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物学眼光看，这种烙印比比皆是：睾丸重量显示男性间的精子战争曾相当激烈，永久性乳房则显示男性也曾有机会挑剔配偶，发情期和性肿胀的消失表明，我们祖先迫切需要某种机制将夫妻天天栓在一起，大量分布的性敏感区似乎也是为了配合这一需要，其尺寸在灵长类中傲视群雄的阴茎，或许暗示了男性在求偶中曾广泛使用强迫手段的历史……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文化时，性策略的痕迹同样明显：我们有许多发达的第二性征，也努力装扮自己以求吸引异性，同时却又用衣物遮掩最具性刺激的部位，如此构造了一个精心调控收放自如的信号系统，因为我们的性魅力是定向投送的，适当遮掩才能避免在错误时机向错误对象发送性信号，那会带来严重后果，这表明我们对配偶相当挑剔，也会因交配而承担巨大责任。

这一可调控信号机制，将我们的性魅力表达与感知能力塑造得极为精妙，创造出了从最大胆奔放到最含蓄微妙的种种性吸引和性暗示方式，这些元素也渗透进了服饰、语言、戏曲、文学等等创造物中，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了我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创作。

人类性心理中另一些机制则更为特别，女性对配偶出轨的细微线索异常敏感，也对任何潜在对手在配偶面前的出现表现得十分警惕，而且忍不住会对其竞争实力进行评估，并与自己做一番比较；男性的敏感点不太一样，无论他们在做什么，只要有适龄女性出现，就会表现得更要强好斗争胜；这些特性，都和我们的觅偶策略与婚配模式有关。

抚养孩子的需要，迫使我们建立固定配偶关系，但同时我们的性策略又相当机会主义，并不那么专一，所以在觅偶过程中，两性都需要以某种方式让对方相信自己的承诺，男性用一种看起来高度非理性的颠狂状态来证明其难以自拔的迷恋和不顾一切的许诺，女性则用羞怯和矜持来证明其贞洁和自爱。

雄性历来倾向于广种薄收的数量策略，但人类婴儿的脆弱性和沉重抚养负担却迫使男性经营长期关系，他们为此作出了巨大投入，实际上，这是促使男性辛勤劳作和在社会竞技场的拼搏奋斗的主要动机，对于这样的巨额投资，他们自然会寻求某种保障来控制亲子关系不确定所带来的风险，反过来，女性也会寻求一种机制来确保男性履行其持续投入于长期关系的承诺。

这场博弈的结果是一整套婚姻契约和与之配合的性伦理规范，要求双方忠诚守诺；然而，此类规范赋予两性的责任是不对称的，一方面要求女性贞洁专一，同时却往往容许男性寻求更多性伙伴，只要不影响他们继续履行对已有婚姻的责任，在基督教文明主导世界之前，多数社会的性伦理都正式接受多妻关系。

但这又明显不同于狮子或海豹那样的多偶关系，而是一种允许男性在确保履行既有责任的前提下，按其资源能力决定配偶数量的弹性多妻制，这一安排或许是因为，人类若要成功狩猎，并在相邻群体的争斗中取胜，必须依靠团队合作，因而不能接受海豹那样的赢家通吃局面，而必须在合作团伙内分享性资源，但分享比例不必是均等的，可以随个体在团队内地位而异。

这一局面将雄性间古老的配偶竞争引向了全新方向，尽管人类男性也会像雄孔雀那样展示优良禀赋，或像公鸡那样一对一搏斗，但更多采用的是组织化竞争手段（正如他们在狩猎和战争中所做的），其中最古老也最普遍的，是父系家族组织，从凭借对共同祖先的个人记忆而维系的小型家族，到依靠符号、仪式和神话而维系的氏族、宗族、部落等更大规模血缘组织，组织化竞争推动着社会结构和制度向日益复杂的方向发展。

由于父系家族常与外婚制（exogamy）相搭配，因而通婚关系往往成为不同父系群体之间建立合作联盟的基础，而适当选择通婚对象，也是个人、家族和部落经营其合作网络以扩大自身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长期持续的通婚关系，既是超越父系家族之上的更高层政治共同体得以维系的纽带，也是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共同文化的重要途径。

