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里并没什么悖谬或反差，NBER的宣布只是在统计学上对商业周期所作的一次识别，并不意味着他们发现了什么迄今未被察觉的情况；他们也指出了，目前的数据显示，经济活动水平仍低于通常复苏早期所具有的水平，换句话说，并未出现复苏的迹象，这与市场气氛中所透露出的投资者的普遍观感，是一致的。

面对这一惨淡而无望的局面，眼看中期选举临近，黔驴技穷的奥巴马政府决定狗急跳墙，祭出保护主义大棒来转移公众视线；可悲的是，这种老掉牙的拙劣招数还就是屡试不爽，本周在众院通过的《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是奥巴马贯彻其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极少数未遭共和党抵制的重大法案之一；这种损人害己的政策，只能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伤害，但奥巴马团队显然已顾不得这些了，眼下是竞选士气第一。

与此同时，美联储内部也正在为是否需要加大定量宽松政策的力度而争执不下，据说新一轮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正在讨论之中；不过，就复苏何时来临这个问题而言，美联储的动向基本可以忽略，可以说，现在他无论做什么都没用。

许多人对美联储的作用仍抱有幻想，无非是受了那些陈腐的宏观经济学教条的影响，这些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经济所以持续低迷，是因为终端信贷市场利率太高，消费者和企业借不到钱或借贷成本太高，因而压制了消费和投资，而终端利率过高又是由普遍悲观情绪所导致，所以，对应的药方就是，央行注入更多的货币来压低利率。

然而，这一逻辑链条中埋伏了致命的错误，首先，悲观情绪会抬高人们的储蓄倾向，这就意味着金融市场上货币供给会增加，当然，悲观情绪同时也提高了银行的储备率，因而降低了货币乘数，两相抵消，最终结果利率水平未必是提高的，其次，实际上一级市场的利率已经低的不能再低了，银行并不缺乏流动性，只是不肯借给消费者和企业，那么，往银行口袋里塞更多的钱就能说服他们放出去了？

上述错误的根源在于这样一种认知：利率是货币的价格，所以货币供给越多，它的价格就越低；然而，更贴切的看法是：利率是克服分歧进行资源再配置的代价，这一分歧是乐观者与悲观者之间对未来看法的差异；这一认知所引出的现实含义是，社会总的分歧程度越大，利率水平就越高，更具体的，发生在分歧较大者之间的借贷，其利率高于分歧较小者之间的。

当一位企业家需要为某桩生意筹资时，如果他能找到足够多与他对此生意前景看法近似的人，他就不需要借钱，向他们发行股票好了；更有甚者，如果他找到的人更多，连股票都无须发行，直接让他们带着开展这桩生意所需的各种资源（设备、人力、材料、管理技能等等）入股好了。

将此原理运用到宏观水平上，其含义是，在繁荣期，市场洋溢着乐观气氛，即大家对未来都很乐观，利率就会很低；在萧条期，大家都很悲观，利率也会很低——甚至会低到负的，因为太多人都想储蓄又不知道该把钱往哪里放——，但这个很低是对绝大多数悲观者之间而言，对于那些在萧条期仍很乐观并保持消费和创业热情的极少数，待遇就不同了，利率变得极高。

如此推论，市场利率水平最高的阶段应在复苏早期，此时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意识到新一轮创新和投资机会的来临，他们急于要捕捉这些机会，但能被说服把钱借给他的人还不多，于是利率开始上升；然后，当这些人慢慢开始取得成就，了解到这些情况的人开始跟进，利率继续上升，直到跟进者的比例达到某个点，此时乐观者已足够多，利率再次向下。

这样就很容易看出，在复苏尚未开始之时，注入货币是无效的，因为此时作为多数的悲观者之间其实泛滥着大量的货币，只不过到不了那幸存的极少数乐观者手里；那么，能不能直接往乐观者手里直接塞钱呢？可以，但就那不是货币政策，而是财政刺激了，由政府扮演乐观的消费或投资者，或充当他们的天使向他们撒钱，直接消费或向终端投资。

