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觉得，基督教基本上是希腊遗产，希伯来成分只是个空壳，虽然壳也不是完全不相关…… ​​​​

使徒们生活于希腊化世界，成长于希腊文化，往往来自高流动性阶层因而更具希腊性而非地方性或民族性，福音书皆以希腊语写作，其普世主义建基于希腊化时代之新兴价值观，其哲学内核同样取自希腊哲学传统。 ​​​​

【2023-01-03】

@whigzhou: 之前忘了一条：教会留给欧洲的最重要遗产，单偶制和反近亲通婚，也是希腊元素而非希伯来元素

@whigzhou: 从上世纪中后期开始，基督教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势头逐渐消退…………除了其中最保守、生育率最高的那些教派，目前，加纳有6万多摩门教徒，肯尼亚有15万贵格派教徒，门诺派在埃塞俄比亚有47万信徒（其中26万已受洗），当然，对于主流媒体，这些事情根本没有发生。

@zeroclyy:去年埃博拉病毒感染的医生全家都是传教士，一边治病教书一边传教，感召上帝，奉献自己，传播福音。媒体不在乎，美国福音派和摩门教一直坚持在全球传教，而且都是自愿的，竟然有人说是强迫的!!!,你去强迫试一试？

@whigzhou: 非洲少有的一股积极力量

【2012-05-27】

@whigzhou: #饭文#埃及，下一个伊朗？还是土耳其？或者泰国？ http://t.cn/S5v7BZ ……兄弟会在这次革命过程中展现了惊人的动员组织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技巧，低调克制、进退有据；他们现在宣称自己是温和伊斯兰主义，但这显然是策略性的，恐怕也没多少人会相信，因为真正的温和派早在96年就分裂出去了；况且，以……

@踢星星: 没有自由的民主？但是没有民主，这里的自由也无从成长？没有万全策

@whigzhou: 那可未必，忘了四小龙了？

@踢星星: 那么辉总还是可以乐观点，毕竟埃及还是在美国监护之下啊

@whigzhou: 我一直都很乐观，因为我对这个世界的期望低的吓人

@acparty: 他们抵触的是现代文明，恢复的是中世纪的宗教传统，看起来是激进的，但这种激进是为了回到过去，骨子里还是保守。

@whigzhou: 他们抵触的是现代主流文明，他们本身也构成了现代文明的一部分，古代既不存在这种意识形态，也未出现过他们试图建立的那种社会，他们很像当初的新教加尔文派

@黄章晋ster：他们用来阐述回到“传统”的逻辑和道理，来自典型的现代思潮的若干流派。

@旁观用: 无民主有自由（主要是经济自由）的例子还有皮氏智利。问题是这些不民主而自由的政权大多连自己都保不住。也可以说普通人不经训练也能走钢丝，但其实绝大多数只能走两步，普通人走钢丝的说法没意义啊

@whigzhou: 是啊，耶稣没保证救每个人嘛，美军也没有

@喂羊的月亮熊: 耶稣不太保证的。美军则不知道。

@whigzhou: 呵呵，我不久前还跟人说：福音起初叫“奥秘”，就像2012船票，只送亲友，不随便对人说的，后来船没来才变成福音到处宣讲了

@whigzhou: 所以嘛，到处宣扬使劲让你信的，都是作废的旧船票

@whigzhou: 所以早期修道士都躲的远远的，非洲沙漠里、爱尔兰崖壁上，那是怕泄露奥秘，到时候挤不上船就悲剧了

@喂羊的月亮熊: 船没来伊讲。请教两个问题。神是否只对选民尤太人有效？因信而得救还是因行而得救？

@whigzhou: 这个恐怕都是各说各话吧，加尔文不是还说unconditional election嘛

@喂羊的月亮熊 unconditional eletion到底是什么意思？

@whigzhou: 大概就是类似宿命论的意思吧，谁获救是上帝早就定好了的，跟他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没关系