一旦通婚有了这样的功能，族内的待嫁女性以及她们的禀赋和声誉，便成了家族经营其政治实力的宝贵资源，因而具有了家族公共资产的性质，这便为家族（尤其是从家族势力中获益较多的上层人物）严格执行其性规范以维护家族声誉提供了强大激励；不难发现，越是宗族组织发达、宗族间竞争激烈的地方，对贞节牌坊的需求和惩罚越轨者的冲动便越是强烈。

通婚在维系合作纽带和建立共同文化上的作用，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并不同步，每个层次上的跨群体合作与文化融合，总是首先在这些群体的上层人物之间发生，而下层大众的通婚和交往范围都更为局限，结果是，任何一个多层次大型共同体的任一层次上，无论在语言、知识、生活方式，还是价值观念、历史记忆、民族认同上，都会出现上层融合而下层分异的情况。

婚姻的上述社会性功能，也促使父母们强化了对子女婚姻的控制，导致各种形式的包办婚广为流行：童婚、攀附婚、买卖婚、政治婚，等等；此时，一桩婚姻的缔结不再只是夫妻双方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关系的全面整合，相应的，离婚将是这一关系网的一次大撕裂；如此一来，青年男女便逐渐丧失了恋爱婚姻自由，并被束缚在日益严苛的性伦理之中。

直到近代（西方更早些）以来，家族的社会结构功能逐渐被教会、学校、企业、社团、政府等其他组织所取代，社会变得更富流动性，个人才得以从那张严丝合缝、笼罩一切的伦理之网中挣脱出来，获得独立和自主，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才与公共生活隔离开来，成为闲人莫入的私属领地，一个避风港。

@whigzhou: 年轻一代越来越谨慎 美国人回归“婚前守贞” http://t.cn/zOytl4O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2011年3月公布的研究数据显示：在5300名年龄介于15岁至24岁的受调查年轻人中，从未有过婚前性行为的人数比率在过去10年从22%攀升至28%

@whigzhou: 这趋势已持续多年，有人说是教育的结果，我看是避孕和堕胎更容易更安全的结果

@小野猪君: 难道因为避孕和堕胎更容易更安全，年轻人就不急着在婚前胡搞了。反正一辈子都能胡搞了？

@whigzhou: 呵呵，不是，因为方便的避孕堕胎减弱了泡妞机会与生殖机会的关系，从而削弱了花心策略的相对遗传优势，结果前几代中的花心男女留下较少后代，而性策略具有遗传性

@whigzhou: 若能成立，这是另一个例子，说明浮于表面的文化潮流常不能预示未来

@whigzhou: 亲子鉴定技术进一步扩大了顾家策略相对花心策略的优势

@whigzhou: 原本女性最佳策略是嫁顾家丈夫，偷花心情人，亲子鉴定让此策略失效，现在要么独立抚养，要么专注顾家丈夫

@libido-Shimer：这么小的样本，这么弱的提升，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在是仓促

@whigzhou: 回复@libido-Shimer:这只是一份调查，过去十几年类似调查已有过多次报道，有人视其为保守主义回归潮流的一部分，还有人称它后艾滋时代，当然，我也是看看报道而已，没做过系统研究，随便一说，微博嘛

@libido-Shimer：摁，我在美国体会到还是很开放，几个室友天天打炮，所以看到这数据本能性的怀疑

@Boez: 不是样本和提升的问题。你这个假说没法解释欧洲和美国的区别阿。美国在这方面越来越保守，欧洲却越来越开放

@whigzhou: 任何社会现象都涉及无数因素，每次只能谈论其中一两个，他问的是样本问题，我就针对样本问题答，你的“不是”是指他问错了还是我答错了？至于欧美差异，我认为是福利制度造成的

@Boez: 也就是目前的主要差距是福利制度造成的？

@whigzhou: 嗯，我认为是，福利制度从两方面瓦解婚姻/家庭关系：1）国家接管双亲抚养责任，由于母亲的生理性负担无法接管，因而对男性影响更大，2）降低社会竞争强度；这两点都改变了性选择的方向，男方抚养能力/意愿在择偶考虑中的优先级大幅下降甚至消失

