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高者得是最不坏的分配机制
辉格
2012年10月25日

中青报今日发表了一篇关于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长篇报道，介绍了他的新书《钱不应该买什么》的内容与背景，在这本书里，桑德尔对过去几十年市场经济在全球的大幅扩展发出了哀叹：和过去相比，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以被钱买到了，许多东西因而变得不再美好，贫富反差也变得更强烈更难以容忍。

在桑德尔看来，世界不该是这样的，有些领域是市场机制不该进入的，有些东西是不能被允许用钱来买卖的；说实话，这些只是古老的反市场陈词滥调，大街上随便找位大妈或的哥都能给你讲出一大通，不过这些论调确实能迎合大众心理，毕竟人类心理更偏爱人格化的互惠交易，而大规模市场经济是近几百年才出现的新事物。

桑德尔说，如今你只要肯多掏钱，就能优先看专家门诊、不排队进游乐园、享受机场快速通道、让孩子上名校；确实如此，但除此之外的解决方案又如何？这些都是许多人都想要、但其数量又无法以满足所有需要的稀缺资源，因而必须有个分配机制，除价高者得之外，我们见过三种方案：拼抢，比谁眼明手快力气大，计划，由一个中央机构按它所认定的优先顺序来分配，排队。

前两种大概没多少人会赞成，我们看看第三种，排队方案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是否允许替人排队或排队者获得资源后将其卖掉？若允许，那就跟价高者得方案没多大区别，除了无谓的增加了排队成本之外，若不允许，那就带来该方案更严重的问题：它会导致无效激励，并阻止资源转移到最需要它的人手里。

排队分配会激励人们去排队领取自己不怎么需要的东西，只要排队成本低于这些东西对于他们的价值，而我们知道，有些人的排队成本极低，比如展览会的门票若以排队方式分配，就会有大妈领了票在里面享受空调，顺便拣几个饮料瓶，而且供方越是采取措施降低排队成本，比如采用电话挂号、网络订票或随机抽签，无效激励就越严重，资源越难以到达真正需要的人手里。

所以供方的恰当做法反而是提高排队成本，可这样一来，获取资源所付出的代价就都耗散在排队中，而不会到达供方手里了，那么供方用什么来补偿其生产成本呢？若无法补偿，他如何能维持供给呢？假如不希望租值都耗散在队伍中，而又让资源到达最需要的人手里，那就只能制订一套甄别标准来安排优先顺序了，但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早已被唾弃的计划分配方案。

桑德尔说，价高者得规则“让有钱人大获全胜”，这没错，但任何稀缺资源的分配结果都只能是一部分人得到，这是资源稀缺性而不是金钱规则所造成的，而在各种分配方案中，价格机制才提供了最有效的激励机制让供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资源从而降低其稀缺性，其它方案只能让资源变得更少更稀缺。

无论采用什么分配规则，每个社会都有些人获得更多资源，在那些采用了价高者得以外规则的社会，获得资源的能力通常取决于拥有的权力或政治影响力（排队或抽签规则因上述无效性常滑向等级制或中央计划），而权力是以强制和剥夺他人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市场规则下，你获得更多是因为你或留给你遗产的人更能够造福他人，而在权力规则下，你获得更多是因为你更有能力加害于别人。

市场规则下，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帮助他人，为后者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这种境况确实值得同情，而帮助他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他钱，所以即便像慈善这样美好崇高的事业，同样是基于金钱规则而运行的，你向穷人捐一件衣服，并不会比捐一百块钱让你感觉更美好，两种做法同样美好，金钱并不会让美好的事情黯然失色。

去年桑德尔来中国演讲时，曾向听众提出过这个问题，但让他失望的是，居然有90%以上的听众赞成价高者得，这一遭遇与他在欧洲所获得的追捧与喝彩形成了鲜明对比，以至于让他得出了中国比德国更市场化的结论，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或许并不能证明中国已经有了比德国更完善的市场制度，而只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对市场以外的分配机制有着真切的亲身体验，知道那是完全行不通的。

在经历多年争议和呼吁之后，铁道部终于推出了火车票实名制，在曾经大力主张实名制的许多人看来，这将从根本上消除黄牛行为的存在基础，然而，假如他们真正理解这个存在基础，便能够发现，实名制将会改变黄牛的商业模式，但不会让它消失。