@whigzhou: 新教运动当然是一次思想/言论/信仰大解放，可千万别以为他们的思考有多高明多进步，那阵势很像刚有网络时一下子冒出大批网上思想家一样

12）神圣帝国

我已多次强调，教会组织扩张的非暴力特点，是个独特的现象，并且，它在西欧导致了一种在别处见不到的二元权力结构：许多地方性的封建君主，和一个全局的等级组织，交叠在一起。

教会的非暴力性是这种二元结构得以存在的前提，如果教会一开始就依靠武力，就使自己成了所有君主的敌人，其传播和组织扩张都将无法如此顺利实现；但是，无论是非暴力性，还是二元结构，都不是教会领袖们有意识的安排，而是一种非意图的结果，即便他们有所意识，也只是一种阶段性策略。

他们的最终理想，是要在人间建立普世帝国，那将是一个由教会拥有至上权力的等级化帝国，而教皇无疑将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一千多年里，创建神圣罗马帝国的努力从未停止，如果当初他们真的成功了，教皇将是党委书记，而皇帝只是国家主席，以教会已经发展出的强大组织能力，党指挥枪的原则，应该是不难实行的。

这一千年里，教权与君权的相互利用、拉锯争夺，始终是西欧政治的一大主题；教会将其组织能力转变为世俗权力的努力，在不同地区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大致上与距离成正相关；在罗马附近的北意大利，教皇差不多成了一个世俗君主（即所谓的教皇国），这大概也是在西欧诸民族中，意大利民族国家最晚出现的原因。

神圣罗马帝国有些时候是皇帝利用来控制诸侯的工具，而有些时候则是教皇权力向俗界渗透的工具，这一点，从许多对立皇帝和对立教皇之间的冲突中，不难看出。

这种较量的性质，从英格兰等北欧国家的历史中，或许更容易看清，因为以不列颠的遥远，还有海峡的阻隔，教皇想凭借武力施加控制（比如像他对付威尼斯那样），几乎不可能；教会方面在较量中所凭借的，只能是对信众的影响力、对文化资源的控制、和教会自身的组织能力。

13）英国的脱离

把英国教会从罗马的独立称为新教改革，把脱离后的英国称为新教国家，其实是不准确的；尽管英国教会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教运动这一大背景，但这一改革本身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教改革。

15世纪开始的教会分裂和教权瓦解过程中，实际上存在两条主线，一条是教会内部的分裂、教众的分化和新教派的大量涌现，另一条则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和王权-教权长期较量中力量平衡的打破，英国的脱离主要是后一种。

脱离后的英国教会，虽实施了一些仪式上的改革，但那都是些枝节问题，大致上，它保留了天主教教义、信条、教会的科层化组织结构；英国国教会也没有打算容纳那些真正的新教教派，比如清教徒，后者在改革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在英国仍是受压制甚至遭迫害的，所以才会有很多清教徒去美国建立新家园，至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那是更晚的事情。

所以，驱动改革的力量，不是信仰上的分歧，也不是组织上的变化，而是政治性的权力较量，这一较量从亨利二世开始，一直持续到亨利八世；在脱离之前，双方大致达成了这样一种妥协：教会组织遵循双重效忠原则，作为罗马教会的分支机构，它在宗教事务上效忠于教会本身的等级结构，即修道院接受主教领导、主教接受大主教领导，大主教接受教皇领导；而在世俗事务上（主要是那些涉及封建义务的事情），主教作为一级承租人（即直接封臣）效忠于其领主（通常是国王），以其所拥有的土地承担封建义务，也就是说，在封建系统中，主教和伯爵的地位是相当的。

这一双重效忠模式，经过亨利二世开始的一系列较量之后，在大宪章时代便已确立下来，不过，这一平衡中留下了一个此后引出大量纠纷的后门：婚姻；教会坚持认为婚姻属于宗教事务，因而受教会法管辖，在这一点上他们还颇为成功，但问题是，婚姻关系严重影响封建契约关系，特别是土地继承，结果，婚姻就被教会利用作为干预世俗事务、与王权较量的关键工具。

