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我讲到，食物存储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拓展了生态位，提升了人口密度，降低了游动性，加大了对中心营地的依赖，削弱了基于肉食分享的集体主义，强化了领地性，催生了最初的私人财产权，继而深化了对本地资源（特别是植物和小型动物食源）的开发，而这进一步提升了人口密度，如此循环——循此路径，存储构成了人类最终走向定居文明的关键一环。

然而这些发展远非平滑顺畅，更不是一条不可逆的单行道，在定居农业出现后的一万多年里，许多族群并未步入这条轨道，比如澳洲人，俾格米人，科伊桑人，哈扎人和因纽特人，有些走出了一大截，然后就停在那里，比如努米克人，还有些曾经走的很远，却又退了回去，比如美国西南部的一些普韦布洛人（Puebloans）。

这是因为，食物存储（更一般而言，资源存储）对人类心理与行为模式，社会规范与组织，乃至政治结构和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只有当选择压力长时间持续朝这一方向施加，并且至少部分群体产生了应对这些挑战的种种改变之后，一些社会才最终滑向文明轨道。

抵御诱惑

首先是心理上的，以存储应对季节性波动的策略，要求实践者具有较高的延迟满足能力（delayed gratification），即克制立即满足欲望的冲动，抵御眼前诱惑，忍耐漫长回报期的心理能力，它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明知劳动回报要等到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才能获得，也愿意在当下辛苦工作，其次，在饥饿或嘴馋时不过早吃掉已经积累的食物储备，或用来保障未来食物供给的其他东西（比如种子、种牛、奶牛、耕牛）。

衡量延迟满足的一个常用指标是未来折现率（discount rate），即为了提前拿到一笔未来（比如一周后的）收入，你愿意接受的最大折扣是多少；尽管影响折现率的因素很多，特别是不确定性：未来收入可能泡汤，许诺可能背弃，我可能没来得及拿到它就死了，或者届时我已不需要或不怎么需要它了（比如我发了笔大财以至让它变得微不足道）……但即便排除所有这些因素，折现率仍然存在显著的个体和文化差异。

黑猩猩或未满四岁的幼儿几乎完全无力抵御眼前诱惑，哪怕只是几分钟，成年人的表现当然好得多，因为我们早已远离了现摘现吃的觅食方式，两性分工，将食物带回营地的需要，食物加工与烹饪，肉食分享机制，以及因烹饪与分享而形成的有固定饭顿（meal）的聚餐模式（家庭聚餐和集体宴飨），都在拉大着食物获取与摄入之间的时空距离。

然而，这些因素所涉及的延迟只有几小时或几天，这对于应付季节性波动的存储策略是远远不够的，为下一季的收获而耕耘土地，为下一季的耕种而除草施肥，为几年后的收获而开垦荒地，为提高未来十几年的工作效率而精心改良一件工具，以及需要在当前投入巨大劳动而成果却只能在未来数十年慢慢收获的挖沟筑坝引水等大工程，都要求着也训练着农耕者的延迟满足能力。

所以和农牧业者相比，狩猎采集者（特别是热带的）在延迟满足上普遍表现较弱，生活在马达加斯加丛林中的米基亚人（Midea）在狩猎采集之余也种植一些玉米，但他们的种植业极为粗放，烧出一块空地，撒下或埋下一些种子，然后再也不管，直到几个月后回来收获，第二年再种时有些人会把杂草烧掉，另一些连这活儿都省了。

这样产量自然很低，庄稼干死，涝死，被虫吃，被羊吃，被附近农民偷，都司空见惯，研究者发现，只要他们稍稍多投入一点劳动，无论花在除草，犁耕，筑篱，排水，灌溉等任何方面，产量都可成倍提高，超过将省下来的时间用于狩猎采集的回报，而且他们并不缺乏这些工作所需知识技能，唯一阻止他们加大种植业投入的，就是他们的高折现率：为几个月之后的收获费那么大劲，在他们看来太不划算了。

