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的宿命
辉格
2013年8月19日

在面对穆尔西当选总统后国内日益分裂对抗的局面观望犹豫了将近一年之后，埃及军方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大概也离不开美国的默许）出手接管了政权，在自由派和世俗派的支持下，随后还对兄弟会示威者实施了大胆的清场行动。

这些，尽管暂时避免了埃及全面沦陷于伊斯兰极端分子之手，但还远不足以结束对抗，稳定政局；丢失政权的兄弟会很可能加速走向激进化，将埃及乃至整个中东逐步拖入乱局。

对于埃及的前途，人们曾设想过许多可能性，然而从各方面的条件看，似乎没有一条有望通向一条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轨道；对此，有些评论将原因归结为人口与经济状况，诸如人口增长快，年轻人比例高，中产阶层薄弱，失业率也不低，等等。

这些确实可能为社会与政治动荡提供动力，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因为许多同样存在这些问题的国家并未出现动荡，甚至还成功完成了转型；比如经济状况相似的阿拉伯兄弟约旦，过去30年人口增长了150%，近两倍于埃及，在阿拉伯之春中却未受太大影响。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埃及和阿拉伯之春初发地突尼斯一样，在革命之前都曾经历了多年经济快速增长，制度上也伴随着一系列自由化改革；这暗示了，或许正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对制度变革提出了要求，但埃及的社会精英和主要政治势力未能利用这一动力完成经济与社会变化所要求的制度转型，而是选择了错误的方向。

重要的是，一些关键条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选择正确的方向；简单说，这是因为埃及是个大国，而且不幸还是个代表了一度强盛的伊斯兰文化的大国；在二战以来的阿以关系——从几次战争到戴维营协议——中，埃及始终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坚力量和首席代言人，是战争中的主要交战方和谈判的主要对手，达成和平之后，也是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最大受援国；同时，爱资哈尔大学也是伊斯兰世界最主要的神学中心。

现代化进程中，凡是代表了一种孕育了法治传统的英美文化以外的主要文化的大国，都会在制度转型上面临严重障碍，因为其精英总是会倾向于将接受已被证明为成功之道的宪政与法治视为文化上的投降和屈辱，因而竭力加以抵制，这些精英接触现代社会越深入，受现代教育和文化熏陶越多，其所代表的文化越古老、一度越强盛，这一文化障碍就越难以逾越。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小国的转型总是比大国顺利得多（当然还有其它原因），这方面的极端案例是日本，日本的绝对规模虽也不小，但边上有个比它大得多的文化核心大国，而日本历史上总是在不断的从那里引入文化和制度元素，因而其精英从来不会对这种引入有任何委屈和受辱的感觉，实际上，一旦认定模仿对象是“先进的”或“占优势的”，日本精英在文化改宗上从来都是毫不犹豫、欣然为之，几乎一夜之间便可完成。

在对制度变革的文化抵制方面，精英远比大众更强烈、更主动、更自觉，因为一方面，他们通常更富裕，因而有更多精神和文化需要，所以更介意也更难忍受他们自认的文化“屈辱”，同时，他们受过更多教育，因而更有能力领会和谈论“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等等非日常层次上的概念，更能对这些文化实体形成认知，进而产生相应的文化认同。

这一点在伊斯兰世界尤其是海湾和北非石油国家中表现更为奇特，这些国家的精英权贵，面对的是一个失败的文化、失败的制度和失败的社会，这原本可能成为他们反思、变革甚至改宗的动力，但他们个人和家族却极为富裕，足以让他们在西方人面前保持自信甚至趾高气扬，巨额家族财富甚至能让他们资助一场针对西方的恐怖运动，借此疗治他们的文化自卑症，甚至或许还挣得了一些文化自豪感。

在这样一群精英权贵的主导下，阿拉伯和伊斯兰社会恐怕很难实现好的变革，而居于其核心与代表地位埃及，则机会更加渺茫。

就任才40多天的埃及总统穆尔西，以一次大胆惊人的行动，一举剥夺了最高军事会议（SCAF）的宪法监护权，利用西奈边境事件后人们对军队表现的不满，先试探性的撤换了情报部长，接着又解除了SCAF的头号和二号将领的职务，并宣布废除了SCAF在穆尔西就任前两天所发布的对总统职权的限制规定，在随后的总统公告中，穆尔西又宣布将组织选举委员会的权限从SCAF转移到自己手里。