教会在运用这一工具时的目标主要有两个：获取土地和削弱王权，而达成目标的途径则只须一个：尽可能让国王和贵族绝嗣；首先，绝后就没了继承人，从而降低了他们将土地捐赠给教会的机会成本，其次，对于国王，连续几代无争议的常规继位，通常会加强王权，而绝嗣就意味着相对弱势的女王、幼主、外来继位者、合法性可疑的远房继承人，等等，这些都会削弱王权，而教会则可乘机扩张权力，这一手法在中国历史上也很常见，宦官、外戚、太后们都玩过。

为了把这工具运用到极致，教会把禁止通婚的亲等从三代一直扩大到了七代，实际上，若严格执行这条规定，贵族和国王们在他们的整个西欧通婚圈内，根本就找不到合法通婚对象，也无法掌握检查合法性所需的足够信息；而教会的策略是，在你结婚的时候，对三代以外的血缘关系故意视而不见，等到和你发生利益冲突了，就拿这个来说事儿，只要下功夫一查，几乎个个都能查出问题来——对此种手法，我们更不会陌生了吧，呵呵。

所以，亨利八世的婚姻问题最终导致英国脱离，并非偶然。

14）威尼斯的留下

在主权-教权较量这条主线中，威尼斯是另一个很有启发的案例，威尼斯共和国直到被拿破仑消灭之时，就一直是天主教国家，但这并不是它离罗马太近因而受教皇控制的结果，恰好相反，这是它太强大太独立因而始终免于教皇控制的结果。

威尼斯虽普遍信奉天主教，也接受教会任命的主教，但却始终是个非常世俗化的国家，其独特的宪政结构中，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教会的政治影响，教士甚至被禁止担任公职，教会影响力仅仅体现在一些涉及教义信条的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十人团有时会考虑教皇的意见。

在威尼斯，宗教被很好的隔离在政治和法律之外，这一点，从其对待异端的方式上也可以看出，新教运动中，大量新教小册子都是在威尼斯出版印刷的，数量可能不亚于新教重地荷兰，许多不被罗马所接受的思想活跃人士都在威尼斯和帕多瓦（威尼斯的领地）得到庇护和赞助，当初伽利略要是老老实实呆在帕多瓦，是不会被教会审判和禁锢的。

正是威尼斯维护独立、免受教会干预的强大能力，使其不必实施宗教改革，或者脱离教会；对此，罗马当然是很恼火的，教会把教权渗透进威尼斯的努力一直就未停息，这一努力在1508年达到顶峰，教皇组织了强大的康布雷联盟进攻威尼斯，几乎灭了它，但尽管威尼斯失去了所有大陆领土，却保住了其湖上大本营。

此后在与教皇时断时续的冲突中，威尼斯屡次被施以绝罚（interdict），但几乎每次都是教皇在毫无收获的情况下让步，1608年那一次，威尼斯就差一点学英国那样脱离，结果还是以教皇让步告终，否则，威尼斯将是另一个英国。

有朋友看了前几篇后，要我推荐一些延伸阅读的资料，实在是很惭愧，其实宗教方面我并没有针对性的深入阅读，我的印象主要来自对西方历史的阅读，都是一鳞半爪，所以一边写一边还得从维基上查证细节。

8）组织奇迹

我一开始就说了，天主教会是一个组织学上的奇迹，这是特指其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经历，当然，在此之前，教会在传播上也很成功，但算不上奇迹，佛教在传播上同样成功，或许更成功。

天主教会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以非暴力的方式（而不是伊斯兰那样用刀剑），并且没有一个中央权力可依靠，却在大规模传播观念、符号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保持组织上的统一，而组织统一反过来又维护了教条、仪式和符号的统一，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一成就居然维持了一千年，而这一千年中居然没有第二个相似物出现，这就更加神奇了。