文化障碍

除了延迟满足的心理禀赋，文化特性也可成为囤积策略的障碍，在哈扎人和昆桑人中，食物分享习俗和平均主义文化使得任何食物囤积都难以发生，昆桑人的营养状况十分窘迫，他们是所有被调查过的人类群体中最瘦的一个，永远都在喊饿，数据也显示他们并未瞎喊：体重指数（BMI）分布低于美国人2.5个标准差，体脂率始终徘徊在生存和生育所需最低限度附近。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两个现象：1）和当代温饱国家居民人过中年就发福相反，昆桑妇女一过更年期体脂率就掉的更低（19%以下），2）凡是被发现BMI显著高出平均水平（比如一两个标准差）的个体，都有某种机会获得畜牧产品（主要是牛奶），要么是给邻近畜牧者打工，要么是跟他们有亲属关系，这清楚的揭示了他们始终处于营养匮乏状态——有趣的是，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当初正是在读过有关昆桑人的调查报告后才提出了他的“原始丰裕论”。

可是，他们有着改善其营养状况的明显出路：转向畜牧业；和哈扎人一样，昆桑人几个世纪以来就身处班图族（Bantu）农牧民的包围挤迫之中，并与之频密接触，有充分机会转业，而且他们完全明白畜牧的好处，许多昆桑女孩嫁给了班图牧民，但没有班图女孩嫁给昆桑男人，也有不少昆桑男人替班图人放牧，但向畜牧的转变仅以婚姻、收养、依附等关系在个体层次上零星发生，整个群体的转变很少成功，主要障碍是：在一个食物分享压力极大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社会中，维持必要数量的繁育种畜不被吃掉，实在太难做到了，类似情况也会发生在为种植而必须保留的种子上。

平均主义和蹭讨压力还只是问题之一，食物存储的更多麻烦来自群体外部，食物储备的存在，对偷窃、侵占、抢劫、勒索等行为构成了很大诱惑，假如囤积储备的情况足够普遍，甚至会催生出专门以抢劫勒索他人储备为生的专业团伙，面临这些威胁，如何以成本可行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储备，需要在技术、文化习俗、社会组织结构，乃至制度与法律上发生大量适应性改变，这将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不是所有群体找到了解决方案。

在近东、东亚和中美洲等几大农业起源地，在其农业最终走向成熟形态之前，像米基亚人那样三心两意的粗放农业可能持续了三五千年，其间不乏进退反复，而在其他地区，定居农业在尚未成熟之前就被放弃了（当然也有环境变动的因素），或者始终停留在狩猎采集加园艺农业这样的原始状态，导致这些不同结果的原因，除了偶然性（即众多条件在一时一地的特定搭配），也有一些容易分辨的因素，比如食物类型。

可侵夺性

不同类型食物的保护成本不同，对侵夺者的诱惑强度也不同，人类学家识别出的第一组对比，是种子和块根块茎，前者季节性强且易于存储，后者季节性弱且不易存储，像根茎或香蕉（它是许多热带民族的主食）这样的连续可收获作物，抢劫的诱惑不大，因为每次只能抢到仅供几天消费的库存，其他都还长在土里或树上，得自己动手挖掘采摘。

既如此，还不如在自己地里挖呢，毕竟抢劫的成本也不低，更何况打家劫舍这样的激烈场面中也容不下这种慢活儿，你能想象一群劫掠者趁战斗间隙腾出手去地里挖番薯吗？而且就算真的抢到一大堆扛回家，怎么保存呢？相比之下，种子类作物（特别是谷物）却对侵夺者构成了很大诱惑，收获季过后，一次便可抢到全年的口粮，囤着慢慢吃。

政治学家用“可侵夺性”（appropriability）这个指标来衡量不同食物对侵夺者的诱惑强度，除了谷物，腌肉、奶酪和家畜显然也有着很高的可侵夺性，不难想象，任何将生计建立在高可侵夺性食物之上的群体，必定发展出了某些办法将侵夺风险控制在可接受水平，如若不然，他们早就此类食物而另谋他途了。

这些办法可以是技术性的，比如建立隐秘仓窖，这是动物惯用的手段，在有着窖藏习性的动物中，个体之间也常相互偷抢，渡鸦会花很多心思窥探他鸦将食物藏在哪儿，以及防止他鸦窥见自己把食物藏在哪儿，在其他手段不太靠得住的社会（比如许多古代社会），在隐秘位置挖掘地窖以囤积食物也是常见的做法。

