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取士选官的方法是察举制，由郡守选拔有才者推荐给朝廷，但郡守都是单车赴任的外地人，所知有限，所以候选名单还是要靠地方乡老的评议和举荐，而有机会在这种事情上发表意见的，自然都是当地上层人物，

随着官僚体系的确立，这条上升通道变得越来越诱人值钱，也越来越拥挤，于是，地方上那些有势力高地位的豪族，便开始设法垄断这条通道，将郡守的选择范围限制在他们这个地位既已确立的小圈子里，

但这一垄断并未完全成功，不少人利用与上层的直接关系（比如与外戚和宦官的关系）绕过这一体系，他们被称为浊流，而从豪族门第系统入仕的则是清流，

所以有关谁有资格走进这条通道的争议和冲突始终存在，而且随着通道变拥挤而日益加剧，最后终于在汉末爆发为党锢之祸，

九品中正制的意图，正是为了平息此类冲突，将察举制规范化，减少整个筛选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办法是，将确定入仕优先次序的决定完全交给地方豪族之间的评议机制，豪族们对其子弟的相互评价结果将决定一位入仕候选者的乡品（1-5品），而乡品将决定他开始做官时的起家官品（1-9品），算法是：起家官品=乡品+4，（见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第2篇第2章）

而朝廷派往地方的中正，其实只是确认这个评议和排序结果，

这一改变显然强化了豪族的垄断权（这一垄断最终造就了士族门阀），束缚了地方官和朝廷的选择范围，将竞争的焦点前移到了乡议环节，结果就是，随乡议而展开的声望竞赛白热化了，而清谈玄学正是声望竞赛的一部分，

竹林七贤看似淡泊名利，放浪形骸，其实个个都做上了官，

清谈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品评人物，组成了乡议主要部分，

清谈的另一个目的是智力和品味竞赛，为何它们的内容会变得那么玄奥和清奇？因为任何此类竞争在白热化之后都会走进一些特别狭窄离奇的偏门左道，非如此无法凸显你的特别之处，正如我们在先锋艺术和实验电影里常看到的那样，

魏晋名士不仅爱豪饮，裸奔，还爱嗑药（五石散），这些出格离奇之举，依我看，背后都有着明确的功利动机——提高自己的乡品，

这跟当代 woke 们那些荒谬言论背后的动机一样，难道真有那么多人会相信两性差异完全没有生物学基础？

这里又可以看到我早先说过的安全距离原理在起作用，假如你已经非常安全的确立了*你是个聪明人*的地位，那么，你说一句听起来好像很愚蠢的话，并不会因此而被视为蠢人，反而还可能让听者疑惑：这句话里是不是有什么我未能理解的深意？因而不敢质疑你，甚至积极附和你，而这一附和进而也影响了更多听众的反应——既然这些聪明人都在附和他，这句话里肯定有什么我没能理解的深意，所以，为了不暴露我的愚蠢，最好也跟着附和，于是，皇帝新衣就这么穿起来了，

可是，假如你的聪明人地位并不牢靠，你就不敢玩这种游戏，

很多人都曾困惑于这个问题：为何知识/学术/技术界那么左？或者更一般而言，为何（统计上）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左？

Thomas Sowell 有过很好的分析（见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哈耶克也曾有所论及，他们都说的不错，不过，他们的分析好像只覆盖了以公姿为代表的一小撮知识精英，并不能解释这个庞大（且仍在膨胀）群体中那些藉藉无名的大多数的意识形态倾向，

我越来越觉得，这事情跟地位/声望竞赛脱不了干系，我并不是第一个从这个方向考虑此问题的人，Rob Henderson 前年在 Quillette 上发过一篇文章，提出了 Luxury Beliefs 假说，但这（如果成立）似乎只适用于当代的 ，而不是一般的左倾，

依我看，与此有关的竞争要点是：对暴露自身平庸和无知的恐惧，

受教育越多的人，越可能将自己在知识/智力上的优势当作地位/声望竞赛的资本，因而比其他人更着意维护和宣示自己在这方面的优势，这就意味着，他将竭力避免在任何事情上表现出无知或平庸，

设想一群年轻父母，都整天面对着自家小孩一连串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追问，其中许多问题他们其实都是没有答案的，那么，其中哪些更可能轻松承认自己不知道呢？我猜，受教育越多的，越可能为自己不得不说不知道而尴尬，

同样的情形也存在于同侪间的日常对话，每当一个*为什么*冒出来时，谁将是那些坦然承认自己不知道的人呢？

在传统社会，当你向孩子或同侪解释为何我们最好遵循某项习俗或传统时，可能会搬出诸如*老祖宗就是这么教我们的*，*祭司/牧师们就是这么训导的*，*经上就是这么说的*……的理由，所有这些说辞，其实都是在委婉的承认：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相信照这么做总没错，

