样子，后来慢慢觉得那个群是专门为我或者少数几个人而开的。

@whigzhou: 原帖的骗子设计了一个很好的过滤器，被骗到过的人显然比其他人更可能被骗到

@whigzhou: 撒网式骗局的第一个关键步骤就是设计有效的过滤器，弄的好可以大幅降低撒网成本

@whigzhou: 如果过滤的足够精细，后续骗术的设计就可以有高度的针对性，比如我最近收到的几个诈骗电话，就采用了*正在等待一个海运包裹的澳洲华人*这个过滤器

所谓匿名审稿其实没那么匿名，很多投稿人大概能约略猜到审稿人是谁，于是就在论文里塞进一些贿赂性引用，一些审稿人甚至主动施压，要求作者添加马屁引用，不知道他们具体怎么做到的，不过从Nature这篇文章看，这种事情圈内好像早就众所周知了，现在有人开发了一套系统来识别这种索贿行为，运行结果显示，情况可能相当普遍。

刚才在超市买烟时想到一个问题：打火机制造商大概会预期买家偏好不同的颜色，但他们不知道这种偏好的实际分布，同时又不会为打火机这样的低附加值产品去做一个偏好调查或测试，于是采用最简单的策略，安排（比如）红蓝黄白黑五种颜色，并以1:1:1:1:1的比例生产，但实际的偏好分布对应的需求量或许是（比如）9:5:4:3:1，也就是说，假如每次购买发生时，顾客面前都摊着所有五种颜色，随意挑，那么销量比例将是9:5:4:3:1。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许多买家没有强烈颜色偏好，所以，假设每个零售点每次进货比例是1:1:1:1:1，随着时间推移，货架上剩余打火机的颜色搭配将迅速朝向与偏好分布相反的方向转变，此时，那些偏好不强烈的买家会以更高几率买走与其偏好不符的颜色，从而逆转货架分布与需求分布之间的失配。

这一逆转机制在像澳洲这样零售模式中更加显著，在澳洲，只有卖烟的柜台有打火机卖，而打火机不会摆在柜台上由顾客自己挑，而是售货员从柜台低下的柜子里取出来，所以，除非顾客主动提出，颜色是由售货员挑选的，于是，那些偏好不强烈，因而不会主动指明颜色或要求更换的顾客，实际上是在帮商家消化那些受欢迎度较低的颜色。

上述机制将导致几个结果：
1）各颜色的需求比例和生产比例之间的失配不会被反馈到制造商那里，因而不会被纠正，
2）从特定烟民用过的打火机的颜色搭配，可以观察到他是否对颜色有强烈偏好，比如在上述假想比例下，对颜色无所谓的烟民，倾向于拥有一堆黑色打火机，
3）当那些对颜色比较计较的烟民意识到（2）之后，或许会更加刻意避免黑色打火机，因为黑色打火机已经成了一种不讲究的信号。

说了这么多，其实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第三点，它展示了一种信号生成机制，至于这个模型是否适合于打火机市场，我不知道，但它或许适用于某些其他东西。

【2020-07-09】

@T_TII:说说我们公司在亚马逊卖办公椅的例子，似乎从来不会按1:1:1:1这样下单，这样会太过于分散资金，一旦有1-2个颜色不好卖会影响库存和资金周转，而是先做市场调查，选市场上最容易卖的颜色下单试卖，一般是黑色，然后是白色，再增加其它颜色也是以下少量试卖

@whigzhou: 是啊，汽车就更不会了

@whigzhou: 可要是换作雨伞，毛巾，马克杯，袜子，沙拉碗……呢？

@whigzhou: 浑水的这个成功案例又一次演示了我9年前讲过的一个道理：设立赌局是目前人类已发现的收集关于未来事件的真实且负责的看法的唯一有效手段。Robin Hanson和我所见略同，所以他提议，国会的每个法案都应给出一组可第三方测量的量化目标，并且在赌博市场上设局。 ​​​​

@whigzhou: 这样，当教授公知们在纽约时报评论版夸夸其谈时，读者就可以问他们：你押了多少，押在哪边？

@棋谱比乐谱靠谱:完全正确。股市与期货实质也是赌局，美帝之前还设想开设“反恐赌局”。

@whigzhou: DARPA的这个项目（Policy Analysis Market）就是按Robin Hanson的预测市场理论设计的

@polyhedron:大家都知道賭球集團會通過賄賂參賽者及裁判來影響球賽的結果，其中會有很多不可見的利益輸送。如果有政客哪怕是執行的公務人員被參賭者賄賂而造成政策實施的偏差是極爲可怕的。