防范措施也可以是组织上的，比如建立警戒巡逻机制，新几内亚高地从事园艺农业的达尼人（Dani）会在村庄边缘清理出一条无人区，并设置一串十来米高的瞭望塔，轮流派人警戒，东非的畜牧民族马赛人（Maasai）将部落男性组织成若干年龄组（age set），其中青年组居住在部落领地外围的营地里，承担守卫牧场和反击盗牛团伙的任务（他们也会伺机对其他部落发动盗牛突袭），当然，类似防御措施所保卫的不仅是食物储备，也包括领地权和人身安全。

不过，最重要，对人类命运影响最为深远的防范措施，来自相关文化元素的涌现：承认和尊重财产权的文化气质与社会规范，以及保障这种权利所需要的政治结构与制度安排，诸如与足够强大的职业劫掠团伙达成纳贡-庇护关系，以贡赋换取安全保障，或者基于血缘关系创建紧密合作的家族组织，通过长期联姻结成攻守同盟，以税赋供养武士阶层……正是沿此方向的发展，让长回报周期的迂回生产得以维系，让训练个人抵御眼前诱惑的种种条件持续存在，让高度依赖存储的定居生活得以稳固下来，让社会结构走向复杂化，最终导致文明社会的诞生。

一项基于海量民族志数据的研究发现，农作物的可侵夺性与社会复杂度存在明确的相关性，而对哥伦布大交换之后数百年演变的历时性分析也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一发现也呼应了早期学者对热带地区文化普遍欠发达的直觉观察，只是当时人们提不出什么有说服力的解释。

前载与后载

然而，并非所有季节性强且易于保存的种子类食物都对会文化施加同样的选择压力，如我在前几篇里所谈到，橡实、松子和其他许多坚果都是被广泛利用的易存储食物，许多北美族群甚至以之为主食，而且确实也大量囤积储备，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复杂性，可是，这些坚果却并未像小麦、水稻和玉米等谷物那样，促成其采食者向定居农业发展，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言之成理的解释是，坚果和谷物在整个觅食周期上的劳动负担分布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不妨以水稻和松子为例，看看差别在哪里，先考虑采集，水稻觅食流程包括这些环节：收割，捆扎，搬运，脱粒，扬筛，曝晒，包装，储存，（需要吃时）舂捣，扬筛，蒸煮，而松子的流程是：敲落或捡拾松果球，搬运，储存，（需要吃时）脱粒，烘烤松子，扬筛去壳，烘烤松仁，杵捣或研磨，水煮成糊或烘培成饼。

差别在于，水稻的工作大部分发生在储存之前，松子的大部分发生在储存之后，人类学家将前一类称为前载食物（front-loaded food），后一类称为后载食物（back-loaded food），谷物多属前载，坚果都是后载，若考虑人工种植的情况，差距还要成倍拉大，因为谷物都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植株小而矮，而坚果多来自多年生木本植物，植株大，后者不仅种植工作量小，一旦种成，可收获许多年。

这一差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对于侵夺者，前载食物的价值远超出后载食物，后载食物就算抢到手，其实也没省掉多少麻烦（对于松果球，只省掉了9%工作量，对于橡实，只省掉5%），换言之，同为易保存食物，前载型的可侵夺性远高于后载型，因而两者就食物储备的安全性而施加于文化的选择压力截然不同。

值得玩味的是，决定某种食物前载程度的，不仅是食物本身的特性，也包括处理者的策略选择，松子采集者完全可以把松子加工成糕饼之后再储存，这样不仅节省存储空间，或许还能获得某种规模效益，因为每次只处理几顿或几天的口粮，效率不会太高，可是，除非保障储备安全的文化元素都已到位，没人会这么做，那无异于招引侵夺者，相反，人们会尽可能把食物变成后载型。

多数传统农业社会都会以带壳谷粒的形式保存谷物，但也有例外，吕宋山区的伊戈洛特人（Igorot）收割稻谷的方式就很特别，谷穗是用手掐下来的，连着一截6英寸长的秸秆，掐满一把之后，交给另一人，后者用竹丝将其捆作一扎，每扎直径约一英寸（以秸秆部分计），随后这些稻扎被直接存进仓库，直到吃之前再脱粒和舂捣。

这种做法的效率明显低于先脱粒再储存的常规方法，收割过程中捆扎者与掐穗者的配比约为1:4，这就徒增了25%的收割工作量（虽然常规方法在搬运到脱粒场地之前也会捆扎，但通常都是临时性的大捆，工作量小得多），此外还要加上制备竹丝的工作量，所需仓储空间也数倍于常规方法，唯一的好处是：它降低了稻谷库存的前载率。