从商业角度看，所谓黄牛就是二级票务市场的供应商，其存在基础是：一级市场未能有效配置资源，具体而言，就是车票的稀缺性未能在票面价格中得到充分表达；只要这一条件成立，对二级票务市场的需求必定存在，二级供应商便有存在基础，而车票黄牛与普通票务代理的唯一差别是，法令将其置于非法地位，这一非法地位会对二级市场造成某种扭曲，但历史经验表明，只要需求足够旺盛，法令从来未能消除交易机会。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火车票一级市场之所以未能有效配置资源，主要原因是车票价格是受管制的和僵硬的，但这不是唯一原因，即便没有价格管制，一级供应商所面临的信息条件和交易成本结构，它们独特的定价策略，或曾经做出的长期价格承诺，都可能导致长期或短期的配置无效率，因而仍给二级市场留下机会，比如航空业的价格是充分开放的，但票务公司和旅行社仍大量存在。

票务商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他们在搜寻和排队方面的比较优势之上，即，他们做这两件事的成本低于绝大部分消费者自己去做的成本；自由定价条件下，这种优势主要集中在搜寻上，而价格管制则把重心转移到了排队上；这一商业模式差别也解释了为何黄牛党与其他票务商的行为看上去如此不同。

简单说，黄牛就是收钱替人节省排队成本的，排队优势分两种，一种是时间机会成本优势，我的时间不如你值钱，所以愿意收点钱替你排队，另一种是加塞成本优势，我和铁路票务官员关系好，他敢拿我红包，所以我能帮你绕过漫长的窗口队伍，或者，我是流氓或黑道，拉得下脸面明目张胆在窗口加塞，而且没多少人敢拦我。

澄清了黄牛的商业基础之后，再来看实名制会如何影响它；实名制的意思是，车票在最初售出时，必须与乘车者身份相关联，且这一关联不可更改，这排除了车票在离开铁路售票系统后的转让可能性，但是，它既没有消除售票系统前的排队，也没有阻止替别个人排队（因为实名制只要求购票者持有乘车者身份证复印件而无须是乘车者本人），更没有消除帮助别人降低排队成本的机会。

这样，倒票是不会再有了，但黄牛可以在改变商业模式后，继续提供替人排队和加塞的服务，只要售票系统前的排队不消除，这种需求便仍然存在；实名制给黄牛带来的真正麻烦是信用问题，由于长期处于地下状态，黄牛很难建立起商业信誉，因而只能采用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倒票这种对信誉要求较低的交易方式。

现在这条路被堵死了，由于替人排队和加塞的交易存在时间跨度，即，从达成协议到交易完成之间存在时间差和不确定性，无论是预先付钱还是见票付钱，都会给其中一方或双方带来风险，黄牛必须寻求商业创新来克服这一风险障碍，不过历史经验再次提醒我们，类似的困难从来难不倒黄牛，况且，这一困难未必比倒票模式所面临的假票风险更难克服。

一个容易想到的办法是用支付宝之类的第三方延迟支付工具，另一种可能性是与合法票务商合作，这些合法票务商本来应该是二级票务市场的主力，但管制法令限制了他们不能收取过高的代购佣金，否则会被视为黄牛而遭打击，但无法阻止他们暗中帮黄牛代收定金，而他们的商誉可以让购票者相信钱不会打水漂，同时黄牛自己控制车票的交付，以确保他能拿到超出管制限度的佣金。

当然，这些猜测只是为了指出潜在可能性之广阔，黄牛的集体创造力远胜过我们这些纸上谈兵者，无须我们过多操心，他们自会找出更好的甚至超乎想象的办法，继续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不辞辛劳的为广大消费者降低排队成本而服务。

医院号贩子挣的是什么钱？
辉格
2009年6月9日

上周，北京协和医院号贩子案一审宣判，9名被告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至30个月；从指控的内容看，这些号贩子获罪受刑，并非仅仅因为倒号行为本身，更是因为他们使用暴力试图垄断倒号市场，并且收钱帮人加塞，从而破坏挂号窗口前的排队秩序。此后记者的现场报道表明，在“警方会同市卫生部门联合启动了集中打击医院“号贩子”专项工作”之后，挂号窗口前的号贩子已经消失；但这一结果似乎与打击和判刑并无关系，实际上，在医院实行实名挂号并强化排队秩序之后，号贩子的商业模式就已经瓦解。

