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沙龙  《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娼妓战争》 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很难论证禁娼的合理性，在性交易合法化的地方（比如澳洲），它并未带来风气败坏和道德沦丧，相反，禁娼总是恶化妓女的处境，将其推入黑帮之手，所以禁娼法已逐渐失去支持，然而在过去十几年，禁娼运动又戴着一副新面具卷土重来……

@whigzhou: 宗教保守派和进步主义者在这件事情上结成了奇特的联盟，这是宗教保守派的一个污点，和他们在禁酒和禁毒问题上的污点类似，这不禁让人感慨，基督徒什么时候又堕落到需要国家强制力来执行他们的教规了？

@whigzhou: 相比之下，有些教派（比如阿米绪人）就从不诉求于国家强制，他们对自己的德行更有信心，也更值得得尊敬

近年来围绕教育的种种纷争逐渐增多，对应试教育的不满，对课业负担和片面发展的担忧，该不该考试和排名次，是该平均分配教育资源，还是按成绩或学费竞争重点学校？高考是该废除，还是要变得更公平？双语教育应从何时开始？为掌握普通话而丢失母语是否值得？甚至刚刚萌芽的民间教育也充满分歧：诵读儒家经典是否太过迂腐？家庭教育是否会让孩子缺乏伙伴？

这些争议并非中国所特有，欧美社会长久以来同样争论不休，只是争议点不同：可不可以在课堂上讲特创论？该不该让孩子参与宗教仪式和阅读宗教经典？校园里是否可以穿戴宗教服饰？是否该强调成绩？并据此激励和筛选教师？课堂秩序是该严律还是放任？不同种族、文化和阶层的学生是该按比例搭配还是分开更好？

分歧和争议是正常的，一个日益富裕、价值日趋多元的社会，人们自然会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在教育这么重要而敏感的事情上，假如教育和其他服务领域一样开放而自由竞争，那么无论争议结果如何，家长们都可以找到自己合意的教育方式。

问题出在强制性的公立教育（compulsory public education），它把家长的个体选择强行转变成了公共选择问题，这样，纷争就必须得出一个单一的结果，那些在决策程序中败下阵来的家长们，就只好顺从别人的意见，听任单一教育政策的摆布了。

义务制公立教育也叫国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是近代产物，而教育之所以要由国家来办，据说是为了培养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按倡导者的说法，现代公民社会需要每个公民的积极参与，为此他们需要具备必要的素质；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实则极度危险，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怎么能接受某个机构为所有孩子设计一套统一的教育模式、教学大纲、教科书，灌输同一套价值观、信仰、神话和历史叙事呢？

许多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个思想和价值观高度同质化的社会，很容易被某种极端思想所煽动、裹挟和操纵，形成可怕的群体力量去制造冲突和灾难；更危险的是，由国家所经营的教育系统，强烈倾向于培养出激进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价值观，从而在文化、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制造对立和冲突。

回顾国民教育的历史，这种倾向是很清楚的，实际上，国民教育理念，最早就是极端专制主义者柏拉图（Plato）在其《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提出的，而斯巴达人在他之前很久便已付诸实践；现代版本的国民教育，则是由近代军国主义的祖师爷之一，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于18世纪中期设计并实施，这套公立义务教育系统，此后成为许多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效仿的样板，包括明治时期的日本。

所以，一个开放而多元化的教育产业，不仅可以满足家长们日益多样化的需求，更是维持社会开放和文化活力、而不走向同质化和僵化的基础；二战以后，国际社会对战争根源做了各方面的深刻反思，却唯独没有挖出国民教育这棵毒根，相反却把义务教育制写进了《世界人权宣言》，真是咄咄怪事。

家长们把孩子送进学校接受教育，其实有着十分不同的需求和考虑，其中最基本而普遍的，是为了习得在现代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会算术，能读会写，了解些自然常识；这一层次上的需求差异不大，早期国民教育得以顺利推行，也正是利用了当时广大穷人在这方面的强烈需求。