这一点对伊戈洛特人可能十分重要，因为尽管他们是定居农耕者，但和其他许多生活在褶皱地带——高加索、比利牛斯、巴尔干、赞米亚（Zomia）、新几内亚高地——的族群一样，直到十分晚近仍处于无政府状态，离开自己村庄就毫无安全保障，他们尤以猎头（head hunting）习俗而闻名，将猎获的人头挂在村口杆子上，以此树立自己的凶悍声誉，吓退潜在的入侵者，不难想象，在如此缺乏安全感的境况下，降低食物储备之可侵夺性的需求有多迫切。

文明试金石

基于前载率和可侵夺性的分析，同样可运用于食物之外的资源，所谓资源诅咒，涉及的都是可侵夺性极高的资源，特别是质量高度标准化的大宗物资，这是因为，发达的现代商品市场已将此类商品变的极度前载，有了标准化合约、第三方仓储和高流动性的大宗现货市场，像石油、棉花和铁矿石这样的商品随时可以脱手，侵夺劫掠者无须再负担位于存储之后那些工作环节，试想，假如存在一个高流动性的松果球市场，那么劫掠松果球就会和劫掠稻米一样诱人。

高度前载化的资源或商品，堪称一块文明的试金石，它考验着一个社会是否已在心理上、文化上和制度上为现代文明生活准备了适宜条件，石油诅咒了委内瑞拉，却并未诅咒美国，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这块试金石也曾考验过无数社会，那些经受住了历次考验的社会，最终走向了文明，未来，它仍将反复考验迄今还幸存着的社会。

我之所以将存储问题看得如此重要，是因为在我看来，文明的全部要义，一言以蔽之，便在于“可积累性”（accumulability），假如每一代人在离世之际除了即将入土的骸骨之外留不下什么东西，那么物质文化便无从增长，假如他们的全部经验与技能都随其肉体而消亡，那么知识积累也无从谈起，假如文化/社会结构总是在周期性动荡中被反复摧毁，而每次重建都无缘从历史记忆中得到任何滋养，那么复杂性提升也难以出现，总之，离开可积累性，所谓文化棘轮（cultural ratchet）就只是在空转。

狩猎采集者迁移营地时，每位成年人携带的物品通常少于10公斤，15-18公斤已是极限，他们不可能积累起多少东西，雪橇、草撬、独木舟让搬运能力有所提高，因而其拥有者的文化也更复杂，但这些工具只适用于部分地区，中心营地的发展提升了积累倾向，但无人留守期间的安全问题使得这一提升极为有限。

只有当人们定居下来，有了定居点这个外部存储器，代复一代的资产积累才得以启动：改变地貌，改造植被，建造永久性居所，作坊，仓库，神庙，排水引水系统，防御设施，道路……所有这些工作，对于一个临时营地都是毫无意义的；定居，而不是动植物驯化，才是走向文明的关键转折点，而最初推动这一转折的，正是储存食物（特别是前载食物）的需要所施加的选择压力。

不妨对照游牧民族的历史，蓄养牲畜其实也是一种储备食物的方式，而且牲畜是高度前载化的，相互偷盗牲畜和防范偷盗始终是游牧生活的一大主题，正因此，游牧者的文化与社会复杂度远高于游动性狩猎采集者，借助马匹、骆驼和牛车的驮载与牵引能力，他们积累物质财富的能力也相对较强。

然而，牲畜这一食物储备有个独特之处：它们长着脚，可以自己走路，因而这一储备物并未像谷物那样对定居产生强烈需求，相反，草场的负载能力和冬季转场的需要使得游动放牧更有优势，于是他们始终没有定居下来，长期停留在半开化状态下，并时常成为游荡于定居文明边缘的一股寄生性和破坏性力量，尽管这股力量所引发的反应或许促进了定居文明的某些发展，但那不是他们自身的成就。

或许未来某一天，当每个家庭都拥有一艘千吨级游艇时，可积累性将不再那么依赖定居，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文化棘轮的持续转动完全归功于定居。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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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Marlowe – The Hadza (2010)
Douglas J. Kennett & al. – Behavioral Ecology and the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2006)
Jared Diamond – 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2012)
Robert L. Bettinger – Orderly Anarchy (2015)
Joseph L. Lekuton – Facing the Li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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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Henrich – The Secret of Our Success (2015)