问题是，财政刺激实际上等同于经济活动的大规模国有化，短期内确有可能带来繁荣的景象，但其低效率和浪费，很可能使大笔投资在周期下一阶段没有带来相应的产出，最终幻想破灭之后将是更大的震荡，而国有化对市场制度的长期深层伤害则更是众所周知，无须多言了。

货币政策真正能起作用的，是在复苏前半期利率最高的阶段注入货币，并在繁荣高涨期收紧银根来压制过度乐观情绪；然而，这也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说，商业周期的决定因素来自经济系统之外，而作为核心因素的创新，在逻辑上就是无法预知的，所以，任何人包括美联储官员，在事先都无法判断市场正走在周期的那个阶段——拥有过16位诺奖得主的NBER，不是也要延迟15个月才能确认上一次衰退的结束点吗？

正是出于类似的考虑，弗里德曼建议用一个死板的电脑程序来代替美联储的货币决策，按固定增长率增加货币供给，这恐怕是最不坏的办法了，值得人们重新加以考虑。

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经济复苏的前景却越来越渺茫，失业率依然高企，企业界投资热情低落，银行也惜贷如故，甚至对二次沉底的担忧也开始扩散；曾经做出美好许诺的奥巴马政府看来已无计可施，只好再次祭出财政刺激的法宝，但显然没有了当初7870亿计划的底气，近日提出的500亿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仅规模甚小，连民主党内都热情不高，而企业研发投入抵免税收的计划，也只是延续了此前的减税政策。

或许是感觉到形势不妙，或许是在配合奥巴马造势，伯南克近日也频频发声，申言在必要时会推出更多刺激措施；其实，美联储此前已经从刚刚启动的退出进程中缩了回来，这一动作表明他们已经确认了经济的低迷前景；问题是，继续注入流动性是否能够推动复苏呢？

7870亿计划称得上是财政刺激派的一个近乎完美的败例，尽管它的规模大得连最热情的支持者都不好意思说不够，结果却打了个水漂，其拥护者当初信誓旦旦承诺的新增就业机会压根没有出现，那条被有板有眼精心计算的失业率下降曲线更是渺无踪影，而这一年多时间里，并未发生任何重大外部事件可以为他们预言的彻底落空而开脱。

事后看来，财政刺激的效果，无非是把原本会在一两个季度后花的钱，提前花了；这一点在汽车市场表现的最清楚，补贴所带来的一个季度的热销，很快就被下一季度的低迷所抵消，在同样实施了购车补贴的中国，表现惊人相似；这种刺激的唯一后果是把一大笔钱分给了恰好近期打算买车的人，这在中国显得尤其荒谬，在这里，买得起车的可不会是穷人。

把复苏的希望放在美联储身上，恐怕同样会落空；在危机之初的恐慌阶段，美联储表现出色，吸取了大萧条的教训，动用了所有可能的手段，及时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避免了灾难性的通货紧缩；但联储不是魔术师，不可能凭空创造增长和就业，避免货币动荡是它能做到最好的事情了，所以在现阶段，它的动作已不是重点，关注经济走势的人们，不必再整天盯着伯南克了。

目光应投向市场和企业，唯有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才是复苏和增长最终依靠；企业家创新和创业活动是否在增加？老企业是否热衷于技术和业务流程的升级改造？新创企业获得的早期融资是否增加？扩张型的并购活动是否活跃？所有这些活动是否得到足够的银行支持？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是否对制度和政策环境有所担忧？对于判断复苏前景而言，这些问题才是重要的，至于财政刺激，已被证明对复苏不会有什么贡献，只有那些被它影响到饭碗的人才需要关心。

然而，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情况并不乐观；一度热闹的新能源看来是被寄予了过高期望，电动车则更像是空中楼阁，生物和制药产业不乏风声雷声，但短期内似乎还盼不到大雨点落下来，唯一还保持着前进动力的，好像只有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了，但是要指望这一部引擎来推动复苏，恐怕是靠不住的；未来几年经济持续低迷的前景，已经越来越明朗了。

