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生物学中对子女性别偏好有个理论，叫特里弗斯－威拉德假说（Trivers–Willard hypothesis），大意是，资源条件越优厚，越偏爱雄性后代，这是特里弗斯从他的亲代投资理论推导出来的，我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里曾详细介绍过，而且举了很多支持该假说的经验证据，

刚刚又听到几个例子，

1）911后的几个月中，美国男婴流产率显著提高，出生男女比降低了一个百分点，这一效应逐月减弱，直到第8个月才完全消除，

2）柏林墙倒塌后，东德的出生男女比明显下降，

3）90年代巴尔干战争期间，斯洛文尼亚的出生男女比也明显下降，

4）日本阪神大地震后也出现类似情况，

@赵昱鲲: 除了营养水平外，与心理自信是否也有关系？我们家兄弟三人生了5个男孩1个女孩，但是我们家并不富，只是给孩子的心理支持很好。

@whigzhou: 有可能，关键是未来母亲是否产生*好日子要来了*的感知，至于何种线索会产生这种感知，可能性很多，依我看情感支持完全合格

这是婚姻市场的供需基本格局，其背后的动力是性选择，供需差异之大不是性别比的2、3个百分点所能影响的，而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更可以忽略不计；简单说，每个小伙子都面临一大群老中青三代竞争者，别以为人家结了婚就不是竞争者了。

现代小伙子比古代的更惨，因为如今他们的前辈竞争者活得更久，而古代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那时候杨振宁很少见；而且古代战乱频繁，战乱中死掉的通常80%以上是男人，幸存者和后来者常常有机会面临1：2甚至1：3的性别比，但即便如此，穷男人还是很多要打光棍。

扯远一点，现代男人的长寿很可能还带来了另一个后果——出生性别比的下降，因为男性长寿导致性选择加剧，光棍几率上升，生男孩的优势下降，于是性别比下降，当然，这一变化只能在几十代人的长期才会表现出来，哪位有兴趣可以去收集数据做个对比。

有人认为我引用的104和93的数据大有问题，我承认这两个数据的确很可疑，主要疑点是2000年普查数据和2005年抽样数据相互拍不上，但这对我影响不大，我只需要相信这两组数据中任何一组大致可信即可；对于我的论证而言，重要的是：122或125这个出生性别比数字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20-24岁的性别比，而后者在普查数据中是102.8，在抽样数据中是93.1；而我相信：这个数字在过去5年和未来二三十年中大概都不超过100。下面的表格或许会让你得出与我类似的印象：

年龄    2000    2005
0-4岁   120.17  122.66
5-9岁   115.42  119.30
10-14岁 108.81  114.20
15-19岁 105.43  107.88
20-24岁 102.79  93.13

值得指出的是，普查数据与抽样数据中有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儿童和青少年的死亡率，按抽样数据，男孩与女孩的死亡率差距大幅扩大了，部分因为女童死亡率大幅下降，部分因为9岁以上男孩死亡率有所上升，我不知道这是因为统计偏差还是因为医疗和成长环境的变化。

 死亡率 2000   2005
年龄 男   女   男   女
 5岁 0.77 0.63 0.54 0.54
 6岁 0.67 0.50 0.60 0.24
 7岁 0.64 0.42 0.48 0.18
 8岁 0.63 0.38 0.46 0.23
 9岁 0.55 0.33 0.59 0.26
10岁 0.55 0.34 0.56 0.23
11岁 0.50 0.31 0.51 0.31
12岁 0.48 0.33 0.54 0.28
13岁 0.48 0.33 0.40 0.24
14岁 0.52 0.35 0.46 0.31
15岁 0.59 0.40 0.61 0.32
16岁 0.64 0.41 0.78 0.40
17岁 0.75 0.45 0.77 0.46
18岁 0.89 0.55 1.16 0.50
19岁 1.00 0.57 1.20 0.59

如果我们不采信93.1这个数字，而用上述死亡率在普查数据上计算，结果大约是103，就算采信103，这个性别比压根就不能用来解释婚姻市场供需紧张状况，美国2000年这个数字是104。看一下下面的20岁后男女未婚人口变动表吧，它造成的同龄未婚人口性别差率都是两位数乃至三位数：