Future Discounting in Congo Basin Hunter-Gatherers Declines with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s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575175/

Hunter-gatherers doomed to fail marshmallow test
https://www.winnipegfreepress.com/opinion/analysis/hunter-gatherers-doomed-to-fail-marshmallow-test-136363738.html

Cereals, appropriability, and hierarchy
http://www.voxeu.org/article/neolithic-roots-economic-institutions

Wikipadia: Delayed gratification
Wikipadia: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

上一篇我讲到，为应对狩猎的高风险，人类发展了男狩猎女采集的双重觅食策略，但这不是控制风险的唯一方案，另一种安排是集体分享机制，根据大数定律，群体内所有猎手同时连续狩猎失败的几率，远小于单个猎手连续失败的几率，所以假如把多位猎手的狩猎所获加总起来，其时间分布就更为连续而确定，因而成为更稳定可期的食源。

肉食的分享

美洲的一种吸血蝙蝠中便存在这样的分享机制：那些吸饱了血的蝙蝠，常将部分血液回哺给没吸到血的群内伙伴；绝大多数狩猎采集群体都会分享他们的猎获物，而且猎物体型越大，分享倾向越强烈，这是容易理解的，首先，大型猎物的狩猎不确定性更高，其次，像野牛，野马，驯鹿，猛犸象，毛犀牛，鲸鱼这样每头可提供数百乃至上千公斤肉食的大型猎物，个体家庭是无法在其腐烂变质之前消费掉的，因而分享的机会成本很低。

所以被系统性分享的，主要是来自中型以上猎物的肉食，当捕获特别大型的动物，比如野牛，长颈鹿，大象时，肉食分享会扩大到友邻群体，后者往往和他们有着大量血缘和联姻关系，这种群体间分享也构成了他们相互频繁拜访的重要理由；相比之下，采集所获和野兔松鼠水鸟之类的小型猎物就较少分享，即便分享，也是基于特定的需求情境和人际关系，并没有严格的社会规范要求它们必须被分享。

后一类非正式分享常以蹭讨（scrounging）的方式进行：在最近收获颇丰的群体成员面前反复倾诉自己（或家人）吃不饱的苦衷，在他们享用美餐时出现在他们面前并表现出饥渴的样子，以此施加心理压力迫使对方分享，这很像黑猩猩分享猎获物（或人类儿童之间分享零食）的情景，而黑猩猩的猎物都较小，最多十几二十公斤肉，和黑猩猩不同的是，合作狩猎与肉食分享的长期传统已将我们的心理特性塑造的很容易对此类压力作出反应，因而蹭讨十分有效，我想强调的要点是：中大型猎物根本不需要蹭讨。

实际上，合作狩猎与肉食分享的需要可能是早期人类组成群体的主要理由，也是影响群体规模的重要因素，高纬度地区的猎物体型更大，因而狩猎游团的规模更接近邓巴数所允许的上限（150），而低纬度地区通常只有30-50人，阿拉斯加北岸弓头鲸（bowhead）捕猎者的群体规模更高达邓巴数的两三倍，因为一头弓头鲸可提供50吨肉食和油脂，其捕杀和屠宰都需要大量人手合作进行，捕猎鲸鱼为生的海岸楚克奇人（Chukchi）的典型群体规模也在130-150之间。

坦桑尼亚的哈扎人（Hadza）以跳槽的方式动态调节着游团规模，令其大致维持在这样的水平：群体常能捕获到的较大猎物能让每个人分到可观一份（至少够吃上一两顿），假如一位成员长时间对分到的肉量不满意，就会跳槽，或另组游团，所以那些能捕获更多大猎物的群体会自动扩张，反之就自动缩小，而那些好猎手总是受欢迎的跳槽者（也是受欢迎的好女婿）。

和人类学家有机会观察到的现代狩猎采集者相比，早期人类可能更依赖大型猎物，因而分享的需要更强烈，并且在更大规模的群体中进行，因为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Upper Paleolithic）之前，人类狩猎技术一直十分简陋，主要武器是一根削尖了的木棍（尖端经火烤而硬化），主要方法是偷偷靠近后手持木棍近身穿刺，这种方法只对大型猎物才有效（你不可能近身穿刺一直兔子），投掷和弹射型武器是后来的发展，而且最初的投掷武器也不具备猎杀小型动物所需要的精度。