@Boez: 但我觉得避孕技术的另一个影响你好像没考虑到。在没有避孕技术前，人们更倾向守贞的，出轨的风险（意外怀孕，以及被发现后的婚姻破裂）很高，但有了避孕技术后，出轨的成本大大降低，人们可以接受性爱的愉悦而不承担其成本。所以避孕技术在正反两方面都有影响。

@whigzhou: 考虑了，这是短期影响，不能在代际积累，因而是浮云

@肉唐僧：#知心肉哥对你讲#某少妇（未提供腿照），32岁，律师。丈夫是大学同学，儿子1岁半。有孩子之后，丈夫极少与之同房，并明确表达了性趣缺失的意愿。该少妇多番努力，包括烫和@隔壁王太太 一样的头发、看AV自学提高技艺等，均无果。今天，丈夫向其坦述嫖妓经历，并表示很high云云… http://weibo.com/1657239733/yiAz59KiI

@喂羊的月亮熊: @whigzhou

@whigzhou: 关键论点全错。1）人类怎么会是灵长类里最爱杂交的呢，难道比群居且无配偶关系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还杂？2）无配偶乱交恰恰不需要隐藏排卵期，详见 http://t.cn/aC19Ot 乱交物种很多，都不隐藏排卵期，3）乳房伪造哺乳期能有什么好处？告诉对方我不能怀孕滚远点？

@whigzhou: 人类性策略是多种策略的复合，相当微妙，且有多态性，远非“乱交本能”所能概括

@whigzhou: 对永久性乳房较合理的解释是臀部拟态，直立人为适应传教士体位，原本作为第二性征的丰臀从前面看不见了，就用乳房来替代

@博伊德_拜Sapolsky教：sex is most profound topic in evolution, 可惜的广大的文艺青年们一看到sex就不淡定了，尤其是那种看起来大家，或者准确的说，文青们都能理解的人最厌烦，私以为如果不了解诸如J.M.Smith, W.D.Hamilton, G.C.Williams, R.Trivers之前不要随意解释的好

@sw小橘子: 性策略具有遗传性？

@whigzhou: 虽还没看到微观证据，但这点我相当确信，专家似乎也这么认为，David Buss和Robin Baker貌似都以此为立论前提，当然有遗传性不等于先天决定，排行、贫富、风俗等影响特定策略前景的因素大概都会有影响，其实，性策略之外的大部分性格成分都已确认有遗传性，没有反倒怪了

@whigzhou: 哦，昨天漏了一条，阴茎尺寸与乱交程度关系是次要的，主要与交配姿态和性选择强度有关，比如有蹄动物因为难以把控雌性，阴茎一般都很长，而衡量乱交和精子竞争强度的直接指标，是睾丸大小

@tcya24 性选择强度指的是哪些。我确实不知道怎么解释人类的尺寸，“泵出前男精液”的假说难道不适用与黑猩猩？

@whigzhou: 性选择强度就是雌对雄的挑剔程度，越挑剔，越不会随意接受交配请求，越需要雄性的把控能力，而长阴茎是对其他把控能力不足的补偿

@whigzhou: “泵出假说”对长度的解释力不强（有效泵出可能不需要那么长），倒是对粗细和龟头形状是不错的解释

@whigzhou: 简单说，长阴茎可以让雄性在雌性不甚配合甚至抵制的情况下较容易完成交配，因而具有优势，而一旦有了优势，雌性便会对长度产生偏好，于是启动性选择的正反馈过程

【后记】本来就对肉唐僧印象极差，但那是因为人品，原来还这么无知。

试想，假如雄性想占有尽可能多的交配机会，简单的办法是武力驱逐一个群体中的其他雄性，海豹/狮子/大猩猩就是这么做的，但是该策略面临几个困难：

1）群体规模并不是你可以任意限定和分割的，它依赖于物种的取食模式、食物的分布状态等其他独立条件，假如群体规模过大，或分布范围过广，控制难度就很大；（海豹的控制规模显示了一种极端情况，它得益于大群母海豹喜欢拥挤在狭小海滩这一行为习惯）