18个月来的作为，已表明奥巴马团队一味信奉和倚赖财政扩张主义和干预主义，对市场和企业并不友好，从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到SEC咄咄逼人的四面出击，到旨在打压衍生品市场的严厉金融监管法案，无一不在打击企业的创新活力和投资信心；而与此同时，对赤字的无限制纵容加深了市场对未来货币稳定性的担忧，这种担忧将投资者的注意力从生产和创造性活动引向了意在规避风险的囤积性活动。

与贸易保护、财政扩张、高管制、强干预等政策相比，旨在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巴塞尔III协议，算是比较合理的改革，在学界也获得较多的共识；但它的推出时机却很不妙，尽管协议还在讨论之中，但各大银行已经开始收缩信贷，这对于眼下惜贷氛围浓厚的企业融资环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向女王道歉背后隐藏的自大
辉格
2009年8月4日

近日，英国多位知名经济学家联名致信伊丽莎白女王，为“没能预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而道歉，并称“没能预测出这次危机的时间、幅度和严重性，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误”；此事缘于去年底女王对伦敦经济学院的一次访问，当时加里卡诺教授运用图表和数字向她仔细解释了这次危机是如何发生的，女王在听完之后随口问了一句：“为何当初没人注意到？”；看来这个问题把教授噎住了，经过半年多的反思和斟酌之后，他们终于给出了一个正式而慎重的回答。

有人说，相比那些满嘴大话、事先勇当风水师事后从不认错的专家学者们，这些懂得反思、勇于认错的经济学家，表现出了其谦逊和负责任，值得赞赏。然而，透过这封道歉信所表现的个人谦逊，我却恰恰看到了经济学家这个学术团体依然如故的自大；当他们说apologise时，其暗设的前提是：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已经为经济学家预见经济危机提供了足够的知识和分析工具，如果恰当运用它，人们便应该预见到“危机的时间、幅度和严重性”，而这一次经济学家们没有预见到，只能归结于他们的能力不足或缺乏审慎；在我看来，暗示这一前提表明了经济学界普遍存在的理性自大。

事实上，至少以目前的知识水平、模型建构能力和数据采集与处理能力而言，经济学家远远不能可信的预测到经济周期的时间、走向和幅度，历史上也从未有过任何理论和模型能作出这样的预测。的确有些人“说中”了一两次危机的大致时间，但这些通常都是长期唱衰派，危机发生之后，他会翻出自己一两年前的文章说：瞧，我早说过了；但如果你留心翻出他五六年甚至十几年来的文章，你会发现他们其实一直都在唱衰，做这样的预言家很容易，一旦经济进入繁荣期就开始作盛世危言，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下一个克鲁格曼；然而真正有价值的预测必须给出其所基于的规范化理论和定量模型，说明在何种条件下，危机会在何时以何种深度和广度发生，显然，目前还不存在这样的东西。

如果说自以为有能力预见到经济周期还只是自大和狂妄，那么，意图借助这种预见来避免经济的波动和危机的发生，则是自不量力和自取其扰了；整个二十世纪，经济学家都在构思和试验各种反周期政策，结果却给经济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和伤害，他们之所以沉溺于此，屡败屡战，是因为他们总是将经济周期视为贻害无穷的洪水猛兽，却没有认识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大量创新得以涌现、产业体系实现新旧更替的必要途径，也是经济系统从简单向复杂的演化得以进行的方式；这一洞见，熊彼特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便已提出，但长期受到冷落，如果我们对比生物进化的历史，或许更容易看清其中的道理。

生物进化过程是渐变且没有远见的，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经由自然选择，物种在该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会沿着小步改进的途径，趋向并最终达到一个局部最优状态，就像一个山谷里的旅行者，如果他每一步都往高处跨，最终会到达离他最近的一个山峰，用数学语言说：他找到了他所在单调区间的最大值；一旦同一环境下的各物种都达到局部最优点，生态系统便进入了均衡态；然而，如果这是进化史的全部故事，我们今天决不可能看到如此复杂多样的生物，实际上，进化史上更重要的故事是：环境条件及其所对应的均衡，总是会被各种不可预见的事件反复打破，而均衡的打破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物种灭绝和新物种大量涌现，然后是新一轮的渐进优化，最终导致新的均衡。