季节的挑战

然而，尽管肉食分享机制让狩猎生计变得更稳定可期，但也有其局限：它只能在几天到几周的跨度上调剂因个体间运气差异而造成的丰缺不均，却无法应对更长时间跨度上的产出不稳定，包括年内波动，即季节性，以及跨年波动，比如厄尔尼诺周期，这些波动同向作用于整个群体以及和他们有着互惠关系的友邻，因而不可能由分享机制而得到调剂。

在中高纬度地区，季节性多表现为因回归周期导致的日照时长与强度变化而形成的春夏秋冬轮替，低纬度地区则更多表现为因季风变换而形成的雨季旱季之分；多数人类食源都有着强弱不等的季节性，从季节性极强的水果，种子，定期成群迁徙的食草动物和候鸟，定期洄游的鱼群，到季节性较弱的家禽和块根块茎类，如何熬过每年的食物低产期，始终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

一条出路是拓宽食谱，选择高产期相互错开的食源，人类在这方面确实下了很大功夫，哈扎人的食谱中包括38种哺乳动物，19种鸟类，11种浆果，10种块茎，8种水果，7种蜂蜜，2种坚果，还有爬行动物、蜗牛、昆虫、蔬菜各一种，但该策略有其限度，能够提供足以覆盖全年的多样化食源的生态位并不多，特别是高纬度地区，一到冬季，万物萧索，多样化的余地很小，而且，一个数十人小群体能够掌握、保存、传承的有关食物获取与处理的知识与技能也严格受限，特别是在除了性别之间没有分工的条件下。

另一条出路是囤积脂肪，和猿类近亲相比，人类也确实善于囤积脂肪，当代富裕国家体脂率约为男性25%，女性38%，而根据运动生理学家推荐的理想身材，男性体脂率应为15%，女性27%，传统狩猎采集者更接近这一理想身材（热带偏低，温带和寒带偏高），相比之下，雌性倭黑猩猩体脂率仅为3.6%，雄性则接近零。

而且基本水平的体脂对人类绝非奢侈品，男性体脂率若降至5%以下，许多生理机能将无法正常工作，低至3%将危及生命，女性对体脂的依赖度更高的多，月经初潮时的最低体脂率为19%（否则初潮将推迟），平均而言，育龄妇女维持正常排卵的最低体脂率为22%，这清楚表明了，人类进化史上，体脂存储曾在应对周期性食物短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至我们对它产生了依赖。

一个更突出的例子是脂肪臀（steatopygia），这是多见于科伊桑人（Khoisan），俾格米人（Pygmies）和安达曼人（Andamanese）——都是狩猎采集者——中的一个性状，大量脂肪堆积于臀部、大腿前侧和小腹，以至臀部上方与后背的夹角小至90度，之所以堆在这些部位，可能是为了在尽可能多囤积的情况下不影响四肢活动，同时尽量少增加皮肤面积。

然而，脂肪臀仅限于女性，即便不考虑脂肪臀，对体脂的严重依赖也主要表现在女性，这一性别差异或许暗示了，体脂囤积方案所应对的，主要不是规律性的季节波动，而是更不规则的跨年波动，此类波动的短缺期中，食物来源并不像高纬度地区的冬季那样完全中断，而只是显著下降，此时两性靠普通水平（比如20%）的体脂率都能熬过去，但女性需要更多体脂才能维持怀孕和哺乳所需的额外开销。

实际上，对于人类这样的绝对恒温动物，单纯依靠体脂来熬过整个冬季（或旱季，或其他荒季）是不现实的，它只适用于变温动物或不那么恒温的动物，比如棕熊，在半年冬眠期中，可将体温降低3-5度，代谢率降低1/3，饶是如此，为熬过冬天，它需要在体内囤上180公斤脂肪，从而在冬眠前将体重增至春季的两倍，这一方案对人类来说太过极端了。

食物保存

剩下的出路只有食物储存了，对于我们这个善于将众多消化任务（和一般意义上的能量均衡任务）外部化的物种，选择在体外存储能量，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许多拥有巢穴的动物都会囤积食物，鸟类，啮齿类和蚂蚁中尤为常见，食物或简单囤在巢内，或专设仓窖，有些动物还会设置多个仓窖，实施分散投资以应对偷窃风险。

