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地方电台和电视台都有为民解忧之类的电话互动节目，早年刚起步时，主持人主要扮演协调人的角色，做些帮求助者拨通某个部门号码、找到某方面专家之类的事情，但最近我在出租车里又听到这种节目，惊奇的发现，这些主持人的牛逼哄哄程度，已不亚于袍哥大爷，对当事双方都呼来喝去，说话的语气也完全是不容置疑的真理掌握者。

被投诉的商家，对这种事情似乎已形成既定策略：最好让管事者躲过电话，万一躲不过，电话一旦打进来，立马投降，无条件认账退赔，绝不抵抗。从他们的俯首帖耳中，我真切体会到这帮人的厉害，不禁寒毛直竖。

本以为这是传媒发达之后的新生事物，刚刚读到吴思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原来古已有之，只不过是在更小的程度上而已；在《血酬定律》第23篇中，吴思介绍了清代“漕口”和“白颈”的掌故：所谓漕口（白颈是其异地同义词），是寄生在漕粮陋规之上的扒粪食客，类似于当今专吃山西小煤矿的事故记者，或专吃妓院的柳下惠记者（据说他们总是能准确嗅出风尘所在，却每次都坐怀不乱）。

漕粮体系充满了陋规，给参与其事者带来了丰厚租金，但因与正式规定相悖，上不得台面，也就留下了扒粪割肉的敞口；各县的穷秀才，人虽穷，却因为身有功名，不能随便打屁股，故而在官府面前比较敢折腾，又因为能文会字，读过正式规定，会写状纸，会写举报信，甚至会写告示，于是，凭借揭发、举报、诉讼、甚至发动群众抵抗陋规的威胁，能成功的从漕粮陋规中分得一杯羹，通常每个秀才每年能拿到几十两银子，而每县这样的漕口常有数十人，甚者多至几百人。

这个案例太好了，令人拍案，读史读到这个境界，让后生叹服，吴思先生尽管有理论功底稍显薄弱，尽管有爱生造词汇的毛病，但悟性极佳，眼光犀利，看他的文章，每篇都是很好的研究课题，他要是博导，定会有大批高手从他身后冒出啊。

医院号贩子挣的是什么钱？
辉格
2009年6月9日

上周，北京协和医院号贩子案一审宣判，9名被告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至30个月；从指控的内容看，这些号贩子获罪受刑，并非仅仅因为倒号行为本身，更是因为他们使用暴力试图垄断倒号市场，并且收钱帮人加塞，从而破坏挂号窗口前的排队秩序。此后记者的现场报道表明，在“警方会同市卫生部门联合启动了集中打击医院“号贩子”专项工作”之后，挂号窗口前的号贩子已经消失；但这一结果似乎与打击和判刑并无关系，实际上，在医院实行实名挂号并强化排队秩序之后，号贩子的商业模式就已经瓦解。

号贩子消失了，但很明显，无论患者还是医院，从中都得不到任何收益，而看病难的状况依然如故。协和等著名医院挂号窗口前日复一日的漫长队伍，活生生的展示着医疗供给的短缺；一方面是医疗资源的极度稀缺，而这种稀缺原本会造就的高租金又面临着价格管制，结果便是排队，而资源所有者本可获得的租值便耗散在漫长的队伍中；由排队导致的租值耗散，被经济学家称为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意思是：排队者日晒雨淋风餐露宿所付出的代价，没有支付给任何人，没人因此而获益；和所有黄牛一样，号贩子们不过是试图从这些无谓损失中打捞出一点点，和拾荒者无异；当然，通过暴力垄断拾荒营生，也是犯罪。

号贩子和其他黄牛的商业模式，都建立在稀缺资源租值转移的基础上；任何稀缺资源都能在竞价中获得租值，但这一租值未必全部由其直接占有者获得，租值由哪些人获得、如何分配，取决于对资源的需求与供给直接相遇之前，会遭遇哪些瓶颈，凡是有能力在沿路设置障碍从而建立瓶颈的人，都能从中获得一份租值。假如有个村子出产一种独特的水果，每年成熟季节便有大批客商前来采购，如果交易是自由的（意味着供需可以直接相遇），果园主便会获得其果园和其园艺技能的全部租值；从某年起，村长在进村的唯一道路上设了关卡，限制进村采购者的数量，并出售门票，于是对水果的竞争削弱了，水果价格下降，而果园主的部分租值便转移到了村长手里。

但如果村长仅仅限制采购者数量而拒绝收门票（或许他认为收获季村里太吵了），或者门票价格不够高，结果很明显，关卡外面会排起长队；此时，瓶颈已从关卡处向队伍延伸方向转移了，于是黄牛的机会便来了；如果队伍足够长，并且队伍所处的通道足够狭窄，有人（或许是乡长）便有机会在村长的关卡外设置另一个关卡，从而分享另一份租金；像这样，瓶颈和租值逐级向外转移的过程，可以一直重复下去，直到队伍消失，或关卡设置在技术或成本上不可行，而最后一种情况便给黄牛留下了打捞遗漏租值的机会。

医院里目前的情况便是如此，就协和医院的例子而言，瓶颈和租值至少被向外转移了三次，而由于在每个环节上交易都被禁止，最终大部分被转移的租值都耗散了。许多在协和彻夜排队的求医者都是冲着名医去的，原本这样的医患供需相遇和议价过程会发生在医生的诊室里，那样医生便可获取其医术和职业声誉所带来的全部租值；而事实上，医生并没有决定供给数量、对象和价格的权利，同时又被禁止收取红包，供给瓶颈被转移到了挂号室；然而挂号室同样没有对象选择和议价权，而挂号价格又很低，于是供给瓶颈再次转移到了挂号窗口外的队伍和走廊上；此时黄牛出现，如果黄牛是充分竞争的，并且与挂号室没有特殊关系，那就只能挣点辛苦钱，和收钱帮人排队没有差别，但黄牛通常都有内部关系，所以他们除了排队服务费之外，也是在打捞耗散租值。

接着，由于观察到排队走廊很容易控制，垄断黄牛出现了，这相当于在排队服务市场上设置了供方关卡，租值又以另一种方式转移了；最后，挂号制度改革和排队秩序强化清除了黄牛，但队伍并未消失，这一次，瓶颈转移到了维护排队秩序的保安那里，当然，保安同样被禁止收取门票，但打捞耗散租值的激励无法消除，他们也总是能找出一些办法或多或少打捞到一点，比如一张破烂的行军床一夜租金20元，一把小坐椅租金10元，但总的来说，禁令十分有效，绝大部分租值都耗散了。

有人说，尽管准入和价格管制造成了租值耗散和无效率，但对穷人还是有些好处：因为穷人的时间机会成本较低，所以在竞价和排队之间，穷人宁愿选择排队；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富人的时间机会成本虽高，但不必自己排队，他完全可以雇佣机会成本很低的人来替他排队，而挂号排队是不可能实行完全实名制的，因为许多患者躺在床上爬不起来。要解决看病难的问题，还是要靠扩大供给，而这就需要改变目前不恰当的激励机制：首先，要拆除存在于医患供需双方之间的重重关卡，让激励直接落到医生头上，而不是落在各种中间环节上，这样才能让现有的医疗资源获得最大程度的利用；其次，现有医疗资源的租值充分实现，加上准入管制的放松，将吸引大量人才和投资进入医疗事业，创造出更多医疗资源。不久前卫生部门开始推动医生多点执业和独立开业，正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正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