2）雄性之间单打独斗式的武力驱逐竞赛会在进化上导向其体型的大幅增长（试比较海豹和大猩猩的雌雄体型），而体型增长的成本曲线可能很陡峭；

3）维持领地常常需要雌性的配合，而是否愿意配合雄性维持独占多偶格局，取决于雌性的性策略，是不一定的；（雄狮似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雌性的帮助，所以狮子的雌雄体型差异不如海豹和大猩猩那么夸张）

4）占有的群体规模越大，维持独占权的难度也越大，维持的时间可能就越短，这样，子代的孕育+抚养期越长，规模优先策略与稳定优先策略相比，便越不具有优势，因为你一旦被赶下台，你的全部未成年子女都可能被杀死；

其实，要占有同样的交配机会，并不一定要采用独占策略，比如，若群体规模（以育龄雌性数量计）为5，独占2年的遗传收益是3，若群体规模扩大到50，任何雄性无力独占，但假如10个雄性组成联盟，驱逐其他雄性，若联盟维持2年，且均分交配机会，每个雄性的遗传收益也是3，这种模式可称为寡头多偶制，黑猩猩大致如此。

再考虑第三种模式，群体规模100，36位雄性组成等级化联盟，驱逐其他64位雄性，然后按等级分配性机会，国王得15，5个男爵每人得5，30个骑士每人得2；结果：男爵们的收益不比独占制下的胜利者差，国王则好得多，而骑士们也远好于独占制下的失败者，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下被完全剥夺性机会的雄性比例只有64%（稍作调整可进一步降低），而独占制下则是80%，冲突烈度降低了，因而可以更稳定长久的维持。（当然，性机会的分配不一定只是妻妾分配，也可以通过传说中的初夜权之类安排实现）

三种策略哪种好，从策略本身得不出结论，取决于物种当时所处的条件，比如：

1）食物分布和取食模式所决定的群体规模和空间分布；

2）体型/体能增长的成本曲线；

3）孕育/哺乳/抚养期的长度，雄性个体体能发育曲线；

4）亲子关系的可识别性；

5）发展合作组织的潜力，这一点上，大猿优势显著，人类尤其，人类从狩猎活动中已经发展了组织能力，而语言的出现更如虎添翼；

6）组织维持的成本和组织扩张的成本曲线；

或许还有许多，重要的是要记住三点：

1）策略进化不是从白纸开始，每个个体都背着历史包袱，也有其独特的禀赋，

2）性不是雄性生活的全部，追逐性机会的同时，他们首先要吃饱肚子活下来，因而性策略选择空间受制于现有的生存策略；

3）性机会不等于遗传收益，要考虑孩子如何活下来并长大成人。

女人爱化妆爱打扮，这现象我以前讨论过，属于逆向性选择，和雄性鸟类爱装扮身体差不多，但奢侈品消费是另一码事，以高出数十倍的价格，购买实用功效相差无几的衣服首饰、化妆品、手袋，仅仅用装扮需求是无法解释的，这里面显然有着与男性购买豪华跑车类似的炫耀因素。

问题是，用炫耀需求来解释女性的奢侈消费，似乎难以让人信服，因为：

1）炫耀的目的通常是证明自己的身份/地位/权力/财富，最终证明自己对潜在配偶和子女的保护和抚养能力，但在性竞争中（正如Bill所指出），一般是男性才有更强烈的需要去证明这些东西，而女性被更多关注的，是其生育能力、遗传禀赋、哺乳能力、对孩子的爱心等等各种衡量好母亲的指标，显示财富和地位看上去并不能帮她在性竞争中获得优势；

2）更奇怪的是，依我观察，在当今的女性时尚追逐战（或者叫比美大赛）中，男性似乎已丧失了评价者的地位，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尚花样，好像只有女人自己才看得懂，至少在我这个男人眼里完全是一头雾水，相信许多男人都有同感，这就诡异了，本来女人打扮是给男人看的，可现在时尚却貌似变成了女人们自我评价、自娱自乐的封闭游戏，不再顾及男人的看法，这是为什么？