渐进进化的问题是，系统会被锁入到局部最优状态中：一旦你爬上附近的山头，尽管远处的山头更高，你却过不去，因为再跨出任何一步都是“退步”，进化上，退步意味着生存能力的下降和被自然选择淘汰的命运；经济系统也是如此，在均衡点上，每个企业都被锁入在盈亏平衡点附近，向任何方向作出改变都可能导致亏损甚至破产，一些在远期能带来丰厚收益的改良和创新，受到短期财务约束而无法实施，理论上，均衡点上严苛的财务约束使得任何创新都不可能发生；那么，现实中的创新和增长是如何发生的呢？答案是泡沫。

在景气期乐观氛围和宽松信贷条件下，企业财务约束被大大放松，银行家大手大脚四处撒钱，许多原本没有机会的创新项目得以启动，大量奇思妙想天马行空的主意因得到风投支持而走出车库。这一过程制造了大量的泡沫，一旦景气翻转，其中95%都会以失败和破产告终，而资本家们也会为当初的头脑发热而懊悔不迭；然而事实上，正是他们的无知和狂热在推动着经济的长期发展（正如他们的敏锐和精明推动了趋向均衡的短期增长），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许多产业新星都诞生于上一轮或上上轮泡沫，正是这5%的幸运儿在为经济不断注入活力，打破已有的均衡，创造新的产业格局并掀起新一轮竞赛，这便是所谓的创造性毁灭。

正如算法专家用振荡法解决非单调空间的寻优问题，大自然用环境变动打破生态平衡来推动进化，经济系统的内生景气萧条周期，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动力机制；繁荣期的洪水会填满沟壑，让近处山坡上的人们跨过他们原本无法跨越的荒凉险恶之境，走向远处人迹未至的山头，正如气候变迁曾迫使我们的灵长类祖先走出他们依恋的森林，来到东非稀树草原，而冰川期裸露的大陆架，让我们的智人祖先穿越漫长的印度洋南岸，来到南亚、东亚和澳洲；第一轮互联网泡沫曾令大批ISP破产，却给第二轮繁荣中的网络公司和用户提供了近乎免费的带宽，正是从当初的废墟之中，走出了谷歌、亚马逊和阿里巴巴，他们不仅改变了整个信息产业，也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结构。

全球复苏何时来临？
辉格
2009年7月20日

在美联储最近一次例会上，委员们对宏观经济形势作出了谨慎乐观的评价，将今年的增长率预期从-1.3%至-2%上调到-1%至-1.5%，将明年的增长预期从2%至3%上调至2.1%到3.3%；他们的基本判断是，衰退即将结束，下半年美国经济将恢复增长；他们同时认为，失业率可能继续上升，并且在整个明年都保持高位，直到2011年才开始下降。与其他各方相比，美联储看来是较为乐观的，近来，国会对衰退的持续和失业率的上升表现出日益强烈的不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奥巴马经济刺激方案的效果，一些议员正在推动第二轮刺激方案，这也得到了金融界不少人的响应，巴菲特甚至将第一轮刺激比作“半片伟哥”；那么，本轮周期究竟走将如何走完它余下的路程？复苏将在何时来临？

解答这一问题不容易，但看出许多流行解法的错误却很容易。首先，把眼睛盯在政府刺激方案的实施效果上，试图从中看出周期发展趋势，这就像坐在病床前观察输液瓶里的气泡运动，试图以此评估健康状况和病情发展，一样的不得要领。在去年贝尔斯登和雷曼相继垮塌、信用全面冻结、金融市场面临崩溃的那几个季度中，政府确实起了关键作用，鲍尔森方案避免了美国银行体系的崩溃，然而这一过程在今年一季度已经结束，银行间的冻结已经解除，后来的公私合营毒债券剥离计划则是画蛇添足，既无必要也难推行，应者寥寥；周期发展到这个阶段，政府已经做不了什么，在美国这样充分市场化、又没有庞大国营体系的国家，政府对实体经济的推动能力很小；所以，观察者现在应该把眼光从政府转向产业界、企业家和银行家。

