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巴菲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再次呼吁对富裕阶层增税，这是他近年来一再鼓吹的观点，选择此时重弹老调，显然是为影响正陷于僵局的国会财政议程；巴菲特的成就、身份和声望，让他的主张有了巨大影响力，奥巴马的一项增税提案便据此而被命名为“巴菲特规则”（Buffett rule）。

反对增税者常提出的一个担忧是，增税会抑制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因而降低就业率，但巴菲特以其亲身感受告诉我们，这不会发生，在他看来，投资者不会因为高税率而放弃投资，并举例说，五六十年代的资本利得税远高于当前，但他和他的客户从未因此而放弃投资，而当时的经济也很繁荣。

不妨相信巴菲特是真诚的，但他的论证却是错误的，他的个人感受并不能用来证明宏观效果，一项激励条件的改变，将首先在边际上起作用，那些对其可支配收入的用途和投向摇摆不定，正在权衡取舍的人，将首先受政策变化的影响，而对于巴菲特这样以投资为其终身职业和最大乐趣的人，确实可能没有影响，但这证明不了什么。

这个道理对消费行为同样成立，你可能说，这本好书即便价格翻十倍你也会买，但这不能证明涨价不会影响该书的销量，仅仅说明了你不是边际消费者，而且离边际很远；那么巴菲特是不是边际投资者呢？

恰好相反，他是个极度清心寡欲者，消费需求极少，没什么奢侈爱好，生活平淡无趣，对新科技和任何其他新鲜玩意也没什么兴趣，同时他却拥有极大财富，除投资之外，他很难为这些财富找到其他用途，而且投资带给他满足的是投资行为和绩效本身，而不是赚到的钱可以让他做其他事情，所以，这世上大概找不出比他离边际更远的投资者了。

尽管在投资上表现的十分精明，但巴菲特在制度和政策问题上时不时发表的观点，却多半经不起推敲，而且与他自己的实际行为不符，比如他说，为避免社会沦入财阀体制（plutocracy），应加大财产税和遗产税征收力度，不幸的是，这一观点最近在国内也获得了呼应。

可事实上，虽然过去20年美国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根本没有出现任何财阀化的迹象，当前令人羡慕的富豪，绝大多数凭借个人成就而致富，很少是因为家族财阀背景，很难找出一个社会，其富裕阶层的流动性比美国更高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因为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带来的新一轮创新浪潮造就了一批成功者，这绝不是坏事。

若果真需要用遗产税来避免财阀，或者用巴菲特的比喻，将富家子弟拉回到与穷孩子同一条起跑线，那么对于巴菲特这样的超级富豪，税率必须达到没收级水平才管用，这意味着要将极大比例的私人财富交给政府来支配，而只留下与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相当的部分，才算得上起跑线公平，但巴菲特本人有没有这么做呢？

没有，实际上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交给了盖茨基金会，一个私人机构，假如他果真认为这些财富由政府支配更好更公平，他本应将支票开给财政部，要知道，联邦政府和它的许多分支部门都愿意接受私人捐赠，实际上也一直在接受私人捐赠，财政部公共债务局自96年以来已收到2600万美元捐赠，其他像国家科学基金、卫生局、森林局、公园局、教育部、国会图书馆、老兵事务部等部门收到的指定用途捐赠则更高得多。

那么，他有没有把自己的子女拉回公平起跑线呢？也没有，尽管他捐出了大部分财产，但还没达到没收级，他给三个孩子留下了一个30亿美元的教育基金，而这已足以让他们享有任何可以想象的“起跑优势”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能让他们因为没钱而做不成事情”，可按此标准，遗产税又该如何征收呢？假如另一个亿万富豪的儿子想做的事情是火星殖民呢？

像巴菲特这样事业经历一帆风顺，有幸拥有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消费需求极低，从未经历过实业经营的辛酸苦辣，也没有什么需要支配巨额财富去实现的事业追求或新颖而有创造性的想法和念头的人，在企业家这个群体里实在没有多少代表性，他远离激励边际，难以理解众多中小企业面对重税时的痛苦和绝望，他在制度和政策上的意见因而没有什么价值。

盖茨巴菲特中国劝捐之行已敲定行程，正在媒体纷纷猜测国内各大富豪将如何反应之际，素有中国首善之称的陈光标率先行动，在写过盖茨和巴菲特的公开信中，他宣布将在身后捐出全部财产；同时他还在信中透露，近些年来，他的企业每年都将一半以上的利润捐作善款；报道此事的媒体因而将她称为“道德模范”。

然而，在公开信发表之后的访谈中，我却听到了一些离奇高论，陈光标说，未来十几年中，多数富豪将向富二代移交财产，而这些富二代多数是只知享乐的败家子，是国家的“高消费品”，他似乎在暗示，鼓励富豪们慷慨捐献，就是为了避免财富被这些败家子所糟蹋，进而他又主张，如果富豪们不肯捐，国家就应征收遗产税和高消费税。

慈善热情和慷慨捐赠是值得赞赏和尊重的，但它们不应被用作道德挞伐的武器，更不应被用来支持国家通过高额赋税没收私人财产的主张；不向慈善事业捐款的富豪未必就是守财奴，和慈善活动一样，盈利性的生产和投资活动同样可以惠及他人，只是途径的不同，就效果而言，盈利性活动对惠及他人的程度未必低于慈善活动，考虑到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前者的效果更容易被证实。

因此，通过盈利性企业还是慈善机构来增进人类福祉，这纯粹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不存在截然分明的高下之分，而把私人财富交给国家来经营，则更谈不上高明，只能带来浪费、低效和腐败；所以，富豪是否参与慈善事业，是个人价值观的问题，与道德无涉，道德是旨在避免人际冲突的行为规范，而拒绝捐献并不会带来冲突。

如果我们回到传统社会，或许确能在慈善和道德之间扯上关系；在古代，许多社会的习惯法中，家族成员负有接济孤寡的责任，这是慈善传统的渊源，这实际上是一种家族内部的保险机制，有些家族还为此设立公共基金；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将这一传统上溯至部落时代近亲男性的合作狩猎团队，接济孤寡的责任显然可以加强团队的互惠合作关系。

中古之后，慈善传统开始向两个方向分化，一方面，城市行会组织模仿家族为其成员提供保险性质的慈善救济，这可以强化行会的内聚力，另一方面，教会越来越多的向公众提供开放性的慈善救济服务，作为其树立价值感召力和吸引教众的一种方式；最后，随着市场化变迁和现代流动性大社会的发展，行会组织瓦解，同时原本附属于教会的慈善组织日益世俗化，两种慈善形式逐渐合流为现代慈善事业。

所以，在现代社会，慈善行为已不再是个人作为家族成员所背负的习惯法责任，或作为行会成员而履行的组织义务，通常也不是作为宗教信徒而被其所上帝赋予的使命，它已成为个人基于其价值观而做出的选择，也是他对运用财富达到同样目的的不同途径的效果做出评估后所做出的个人判断，因而，旁人对它的评判也只能基于个人价值取向而非作为社会共同规范的道德标准。

盖茨巴菲特中国之行，若将重点放在介绍他们多年从事慈善活动的经验，并分享他们从中获得的个人体验，是很有价值的，但如果把它变成一次劝捐大会，就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力量薄弱、地位憋屈，民间投资严重不足，而慈善组织又缺乏发育，相关的法律制度也不存在的情况下，大规模捐献恐怕不会有好的效果，私人资本留在实业领域或许更有机会增进国民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