人类的食材中，种子比较容易保存，但也需要一个阴凉干燥的环境，以及某种密封措施以防止昆虫和啮齿类的窃取，并阻止它们过早发芽；存储种子的需要很可能是发明制造陶器的最初动力，然后才被用于烹饪，因为很少有天然物品能替代陶器的密封储藏功能，可用作炊具的却很多：大型贝壳，鸵鸟蛋壳，椰壳，竹节，带凹面的石板（也用作臼）……甚至头盖骨，若无需水煮，选择就更多。

生活在肯塔基山区岩洞里的狩猎采集者采食草莓、蓝莓、向日葵、藜麦、臭椿、核桃、板栗等，也会在洞穴附近的冲击坡地上种植一些作物，主要是臭椿和板栗，尽管他们的食谱已非常宽，但早在公元前1200年时，他们就懂得在窖穴中存储大量种子以应对季节波动，窖穴以松树橡树皮和檫树叶作铺垫（这些材料释放的化学物质具有抗菌防霉功效）；大约从公元150年开始的几个世纪里，该群体的食物结构发生了剧烈改变，草莓之类不易保存的食物显著减少，种子类和种植作物大幅增加，食物存储量提高，游动范围缩减——促成这一系列变化的起始因素，便是陶器这一新型存储工具的引入。

和种子相比，块根块茎类水分高，更难保存，安第斯高原的农民以踩踏和曝晒交替多次的方法保存马铃薯，晒制番薯干的做法也很多见，但总的来看，人类在根茎保存方面做的并不出色，这大概也是因为根茎类的季节性没那么强，特别是在热带，多属“连续可收获作物”，所以对存储的需求并不强烈。

最难保存的是肉类，人类在食物保存上所做的大部分努力，开发的大多数技术，都是针对肉类的，古老的方法是烟熏和切片风干，其它技术都是农业起源之后的发明，比如腌制，论效率，腌制比烟熏和风干高得多（想想给整条猪腿或半个猪身撒上盐和将同等肉量切片风干或熏干所需劳动量的差距有多大），能大批处理肉类，可是盐的地理分布很不均匀，尽管狩猎采集群体之间也存在少量长途贸易，比如制作工具的石料，装饰身体用的贝壳、珠玉以及矿物颜料，但盐却不在其中。

将糖分转换为酒精（后者更易存储）的酿造技术也是农业革命的产物，用于保存牛羊马奶的发酵和制酪技术则出现的更晚，只有三千多年历史。

存储革命

食物保存技术的发展对人类命运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最直接的效果，是大幅拓宽了由食物季节性所造成的资源瓶颈，从而打开了众多人类原本无法生存的生态位，同时提升了原有生态位的人口密度。

在欧亚大陆的北方，当成群食草动物季节性迁徙时，会给沿途狩猎者带来极其丰富的食物，特别是在他们掌握了绝境驱赶这种高效捕猎方法之后，大群野马或驯鹿被赶下悬崖，逼入或诱入死胡同（有时他们会人为改造地貌或设置障碍来构造死胡同），考古学家从骨骼上留下的屠宰痕迹判断，此类大型围猎的猎获物中，许多根本没有被食用，或者只取走了一小部分，这在一些人眼里造成了假象，以为他们食物充沛，并未承受人口压力，而实际上，由于缺乏高效的肉食运输和保存手段，他们受着冬季瓶颈的严格束缚，烟熏和风干的效率太低，不足以在腐坏之前处理如此多肉食。

类似的瓶颈也可在畜牧业中看到，传统游牧者会在入冬之前大量屠宰牲畜，因为冬季草场所能支撑的畜群规模远小于夏季草场，但畜牧者可借助两种存储手段来拓宽这一瓶颈：首先，收割牧草并晒干储藏，用作冬季草料，农牧混业者还可部分借助谷物饲料过冬，以此减少入冬前屠宰量，从而拓宽草场生产力的季节波动施加于畜群的冬季瓶颈，其次，制作腌肉、肉干和奶酪，以拓宽畜群规模的季节波动施加于人类的冬季瓶颈。

为理解这场存储革命的力度，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我们的公路运输系统没有储油罐会是什么样子，首先，公路只能沿可抽出原油的油井铺设，路线上任何一点必须处于某个油井几百公里之内，若要拓宽这一限制，汽车油箱必须加大（体脂方案），若想穿越两千公里的无油区，必须拖上一个大型副油箱（脂肪臀），其次，每辆汽车要么自备炼油系统，要么在油井前排队等炼油厂现抽现炼现卖，很明显，这样的公路系统只能以非常低效的形式零星存在于像波斯湾或委内瑞拉这样的地方。