许多悲观看法都来自于对失业率的担忧，这也是不对的，在复苏过程中，就业率通常是较晚回升的指标，如果我们只盯着失业率，就会错过复苏的早期信号；过分担忧失业率是不必要的，相反，周期作为创造性毁灭过程，伴随着就业率的大幅波动，是经济体系实现新旧更替、资源配置得以重组的应有之义，也是经济周期按其自身的逻辑走完全程的必由之路，这一点放到美欧对比中就容易看清楚：在管制和劳动法相对宽松的美国，危机初露端倪之时，企业便迅速作出反应，削减产能和裁员等收缩措施很快推出，反映在最近两个季度的报表上，美国企业营收大幅减少，但利润却普遍得以维持，甚至还有上升，而劳动生产率则继续保持多年来的快速上升；相反，德国在去年下半年失业率居然还在下降，与此相伴的自然是生产率下降和大面积亏损；这一对比中，可以看出美国企业乃至整个经济体面对危机时的调整能力，也预示了它们在未来的复苏中将更有能力把握住机会并创造出新的增长。

回到最初的问题：衰退何时结束？复苏何时来临？这是两个独立的问题，按熊彼特的周期理论，每次周期的最初动力都来自一个创新浪潮，而上帝未曾保证创新浪潮是按固定节奏到来的，所以两次周期之间完全可能有一个平坦期。引发本轮周期的创新浪潮，是供应链重组和与之相伴的全球产能转移，与技术型创新不同，它是一次资源配置型创新；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管理方法和外包合约形式的演进，以及贸易自由度的提高，跨国企业获得了空前的供应链切割与整合能力，大量产能向低成本新兴地区转移，产能迁移首先带来了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浪潮，提升了对资本品和金融服务的需求，造就了周期的繁荣段；接着，当被转移的产能最终释放出来时，对旧模式的毁灭便开始了。

这是熊彼特周期的常规形式，然而这次不同的是：按以往经验，随着中国产能的全面释放，本次周期原本会在2004年前后在美国造成一次显著的衰退，可实际上却没有，为什么？根源在于中国的资产市场，像过去15年这等规模的制造业扩张，本该大幅推高中国的资产价值，尤其是土地和股票的价值，就像70年代的日本那样；但实际上，由于产权不明确和资本市场不发达等原因，中国的资产市场化进程受到了严重阻碍，土地被束缚在旧体制下无法大量进入市场，而企业上市通道也受到严控；这样，即便房地产和股票的价格已经被抬高到荒谬的程度，但价高量小，总的资产价值仍然很小；由于资产供给严重不足，工业扩张中产生的巨额利润和要素收入，找不到足够的投资对象，结果，大量富余资金以外汇储备的形式转而流向了美国资本市场，后者推动了美国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抵消了其产能外迁所带来的衰退动力；然而，如此推高的资产价格被证明是无法维持的，泡沫最终由一次金融危机来消除。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本轮周期的见底标志便是资产价格止跌，这个条件看来已经满足，所以，关注的焦点应转向第二个问题：复苏何时来临？按熊彼特理论，周期的主动变量是创新和企业家行为，因而失业率、消费价格、大宗商品价格、甚至利率，都不是恰当的观察指标，只有那些能直接反映企业家创新和投资意愿的指标，才能让你及时捕捉到复苏的早期信号：低流动性资本品投资额、新开工项目、新产品研发计划、以创新企业为对象的并购、风险投资、高薪挖墙脚等等，至少眼下，这些方面还看不到多少积极信号。

近日盛传微软和IBM将于本月实施大规模裁员，涉及人数都在一万以上。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大企业裁员的消息接踵而来，或许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之事了。但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裁员安排，会发现它们背后的动机，其实十分的不同。

最易于理解的是那些遭受危机直接冲击、业务量大幅下降而导致大量员工空闲的企业，比如海运市场的大起大落导致目前集装箱和船舶制造业几乎全面熄火，裁员是必然的；有些企业业务量虽能维持，但利润被大幅压缩，也被迫紧缩成本来维持盈利，而裁员是紧缩成本的常规手段；另一些企业，销售量和利润均能维持，但由于金融危机造成信贷条件恶化，从银行和外部投资者那里，不再能像以前那么容易的获得运营和投资所需的现金，因而必须为自己储备更多现金，他们也常常借助裁员等成本压缩手段来改善现金流。