这确是个困难的问题，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的解释是，女性奢侈消费是一种“代理消费”，就是说，她们是替丈夫（对未婚女性则是父亲）挣面子的，这当然能解释许多情况，也绕过了上述两个困难，但要说所有（或大部分）女性奢侈消费都是代理消费，却难以让人信服。

我提出的另一种解释是：起初只有装饰需求，但装饰是有成本的，随着女性之间的装饰竞赛逐步升级，成本会越来越高，最终，某些女性为了及早决出胜负，采用了吓阻策略，一下子就用上成本极高的装饰品，借此告诉竞争者：这场游戏很昂贵，我看咱们就别慢慢耗了，看看我们的财力差距，劝你还是尽早退出、另择佳婿算了，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所以，女人的炫耀多半是炫给其他女人看的。

Bill不同意我的解释，其实我对此也不是很有信心，关键在于，女性的装饰竞争中，可以影响男性选择的装饰手段的开发空间是否足够大，而财力对此有多大帮助？假如空间不大，或即便手段用尽也花费不多，那么轮番升级的军备竞赛就难以持续展开（过不了几轮就熄火了），而这样的轮番升级前景又是吓阻战略的前提。

假如我们回到古代，情况可能更有利于我的解释，那时候，制造和维持各种“丽质”的成本都不低：要维持皮肤细嫩、指甲随时干净、飘逸的长发、好看的发型、身上头发里没虱子，都很不容易，甚至经常洗发洗澡都很难办到，每个环节都要花大价钱，包括雇佣侍女，这种情况下，军备竞赛是容易升级的，空间也不小。

不过总的说来，我对这一解释仍不太满意，所以，今天又重新考虑了一下，并发现，如果把凡勃伦的代理假说结合进来，好像会更有说服力：替丈夫挣面子，其实可以提前开始，从尚不知未来丈夫在哪里的时候就开始，即，从一开始就努力把自己装扮成那种男人娶了会倍有面子的女人（注意，这与“生育力强且适合做母亲的女人”这一最初的竞争焦点是很不一样的），这样一来，大家闺秀、淑女、才女、品位女，等等因素便顺理成章进入了性竞争的战场之中。

有了这个起点，军备竞赛的升级空间便大大扩展了，吓阻策略也就有了运用条件（其实只要升级空间足够大，极贵的奢侈品也可解释，吓阻策略不是必须的，但该策略能解释升级阶梯中的巨大成本鸿沟）。

代理（包括提前代理）假说的妙处在于，它解除了男性作为性选择中的直接评价者的任务，把他们变成了间接评价者，其实这一现象在其他领域也可观察到，比如科学界基本上是同行评价的封闭圈子，和女性时尚圈一样（我觉得），谁是大牛自己人说了算，但这并不妨碍社会选择机制仍对科学研究起着作用，诺贝尔委员会的委员可以不懂科学，但可以让科学界自己挑出几个牛人来，然后加以奖励，那些被代理的丈夫和未来丈夫们，其实和这些委员处于类似的境地。

两年前我曾提出一个观点：文化宽容或许会大幅降低“同性恋/双性恋基因”的频率；今天又想了想，发现双性恋基因的麻烦还不止于此，避孕和亲子鉴定技术的普及或许是更大的威胁，逻辑是这样的：

前提仍然是同性恋的“副产品假说”，即，同性恋本身没有遗传优势，它是双性恋的副产品，而后者有显著遗传优势，是因为：1）性关系开始早；2）性伴数量多。

姑且假定，男性有两种性策略：顾家好男人和花花公子（实际上我认为主要策略有三种，第三种我叫它霸王策略，简化起见这里暂不予考虑），前者以质量和成功率取胜，后者以数量和低成本取胜。

显然，双性恋优势只能在后一种策略中才能体现，而他收获其成果的关键在于：要么说服单身女性独立抚养孩子，要么成功的给已婚女性的丈夫戴上绿帽并欺骗他把孩子养大，可是，避孕、堕胎和亲子鉴定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两种可能性都大大降低了。