可是在当代社会，你要是搬出这些理由，差不多就相当于直接承认自己的无知，

而另一方面，如果你搬出的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人人能理解的，且早已得到广泛认可的理由，那你就会显得太平庸了，

这两条合起来，就注定会让你站在习俗和传统的对立面，也就是说，只要你采用了这种声望竞争策略，那就大致上注定了，你不会成为保守派，因为维系一种文化、支撑一个社会的诸多传统，其中多数是人类难以理解的，或尚未得到理解的，而少数其功能已得到解释和理解的，又恰恰是非常浅显易懂因而早已得到承认的那些，而复述这些浅显理由只能让你表现的像一个唠叨不休的老古董，

可是既然如此，为何古代社会的知识精英（统计上）要保守的多呢？

这是因为：

1）在古代，能够清楚讲述传统这一点，本身便足以给你带来声望，因为绝大多数人没受过丁点教育，连一句文绉绉的话都讲不出，更别提大段大段的引经据典，背诵经文了，能给你讲曾祖辈以前的那些老故事，就已经了不得了，

2）在古代，哪怕道理浅显易懂，好处明显可见的传统或社会规范，下层穷人也未必有能力遵循，所谓人穷志短，整天操心填不饱肚子的穷人，总是更难秉持各种传统美德，

现代社会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几乎消除了文盲，这两条都不成立了，

@Neo_primate:这个有个临界点的，科学思维训练到一定程度，“我不知道”就反而变得容易说出口了。

@whigzhou: 这种临界点是领域特异的，我见过不少人在自己的专业里很乐意说*我不知道*，一跨进他一知半解甚至一窍不通的社会/政治议题，反倒变得自信满满了

@whigzhou: 从这个角度看，Wokeism其实偏离了左派的常规，通过拒绝任何严肃思考，简单奉行教条，击杀一切异端，Wokeists 已经放弃了智力上的优越感，变成了一个教派

有个情况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许多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brush away 别人提到的某个事物中的新颖性——

甲：我觉得A还挺有意思
乙丙丁戊己庚辛：那不就是B嘛，我早就知道了

其实A和B还差的很远，虽然可能有一两个相似点，

想起这事情是因为我前两天发的一个帖子就收到了一堆这样的反应，

原先我以为，这种反应只是认知懒惰的表现，当你无法将某个东西迅速识别为你头脑中的某个已知模式时，便会产生认知焦虑（或曰格式塔压力），此时，你要么付出更多认知努力来把这东西整合进你的世界体系中（在此过程中你可能会构建出一种新模板，并将它安放在系统的适当位置），假如这一努力迟迟不能成功，问题便可能长期悬置着，不得释然，要么，你也可以（有意无意的）忽略或删剪这东西的某些特征，好将它套进某个已知模式，可以说是认知上的削足适履，

不过，刚才吃饭时又想了想，感觉这事情可能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此类反应中，有些可能并非出于认知懒惰，而是出于声望竞争和自尊维护的需要，我否认某个事物中的新颖性，或许只是因为：1）那不是我首先发现并指出的，或，2）这一新颖性的好处我无缘且无望拥有，因而必须贬低其价值，

因为第一点意味着我不够聪明，或不够敏锐，或不够见多识广，第二点则显示了我的无能，弱小，或穷困，而这些都有损于我的声望和自尊，

之所以考虑到这种可能性，是因为我发现，在另一些事情上，人们常常夸大新颖性，比如对大选后果，金融危机，pandemic……事情，很多人都迫不及待跳出来宣称这是万年一遇的大转折，哇哇乱叫一些诸如 The World Will Never Be The Same 之类的昏话，而且一个比一个耸人听闻，夸大其词，

依我看，这同样是一种声望竞赛，他们在比谁先发现了事情中的新颖性，如果甲说这是百年一遇大危机，那么，乙为了表现其洞察力，必须说这是千年一遇的弥赛亚，迟到一步的丁，就不得不说这是万年一遇的大洪水，

而且我怀疑，同一批人很可能在某些场景中耸人听闻，而在另一些场景中拒认新颖性。

建立与维护自己的声望（prestige）是人类行为的一大动机，经济学家早已注意到，这一动机是许多消费行为背后的推动力，它构成了某些门类商品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价值基础，而且看来有着牢固的心理基础和古老的渊源。

考古学家发现，用于此类目的的物品——被称为声望品（prestige goods）——在远古人类遗存中占了很大比例，是识别社会复杂程度的重要线索；对声望品的追逐也是推动早期手工业和贸易活动的主要动力，甚至像青铜器制造这样里程碑式的技术进步，最初也是由声望追逐者的需求所促成。