其次，家长也希望给孩子找到一个生活并成长于其中的恰当文化环境，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若不送进学校，便可能混迹于街头团伙帮派中，打打杀杀，将来要改头换面就很难，前途出路也被限定死了；这方面的需求差异就大了，有人希望孩子变得规规矩矩，有人则希望他保持活跃、开放、甚至调皮，也有人只是希望孩子快乐幸福、平平安安，何不让他们各得其所呢？

对于中等以上的教育，家长或许还希望孩子掌握某种有利于未来谋生的专业技能，这方面，国民教育的表现实在乏善可陈，其效果和投入的时间与费用相比，远远不如传统的实习制、学徒制、民间的商业性职业学校和企业为员工提供的专业培训。

其实，在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习上，完全可能用工作和学习穿插交替的方式更有效，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在职业方向和专业兴趣尚未明了之前，为何固定年限的连续学校教育是更好的方式；一个人在真正进入社会，实际从事某个行当，并靠它来挣到钱养家糊口之前，是很难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特长的，这种情况下把孩子关在学校里，而他又不知道所学有何用，恐怕只能磨灭他的好奇心，让他对学习丧失兴趣。

更糟糕的是，把大批不愿学习的孩子关进学校，将造成一种普遍厌学氛围，甚至以学习好的乖乖孩为耻的文化取向，最终影响那些真正好学的孩子；那么，何不让他们先去找份工作，哪怕是没有薪酬的学徒，从工作中逐渐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特长，然后发现需要学点什么，并自己去寻找适当的学校？这种学习方式完全可以伴随人的一生。

人为的、强制性的延长工作前的学校教育年限，不必要的造成了年轻人与社会的疏离和隔膜，这种隔膜他们进入社会后常需要很长时间和往往极大的代价来消除，同时，它也不必要的抬高了他们的初次就业期望，让他们觉得难以接受那些看起来不那么体面的低端职业，宁可失业、闲混、啃老，也不肯放下身架去辛苦工作。

而且，面对这样的消极处境，比起那些受教育较少的人，他们更容易将责任归诸社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怀才不遇”情绪：你们花了这么大力气教育我，把我培养成才，却让我没有用武之地，难道还让我回家种田、上街摆摊不成？这种由国民教育所人为造就的虚幻期望和相应的挫折感，是许多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动荡因素，也是构成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套索之一。

如果有人拿枪逼你去哪个工厂工作，你去了，这个不是自由意志。如果没人拿枪逼你，但如果你不去那个工厂工作就会饿死——被抢打死和饿死有很大区别吗？为什么后者就是自由意志了呢？

对，这两件事有根本的差别，前一件，有人对你做了事，后一件，没人针对你做任何事。

权利和自由，作为道德哲学的（因而也是法学和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只有在多人社会中才有意义，在鲁滨逊世界里是无意义的，你拥有某项权利或某种自由的意思，不是你可以做哪些事，而是他人不能对你做哪些事，所以，小岛上的鲁滨逊，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不自由的，他与自由无关，他或许很快乐，或许会饿死，但他既无权利，也不能失去权利，他与权利无关。

不理解或不遵循这一点，就会引出许多谬论，比如著名的罗斯福四大自由（The Four Freedoms）谬论，其中1、2、4三条与自由有关，但第3条“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便与自由和权利毫无关系，一个人，在别人不对他做任何事的情况下，也可能匮乏，正如鲁滨逊也可能匮乏，而自由必须与别人做的或可能做的事有关，因而，“免于匮乏”不可能成为一种自由或权利，相反，把它误认为一种自由将荒谬的导致合法抢劫这一逻辑结果，类似的，如果你承认每个人都拥有“免于绝子绝孙的自由”，那么，合法强奸便是它的逻辑结果，如此一来，整个关于权利和自由的伦理和法律体系便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