上述几种情况是容易看出的，也是被观察者们最多提及的裁员动机，这里我想说明的，是常常被忽视的另一种情况：有些企业在业务量、利润和现金流方面均无困难，但也会大量裁员，他们的目的是利用衰退所造成的有利的劳动供需局面，来改善他们的雇员结构，简单说就是，1）抛掉他们早就想抛掉的包袱，2）腾空位置以便伺机吸纳大批优秀员工；关键在于，他们在衰退期做这两件事的代价比在繁荣期低得多，而成功的机会则大得多。

一个好企业，在确保组织结构稳定性的同时，必须维持一定的员工流动性，以便时时淘汰不胜任工作、不适合岗位或不适应企业文化的员工，吸纳更优秀、更合适的新人。管理者在寻找稳定性和流动性的平衡点时，会考虑更新雇员的成本，无论批量裁员还是个别解聘，都会产生不小的代价：岗位交接带来的学习与磨合成本，遣散费和招聘费用，工会的抵制，公共关系损害，法律义务和政策代价，其它员工的心理影响，对雇主品牌的损害，等等。因为存在这诸多成本，新来者的劳动价值必须比被替换者的高出很多，更新才是值得的。

衰退从两方面改变了成本收益算式，从而将均衡点移向了流动一侧。首先，它大幅提高了新来者和被替换者的价值落差，在裁员浪潮汹涌、失业率高涨的条件下，大批平时求之不得的优秀人才突然间变得唾手可得，且代价低廉；同时，充足的供给也降低了招聘和猎头费用；企业要想抓住这一难得机遇，必须事先腾空足够的位置，并做好结构重组和岗位调整的预案，而裁员计划是其中重点。

其次，衰退大幅降低了裁员成本：高失业率削弱了工会的谈判地位和抵制能力；衰退前景会迫使政府放松严苛的劳工法和雇佣管制，以避免大规模倒闭潮；衰退期内的规模裁员被视为理所当然，因而其公共关系损害和员工心理影响都小于平时，对雇主品牌的影响也较为温和，相反，通过事先腾空位置，当他们在合适的时机再次出手时，他们有望成为招聘会上的白马王子，甚至救世主，成为被热烈追捧的对象，这对增进他们的雇主品牌形象极为有利。

上述分析如果成立，将意味着在衰退期内几乎所有具规模的企业都有批量裁员的动机，但同时也意味着，其中许多企业在裁员之后的几个季度内将重新招聘，在宏观上，将表现为失业率首先将有一个急剧的上升，然后缓慢回落，虽然在两三年内都可能难以回到危机前的水平。雇佣制度的灵活性，是市场机制所带来的灵活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企业将利用它度过危机甚至谋得比危机前更好的地位，对此，政府不必加以干涉，让市场机制自行发挥作用，只有保持活力的企业才能带来下一轮繁荣。

上周四，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承认自己没能预见到金融危机以今天如此剧烈的程度暴发，并承认他曾给以最大信任的参与者自我约束机制没能预防危机的酝酿和暴发。格老的这一表态被许多人解读成他对自己过去所信奉的理论和所执行政策的“悔悟”，或者说他“认错了”。从类似的报道和评论中，人们似乎可以读出这样几层意思：作为金融系统的首席监管者，格老当初应该认识到却没有认识到或忽视了某些危险信号，他在若干可行的决定中选择了错误的一种，并因而未能避免危机的发展和暴发，所以格老及其所领导的美联储对危机的暴发负有责任，如果他们当初更明智和谨慎一些，危机或许可以避免，进而，如果由持另一套宏观经济理论的人来领导美联储，并执行更严格的监管政策，危机本可以避免。