至此，阿拉伯之春留给埃及政治走向的最后一个悬念消失了，穆斯林兄弟会及其所代表的激进伊斯兰主义取得完胜；令人略感惊奇的是，最后的夺权行动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经过一天沉默之后，SCAF部分成员已经公开表示支持，许多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年轻一代军官普遍对军方高层的腐败、僵化和恋权心怀不满。

从兄弟会所获得的高支持率看，大批基层军官同情兄弟会的情形也是可以想象的，军方的对抗行动能否获得支持，其命令能否向下贯彻，都大有疑问；希拉里上月对埃及的访问，看来也没有带给军方在权力较量摊牌时获得国际谅解的信心，从民主党的一贯行事风格特别是阿拉伯之春中的表现看，很可能希拉里还施加了相反的压力。

接下去的问题就是兄弟会将如何施展其政治抱负了，在它掌控全部权力分支，消除了对其行事权力的最后一个约束之后，指望它会尊重个人自由和市场秩序是毫无理由的，而从它所提出的种种主张中看，最扯不上关系的，就是法治和宪政了；即将展开的过程世人恐怕不会陌生，它在俄罗斯、德国、伊朗、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已反复上演，曾经有过的、或在动荡和过渡期短暂出现的自由，将被一点点剥夺。

首当其冲的将是言论自由，然后是组织和结社，最终；当媒体与舆论被全面掌控，反对派又缺乏组织手段时，维持一个选举场面是轻而易举的，甚至像伊朗这样保留一些政党竞争的空间，也并非不可能。

实际上，就在兄弟会成功夺权的同时，扼杀自由的过程似乎已经开始，周一，私人电视台al-Faraeen老板奥卡沙和独立派报纸al-Dustour记者阿菲菲，被总检察长以诽谤穆斯林兄弟会和煽动谋杀总统的罪名起诉，并已被限制出境。

值得留意的是，这两家媒体是埃及当前少有的强烈反对伊斯兰主义的媒体，奥卡沙还参加了总统竞选，al-Dustour则在穆巴拉克时代就是著名的反对派报纸，他们代表着发动了阿拉伯之春、并在革命前期站在斗争前台的、多少接受西方现代文化、喜欢facebook和twitter的那些年轻人；讽刺的是，这个群体很可能是革命“成功”、兄弟会在大权在握之后，为巩固权力稳定局面而首先要压制的对象。

不过，外界最关心的，大概是这一变故将对地区乃至全球政治会有何影响；埃及曾是阿拉伯世界的老大，也是数次阿以战争的主力，因而也是后来的阿以和平和戴维营秩序的一大支柱，其转向自然影响深远。

最直接的变化，是兄弟会恐怕不会再配合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加沙认真执行人员隔离和武器禁运，这将强化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能力，最终导致埃以冲突，假如兄弟会在未来在面临国内危机时需要向外转移压力，或者借此向要挟美国，那就完全有可能这么做，况且它至今没有表态会遵守戴维营协议。

其次，当兄弟会最终掌握埃及的军事资源之后，它的资助将改变目前正胶着中的也门和索马里的力量对比，甚至可能将此影响延伸到非洲之角的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不同的是，兄弟会大概不会用现代军事机器、以国家间正规战争的方式发挥其对外影响，而更可能以组织延伸、资源输出和幕后控制的方式进行，正如伊朗和叙利亚在过去所做的那样。

近日，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埃及军方向又一任过渡政府移交了绝大部分行政权力；与此同时，分三轮进行的议会选举的首轮结果也已出炉，该结果所显示的政治风向是明确无疑的：伊斯兰派大获全胜，两大一小三个伊斯兰政党共赢得2/3选票，而大中小三个世俗派政党得票不足1/4。

考察其中细节更可以感知选民的伊斯兰倾向有多强烈：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萨拉菲派（Al Nour Party of Sarafi）异军突起，得票率高达24.4%，仅次于穆斯林兄弟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 of Muslim Brotherhood)），而1996年从兄弟会中分裂出去的温和派瓦萨特党（Al-Wasat Party）则只得到了4.3%；而在另一边，所谓的世俗派阵营中，其实也包括了许多伊斯兰倾向强烈的派系，只是因为与兄弟会不合，才站到了世俗阵营中，比如新瓦夫脱党（New Wafd Party），就是一个公然宣称纳粹大屠杀是犹太谎言、911是摩萨德阴谋的派系，这种世俗（secularism）绝不是土耳其式的世俗。