避孕和堕胎技术让女方可以很自如的选择与哪位性伴侣生育子女，本来，她可以选择与花花公子怀孕，并让顾家好丈夫相信这是自己的孩子并尽力抚养，可现在有了亲子鉴定，她要说服丈夫和她一起抚养孩子就只能选择怀上他的孩子了，而同时，她也不大可能像过去那样因为一夜春情而被迫独自养大一个孩子了。

不过，雌性倭黑猩猩隐藏排卵期的方式与人类恰好相反，她们的外阴有50%的时间处于肿胀状态（这是灵长类雌性发情期的主要识别信号），而发情期清晰的雌黑猩猩肿胀时间只有5%，但她们的排卵频率是一样的，所以，90%的发情信号是虚假广告；相反，女性的做法则是完全不做广告（尽管不能做到彻底的掩盖，据说排卵信号还是会通过面色潮红和气味变化等有所泄露，也有男性声称能加以辨认——有此本领的男同学请举手）。

灵长类学（primatology）家、《黑猩猩政治》的作者Frans de Waal在《人类的猿性》（此中文版翻译极烂，建议别买）讨论了这两种排卵期隐藏策略，他认为，采用不同策略是因为倭黑猩猩和人类隐藏排卵期所要解决的问题有所不同。

倭黑猩猩和人类（还有其他一些灵长类）雌性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抗拒雄性杀婴；对于雄性，假如父子关系容易辨认，杀婴的遗传价值是显著的，而影响父子关系辨认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并非简单转述de Waal）：

1）排卵信号的清晰度；
2）受孕期交配机会的独占程度；
3）辨认个体的能力和以此为基础的辨认父子相似性的能力；

作为社会性动物，猿类的个体识别能力已高度进化，这增加了雌性所面临的杀婴风险，但她们显然改变不了（3），所以只能设法降低（1）和（2），问题是，（1）和（2）是相关的，降低信号清晰度有两种办法：大量掺杂虚假信号，或尽量不发信号，而两种办法对（2）造成不同效果。

由于两种策略的进化起点都是清晰的发情信号，因而多发信号将增加性吸引力从而增加交配机会并带来更多性伴侣，而不发信号则倾向于减少交配次数和性伴数量，所以虚假信号策略（或曰荡妇策略）可以同时起到降低交配机会独占性的效果。

这样，当所需解决的问题只是杀婴时，荡妇策略是优势的，可是，人类女性面临另一个重大问题：需要男性提供保护和抚养帮助（de Waal而将之归因于从森林到稀树大草原的安全条件变化，那里有更多危险的食肉动物，而我认为原因可能比这更复杂），而要说服男性这么做，就不能降低（2），所以人类女性选择了不发信号的策略（或曰淑女策略）。

与荡妇策略相比，淑女策略要微妙的多：它除了要求男性天天陪着她以免错过排卵期之外，更是在提醒他：你要是不把我看紧点，我随时可能怀上别人的孩子；对于基于稳定配偶关系的生计模式来说，这显然是非常好的策略，男性必须随时守候在女性身边，当这么做成本太高时，就用缝合术、贞操带、深闺高墙、严厉的婆婆等等来替代（对此女士们不应抱怨太多，这可是你们亲手设计的，呵呵）。

最近，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新的基因法，新法加大了对私人基因测试的限制，大范围排除了其在民事关系中的应用，并对违规测试规定了高额罚款；这其中包括了对亲子鉴定的限制，按新规定，亲子鉴定须征得有关各方同意，并且，性关系历史不明朗不再被接受为做鉴定的正当理由。新法的出台（还需等待参院批准），确认了三年多前德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也与该国司法部近年来所遵循的原则相一致。尽管德国政坛对此事少有分歧，但法案在民间还是引发不少争议，反对者认为这损害了父亲们对亲子关系的知情权。

双方的担忧都是有道理的，基于基因测试的亲子鉴定的技术可靠性，将打破数万年来维持婚姻关系和家庭结构的信息模糊态势，将进一步动摇欧洲福利国家本已摇摇欲坠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所赖以苟延残喘的经济基础；而另一方面，在可靠鉴定技术已经唾手可得的情况下，继续禁止男性利用它，恐怕也难以说服他们继续留在婚姻关系中；欧洲的婚姻家庭，看来将无可避免的土崩瓦解。