食物保存的发展进而引发了众多技术和生计策略上的创新，比如存储容器和仓储设施，西伯利亚汉特人（Khanty）用来支撑其干栏式库房的脚柱被切割成“甲”字形，以防御鼠患，猫大概也是有了仓库之后才被驯养的；库存的出现也强化了狩猎采集者对中心营地的依赖，迁移营地的路线由漫游式转向中心辐射式，出于安全考虑，留在中心营地的时间尽量延长，若有可能就安排部分成员留守……

更重要的是，存储使得众多食品的长距离大宗贸易成为可能，这既推动了食物获取的专业化，也拓宽了每个群体的食谱，因为你无须再自己获取食谱中的全部食物了，这不仅让他们更容易实现营养均衡，也增强了应对季节波动甚至跨年波动的能力，因为货币比什么食物都更耐存放、更节省空间和容易搬运，在鱼群洄游季过后卖掉鱼干换来的几小罐钱，就能在荒年让全家人活下去。

囤积与分享

食物保存也深刻改变了社会结构，首先是集体主义的瓦解，因为它让肉食分享的两大理由同时消失了：保存的可能性大幅提高了分享的机会成本，食物储备所提供的风险抵御能力使得分享不再必要；而且集体分享机制有着高昂的效率成本，它鼓励搭便车行为，削弱个人的生产和创新激励，所以一旦条件允许，人们总是尽快逃离集体主义。

有许多例子表明，存储与分享是两种相互替代的保险机制，Yora和Shiwiar是亚马逊丛林里两个以狩猎和园艺农业（horticulture）为生的群体，他们在各方面都十分相似，但有个重要差别：Yora人分享全部肉食，大型猎物在全村范围内分配，小型猎物（包括鱼）在部分家庭间分配，而Shiwiar人从不在家庭以外分享小型猎物，大型猎物（包括100-300公斤的美洲貘）也仅在关系亲近的若干家庭内分配，原因很明显：1）Shiwiar人已经掌握了肉类烟熏技术，2）他们拥有枪支和毒箭吹射器，因而狩猎更多面向中小型动物，成功率高达73%，而Yora人只有55%。

随着集体主义瓦解，核心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上升，相对于群体归属，婚姻和血缘关系变得更重要，私人财产权开始出现，个人主义伦理在社会规范中占据上风，让我们看一个更复杂的例子。

生活在加州东北部欧文谷地的早期努米克人（Numic）曾经是典型的高游动性狩猎采集者，主要猎物是体型颇大的岩羊，而采集的主要是加工负担低的高价值食物，然而大约从公元450年起，由于弓箭的引入，中小型猎物的比例急剧上升，鹿和羚羊从2%增至20%，野兔从27%增至44%，与此同时，群体规模缩减，游动性降低，临时营地的比例从87%降至42%。

游动性降低继而引发另一串后果：食谱中植物比例大幅提升，因为较少迁移营地使得他们更有能力开发当地植源食物，特别是松子，由于松子的处理负担极重，而处理之前体积庞大，你很难扛着一大堆还连着树枝的松果球搬迁营地；松子处理技术的发展，继而催生了对食物存储的需求和手段。

食物存储连同狩猎风险的降低，最终瓦解了大型集体主义游团和食物分享机制，使得努米克社会变得高度个人主义，个人对其狩猎采集所获拥有所有权，私人财产权继而又带来了兴旺的市场化交易，这一切都让努米克社会在狩猎采集者中显得极为独特，也成就了其繁荣：在此后一千多年里，人口密度提升五倍多，推动该族群从欧文谷地扩张至整个大盆地，壮大为努米克语族，其中一个分支科曼奇人（Comanche）还进入了大平原。

当然，努米克只是个特例，食物存储也可能让社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存储能力可能导致剩余积累并催生阶层分化，掌握大量库存的大人物获得政治权力，正如西北海岸印第安人中发生的情况，或者，游动性降低和人口密度上升，使得资源竞争变得更激烈，日益频繁和加剧的战争将促使另一种形式的集体主义（它面向战争而非食物共享）在部落或更高层次上得以重建，这也是我们更熟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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