兄弟会在这次革命过程中展现了惊人的动员组织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技巧，低调克制、进退有据；他们现在宣称自己是温和伊斯兰主义，但这显然是策略性的，恐怕也没多少人会相信，因为真正的温和派早在96年就分裂出去了；况且，以选举所表现出的政治风向和意识形态氛围来看，即便他们果真是温和的，未来也会被迫变得激进，否则就可能在选举中被更激进的派系所替代。

对于国际社会，令人担忧的不仅是伊斯兰主义（Islamism），在埃及的世俗派阵营中，还有很多属于老派的阿拉伯社会主义（Arab socialism）者，比如新瓦夫脱党和塔噶木党（Tagammu Party），他们的理想是回到1978年戴维营协定（Camp David Accords）之前，延续1952年革命的未竟事业，也就是纳赛尔、老阿萨德和萨达姆的事业；这样，无论这两大阵营中的哪些派系最终以何种多数组合获得政权，埃及的未来政治走向，恐怕都不会是那些希望维持阿以缓和、推动中东和平、遏制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组织的人们所愿意看到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埃及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伊朗？

在决定未来走势的各支力量中，唯一尚未明确其地位的是军方，它显然是世俗的，同时也是希望维持戴维营秩序的，因而是未来遏制伊斯兰主义和反戴维营势力的唯一指望；理想的结果是，它继续拥有像土耳其军方所拥有的那种宪法守护者地位，后者曾在1960年、71年和80年三次通过政变捍卫了凯末尔主义（Kemalism），还在1997年逼迫一位伊斯兰主义倾向的总理下台退隐，此后，它仍时而发表声明警告伊斯兰倾向。

但是，我们很难指望埃及军方拥有同样的地位，进行类似的干预而不引发强烈的反弹和流血冲突；土耳其军方护宪地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是从凯末尔（Kemal Atatürk）那里长期延续下来的，土耳其社会已默认了这一地位，而根基深厚的世俗主义氛围也与军方有着相同的取向，干预和政变也不再是会引发强烈反弹的爆炸性事件，就像泰国的情况一样。

但埃及军方远远不具备这种权威性，当萨达特（Anwar Sadat）在戴维营倒向美国怀抱时，埃及统治层已经部分丧失了其作为国家缔造者的合法性资源，而本次革命中，他们再次丢失了一个领袖和偶像，也丢失了作为其动员组织基础的民族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革命的目标，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

所以，除非社会的意识形态氛围是世俗主义的，埃及不可能成为另一个土耳其；不过还有另一个可能，它能不能变成过去五年的泰国呢？即，尽管多数选民的政治立场已经与军方对立，但军方凭借一个少数派的支持，通过不断的政变和干预，来遏制他们不愿看到的那种政治倾向的过度发展？

这种模式的前景也是非常可疑的，首先，它在泰国是否已经稳定下来并且制度化了，尚待时间考验；其次，它需要军方和少数派拥有强大的资源，泰国少数派除了选票不足之外，在武力、君主支持、精英支持、城市影响力、媒体等等方面，都拥有优势，还有一个中立的外交环境，相比之下，埃及军方除了武力和经济资源外，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它甚至无力组织一个拥护自己的少数派，它唯一有望拉拢的，是老派阿拉伯社会主义者，但这么做马上会让它丧失美国支持。

埃及军方能否维持其政治地位，并对未来政治走向施加最低限度的约束，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政策；军方在埃及社会所拥有的庞大资源和强大控制力，主要得益于过去三十年来自美国的200多亿美元军事援助和300多亿经济援助，如此庞大的援助，加上订单和工程的乘数效应，不仅赋予其力量，更足以让它成为这个中等穷国的头号资源分配者，让大量人口依靠它工作、生活和做生意。

目前，这一援助仍维持在每年15亿美元的规模，这是让军方在失去传统合法性资源、领袖和政党组织基础之后，仍能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挥影响力的仅存一线希望；然而，在美国现行政策之下，这线希望很快就会破灭，眼下，迟钝无知的西方政客们正在为埃及民主浪潮而欢呼，奥巴马在白宫声明中已经把这轮浪潮列入他的功劳簿，他仍在不断向军方施压要求它尽快移交权力。

迫于内外压力，军方启动了选举，但把选举分成了三个阶段，这表明他们或许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第一阶段选举结果中展露无遗的激进伊斯兰主义倾向将警醒西方大国，促使他们及时改变政策，但从各方反应看，这一招恐怕也已来不及挽救他们的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