是不是这样呢？格老的国会证言是否暗示了上述意思？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今年3月，格老曾在《金融时报》撰文详细说明了他对本次危机的看法，如果我们对照阅读该文与他的听证会发言稿，就会发现他的观点根本没变，两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基本一致，许多段落甚至原文照搬，因此，将他的国会证言解读为“幡然悔悟”或“终于认错”是不得要领的。格老的确承认了他做出了错误的预见和判断，也承认了他没能采取恰当措施避免危机，但他并不认为存在另一套更好的理论和模型，能让他或其他监管者做出正确预见，也不认为存在可行的措施来避免危机，换言之，格老承认他不是上帝，如果不是上帝也是错误，那他的确错了。（讽刺的是，不久之前的确有很多人将格老奉为上帝）。

是的，人不是上帝，人的理性十分有限，美联储委员个个博学多智，但他们的政策和措施也只能依赖于现有的知识系统，特别是宏观经济理论，然而经济理论总是滞后于经济实践，这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是市场先发展出了金融衍生品，才有了经济学家关于衍生品的理论，和以此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模型和监管模式，同样，是市场先经历了波动和周期，发生了危机，才有了关于周期和危机的理论，以及相应的货币政策。此次危机之后，人们自然会对先前的理论和模型做出修正，如格老所言，监管政策也须做出调整。但这些都是事后之明，事前，任何理论都无法预见在一个全新的、充斥着衍生品并持续了数十年繁荣的市场中，危机会以何种方式酝酿和蔓延。

监管政策必须调整，但如果将之理解为必须向强化监管的方向调整，则是错误的，如格老所言，随着危机深入，银行和投资者已变得极其谨慎，远比任何可能的监管政策所希望的更加谨慎，此时任何强化监管的措施都没有意义，同时，银行和投资者对于旧理论和模型的反思和怀疑将比经济学家和监管者更加激烈，无须监管者提醒便会远离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那些金融产品。因此，强化监管，对于已被危机所揭示的风险是多余的，而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风险，则是无知和无效的，只要继续容许金融创新，那么下一次以全新方式发生的危机仍将无法避免。监管当然能避免危机，但代价只能是扼杀一切创新。次贷危机绝不可能发生在朝鲜，但没人希望把美国变成另一个朝鲜。

和生物系统一样，经济系统是在连续的创新和淘汰浪潮中得以进化和发展的，进化赖以继续的前提是，未来对于创新是开放的。许多生物创新曾在短期造就了物种繁荣，随后当生态系统和环境条件改变时便不再适应而遭遇灭绝。今天，当我们赞叹自然之神奇和生物之丰富多彩时，或许已经忘了数十亿年的生物进化史上，曾经历过的无数次物种灭绝，99%以上的物种早已不复存在。同样的，当我们反思金融危机甚至痛批那些创造了衍生品的投行时，可曾记得它们创造了数十年的繁荣？假如上帝当初把那些变异生物个体视为怪物而加以清除，他可以避免生物大灭绝，但他将永远见不到脊椎动物、灵长类，当然，还有我们人类。

对于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和格老本人，这都是一个悲剧，奥地利学派在被边缘化几十年之后，危机终于让他们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然而，在对芝加哥学派和货币主义的一片指责声中，现实经济政策已全面倒向凯恩斯和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很可能成为未来十年的主导，扬眉吐气之余，奥派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相反，他们看到了奥派与芝派共同痛恨的财政扩张、福利主义、贸易保护，或许，最糟糕的，还有工会势力的复兴。

作为一个阅读者和思考者，我更喜欢奥派，然而作为观察和评论者，我赞扬更多的，是格林斯潘，原因无他，奥派从未有过让我赞扬的机会，在当代政治条件下，他们的政策建议根本没有施展的机会。实际上，这两个学派的分歧，远没有某些奥派学者在最近的批评中所宣称的那么大，抛开术语体系的差别，根本性分歧并不多；具体到货币问题，弗里德曼从未主张把货币政策用作反周期工具，相反，他明确主张让基础货币量按恒定的比例递增，格老的政策虽然与弗里德曼的建议不同，但不把货币政策当作反周期工具这一点，是一样的，奥派在这方面的指责，有攻击稻草人的嫌疑。