物种的婚配模式，取决于子代抚养成本和两性在其中的投资策略，从鱼类的大量产卵，到鸟类少量但巨大的蛋，从有袋类的育儿袋，到有胎盘哺乳类漫长的孕期和哺乳期，雌性对每个子女的投资越来越大；在加大单位投资和强化少生精养策略方面，人类显然走得最远：由于人类把发展竞争优势的重点放在认知和思维能力而不是体能和专用器官上，他们把哺乳期结束到性成熟之间的幼年期延长到了十几年。这种巨额投资加剧了男性对女性有限生育资源的争夺，同时也迫使女性吸引男性来保护投资和共同负担高昂的抚养成本，而要做到这一点，女性必须让男性相信他们所保护和投资的对象是自己的后代。

同时，女性在投资安全性和回报最大化方面，还要考虑两个因素：首先，当配偶被其他男性取代时，要确保新丈夫不会遗弃甚至杀死前夫的孩子——这在稳定配偶模式中是很普遍的；其次，如果出现为后代获取比丈夫更好基因的低风险机会，不要错过。上述因素都意味着，亲子关系的有限信息模糊，将最好的保护女性的投资策略：它一方面让丈夫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是在抚养自己的孩子，同时也让丈夫的竞争者们不会轻易遗弃甚至杀害孩子。

雌性在制造信息模糊上有天然的优势，而人类女性通过隐藏排卵期、弱化孕期生理特征、用永久化乳房来混淆哺乳期与非哺乳期等多种手段，大大强化了这种优势。该策略的极端运用，出现在一些资源条件极端恶劣的社会（比如北极爱斯基摩人中）所一度流行的一妻多夫模式中，在那些恶劣条件下，吸引一个丈夫常常不足以成功抚养孩子，而刻意制造的亲子关系不确定性可以让女性说服多位男性共同投资。模糊策略是成功的，自从基因检测技术出现以来，大量遗传学研究发现，非婚生子的比例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在各种社会中，其百分比都是两位数。

从上世纪起，特别是在西欧，基于上述抚养策略和两性投资策略的婚姻关系，受到了现代福利制度和义务教育制的冲击；男性在传统婚姻关系中的投资，主要体现在安全保护、生活资料和子女教育上，而福利政策让政府越来越多的取代了丈夫和父亲的作用，女性越来越不需要吸引和说服男性来共同承担抚养负担，于是，她们策略组合中获取更好基因的那一条便逐渐占据主导；在西欧，今天的单身母亲们无须再为孩子的奶粉钱、学费、医疗而操心，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政府包办一切，甚至毕业之后没有工作也不怕，靠失业补贴足以生存。

同时，对男性来说，由于女性的策略转向，在婚姻市场的诸多择偶条件中，经济实力和家庭投资意愿的重要性已大为降低，优良基因——表现为健康和性吸引力——的地位大大提升，于是追求丰厚稳定收入和事业成功的动力下降了，而把自己扮得更酷的激励加强了（尽管有时候事业成就也可以让你更酷，但这一点不再那么确定）；所有这些，改变了数千年来两性之间的游戏规则，最终导致了六十年代横扫整个西方的性解放运动，性革命最初由西欧女权主义者发动，随后战火烧到美国；然而，由于美国福利制度的深度和广度远不及西欧，传统婚姻家庭的经济基础仍然坚实，所以革命高潮一过，保守主义迅速回归；相反在西欧，性解放已水到渠成，大局早已底定，以至于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女权主义的任何努力了，公众对这一话题也失去了兴趣。

基因技术的发展，让依靠信息模糊而得以残存的欧洲婚姻制度，陷入了尴尬的两难境地：如果允许亲子鉴定，信息模糊便不复存在，家庭要瓦解，如果不允许，不服气的男性就可能进一步逃离婚姻和家庭，无论如何，恐怕都难以挽回婚姻和家庭在欧洲的没落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