对这一奇迹我还找不到满意的解释，不过想法已经有一些了，我觉得以下两个因素可能是关键的：

a) 修道院+主教区这种巧妙的双重结构；

b) 教会对文字工具的掌握和日耳曼人的普遍文盲状态。

在分析教会组织成就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对照案例。

9）奥古斯丁和伯拉纠

希波主教奥古斯丁后来成了大圣人，但在当时并不算特别杰出能干的人物，我拿他举例，是因为他与格利高里一世形成了有意思的对比，而后者在我看来恰是上述组织奇迹的代表人物。

奥古斯丁就像马克思，能说又能写，一写还一堆一堆的，但这种人在当时并不少见，罗马虽已衰日薄西山，毕竟人文风气尚在，不像后来的黑暗时代，会写字就很牛逼了。

若不是后来罗马教会的发达，奥古斯丁早就淹没在一大堆“哲人”之中，就像19世纪的无数主义家们一样，而不会像马克思那样成为“普世主义的经典作家”了。

与奥古斯丁同时代的，有个来自不列颠的凯尔特人，是个苦行僧，叫伯拉纠（Pelagius），同样能说会写，而且喜欢辩论，口才还很好；这家伙云游到罗马，在那儿听说了奥古斯丁的许多神学说辞（大致是些关于原罪和自由意志之类的东东，具体是些啥与我们这里的主题无关，实际上我也很少关心），他认为是胡扯，就发表了不少相反的观点，也博得了不少赞同。

后来，罗马城被阿拉里克攻破时，伯拉纠逃到了迦太基，在那儿继续跟奥古斯丁作对，两人还面对面交过手，似乎伯拉纠占了上风，一时间追随者颇多；可问题是，伯拉纠是个没有任何组织地位的云游僧，而人家奥古斯丁可是主教，况且北非还是他的地盘，岂能容你捣乱？

于是，奥古斯丁就召集了一次迦太基会议，让大伙儿站队表态，结果可想而知，伯拉纠被宣布为异端；可事情没这么简单，奥古斯丁只是几大主教之一，就算是其中最牛的一个，也不会你说啥就是啥，伯拉纠在罗马的追随者就很不服，更别说他在东方的追随者了。

当时的教会还没获得后来那种组织和控制能力，开会一决议，下面就只有通报传达组织学习深入领会统一思想积极落实的份了，那时的统一是借助帝国权力来实现的，奥古斯丁也不例外，他去找皇帝告了状，皇帝下了谕旨，罗马主教只好跟着表态，于是奥古斯丁就成伟大导师了。

10）修道院和禁欲主义

教会最重要的组织基础无疑是修道院，它既是知识和人才储备，又是前线战斗基地，也是主要财政基础，它既是党支部，又是党校，还是井冈山和南泥湾；修道院很像佛教寺院，他们的共同点或许可以解释两大宗教的组织和传播力，但修道院如果仅仅像佛寺，他们很快就会松散和分化，就像佛教那样。

但教会的诸多修道院上面还笼罩着一个科层结构——主教区，主教不仅控制着辖区内各修道院，还掌管着为当地教众提供宗教服务的教堂和神职机构；正是这种双重结构，既借助了修道院的强大资源和战斗力，也保持了组织统一性，如果只有修道院，会很快分裂，就像佛教，如果只有教区科层结构，会缺乏独立资源而依附于权力，就像东正教。

和佛教僧侣团体一样，修道院的组织力量来自独身、禁欲和生活上自给自足，从进化的角度，我们很难理解为何会有苦行、独身和禁欲之类的观念和行为会流行，而实际上，它们自古以来就很盛行，古代许多教派中都提倡独身和禁欲等反本能的戒律。

我也长期为此而困惑（四年前我在《观念的进化》一文中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后来读了道金斯的《延伸的表现型》之后，才感觉有了眉目；所谓延伸表现型，（其第二种含义）是指，生物的身体或行为特性，并不全是它自己的基因组的设计结果，有时候也可能是其它基因组操纵的结果。