@whigzhou: 想象一下，几百万赌徒整天盯着那些能影响政策结果的人在干啥，我觉得很欢乐，一点不可怕

@whigzhou: 就像浑水一样，会冒出一大堆民间自带干粮反腐队

@whigzhou: Robin Hanson描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公众在许多问题上都反复表现出同一倾向：反对将规则执行交给一个行动准则明确的非人的自动执行机制，而偏爱由拥有相当大自由裁量权的肉人来执行，他列举了许多案例，其中有些看起来确实有点奇特（虽然总的来说我对这些现象之奇特性的评价远低于他）

@whigzhou: Hanson的解释是，人们在『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能否从执行者的自由裁量权中得到好处』这一点上，表现的过度自信。依我看，这种情况或许在某些例子中存在，但作为一个普遍解释可能是不成立的，我想到的一个（可能）雷同的例子是自动武器，对自动武器的抵制好像同样强烈，但显然跟过度自信无关。

@whigzhou: 我想到的一个（可能）雷同的例子是自动武器，对自动武器的抵制好像同样强烈，但显然跟过度自信无关。

@whigzhou: 实际上，无论关切的是本方伤亡还是平民伤亡，明确内置了作战规范的自动武器都优于肉人，它至少可以避免恐慌性误杀和基于个人偏见的恶意滥杀，抵制只能基于其他理由

@whigzhou: 假如这一类比成立的话，那么此类抵制便可归为人类对『将命运交给一个非人装置』的普遍恐惧（或反感）

@研二公知苗:通用的解释可能就不存在？比如自动武器和无人驾驶都是自动，但反对者并不见得是基于相同逻辑的同一批人。

@whigzhou: 嗯，那完全可能，但如果要我找一个共同解释的话，我倾向的答案不是Hanson那个

@whigzhou: 禁枪法一旦实施就很难逆转，因为它会造成这样一种事实：守法良民都没枪，有枪的都是坏人，于是公众心目中便建立了一种枪支与恶的牢固关联：持枪总是与坏人联系在一起，枪支的出现总是与坏事联系在一起，所以一提到枪的反应自然就是嫌恶与躲避，最好躲的远远的，堵的严严的，在人类的经验形成机制中，显然不会存在一个实时提醒装置，反复唠叨着『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这也是为何持枪权如此珍稀而可贵，如此需要努力捍卫。

@whigzhou: 此类立法不妨称为『内置自我强化机制的规则』。

@庄生晓梦喜马拉雅: 枪这种东西还能跟好事连在一起？就算你打死的是坏人，照样是件坏事、麻烦事。更别说传说中的抵抗暴政功能了，这算什么破好事[允悲]？

@whigzhou: 女儿5岁时，Rob靠一把短枪从歹徒刀下挽救了女儿，此后数十年，每当可爱的女儿准备吹灭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时，Rob就会将那把老枪掏出来端详一番，并感谢上帝当时他把它带在身上……我相信你不能理解这种情感，这可以理解，也完全在预料之中

@whigzhou: 【刚刚为一篇译文写了按语，猜猜文章主题是什么】：假设你知道自己即将进入植物人状态，你银行账户里有1000亿美元，你希望自己的生命能维持下去，直到某种新医疗手段能将你复苏（如果届时你的遗产尚未耗尽的话），现在你的律师为你准备了两份遗嘱，这两份遗嘱都旨在用你的遗产设立一个信托，用于维持你的生命并在条件允许时尝试复苏，差别是，第一份选择某个非洲政府为遗嘱执行人，并规定它不得从中获取任何利益，第二份则选择五个自然人为遗嘱执行人，规定他们在你生命延续期内可以获取信托资本的全部额外收益（即扣除生命维持成本后），只要他们确保不动用其中的100亿美元复苏储备金，而一旦你的生命体征消失，他们必须将剩下的资产全额捐给某个你指定的公益基金，你会选择哪份遗嘱？

@whigzhou: 问题可以描述为：如何在你丧失意志前找到几个特别特别特别关心你死活并且拥有足够资源而为此做点什么的人（或机构）。可以设想第三份遗嘱：让全世界所有有兴趣的人来参加一场比赛，排着队喊『我爱你』，比谁喊得响，喊得最响的五个人成为遗嘱执行人。（别笑哦，这个方案一点也不unrealistic）

@whigzhou: 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合约设计问题，因为只要挑选的执行人足够年轻且健康，就无须花太多心思去考虑接班问题，如果把植物人换成冷冻人，并假定它有望保存数百年，那就转变成组织制度设计问题了

@whigzhou: 丹内特在《达尔文的危险观念》第14章第4节『Safe Passage to the Future』中曾讨论过冷冻人问题，不过他考虑的是智能有机体的设计问题，我倒觉得把它转变为制度设计问题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