当然，拥有声望品更多的是对既已建立的声望的展示，而非声望本身，这一展示所传达的信息大约包括：我具备不俗的才智与鉴别力，据此取得了相当成就，过着一份体面生活，赢得了其他社会成员的尊重，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甚至不乏仰慕与追随者，我对他们慷慨大方，乐于出手相助，总之，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交往对象。

高声望者不仅有着出色的个人禀赋，更重要的是（用社会学家的话说）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正是后者赋予他们在社会交往中的吸引力，也让他们愿意投入资源去经营和维护社会关系，因为首先，社交魅力本身对倾向于社会资本的投资策略构成一种比较优势，其次，社会资本是一种越用越多的东西：今天你动用关系资源帮助了我，我就成了你的互惠网络的一部分，日后你又可以利用这份新增资源办成其他事情。

假如你和很多人建立这样的关系，并且频繁动用这些关系帮助他人，从而成为所在社会的互惠网络的一个中心节点，便可为自己赢得巨大声望；在人类学家蒂莫西·厄尔（Timothy Earle）看来，如此建立的声望是早期社会政治权力的几大来源之一，也是推动社会从游团向部落继而向酋邦发展的关键组织元素；在诸如社区牧师这样的人物身上，我们至今仍可看到部落中凭借声望而取得权力的『大人物（big man）』的影子。

不过，和其他依赖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的东西一样，声望的建立也面临着启动障碍：经营社会关系的成本很高，需要经常设宴请客，需要大宅子招待客人，奢华体面的服饰、器具和摆设，频繁送礼，有时还要收留孤弱或供养门客，虽然社会资本最终会带来回报，但在突破盈亏平衡点之前，需要大量前期投入。

问题是，在高度均等化的简单社会中，谁有这样的资源呢？而且，在社会资本经历长久积累终于产生价值之前，谁愿意为这样不确定的远期回报作持续投入呢？所以在有些学者看来，基于声望的权力只有在社会地位已经发生相当程度的分化之后才可能出现，而不是最初引发社会分化的先行元素。

然而，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克（Joseph Henrich）在其新书《人类的成功秘诀》（The Secret of Our Success）中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人类强烈的学习需求为声望建设提供了启动机制，因而声望在人类数百万年文化进化历程的早期便已开始起作用。

由于进化路径的特殊性，我们的绝大部分生活技能需要后天习得，而且与这些技能相关的知识多半是无法言传的know-how，需要在直接的观察、模仿和实践中学会，于是我们发展出了许多心理机制帮助我们高效学习，比如强烈的模仿倾向，领会他人意图从而更有效的模仿，以及挑选最佳模仿对象的能力。

在判断身边的人中谁最值得学习时，我们会利用多种线索：直接观察他运用某种技能时的表现，他以往取得的成就，以及能够证明这些成就的器物或信息；我们也会利用二阶线索：他的言行举止是否得到他人的关注？其见解和意见是否被众人听取？有多少人向他请教或求助？

亨里克指出，即便是蹒跚学步的幼儿，也天生的对这些线索极为敏感，甚至年龄越小对二阶线索的反应越强烈，因为小孩尚缺乏直接评判技能高下所需要的经验（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何年轻人更热衷于追星）；而同时，这些线索与构成声望的那些元素高度重合；或许正是生活技能，以及让某些人善于且乐于为后生言传身教的那些个人禀赋，为建立声望提供了启动资本。

学习者和他们的家长乐意为这些楷模提供各种互惠性报酬作为学费，比如帮助做家务、照看孩子，充当无偿或低报酬的助手（学徒制的先驱），为宴席提供食物或劳力赞助，在纠纷冲突中站在他一边，在择偶与结亲时给予优先考虑或优惠条件，等等；这些回报进而帮助他们建立更多社会关系，积累更多社会资本。

无论声望机制是否果真如亨里克所认为那样发端于学习需求（比如，不妨考虑，语言才华和社交技能也完全可能为建立声誉提供启动资本），声誉既经建立，确实可以带来政治权力，个人一旦占据互惠网络中心节点的位置，便会自动吸引更多追随者和拥护者，因为接近中心节点是这些追随者建立自身社会资本的捷径，这反过来又强化了中心节点的地位。

对声望与权力关系的剖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在没有世袭制的国家，一些政治家族也可能长期兴旺，而另一些裙带网又因某个中心人物的垮台而树倒猢狲散？为何从几位贵妇的客厅里会涌出一轮轮社会运动甚至革命浪潮？为何学术权威越老越受其门徒推崇，即便其理论早已过时？为何一位气功大师身边会浮动着那么多巨商大贾的身影，即便他们看起来不太像是真信那套拙劣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