比如，有些蚂蚁在感染了一种病毒后，会坚持不懈的往草尖上爬，而这会大幅提高它们被食草动物吃进肚子的可能性，这正是那种病毒所希望的，因为食草动物消化道是它们繁殖传播的重要环节；还有一种昆虫，在被寄生虫感染后，肚子会鼓胀发红，变得跟附近一种浆果很像，于是吸引鸟来误食，而鸟肚子正是那寄生虫想去的地方。

所以，类似禁欲主义这种行为，即便对个体的价值是负的，也完全可能发生，只要它有助于传播导致这种行为的那些观念即可，这里，禁欲苦修行为就是包含了禁欲主义的基督教这个meme组在人类身上的延伸表现型，这样，我们不必追问禁欲对个体有何好处，而只须假定，人类群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对这一meme组是“易感的”，就像有些狗对狂犬病毒是易感的，会通过去咬其它狗而帮助病毒传播，显然，不会有人要求解释：咬其他狗对这只狗本身有啥好处？

当然，当寄生物的传播利益与寄主利益严重背离时，在寄生物利用易感群体传播自身的同时，它们其实也是在不断从寄主群体中清除易感者，最终可能再也找不到易感者了；这种事情meme组可能也经历过，比如，爱国主义把热血青年不断推到征兵站去，而战争的激烈热情仇恨光荣英雄友谊伟大又激起更多的爱国主义，最后，爱国热情易感基因的携带者们，都埋在坟墓里了，欧洲貌似就是如此。

但并不总是如此，假设某个基因的变异型，有75%的可能给个体带来20%的遗传增益，另外25%的可能（比如恰好与其他基因构成一个特定组合）是让他对禁欲主义易感，这个变异型就不会被排除出种群的基因库，这样，种群就能为禁欲主义源源不断的提供易感者了——这种解释就是所谓的副产品假说。

暂且如此假设之后，我们的问题就变成：禁欲行为对传播基督教（包括了禁欲主义本身）有啥好处？前面提到的那篇《观念的进化》中，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再整理一下：

a) 如zhangiii同学所说，性嫉妒和性竞争会破坏组织的团结；

b) 独身、禁欲、不生育，这些都是为了切断与家庭与家族的关系，僧侣团本身是个仿家庭，若保留原有家庭家族关系，会造成利益冲突；

c) 独身禁欲可以安抚其传教对象（教众）和传教合作者（国王和贵族），让他们放心：我们既不会勾搭你们的女儿和老婆，也不会盯上你们的钱包，因为这些我们都用不着。

d) 这条来自尼采，用他的话说，“我们在这方面很特别，所以你们也可以相信，我们在其他方面也很特别”，就是说，禁欲苦行甚至瑜伽式自残，是为了证明自己超越普通人而具有某些神性或超自然能力，从而提高其传教的说服力。

11）格利高里

正如保罗是基督教的真正创建者，格利高里是罗马教会的真正缔造者，从他开始，教会不再依靠皇帝，实际上，帝国在西方已不复存在，我说的奇迹，正是从他亲手开始的，如果说耶稣是马克思，保罗是罗莎·卢森堡，那格利高里就是列宁。

格利高里成就最典型的表现，是对英格兰的宗教征服，这一精心策划、组织严密的行动，证明了教廷对遥远教区的控制能力，为此后900年的教廷统治树立了模板。

对于格利高里的惊人成功，我能想出的最好的理由是，教会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观念传播和组织控制工具——文字，在罗马帝国，这本不算什么，但现在帝国亡了，社会上层被换成了一群文盲，文职机构也不复存在——封建制不需要文官系统，以前吸引年轻人读书的激励消失了，接受教育既不能让他做官，也无法帮他混进由文盲武夫组成的上层社会，于是民间教育也消失了，书籍也很少看得见了。

结果，教会成了唯一继承了阅读书写能力和教育传统的地方，僧侣要花大量时间念诵和抄写经文，主教神父为提供宗教服务也需要识字，另外，为了给穷人治病（施舍和治病始终是主要的传教手段），他们还抄写许多古代医药著作，为了统一复活节等宗教节日的计算方法，他们也掌握不少天文和数学知识。