号贩子消失了，但很明显，无论患者还是医院，从中都得不到任何收益，而看病难的状况依然如故。协和等著名医院挂号窗口前日复一日的漫长队伍，活生生的展示着医疗供给的短缺；一方面是医疗资源的极度稀缺，而这种稀缺原本会造就的高租金又面临着价格管制，结果便是排队，而资源所有者本可获得的租值便耗散在漫长的队伍中；由排队导致的租值耗散，被经济学家称为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意思是：排队者日晒雨淋风餐露宿所付出的代价，没有支付给任何人，没人因此而获益；和所有黄牛一样，号贩子们不过是试图从这些无谓损失中打捞出一点点，和拾荒者无异；当然，通过暴力垄断拾荒营生，也是犯罪。

号贩子和其他黄牛的商业模式，都建立在稀缺资源租值转移的基础上；任何稀缺资源都能在竞价中获得租值，但这一租值未必全部由其直接占有者获得，租值由哪些人获得、如何分配，取决于对资源的需求与供给直接相遇之前，会遭遇哪些瓶颈，凡是有能力在沿路设置障碍从而建立瓶颈的人，都能从中获得一份租值。假如有个村子出产一种独特的水果，每年成熟季节便有大批客商前来采购，如果交易是自由的（意味着供需可以直接相遇），果园主便会获得其果园和其园艺技能的全部租值；从某年起，村长在进村的唯一道路上设了关卡，限制进村采购者的数量，并出售门票，于是对水果的竞争削弱了，水果价格下降，而果园主的部分租值便转移到了村长手里。

但如果村长仅仅限制采购者数量而拒绝收门票（或许他认为收获季村里太吵了），或者门票价格不够高，结果很明显，关卡外面会排起长队；此时，瓶颈已从关卡处向队伍延伸方向转移了，于是黄牛的机会便来了；如果队伍足够长，并且队伍所处的通道足够狭窄，有人（或许是乡长）便有机会在村长的关卡外设置另一个关卡，从而分享另一份租金；像这样，瓶颈和租值逐级向外转移的过程，可以一直重复下去，直到队伍消失，或关卡设置在技术或成本上不可行，而最后一种情况便给黄牛留下了打捞遗漏租值的机会。

医院里目前的情况便是如此，就协和医院的例子而言，瓶颈和租值至少被向外转移了三次，而由于在每个环节上交易都被禁止，最终大部分被转移的租值都耗散了。许多在协和彻夜排队的求医者都是冲着名医去的，原本这样的医患供需相遇和议价过程会发生在医生的诊室里，那样医生便可获取其医术和职业声誉所带来的全部租值；而事实上，医生并没有决定供给数量、对象和价格的权利，同时又被禁止收取红包，供给瓶颈被转移到了挂号室；然而挂号室同样没有对象选择和议价权，而挂号价格又很低，于是供给瓶颈再次转移到了挂号窗口外的队伍和走廊上；此时黄牛出现，如果黄牛是充分竞争的，并且与挂号室没有特殊关系，那就只能挣点辛苦钱，和收钱帮人排队没有差别，但黄牛通常都有内部关系，所以他们除了排队服务费之外，也是在打捞耗散租值。

接着，由于观察到排队走廊很容易控制，垄断黄牛出现了，这相当于在排队服务市场上设置了供方关卡，租值又以另一种方式转移了；最后，挂号制度改革和排队秩序强化清除了黄牛，但队伍并未消失，这一次，瓶颈转移到了维护排队秩序的保安那里，当然，保安同样被禁止收取门票，但打捞耗散租值的激励无法消除，他们也总是能找出一些办法或多或少打捞到一点，比如一张破烂的行军床一夜租金20元，一把小坐椅租金10元，但总的来说，禁令十分有效，绝大部分租值都耗散了。

有人说，尽管准入和价格管制造成了租值耗散和无效率，但对穷人还是有些好处：因为穷人的时间机会成本较低，所以在竞价和排队之间，穷人宁愿选择排队；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富人的时间机会成本虽高，但不必自己排队，他完全可以雇佣机会成本很低的人来替他排队，而挂号排队是不可能实行完全实名制的，因为许多患者躺在床上爬不起来。要解决看病难的问题，还是要靠扩大供给，而这就需要改变目前不恰当的激励机制：首先，要拆除存在于医患供需双方之间的重重关卡，让激励直接落到医生头上，而不是落在各种中间环节上，这样才能让现有的医疗资源获得最大程度的利用；其次，现有医疗资源的租值充分实现，加上准入管制的放松，将吸引大量人才和投资进入医疗事业，创造出更多医疗资源。不久前卫生部门开始推动医生多点执业和独立开业，正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正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