年龄  男    未婚  %    女     未婚  %    性别比
20岁  97506 94216 96.6  99456 83715 84.2 112.5
21岁  91680 84905 92.6 100143 71225 71.1 119.2
22岁  95182 78405 82.4 103803 60022 57.8 130.6
23岁 112784 77909 69.1 123051 55770 45.3 139.7
24岁 102776 58735 57.1 110344 37170 33.7 158.0
25岁 100577 46609 46.3 110304 26563 24.1 175.5
26岁 108750 38908 35.8 114897 18777 16.3 207.2
27岁 108001 30712 28.4 114031 12896 11.3 238.2
28岁 104788 22962 21.9 109343  8079 7.4 284.2
29岁 117121 20188 17.2 122480  6288 5.1 321.1
30岁 124107 17424 14.0 127815  4678 3.7 372.5
31岁 135601 15410 11.4 142205  3788 2.7 406.8
32岁 143566 13597  9.5 148579  2966 2.0 458.4
33岁 150260 11890  7.9 154701  2307 1.5 515.4
34岁 157487 10734  6.8 161587  1883 1.2 570.0

择偶困难不能归咎于性别失衡
辉格
2009年8月27日

刚刚过去的七夕，又把婚龄男女择偶困难的问题拉入了关注焦点之中，爱凑热闹的经济学家也不失时机的来插上一嘴，有学者就认为，眼下中国的高房价和高储蓄率，就与青年男性择偶难有关，他们为了准备婚房和嫁妆，为了积累足够的财富以便向未来的妻子和岳父母证明自己抚养孩子和维持体面家庭的能力，必须拼命挣钱并大量储蓄，而买房也就成了“刚性”需求；迎娶门槛之所以如此之高，显然是因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太高，男多女少，竞争压力自然偏向了男性一边；那么，实际情况是否果真如此呢？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确实很高，每100个女婴大约对应125个男婴，可是当我们考虑性别比对婚姻市场的影响时，不能看出生性别比，而要看婚龄人口性别比；从学会走路开始，男孩的死亡率就明显高于女孩，好奇贪玩的本性令男孩遭遇更多的溺水、触电、摔落和车祸等种种意外事故，在进入青春期后，死亡率差距更急剧拉大；对比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抽样数据，2000年时15-19年龄段的性别比是104，五年后当他们进入婚龄时，这组人的性别比已变成93，即每百位女孩对应的男孩，少了11个，这一转变十分惊人，完全消除了出生性别比对婚姻市场的影响。

仔细分析这两组数据很容易看出，即便出生性别比长期维持高位，可见未来的婚龄性别比都不会高于100；因此，将男青年择偶成家的压力归咎于性别失衡，是站不住脚的；再对比美国的数字，尽管美国男孩死亡率也高于女孩，但差距明显拉大是在25岁以后，直到30岁以上女性人数才开始多于同龄男性；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男青年择偶压力大于美国，原因一定不是性别比；显然，美国男孩的死亡率并未随青春期来临而突然升高，这或许是因为中国男孩尤其是农村男孩较早进入社会，因而面临更多风险，或许是因为美国父母在防范未成年人意外方面，做得更好些。

实际上，中国青年的择偶压力并非男性所独有，近年来有关“剩女”的讨论也同样热烈，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双向困局，并非总量对比能够说清；婚姻市场并非男女双方随机碰撞撮合的过程，其基本动力是针对对方禀赋的双向性选择过程，其中男性更侧重对方的年轻美貌、温柔贤淑等先天禀赋，而女性更侧重对方的健康才智和地位财富，后者包含更多的后天因素；显然，用于评估女性禀赋的信号在早期便可获得，而对男性潜力股的识别则困难的多，经常很晚才能看清；这一性选择策略上的差异导致的结果是：男性在择偶时间的选择上灵活得多，特别是那些有望凭借后天禀赋的男性，会故意推迟择偶时间，以便把手里的牌养大，而女性则不同，因为她们的牌早已摊开，拼抢早就开始。

择偶策略的不对称把婚姻市场分割成了明显不同的两个部分：一方面，大批20-35岁的男性在争抢18-25岁的年轻女性，僧多粥少，竞争惨烈，房子嫁妆自然不能少，甚至有钱有势的老男人也以养小蜜包二奶来添乱凑热闹，加剧战火；另一方面，一旦过了妙龄，女性谈判地位迅速跌落，如果不及时调整策略放低价码，过28岁之后便很可能沦为剩女；对于那些条件优越而不甘掉价的女性，上述局面尤为不利：漫长的学校生涯让她们在起跑点就晚了一步，而我国特有的不许大学生结婚的规定又大大强化了这一劣势，况且，自身的优越条件让她们对幼稚男生不屑一顾，等她们终于开始着急的时候，发现身边的好男人都被挑光了，于是在迫不得已的策略退让过程中，她们发现自己的选择面越来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