在修道院开始接纳非终身的修士之后，许多贵族都把孩子送去上学，实际上，早期的大学原本就是修道院，doctor这个词早先就是教书先生的意思。

格利高里是个非常老练的外交家，善于在各大权力之间周旋，而他的主要手段是写信，在任教皇的13年里，仅保留下来有据可查的，就有850封信，平均每5.5天一封。

派往英格兰的格利高里使团的经历，很好的展示了文字通信工具在组织控制中的关键作用，使团出发之前，格利高里就给沿路各法兰克君主和主教写了信，请求他们支持配合，他试图让他们相信，将主教区延伸到盎格鲁萨克逊人统治的英格兰，有助于加强法兰克人对其日耳曼兄弟的宗主地位。

但第一批使团刚走到半路就停住了，因为沿路获得的有关政治局势的信息，使情况看上去不像之前预料的，于是使团领导奥古斯丁（不是希波那个）赶回罗马，汇报最新情况并请求指示，还要求更显眼的头衔和介绍信，在此后的几年内，使团和教皇之间继续密集通信，而且不断派人返回要求新指示，或者派出新使团。

很明显，这个使团不是一个放出去的脱线气球，而更像一个可以从罗马遥控的拉线木偶，而用的线就是信件，大量与其他君主和主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都掌握在格利高里自己手里，而这些关系是使团工作顺利推进的后勤保障，所以，前线使团一离开他的指示就会抓瞎，组织控制就以这种方式建立了起来。

早期的教会很松散，所谓主教不过是某个城市的基督徒社区的长老或头领，各主教间互不统属，也没什么等级结构，和集中式的人事任免机制，更没有征税权，那些都是后来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吵架是宗教的永恒主题，所以，要是照这么松散下去，分裂是迟早的事情，事实上，各社区之间和各主教之间，很快就吵得不可开交，意见纷纭，派别林立。

幸运的是，基督教及时的傍上了大款，在长期实行镇压政策之后（显然，对于这样到处砸人家神像的激烈教派，不镇压就是投降，不存在宽容和妥协的余地），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一个梦后的来了个180度转身，据说有高人在梦里建议他在盾牌上画上十字架，他让士兵照做了，结果取得一次关键胜利，于是基督教成了罗马国教。

正是因为傍上权力，才使得教会获得了财政资源、组织能力和信仰整肃能力，维持了组织和教义的统一；此后为统一信条而召开的几次宗教会议，都是由皇帝召集的，他们不想让教义分歧在臣民中引发冲突和骚乱，给政权带来麻烦。

所以，早期的几次分裂，虽然表面上是因为教义分歧，实际上是体现了罗马帝国的中央控制能力所能达到的边界，这一点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教会，其组织和凝聚力还高度依赖于其所依附的权力，而不是它本身的自我维持能力。

后来东西分裂之后，东部教会始终延续了这种对权力的依赖性，直到近代仍是如此，只有罗马教会发展了自我维持和扩张的组织能力，我说的惊人成就和超前于时代的，指的正是后者。

6）亚述教会（Assyrian Church）

其实在东西分裂之前还有两次分裂，松鼠文章没提到，一次发生在第一次以弗所会议后，分出了聂斯托里派，正式名字叫东方亚述教会；此派一度规模不小，在整个波斯文化所及之处，都有分布，唐代传到中国的部分，叫景教。

按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的说法，蒙古贵族中信仰此派者颇多，特别是妇女，也因为这一点，当时欧洲君主们老是意淫要跟蒙古人联合攻灭阿拉伯，至少指望这些基督徒兄弟能放过欧洲一马，还派了好几个使团去大汗营帐宣教；其实蒙古人对各种宗教都持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姑且听之，不会太认真，更不会因此影响其政治和军事选择，在日常实践中，还是以萨满为主。

聂斯托里派的分离，表面上是关于二性论的教义分歧，实际上是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政治对抗的结果，所以很自然，分裂后的两派各自覆盖两大帝国的控制范围；假如没有后来的阿拉伯崛起，说不定这一派现在也不比东正教小。