既然奥派和格老同样认为周期不可避免，周期甚至是发展得以进行的方式，那么，又何必为金融危机寻找一个罪魁祸首呢？现在好了，让奥巴马折腾吧，等到他下台的那一天，或许更早，人们会怀念格林斯潘的，包括奥派。）

格林斯潘继续捍卫市场原则
辉格
2008年8月18日

最近，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抨击了美国政府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措施，这是格老近来针对本次危机发表的系列评论中的最新一项，也是罕见的对当局政策的直截了当的批评。或许是格老的漫长任期已让媒体养成了习惯，人们总是试图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揣测他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反而忽视了他的评论和建议所立基的经济学理论和政治理念。在我看来，格老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坚定的自由市场信念更有价值。回顾次贷危机暴发以来格老的历次言论，可以发现一条主线，格老对自由市场经济始终充满信心，对政府过度监管总是心怀警惕。

格老反对现行“双美”救助方案，是因为该方案会让政府不必要的长期介入抵押贷款业务，他的建议是将“双美”先国有化再分拆出售。这一建议有两层含义：首先，格老反对为抵押贷款业务提供政府支持，他显然认为像“双美”这种政府资助企业（GSE）本不该存在，政府不应介入这一本应属于私人的领域，而“双美”在政府隐含担保下的大规模低价放贷恰恰是次贷危机的祸根之一，所以，格老主张将“双美”分拆出售，从而让联邦政府一劳永逸的摆脱对房贷的担保责任；其次，政府对GSEs的原有承诺既然已经做出，就该负责到底，而且这种责任应该清晰明确，如此才能维护政府信誉，格老因而建议将GSEs先行国有化。

按以往的经验，每当经济繁荣、市场景气时，我们听到的都是对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颂扬之声，可一旦经济陷入危机，对市场的质疑声浪便立刻充斥舆论。虽然经济起起伏伏并不少见，然而历史总是比现状更容易被忽视，每当衰退开始，投资者胆战心惊，对戏剧性事件职业性过敏的媒体乐意描述一个灾难性故事，专以廉价收购陷入绝境企业的残余资产为生的资本食腐者也乐于制造恐慌气氛，以便将腐尸的价格压得更低。而一片哀鸣之中最可怕的声音则来自政客，他们急不可耐的挺身而出，要去抓住那个制造灾难的坏蛋，好让自己成为救世英雄。

这种气氛之下，呼唤政府救市、抓坏蛋、加强监管的声浪是很难抗拒的，然而，格老在喧嚣中勇敢的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告诫人们，“或许我们无法轻易反对或接受房价和股价的变动，但我们能抵御政治绝望者建议遏制竞争市场的叫喊……如今的危险在于，一些饱受通胀激增之苦的政府会试图重新掌控经济事务。如果上述情况普遍出现，全球化进程可能出现倒退”。作为长期担任公职的全球经济“首席监管者”，能如此冷静的劝诫政府遏制管制冲动，尤为难能可贵。

格老之所以能如此坚定，是因为他认识到，市场泡沫和经济波动是人类行为和市场机制的本性所决定的，除非连同整个市场一起被扼杀，否则泡沫和周期不可避免。基于这一认识，格老反对将反周期作为监管者的工作目标，而将美联储的职责限制在稳定货币上，即：不要试图抹平周期，货币当局的职责仅仅是在经济动荡中保证货币购买力稳定，同时市场有足够的流动性。格老指出，“监管是人们所谓能有效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案，但它在历史上从未能够消除过危机。”相反，讽刺的是，此次危机的“绝大多数损失”恰恰“都出现在监管最严格的机构——银行”。

自由市场意味着开放，向各种可能性开放（除了暴力和欺诈），既然如此，市场便有出错的可能，市场参与者也便有间歇性集体疯狂的可能，他们应自负其责，并在此过程自我学习；他们不应期待监管者替他们排除一切风险，因为对于开放的未来，监管者和他们一样无知，他们更不应期待救世主搭救他们于水火，否则没人再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我们的经济必须接受监管，那么最好是格林斯潘式的监管。