7）东方正统教会（Oriental Orthodoxy）

此东方正统教不是常说的那个东正教，而是更早分裂出的一派，诞生于451年的卡尔西顿会议；同样，分裂的起因，表面上教义分歧，其实是几个主教对罗马主教核心地位的不服，而最终分裂成为事实，是因为帝国中央对这些教省丧失了控制能力。

很自然，分出去的都是帝国的边缘省份：亚历山大、安条克和耶路撒冷，这些也是早期基督社区之所在，这些教区资格老、距离远，希望保持以前各主教平起平坐的状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虽然罗马主教（即后来所称教皇）的中央控制能力逐步加强，但维持教会统一仍依赖于帝国权力。

东方正统教会一直保持到现在，但其实是好多个地区教会的松散组合，之所以能不吵架散伙，是因为这些地区相距遥远、互不接壤（远至亚美尼亚、埃塞俄比亚、印度），因而不会因政治冲突而不得不分裂。

附图：教会分化史

这个时代其实还没有基督教，耶稣的使徒们都自视为犹太教徒，秉持犹太信仰，遵守犹太律法，唯一特殊之处是，他们宣称耶稣就是期盼已久的弥赛亚，犹太人的弥赛亚。

所以，当时使徒们传福音（所谓福音就是弥赛亚降临了）的对象，仅限于犹太人。

这些使徒大多是耶稣的家人、门徒或族人，其中的彼得被认为是他们的领袖，后来被罗马教会追认为首任教皇，他们传教的范围主要是罗马帝国境内的犹太人社区。

3）保罗与普世化

其实保罗才是基督教的真正创建者，他把这个教派从犹太教里拉了出来，最终完成了普世化改造：他放弃了摩西律法和传统犹太仪式，抛弃了旧约首五卷（Torah），并开始向非犹太人（Gentiles）传教，并且皈依者不必再成为犹太人——意味着他们无须遵守犹太戒律（比如食物禁忌）。

Catholic Church被翻译成天主教会，实在是很糟糕，Catholic这个希腊词的意思大致相当于universal，有些作者将Catholic Church翻译为普世教会，很贴切。

4）一神教

现在对一神教（Monotheism）信仰的理解一般是：只存在一个神，通常他是全知全能的，是创世者和造物主，是“终极因”，是第一推动，等等，不承认有其它神存在；相对于多神教和万物有灵论，这通常被认为是更高级的信仰。

确实，我也认为如此理解的一神教是更高级的，因为它不像万物有灵论那样，在每个引起困惑的地方贴上一张速效膏药，迅速阻断思考和追问；实际上，只要把唯一神解读成一个性情稳定的造物主，它和“自然”是等价的，如果你不把这个造物主想象成性情乖张多变、爱多管闲事的主，那这种信仰与科学是完全兼容的，所谓探索自然，和探索上帝的行事方式，不过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说法而已。

不过，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的所谓一神，不是这个意思，它其实是承认多神存在的，只不过别的神都不能拜，只能拜自己的那个，为啥呢？因为犹太人自己那个神（耶和华）很小气，爱吃醋，且脾气暴躁，手段狠毒，你去拜了别的神，他就要发火乃至发飙，让你死得很惨。

犹太和基督教的所谓摧毁偶像，也是摧毁其他偶像，耶和华的偶像是可以供奉的，基督徒也供奉耶稣的偶像，所以就弄出二性论和三位一体之类的信条来自圆其说，意思是耶稣兼具上帝之神性与人类之凡性，所以拜耶稣等同于拜上帝，不算犯十诫。

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从中可以体会到早期基督教扩张时的冲突之剧烈，对于非犹太传教对象，基督教传教者要告诉他们的，不是：你跟的那个其实不是你亲爹，你亲爹在这儿哪，快来吧；而是：你亲爹不好，将来也不会对你好，我们这个爹好，快来认他做爹吧，他会带你去天堂；显然，后一种说辞的攻击性要强得多，所以，早期基督徒所到之处，冲突都很剧烈，几乎是传到哪儿架就打到哪儿，传教者都需要非常狂热才行，不过，或许正因如此，基督教的传播力才特别强大，也未可知。

直到后来，诸神都被灭的差不多了，再加上经院哲学家们的理论建构，一神的意思才慢慢变成现在这样，但实际上也并不彻底，撒旦、魔鬼、死神、小精灵，都保留了他们的位置；而且，据弗雷泽在《金枝》中的研究，许多异教的神（连同许多异教的节日和风俗），都被教会重新包装成了基督教的圣徒，从而在新的信仰体系中保留了下来。

这种包装实际上是早期传教士在为了传教成功而做出的妥协，以此克服异教民众的强烈抵制；农民的信仰其实都差不多，去中国南方农村看看就知道，什么教到了农村都变成万物有灵崇拜，他们才不关心什么教义哲理，只要有神仙保佑我风调雨顺多子多福就行，基督教在欧洲农村也差不多。

（待续）

关于基督教会的称呼，在中国比较混乱。在西方，信奉上帝和耶稣的都称为基督教（基督Christ的意思是“救世主”，指上帝之子耶稣；犹太教则只信奉上帝），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形成了东正教和天主教，16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又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新教，新教中又有各种派别，互不统属，如路德宗、加尔文宗、英国国教等。

说得大致没错，不过，把基督教发展分化的生动历史，简化成一堆按树状结构排列的名词，未免显得枯燥了点，若不了解这一分化如何发生，何以发生，这些名词就显得很没有趣味，而以基督教这一现象的独特性，它是值得我们去多了解一些的。

基督教的发展和传播是人类历史上极其惊人的一项成就，从起源上看，它其实就是普世化的犹太教，然而，以犹太教的私有、封闭和排外，这是如何做到的？在我看来，这简直是个奇迹，直觉告诉我，若能把这件事弄清楚，必定可在传播学和组织学上获得重大启发。

实际上，基督教会是历史上第一个既非政府性的、亦非家族性的大型组织，它超前了时代许多年，具有类似内部控制能力的非政府组织，直到近代才在其他领域出现——比如大公司；政治学家也发现，现代的列宁式政党其实就是基督教会的模仿者。

对此问题，我尚无任何头绪，这里只打算给上述松鼠注释添加一些背景。

1）基督

基督（Christ）是个希腊词，其对应的希伯来词是弥赛亚（Messiah），原本意思是“涂过油的（anointed）”；按犹太传统说法，那些圣明的国王，都是被上帝（当然是指犹太人自己的上帝）涂了油的。

后来，犹太人中流传一个说法，说是，总有一天，大卫王的某个后人，会被上帝涂了油来统治我们所有犹太人，当然，这是苦难中人们的美好愿望；这是弥赛亚信仰的由来，但这一说法说多了，Messiah这个词的词义就收敛了，变成了“人们期待的未来圣君”的意思。

然后，耶稣的信徒们篡改了这个弥赛亚信仰，声称传说中的弥赛亚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耶稣，并且他不是仅仅来拯救犹太人的，而是拯救所有愿意跟随他的人的（所谓普世化就是这意思），于是，他们把拿撒勒的耶稣（Jesus of Nazareth）改称为耶稣基督（Jesus Christ）——其实写成Jesus The Anointed更合命名规范。

后来基督教国王们都让教会给他们涂油，当然他们不是要做大卫王后人，而是要从基督那里获得神性。

因为所拯救者不再限于犹太人，所以弥赛亚的词义进一步演变成了救世主的意思；扯远一点，许多文化中都有末世论和弥赛亚救世这一对组合信仰，弥勒佛便是个救世菩萨，而且弥勒（Maitreya）这个词看上去与Messiah简直太像了，我不得不怀疑他们有同源关系。

而且这种同源关系中，犹太传统未必是祖宗，涂油仪式在古埃及就有了，在印度更是很普遍，且不限于君主，谁想涂就可以给自己涂，包括佛教徒也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